摘要：口袋里揣着一张被揉得像咸菜干的介绍信，还有被工厂保卫科长当众撕掉一半的劳动合同。

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也更凶。

我叫陈进，二十二岁，刚从地区技校毕业一年。

口袋里揣着一张被揉得像咸菜干的介绍信，还有被工厂保卫科长当众撕掉一半的劳动合同。

“滚蛋，我们厂不要你这种偷奸耍滑的！”

科长的唾沫星子，好像现在还挂在我脸上，又冷又黏。

我没偷，也没滑。我只是在机床边上，多看了一会儿书。一本《走向未来丛书》。

在那个年代，这比上班睡觉还严重。

这意味着，你心野了。

我攥着兜里剩下的三块四毛钱，站在省城汽车总站的水泥地上，看着最后一班开往我们县城的长途车，喷出一大团黑中带蓝的尾气，慢吞吞地消失在暮色里。

车屁股上，“青年文明号”五个红字，在昏黄的路灯下，像一个巨大的嘲讽。

完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冰锥子，从我天灵盖直接扎到了脚后跟。

回不去了。

车站里的人潮，随着末班车的离去，迅速退了个干净。只剩下几个扛着蛇皮袋，满脸迷茫的民工，蹲在墙角，小声地商量着是去挤火车站，还是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熬一夜。

我连熬一夜的资格都没有。

晚八点，候车室就要清场锁门。

三块四毛钱，住最便宜的、八个人一间的大车店都不够。那里最少也要四块，还得押一张身份证。

我的身份证，压在工厂，说要等我把工作服和饭盒还回去才给。

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一根被拔掉的烂萝卜，没人要，还带着一身泥。

风从车站巨大的拱门里灌进来，刮在脸上，像无数把小刀子。我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外套领子立起来，没用，风还是往脖子里钻。

我饿了。

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啃了两个冰冷的馒头。胃里空得像个破风箱，一抽一抽地疼。

不远处，售票窗口的灯还亮着。

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烫着卷发的大姐，正在低头“哗啦啦”地数着一堆毛票。

她是三十七号窗口的售票员。

下午我去问车票的时候，她头都没抬，手指在算盘上拨得噼啪响，嘴里不耐烦地蹦出几个字：“没票了！明天请早！”

声音又脆又响，像拿石头砸冰面。

现在，那冰面一样的脸上，透着一种下班前的疲惫和松弛。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双腿像是灌了铅，每一步都挪得特别艰难。自尊心这个东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到了这种时候，就变得比钢铁还沉。

我趴在那个冰凉的铁皮窗口上，窗口开得很低，我得弯下腰。

一股劣质墨水和钞票混合的奇怪味道，扑面而来。

“同志。”

我开口，声音干得像砂纸。

她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就是看一个普通的路人甲，甚至，是看一个麻烦。

“干啥？都说了没车了。”她眉毛一挑，准备随时把我打发走。

“我……我知道。”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大姐，我……我错过车了。”

“错过就明天再走。”她把一沓整理好的毛票用橡皮筋捆好，扔进一个大铁盒里。

“我……我没钱住店。”

这句话一说出口，我感觉自己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比刚才被冷风刮得还疼。

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跟一个陌生女人说自己没钱。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

她又抬起头，这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遍。

从我乱糟糟的头发，到我冻得发紫的嘴唇，再到我那件不合身的旧外套，最后，目光落在我攥得发白的拳头上。

她的眼神里，那层冰似乎裂开了一道缝。

“你这后生，看着不像撒谎的。”她慢悠悠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

候车大厅里空空荡荡，我们的对话，好像都有了回音。

她叹了口气，把铁钱箱“哐当”一声锁上。

“家里出事了？”她问。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只是低下了头：“工作……没了。”

她沉默了。

足足有半分钟，她就那么看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我头顶上，不锐利，但有分量。

“你多大了？”

“二十二。”

“读过书？”

“技校毕业。”

她又叹了口气，这次更长。

“唉，现在的后生，不容易。”

她站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把算盘、票本、印泥一样样放进一个帆布挎包里。

我以为她要走了，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就在我准备直起身，默默离开的时候，她忽然隔着铁窗，对我说了句。

“你在这儿等着，别动。”

说完，她就拎着包和铁钱箱，转身进了里屋。

我愣在原地，像个傻子一样，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等？

等什么？

难道她要去叫保安来赶我走？

我的心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她不像坏人，一会儿又觉得，萍水相逢，谁会管你的死活。

大概过了五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她从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里出来了，换上了一件暗红色的毛衣，外面罩着一件厚厚的藏蓝色棉袄。

她走到我面前。

“走吧。”

“啊？去……去哪儿？”我彻底懵了。

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撇了撇，那是一种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的表情。

“还能去哪儿？跟我回家。总不能让你真在马路边上冻死。”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形容。

就像一个在黑暗的冰海里快要淹死的人，忽然被一只手捞了起来，那只手还很温暖。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谢谢”两个字，堵在喉咙里，又酸又胀。

“别磨蹭了，我家离这儿不近。”她已经转身朝车站外走去。

我赶紧跟上，像个被认领的小动物。

她叫李慧芳。

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时候，我只敢在心里叫她“大姐”。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八十年代末的城市街道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被下一盏路灯缩得很短。

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两辆“永久”或者“飞鸽”自行车骑过，车轱辘压过不平整的路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蜂窝煤燃烧不充分的味道，呛人，但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生活气息。

李姐走得很快，她的棉鞋踩在地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我跟在她身后，低着头，只敢看她的脚后跟。

我心里乱极了。

感激，不安，羞愧，还有一丝丝的警惕。

这个年代，骗子也不少。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拍花子”的，什么“丢包分钱”的。

可她一个女人，能骗我这个大小伙子什么呢？

我身上，连三块五毛钱都凑不齐。

想到这，我又觉得自己真是小人之心。

人家是可怜我。

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我们拐进了一条很深很黑的巷子。

巷子两边，是那种老式的苏式筒子楼，一排排黑洞洞的窗户，像怪兽的眼睛。

“小心脚下，这边路不平。”李姐在前面提醒了一句。

我“嗯”了一声，这才发现脚下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地，还有别人家倒出来的煤灰。

筒子楼的楼道里，比外面还黑。

声控灯这种高级玩意儿，这里显然是没有的。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破自行车、烂木箱、一摞摞的旧报纸，还有几颗蔫了吧唧的大白菜。

空气里，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饭菜的油烟味、厕所的骚臭味、还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这就是八十年代城市里，最底层老百姓的家。

李姐家在三楼。

她掏出钥匙开门，铁门发出“吱呀”一声刺耳的尖叫。

“小军！妈回来了！”她朝屋里喊了一声。

门一开，一股热气夹杂着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

我瞬间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屋里很小，真的很小。

一进门就是所谓的“厅”，其实也就是一条过道。过道的一边，用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五平方的小房间，另一边，就是一扇通往阳台的门。

整个家，大概也就二十来个平方。

墙壁被烟火熏得发黄，屋顶上，一根电线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发出昏暗的黄光。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从里屋跑了出来。

“妈！”他扑到李姐怀里。

“作业写完没？”李姐一边换鞋，一边摸了摸他的头。

“早写完啦！”小男孩的目光，好奇地落在我身上，“妈，他是谁啊？”

我局促地站在门口，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这是……一个叔叔。”李姐顿了一下，说，“他没赶上车，今晚在我们家住一晚。”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语气变得很自然，好像我不是一个刚捡回来的陌生人，而是一个早就约好的亲戚。

“愣着干嘛？进来啊。把门带上。”

我“哦”了一声，赶紧侧身进来，轻轻地关上了门。

门一关，外面世界的寒冷和喧嚣，就彻底被隔绝了。

这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小小空间，此刻，就是我的诺亚方舟。

“小军，去，给你陈叔叔倒杯热水。”李姐把挎包往那张唯一的木桌上一放，就开始解围裙。

原来她回家做好了饭，又赶回车站去结账的。

我这才注意到，桌上用一个竹制的菜罩，罩着几个盘子。

小男孩很听话，蹬蹬蹬地跑到墙角，那里放着一个印着大红牡丹的暖水瓶。他有点费力地拎起来，给我倒了半搪瓷缸子的水。

水汽氤氲，烫得我手心发麻。

“叔叔，喝水。”他仰着脸，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

“谢谢……谢谢你，小军。”我接过缸子，一口气喝了一大半。

热水顺着喉咙流下去，一直暖到胃里。那种感觉，就像久旱的土地，终于等来了第一场春雨。

我差点哭出来。

“你叫陈进是吧？”李姐已经进了厨房，厨房就是阳台拿砖头隔出来的一角。她一边忙活，一边跟我说话。

“是，大姐，我叫陈进。”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碗面条，卧个鸡蛋。”

“不不不，大姐，太麻烦您了！我……”

“别废话，”她打断我，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到我家了，还能让你饿着肚子？坐那儿等着。”

我不敢再说话了，乖乖地在桌子边的一张小板凳上坐下。

小军搬了个小凳子，坐在我对面，托着下巴，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冲他笑了笑。

他也冲我笑，露出一口小米牙。

厨房里，很快传来了“刺啦”一声，是油下锅的声音。

紧接着，是浓郁的葱花香味。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

我尴尬得脸都红了。

小军“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叔叔，你肚子在唱歌。”

我也笑了，是那种彻底放松下来的笑。

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端了上来。

白色的面条，绿色的葱花，上面还卧着一个煎得金黄滚边的荷包蛋。

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一碗面。

“吃吧。”李姐把一双筷子递给我。

“大姐，这……”

“快吃，不然要坨了。”她自己盛了碗米饭，夹了点桌上的剩菜，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

我拿起筷子，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塞进嘴里。

好吃。

真的好吃。

就是最普通的阳春面，甚至盐都放得有点多，有点咸。

但我吃得狼吞虎咽，眼泪混着面汤，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我不敢抬头，我怕他们看见我哭了。

一个二十二岁的男人，因为一碗面条哭，太丢人了。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李姐的声音，很轻。

小军在旁边说：“妈，陈叔叔吃得好香啊。”

李姐没说话，只是给我往碗里夹了一筷子咸菜。

吃完面，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

“大姐，我来洗碗。”我站起来，要去收拾。

“不用你，你坐着。”李姐手脚麻利地把碗筷收走，“小军，带叔叔去洗把脸。”

筒子楼的厕所和水房都是公用的，在楼道的尽头。

小军领着我过去，还很贴心地帮我提着一个塑料盆，盆里放着毛巾和一块“灯塔”牌肥皂。

水龙头一拧开，流出来的是冰冷刺骨的自来水。

我用冷水狠狠地泼了脸，感觉人清醒了很多。

镜子里，是一张年轻，但写满疲惫和颓丧的脸。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陈进，你得记住今天。

记住这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也记住这碗面的味道。

回到屋里，李姐已经把桌子擦干净了，小军正在桌上写作业。

她指了指那张用木板隔出来的小房间。

“今晚你睡这儿，这是我儿子小军的房间。让他跟我睡。”

我赶紧摆手：“不行不行，大姐，这怎么行！我打个地铺就行，不能占孩子的床。”

“让你睡就睡，哪儿那么多废话。”李姐眼睛一瞪，“我家就这么大地方，你打地铺，我们俩晚上起夜都得从你身上跨过去，像话吗？”

她又指了指房间里的一张竹躺椅。

“我晚上就睡那儿。”

我愣住了。

她要把床让给我和小军，自己睡躺椅。

“大姐……”我喉咙又哽住了。

“行了，一个大男人，别婆婆妈妈的。”她把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递给我，“被子是干净的，刚晒过。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我接过被子，很厚，很沉，带着一股阳光和肥皂混合的香味。

我抱着被子，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一句：“大姐，谢谢你。”

她摆摆手，没再看我。

“小军，别写了，赶紧洗漱睡觉！”

我进了小军的房间。

房间真的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就占满了。

墙上贴着一张《西游记》的海报，孙悟空扛着金箍棒，威风凛凛。

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开了的《小学生作文选》。

我把被子铺在床上，和衣躺下。

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我能清晰地听到外面的声音。

李姐催促小军刷牙的声音，小军撒娇的声音，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还有她铺躺椅时，竹子发出的“嘎吱”声。

灯灭了。

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外面路灯透进来的一点点微光。

我能听到李姐和小军的呼吸声，很轻，很平稳。

我睡不着。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回放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被开除时的羞辱，找工作的碰壁，错过末班车时的绝望，以及，这突如其来的，一碗面的温暖。

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

黑暗中，我听到了李姐轻轻的叹息声。

很轻，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却格外清晰。

她也睡不着吗？

她在为什么事烦心？

是为了我这个不速之客，还是为了她自己的生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份恩情，太重了。

我该怎么还？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

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外面有动静了。

是李姐起床了。她动作很轻，但地板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

我赶紧悄悄地爬起来，把被子叠好，恢复原样。

我走出房间，李姐正在阳台改造成的厨房里生炉子。

她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毛衣，蹲在地上，用火钳夹着蜂窝煤，小心翼翼地放进炉子里。

炉火“呼”地一下着了起来，映得她的脸红扑扑的。

“醒了？”她头也没回。

“嗯。大姐，我来吧。”我说着就要过去帮忙。

“不用，你不会。”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煤灰，“去洗漱吧，水房里有昨天烧的热水，在暖瓶里。”

我洗漱完回来，她已经熬好了粥，蒸了两个馒头。

“快吃，吃了好赶车。”

我们三个人，围着那张小小的方桌，安安静-静地吃着早饭。

小米粥熬得很稠，很香。

我心里盘算着，今天无论如何，得把那三块四毛钱给大姐。虽然远远不够，但是我的全部了。

吃完饭，我抢着把碗洗了。

李姐也没跟我争。

她把小军送到楼下的小学，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我的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走吧，我送你去车站。”

“大姐，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我正好也要去上班。”

我们又走在昨天那条路上。

天亮了，巷子里的景象看得更清楚了。

到处都是拉出来的晾衣绳，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像万国旗。

邻居们都起床了，端着痰盂、拎着垃圾桶，在楼道里穿梭，见面了就大声地打招呼。

一个胖胖的阿姨看见我们，嗓门特别大：“慧芳，上班去啊？这是你家亲戚？”

李姐笑了笑：“是啊，王婶。我表弟，来省城办点事。”

王婶的目光在我身上溜了一圈，点了点头：“哦，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我尴尬地笑了笑。

到了车站，人已经很多了。

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空气里充满了各种方言和汗水的味道。

李姐直接带我去了售票窗口，她跟里面的同事打了个招呼，很快就给我拿出了一张票。

“九点半的车，还有一个小时。你去候车室等着吧。”她把票递给我。

我接过票，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三块四毛钱，双手递给她。

“大姐，这是……昨天的饭钱和住宿钱。我知道不够，等我回家了，我一定想办法把钱给您寄过来。”

我的手在抖。

李姐看着我手里的钱，皱了皱眉头。

那几张毛票，被我捏得都湿了。

她没有接。

“你这是干什么？”她的声音有点冷。

“大姐，我不能白吃白住您的……”

“收回去！”她语气很严厉，“我李慧芳要是图你这几块钱，昨天就不会让你进我家门！”

我愣住了。

“我……”

“陈进，”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有手有脚，读过书，脑子也不笨。就因为丢了个工作，就这么垂头丧气的？”

我低下了头。

“你听我说，”她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我们这儿，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我见得多了。从乡下来，想到城里闯一闯。有的成了，有的栽了。栽了，怕什么？爬起来就是了。”

她顿了顿，继续说：“你现在回去了，能干什么？你们那小县城，除了那个破厂子，还有什么出路？回去继续让你爹妈养着，听街坊邻居的闲话？”

她的话，像锥子一样，一字一句，扎在我心上。

是啊，我回去能干什么？

我爸妈都是农民，辛辛苦苦供我读完技校，指望我能有个铁饭碗。

现在饭碗砸了，我灰溜溜地回去，怎么面对他们？

“那……我能干什么？”我茫然地问。

“干什么？”她笑了，“省城这么大，到处都是机会。只要你肯干，肯吃苦，还能饿死？”

她从兜里掏出十块钱，硬塞到我手里。

“拿着。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你以后挣了钱，再还我。”

“大姐，我不能要！”我拼命地想把钱推回去。

“拿着！”她的力气很大，不容我反抗，“你先去找个最便宜的大车店住下，然后去找活干。码头、工地，哪儿都要人。先干着，别挑。把肚子填饱了，再想别的。”

我拿着那张崭新的十块钱，手抖得更厉害了。

“大姐，我……”

“别我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安顿下来了，给我捎个信。要是有什么难处，就来找我。”

她从挎包里拿出纸笔，刷刷刷地写下了她家的地址，塞给我。

“行了，快去吧。车快开了。”她推了我一把。

我看着她，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姐，谢谢您。您的大恩大德，我陈进这辈子都不会忘。”

她笑了，眼圈也有点红。

“傻小子。快走吧。”

我一步三回头地走进了候车室。

隔着满是灰尘的玻璃，我看到她还站在原地，冲我挥了挥手。

我捏着那张车票，那十块钱，还有那个地址，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走了。

我把车票退了。

扣掉手续费，退回来七块五。加上李姐给的十块，还有我自己的三块四，我一共有了二十块九毛。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我全部的希望。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最偏僻的大车店。

六个人一间屋，上下铺，每天三块钱。

屋子里一股浓浓的脚臭味和汗臭味，床板硬得硌人。

但我不怕。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李姐寄了一封信。

告诉她我没走，我留下来了。

请她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不会给她丢人。

然后，我开始了在省城的闯荡。

就像李姐说的，我去了码头。

扛麻袋，一袋一百斤，从船上扛到仓库，一袋一毛钱。

第一天，我扛了五十袋。

晚上回到大车店，感觉肩膀都不是自己的了，火辣辣地疼。两条胳T腿像灌了铅，抬都抬不起来。

躺在床上，我疼得睡不着。

同屋的几个大哥，都是常年在这里干活的。一个河南大哥看我这样，递给我一根烟。

“兄弟，第一天？”

我点点头。

“扛不住吧？慢慢就习惯了。”他吐出一口烟圈，“这活儿，就是拿命换钱。”

我没抽烟，但我接了过来。

第二天，我咬着牙，又去了。

我扛了六十袋。

第三天，七十袋。

一个星期后，我一天能扛一百袋了。

一天能挣十块钱。

除去三块钱的住宿费，我还能剩下七块。

我每天就吃馒头，喝免费的开水，偶尔买一包最便宜的榨菜。

我把剩下的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

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李姐家。

我不敢空手去。我会买上一斤肉，或者几条鱼。

每次去，李姐都会骂我：“你挣几个钱不容易，买这些干什么！我这儿什么都不缺！”

骂归骂，但她还是会把肉和鱼，做成最好吃的菜。

红烧肉，炖鱼汤。

她会看着我狼吞吞地吃，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慢点吃，多吃点，看你瘦的。”

小军也很喜欢我。

我每次去，都会给他讲我在技校里学到的物理知识，给他做一些小玩具。

用易拉罐做的小车，用木头削的陀螺。

他把我当成了亲哥哥。

有时候，李姐的丈夫会回来。

他叫赵卫国，是个长途卡车司机，常年跑外面。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第一次见我，他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李姐跟他解释了我的情况。

他听完，没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一根烟，给我倒了一杯酒。

那酒很烈，呛得我直咳嗽。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条汉子。”

后来，每次他从外面回来，都会给我带点东西。

有时候是几本旧杂志，有时候是一包南方的特产。

他说：“小陈，多看看书，别把学的东西忘了。光有力气，走不远。”

我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

在码头干了三个月，我攒了五百多块钱。

我第一时间，把借李姐的十块钱还了。

李姐说什么都不要。

我把钱硬塞到小军的书包里。

“大姐，这钱你必须收下。不然，我以后没脸再来你家了。”

李姐拗不过我，只好收了。

但第二天，她就给我送来了一双崭新的“回力”球鞋。

她说：“码头地滑，穿这个，跟脚。”

我拿着那双鞋，心里热乎乎的。

我知道，光靠在码头扛麻袋，不是长久之计。

我开始留意其他的机会。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神州大地。

“下海”这个词，开始在人们口中流传。

个体户，万元户，成了最让人羡慕的人。

我每天干完活，就跑到市里的新华书店，站着看书。

看《经济日报》，看各种商业杂志。

我看到，南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得非常快。

很多在内地还是稀罕玩意儿的东西，在那边已经很普遍了。

比如，电子表，蛤蟆镜，牛仔裤，还有邓丽君的磁带。

我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

有一天，赵哥又从广州回来了。

这次，他带回来一件东西，让整个筒子楼都轰动了。

一台十四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

那天晚上，李姐家不到三十平米的小屋，挤满了人。

邻居们，大人小孩，都跑来看稀奇。

当赵哥把天线架好，屏幕上出现彩色的画面时，整个屋子都沸腾了。

“我的天，是彩色的！”

“跟电影一样！”

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惊奇和羡慕。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心里却被另外一个东西吸引了。

是赵哥脱下来，随手扔在床上的那条裤子。

深蓝色，面料很厚实，裤腿是窄的。

牛仔裤。

我走过去，忍不住摸了摸。

“这玩意儿，广州那边满大街都是。”赵哥注意到了我的动作，“叫‘的士高’裤，年轻人抢着要。我这还是托人从黑市上买的，二十块钱一条呢。”

二十块！

我一个月扛麻袋，不吃不喝，也就能买十条。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大脑。

如果，我能把这东西，从广州运到我们省城来卖呢？

晚上，等邻居们都散了，我把这个想法，跟赵哥和李姐说了。

赵哥抽着烟，眯着眼睛，听我说完。

李姐则是一脸担忧。

“小陈，这……这是投机倒把啊。被抓住了，要坐牢的。”

八十年代，政策虽然松动了，但人们的观念还没完全转变。“投机倒把”依然是个很严重的罪名。

我摇摇头：“姐，现在政策不一样了。报纸上都说了，鼓励个体经济。只要我们手续齐全，正当经营，就不是投机倒把。”

“可……可这得要本钱啊。”李姐说，“你哪儿来的钱？”

我沉默了。

是啊，本钱。

我这几个月攒的五百块，连路费和进货的零头都不够。

赵哥弹了弹烟灰，忽然开口了。

“本钱，我来想办法。”

我和李姐都愣住了。

“卫国，你……”

赵哥看着我，眼神很亮：“小陈，你这个想法，我琢磨过。这事儿，能干。”

他常年跑南闯北，见识比我们多得多。

“我有个战友，在广州那边一个服装厂当副厂长。他们厂里，积压了一批牛仔裤，就是因为裤腿的样式稍微有点过时，卖不出去。价格很便宜，五块钱一条。”

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

五块钱进，就算我只卖十五块，一条就能赚十块！

“但是，”赵哥话锋一转，“他那个厂，是国营大厂，不跟私人做生意。而且，最少要一次性提货一千条。”

一千条。

那就是五千块钱。

五千块！

在1985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五六十块钱。

五千块，相当于一个工人不吃不喝干十年。

我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又被浇了一盆冷水。

“我去哪儿弄这么多钱……”我喃喃自语。

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有那台新的彩电，还在不知疲倦地播放着节目。

忽然，李姐站了起来。

她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用手帕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走了出来。

她把手帕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一沓用皮筋捆着的，各种面额的钞票。

有大团结，有五块的，也有一块两块的。

“这里是三千块。”李姐的声音，有点抖，“是我们家这几年，全部的积蓄。本来，是准备攒着，等单位分房子的时候，用来买个大点的。”

她把钱，推到我面前。

“你……你拿去用吧。”

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

我看着那沓钱，又看看李姐，看看赵哥。

赵哥点了点头，表情很凝重。

“姐……赵哥……这……”我的声音也抖了，“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们的血汗钱，是你们的指望！我万一……万一要是赔了……”

“没有万一！”赵哥打断我，声音斩钉截铁，“我看人，不会错。小陈，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这事儿，值得赌一把！”

李姐也说：“小陈，你别怕。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心气儿，就什么都没了。姐信你。”

我看着他们俩。

灯光下，他们的脸，那么真诚，那么坚定。

我一个外人，一个萍水相逢的穷小子。

他们却愿意把整个家的未来，都押在我身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了下来。

我没有再推辞。

我站起来，对着他们，又一次，深深地鞠了一躬。

“姐，赵哥，我陈进对天发誓。这笔钱，我一定连本带利地还给你们！如果我赔了，我给你们当牛做马，一辈子！”

赵哥扶起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这三个字，让我哭得更厉害了。

还差两千块。

赵哥说，他去想办法。

他找了几个关系最好的同事、战友，东拼西凑，又凑了一千五。

还差五百。

我把我在码头挣的钱，全都拿了出来。

五千块，凑齐了。

赵哥请了假，决定亲自陪我跑一趟广州。

临走的前一晚，李姐给我们包了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

她一边包，一边嘱咐我们，出门在外，要小心，财不外露，见人要和气。

说得絮絮叨叨，跟送儿子出远门的母亲一样。

小军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

“陈叔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回来，还给我做小汽车吗？”

我摸着他的头：“叔叔很快就回来。回来给你带个更好玩的。”

那一晚，我们谁都没睡好。

第二天，天不亮，我和赵哥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火车，又慢又挤。

车厢里充满了汗味、烟味和泡面的味道。

我把那五千块钱，用布缝在一个背心内侧，贴身穿着。

就算是睡觉，我都不敢脱下来。

火车开了三天两夜，才终于到了广州。

一下车，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广州，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马路宽阔，高楼林立。

街上的人，穿着打扮，都比我们省城时髦得多。

男人穿着花衬衫，女人烫着大波浪。

空气里，都飘着一股金钱和机会的味道。

赵哥的那个战友，开着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

在酒桌上，几杯酒下肚，事情就谈妥了。

五块钱一条，一千条牛仔裤。

第二天，我们去工厂仓库提货。

打开仓库门的那一刻，我惊呆了。

堆积如山的牛仔裤，像一座蓝色的小山。

厂长说，这些裤子，就是裤腿稍微宽了一点点，不符合现在流行的“小脚裤”样式，就全成了积压品。

我拿起一条，仔细看了看。

面料，做工，都非常好。

我心里有底了。

我们把一千条裤子，打了十个大包，用火车托运了回去。

回到省城，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我和赵哥都瘦了一圈，但也黑了，精神了。

李姐在车站接我们，看到我们，眼圈都红了。

货到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卖。

我们没有门面。

赵哥想了个办法，他找关系，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

我们把三轮车，停在了市里最热闹的工人文化宫门口。

然后，把牛仔裤，一条一条地挂起来。

我还用红纸，写了一个大大的牌子：

“正宗广州‘的士高’牛仔裤，出口转内销，最后一百条，每条十五元，欲购从速！”

我把一千条，说成一百条。

这叫饥饿营销。是我从书上看来的。

刚开始，没人理我们。

人们只是路过，好奇地看两眼，然后就走了。

十五块钱一条裤子，在当时，还是太贵了。

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一上午，一条都没卖出去。

我和赵哥都有点急了。

中午，李姐送饭过来，看到这情况，也很担心。

“要不……便宜点？”

我摇摇头：“姐，不能便宜。一旦便宜了，就再也卖不上价了。”

我让赵哥先吃饭。

然后，我脱掉了自己身上的旧裤子，直接换上了一条牛仔裤。

我又从我们带来的一个破录音机里，放上了邓丽君的歌。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惊世骇俗的举动。

在公共场合放流行歌曲，还穿得这么“奇装异服”。

很快，我们就被人围了起来。

一群年轻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你看那裤子，真带劲！”

“跟电影里的一样！”

一个穿着喇叭裤，头发抹得油光锃亮的小青年，挤了进来。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又摸了摸裤子的料子。

“喂，哥们儿，这裤子，十五块？”

“对，十五块。”我挺直了腰板。

“能便宜点不？”

“不能。”

他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十五块给我。

“行，给我来一条。”

第一条，卖出去了！

我心里一阵狂喜。

“好嘞！”我麻利地给他拿了一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人带了头，后面的人就开始动心了。

“给我来一条！”

“我也要一条！”

场面开始变得火爆。

我和赵哥，一个收钱，一个拿货，忙得不可开交。

李姐也顾不上吃饭了，赶紧过来帮忙维持秩序。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带来的两百条裤子，就被抢购一空。

三轮车上，只剩下空荡荡的衣架。

我们三个人，看着那个装钱的帆布包，都傻了。

包里，是三千块钱。

全是十块，五块的零钱。

我们一天，就挣了三千块！

赵哥的手在抖。

李姐的眼泪，直接就流了下来。

我也想哭，但更多的是想笑。

我们成功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小屋里，数钱数到了半夜。

一张一张地数，一遍一遍地数。

三千块。

除去我和赵哥的路费和开销，我们净赚了两千多。

而我们，还有八百条裤子在仓库里。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成了工人文化宫门口的一道风景。

每天，我们都限量供应。

每天，都被抢购一空。

一个星期后，一千条牛仔裤，全部卖完。

我们总共赚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一万两千块！

在那个“万元户”还是神话的年代，我们一个星期，就成了一个神话。

我还清了赵哥找人借的一千五。

剩下的，我把大头，一万块，推到了李姐和赵哥面前。

“姐，赵哥，这是你们的。”

李姐看着那厚厚的一沓钱，手足无措。

“不……不行，小陈，这太多了。我们只拿回本钱三千，剩下的，都是你该得的。”

我笑了：“姐，没有你们，就没有我陈进的今天。这钱，我们三家，一家四千。”

我把钱分成三份。

“这不只是钱，这是我们事业的开始。”

赵哥看着我，眼里全是欣赏。

他拿起属于他的那份，又拿起李姐的那份。

然后，他从两份钱里，各抽出了一千块，加上他自己的一千，凑了三千，推给我。

“小陈，你那份，是六千。我们俩，一人三千。”

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事儿，是你挑的头，是你出的力。你拿大头，天经地义。你要是再推，就是看不起我赵卫国。”

我看着他们，知道再推辞，就矫情了。

我收下了钱。

六千块。

我陈进，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给我爸妈寄去了一千块钱。

我在信里说，我在省城找到了好工作，让他们别担心。

然后，我从大车店搬了出来。

李姐和赵哥，在他们家附近，帮我租了一个单间。

虽然还是很小，但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我们的生意，没有停。

我拿着剩下的钱，又跟赵哥跑了一趟广州。

这次，我们不止进了牛仔裤，还进了蛤蟆镜、电子表、的确良衬衫。

我们不再摆地摊了。

我用两千块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盘下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门面。

我给店取名叫“芳华时装店”。

芳，是李姐名字里的芳。

华，是中华的华。

开业那天，我们请了舞狮队，放了鞭炮。

李姐穿着我从广州给她买的新裙子，站在门口，笑得比花还灿烂。

小军也穿着一身小牛仔服，神气得不得了。

赵哥不跑长途了。

他成了我的合伙人，负责进货和运输。

李姐也辞掉了汽车站售票员的工作，成了我们店的经理。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好。

从一家小店，到两家，三家……

从服装，到电器，到百货……

几年后，我在省城最繁华的地段，盖起了一栋六层楼的百货大楼。

我给它取名叫“金芳华”。

金，是我的名字，陈进的进的谐音。

芳华，依然是李姐的芳华。

开业那天，我站在大楼前，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找到了李姐和赵哥。

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鬓角都添了白发。

小军也已经长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正在大学里读经济学。

我把一把钥匙，一个房产证，交到李姐手里。

“姐，赵哥，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房子。就在湖边，三室一厅，精装修。”

李姐拿着钥匙，手又抖了。

就像多年前，她把那三千块钱递给我时一样。

“小陈，你……”

我打断她：“姐，别说了。我们是一家人。”

赵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眼睛里，全是笑意。

那天晚上，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筒子楼的小屋。

屋子已经很旧了，但被李姐收拾得依然很干净。

那台十四寸的日立彩电，还在。虽然现在看来，已经小得可怜。

李姐又做了一桌子菜。

我们三个人，像很多年前一样，围着那张小方桌。

“小陈，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吗？”李姐忽然问。

“记得。”我笑着说，“一辈子都记得。”

“那时候，你瘦得跟个猴儿似的，看着就让人心疼。”

“要不是姐你那碗面，我可能就冻死在车站了。”

“傻小子，说胡话呢。”

我们都笑了。

笑着笑着，李姐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站起来，给她，也给赵哥，满满地倒上了一杯酒。

“姐，赵哥，我陈进能有今天，全靠你们。我敬你们一杯。”

我一饮而尽。

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

我知道，这个时代，给了我机会。

但如果没有那个寒冷的冬夜，没有那个错过最后一班车的晚上，没有那个叫李慧芳的售票员大姐，没有她那颗善良的心，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面……

我的人生，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光景。

是她，在那个我最绝望的时刻，为我的人生，重新开启了一扇门。

一扇通往春天的门。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