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里有个牛棚，村里人都说，那里关的不是牛，是“牛鬼蛇神”。

我叫陈春杏，生在红旗下的新中国。

但我们村，离红旗有点远，离土坷垃很近。

1971年，我十七岁。

我们村里有个牛棚，村里人都说，那里关的不是牛，是“牛鬼蛇神”。

我娘不让我往那边去，她说晦气。

“好好一个姑娘家，天天往泥地里钻，招惹那些脏东西干啥？”

我嘴上应着，脚却不听使唤。

因为牛棚里，新来了一个“右派”。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村口的大槐树下。

他被两个民兵押着，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架着一副断了半边腿的眼镜。

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

不像我们村里人的眼睛，我们村里人的眼睛，是土黄色的，是灰蒙蒙的，是被日头晒得眯成一条缝的。

他的眼睛，是黑的，像我们村后山那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村长用大喇叭喊他的名字，叫陆子胥。

“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交由我们红星大队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村里人朝着他扔泥块，吐唾沫。

他站得笔直，像一棵被雷劈了还没倒的树。

我看见他藏在身后的手，攥得死死的，指节都白了。

他被关进了牛棚，最潮湿、最臭的那个角落。

每天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

我们家分的口粮，是“三三制”。

三成白面，三成玉米面，剩下的是糠和杂七杂八的东西。

就这，我娘还宝贝似的锁在柜子里。

牛棚里的饭，我见过一次，是黑乎乎的糠团子，上面零星嵌着几颗没碾碎的谷壳，像沙子一样剌嗓子。

我看见陆子胥拿着那个糠团子，看了很久，然后一口一口，艰难地往下咽。

他咽一下，脖子上的青筋就暴起一下。

那天晚上，我做梦了。

梦见他那双黑井一样的眼睛。

第二天，我揣着一个烤红薯，又去了牛棚。

红薯是我从灶坑的余烬里扒出来的，烫得我左右手来回倒腾。

我娘要是知道了，非得打断我的腿。

这是留给我弟弟的。

我绕到牛棚后面，那儿有个破洞，能看见里面。

他正靠着墙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我学着猫叫，叫了两声。

他抬起头，那双眼睛，在昏暗里，像两点鬼火。

我把红薯从破洞里递进去。

“给你。”我小声说。

他愣住了。

他看着那个红薯，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没说话。

“快吃啊，一会凉了。”我催他。

他伸出那双全是泥和伤口的手，很慢，很慢地接了过去。

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时候，我像被电了一下，猛地缩回手。

他的手，冰凉。

他把红薯捧在手心，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热气氤氲，模糊了他镜片后的眼神。

他没吃，只是看着。

我怕被人发现，赶紧跑了。

跑出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那个姿势，捧着那个红薯。

从那天起，给他送饭，成了我最大的秘密。

有时候是一个窝窝头，有时候是半个菜团子，都是我从自己和弟弟的嘴里省下来的。

我娘总说我最近吃饭不老实，瘦了。

她一边骂，一边把碗里唯一的鸡蛋夹给我。

我不敢吃，我说我不爱吃鸡蛋，腥。

我娘气得直骂我“瘪犊子，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把鸡蛋偷偷留下来，第二天，和窝窝头一起，塞给了陆子胥。

他看见鸡蛋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他剥开蛋壳，小心翼翼地分成两半。

“你一半，我一半。”他把其中一半递给我。

我拼命摇头，“我不吃，你吃，你干活累。”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他的声音很好听，沙哑，但是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像书里说的“金石之声”。

“陈春杏。”

“春杏，”他念了一遍我的名字，“春天的杏花，好名字。”

村里人都叫我“二丫”，或者“春杏家的”，从没人说过我的名字好听。

我的脸一下子就烧起来了。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说话。

隔着牛棚的破洞，他一句，我一句。

他问我念过书吗？

我说念到小学二年级，后来闹运动，就不让念了。

他叹了口气。

“可惜了。”

然后，他开始教我认字。

没有纸，没有笔，他就用手指在地上划。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个字念‘玄’，玄妙的玄，你看它的形状，像不像一根丝线，缠绕在一起，解不开，看不透。”

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字里，还有这么多名堂。

他给我讲外面的世界。

讲上海的高楼，讲复旦的草坪，讲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书。

“你知道吗，春杏，有一种书，叫《堂吉诃德》，讲一个骑士，拿着长矛，去跟风车作战。”

我咯咯地笑，“那他不是个傻子吗？”

“是啊，”他的声音变得很轻，“很多人都说他是傻子，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清醒的英雄。”

我听不懂。

但我喜欢听他讲。

他讲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我那潭死水一样的心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牛棚的臭味，好像也淡了些。

他还会给我讲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问他，“光明是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

“光明，”他说，“就是有一天，人可以像人一样活着，可以挺直腰杆，说自己想说的话，看自己想看的书。”

我又不懂了。

我们村里人，不都挺直腰杆活着吗？

但看着他镜片后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日子久了，村里开始有风言风语。

说我一个大姑娘家，天天往牛棚跑，不三不四。

我娘听到了，那天晚上，她没骂我，也没打我。

她坐在炕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给我纳鞋底。

“春杏，”她忽然开口，“别再去了。”

我心里一咯噔。

“娘，我……”

“你爹今天去公社开会，听说的，”我娘打断我，手里的针没停，“上面风声又紧了，要搞‘清算’，跟那些‘牛鬼蛇神’沾边的人，都要被拉出来。”

她的声音很平，平得让我害怕。

“你还年轻，春杏，你还有一辈子。咱小门小户的，经不起折腾。”

我看着娘被煤油灯映得蜡黄的脸，还有她鬓角新增的白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一边是娘的眼泪，一边是陆子胥那双黑色的眼睛。

第二天，我没去牛棚。

第三天，我也没去。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帮我娘干活，喂猪，搓玉米。

我的心，像被放在油锅里煎。

到了第四天，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听着外面的雨声，想着牛棚那个破洞，雨水肯定会灌进去。

他那个角落，会不会已经泡在水里了？

他有吃的吗？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揣上两个凉透了的窝窝头，披上蓑衣，冲进了雨里。

我跑到牛棚后面，浑身都湿透了。

我朝里面喊：“陆先生！陆先生！”

没人应。

我急了，把手伸进破洞里摸索。

摸到了一具冰冷的身体。

我吓得魂飞魄散。

“陆先生！你醒醒！”

我拼命地摇他。

过了一会，他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呻吟。

“春杏……”

我哭了。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的声音气若游丝。

“我来了，我给你带了窝窝头。”我把窝窝头塞到他手里。

他没有接。

“春杏，听我说，”他抓住我的手，力气出奇地大，“别再来了，他们说得对，会连累你的。”

“我不怕！”

“你怕，”他说，“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个好姑娘，不该被我拖累。”

“我不管！”我倔强地说，“你教我认字，给我讲故事，你不是坏人！”

雨下得更大了。

他在里面，我在外面，隔着一堵冰冷的墙，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春杏，”他忽然说，“等我，如果……如果还有那么一天，我能从这里出去，我一定报答你。”

“我不要你报答。”

“不，我要报答你。”他的声音斩钉截铁，“我会带你离开这里，带你去上海，让你念书，让你看那些你说你没见过的东西。”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去上海。

念书。

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你……说真的？”

“我陆子胥，一言九鼎。”

那天之后，风声确实越来越紧。

批斗会开得更勤了。

陆子胥每次都被拉到台上，挂着牌子，弯着腰，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

我不敢再从正门送东西。

我每天半夜，等全村人都睡熟了，再偷偷溜到牛棚后面。

有时候，他被打得起不来床。

我就把食物和水，一点点喂给他。

他的身体很烫，我知道他在发烧。

我偷了我爹的半瓶烧酒，给他擦身子降温。

他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嘴里喊着一个名字。

“婉清……婉清……”

我猜，那是他妻子的名字。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有点疼。

但第二天，他清醒过来，看到我，又会露出那种温柔的、感激的笑。

“春杏，又麻烦你了。”

我觉得，这点疼，不算什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村里关于我的风言风语，渐渐变成了嘲笑。

“你看陈家那个二丫，魔怔了，天天跟个‘右派’不清不楚。”

“八成是嫁不出去了，破罐子破摔。”

我娘为这事，跟我哭了好几回。

好几个上门提亲的，一听说我跟牛棚那边有瓜葛，都吓跑了。

我二十三了，在我们村，已经是“老姑娘”了。

我不在乎。

我在等。

等陆子胥的那句话。

1978年，冬天。

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

不是开会，不是喊口号。

是放新闻。

新闻里说，要“拨乱反正”，要给很多“同志”平反。

那天，阳光特别好。

我正在院子里晒被子，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被子一下就掉在了地上。

平反？

我疯了一样跑到牛棚。

陆子胥正坐在墙角，晒着太阳。

他比几年前更老了，头发全白了，像冬天田里的霜。

“陆先生！”我喊他。

他抬起头，眯着眼睛看着我。

“你听到了吗？广播里说，要平反了！”

他的身体，猛地一震。

他扶着墙，慢慢地，慢慢地站了起来。

阳光照在他身上，他那件破棉袄，像是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看着我，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但他那双眼睛，那双我看惯了的、死寂的眼睛，突然就亮了。

比我第一次见他时，还要亮。

半个月后。

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我们村。

我们村里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高级玩意儿”。

车停在村委会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恭恭敬敬地，为陆子胥打开了车门。

陆子胥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虽然还是旧的，但很整洁。

头发也梳理过了。

他又变回了我第一次见他时，那种虽然落魄但依然有风骨的样子。

全村人都出来看。

那些曾经朝他扔泥巴、吐唾沫的人，现在都挤在旁边，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村长搓着手，一个劲地给他递烟。

“陆教授，您大人有大量，以前我们都是被蒙蔽了……”

陆子胥没接烟，也没看他。

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视。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

我看到他看见我了。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对上了。

我以为他会走过来，会对我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那句他承诺过的话。

他确实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离我越来越近。

十步，五步，三步。

然后，他停下了。

他没有看我，而是看向了我身边的我娘。

“大嫂，”他说，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些年，多亏你们一家的照顾。”

我娘吓得一哆嗦，连连摆手。

“不敢当，不敢当……”

陆子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崭新的钞票，塞到我娘手里。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然后，他转向我。

我屏住了呼吸。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感激，有……躲闪。

“春杏同志，”他说，“谢谢你。”

他叫我，“春杏同志”。

不是“春杏”。

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他顿了顿，好像还想说什么。

但最后，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转身，上了那辆黑色的轿车。

车门关上。

轿车扬起一阵尘土，开走了。

从头到尾，他没有再多看我一眼。

没有提那句“带你离开这里”。

没有提“去上海”。

没有提“让你念书”。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句“春杏同志，谢谢你”。

我站在原地，像被雷劈了。

手里还攥着早上给他准备的、依然温热的煮鸡蛋。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嗨，我还以为有多大情分呢，就几张票子打发了。”

“到底不是一路人啊。”

“陈家二丫这下可亏大了，赔了名声，啥也没捞着。”

我娘把我拉回家，关上门。

她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叹了口气。

“春杏，算了吧。他现在是大人物了，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她把那几张钱塞给我。

“这钱，你自己留着，当嫁妆。”

我看着那几张崭新的“大团结”，像是看着什么烫手的山芋。

我没要。

我开始等。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会就这么忘了。

他只是太忙了，他刚平反，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等他安顿好了，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我给他写信。

我不知道他具体在哪，我就写“上海复旦大学 陆子胥收”。

我把我这些年的思念，我的等待，我的委屈，都写在了信里。

我问他，他说的还算数吗？

我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寄。

每一封信，都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村里人都笑我傻。

“还写信呢？人家早把你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说不定人家老婆孩子早就团聚了，谁还记得你个乡下丫头。”

我不听，我不信。

我娘看不下去了，开始托人给我说亲。

对方是邻村的一个屠夫，死了老婆，带着两个孩子。

人老实，家里有几分底子，嫁过去不愁吃穿。

我死活不同意。

我跟我娘大吵了一架。

“我谁都不嫁！我就等他！”

我娘气得给了我一巴掌。

“你疯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四十岁五十岁吗？你想让全村人看我们家的笑话吗？”

我捂着脸，眼泪掉了下来。

“娘，他答应过我的……”

“他答应你？”我娘冷笑，“他那种人说的话，你也信？他们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他落难的时候，你是根救命稻草，他现在发达了，你就是他脚底的泥！他甩都来不及！”

我娘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扎在我的心上。

可我还是不信。

转眼，又是一年。

1979年的春天。

那天，我正在河边洗衣服。

村里的小孩二蛋跑过来。

“春杏姐！春杏姐！你家来客人了！坐着小轿车来的！”

我的心，狂跳起来。

是他！

一定是他！

他来接我了！

我扔下搓衣板，连手都来不及擦，就往家跑。

我跑得太快，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流了血。

我不觉得疼。

我爬起来，继续跑。

我跑到家门口，看见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推开门。

屋里坐着一个人。

不是陆子胥。

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穿着跟陆子胥走的时候，那个男人一样的中山装。

他看见我，站了起来。

“请问，是陈春杏同志吗？”

我点点头，心里充满了疑惑。

“我是陆部长的秘书，”他说，“我姓王。”

陆部长？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陆子胥。

“陆先生他……他怎么没来？”我问。

小王秘书的脸上，露出一丝公式化的笑容。

“陆部长工作很忙，这次是委托我来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

“是的。”小王秘书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个信封。

“这是组织上对你在那段特殊时期，勇于帮助陆部长的行为，给予的表彰决定。”

他把那份盖着红章的文件递给我。

我没接。

他又把那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面是三千块钱，是陆部长个人对你表示的感谢。”

三千块。

在当时，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可以盖三间大瓦房了。

我的手脚，一片冰凉。

“我不要，”我说，“我不要钱，我也不要什么表彰。”

我看着他。

“我只想问他一句话，他答应我的事，还算不算数？”

小王秘书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低下头，喝了口茶。

“陈同志，你要理解陆部长。”

“陆部长现在的位置，很重要。他的婚姻，是组织上考虑，由一位老首长的女儿介绍的，这对于他未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婚姻？

他结婚了？

“他……他不是有个妻子，叫婉清吗？”我颤抖着问。

“哦，你说陆部长的原配夫人啊，”小王秘书的语气很平淡，“她在运动初期，就因为受不了迫害，自杀了。”

我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

“所以，陈同志，你要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陆部长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是个好姑娘，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拿着这笔钱，在村里，或者去县城，做点小买卖，都够了。不要再……纠缠过去了。”

“纠缠”？

他用“纠缠”这个词。

我笑了。

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原来，我这么多年的等待，这么多年的期盼，在他眼里，只是“纠缠”。

原来，我以为的金石之盟，在他那里，只是一段需要被抹去的“历史遗 ઉલટા”。

“我明白了。”我说。

我把那份表彰决定，和那个装钱的信封，都推了回去。

“东西，你拿回去。话，也请你带到。”

“告诉陆部长，我陈春杏，当年救他，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表彰。是我瞎了眼，认错了人。”

“从今往后，我跟他，两不相欠。”

小王秘书的脸色很难看。

他站起来，“陈同志，你不要不识好歹。陆部长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仁至义尽了。”

“仁至义尽？”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回去告诉他，他的‘仁至义尽’，我陈春杏，受不起。”

小王秘书走了。

那辆黑色的轿车，又一次从我眼前开走。

我娘从里屋出来，抱着我，放声大哭。

“我的傻闺女啊……”

那天之后，我像变了个人。

我不再等了，也不再想了。

我同意了我娘安排的亲事。

嫁给了那个邻村的屠夫。

出嫁那天，我把我这些年写的，那些没有寄出去的信，还有陆子胥当年在地上教我认字时，我偷偷记下来的那些纸片，一把火，全都烧了。

火光映着我的脸，我没有流一滴眼泪。

陈春杏，死了。

活下来的，是屠夫的老婆，两个孩子的后妈。

我的丈夫，姓张，叫张大山。

他人不坏，就是粗了点。

他对我，也还算过得去。

吃饱，穿暖，不打，不骂。

但我知道，他心里，也惦记着他那个死了的前妻。

我们俩，就像搭伙过日子。

白天，我是勤劳的妻子，和善的后妈。

晚上，躺在一张炕上，两个人，背对背，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1982年。

那年秋天，县里突然下来一个工作组。

说要搞什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

我们村，我们镇，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

跟以前的运动，有点像，又不太一样。

有一天，我丈夫从镇上赶集回来，脸色煞白。

他说，镇上抓了好多人。

偷东西的，打架的，还有……男女关系不清不楚的。

“还有人因为跳舞，被抓了，说是‘流氓罪’。”

我心里，莫名地有些不安。

几天后，不安成了现实。

那天，我正在家里喂鸡。

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推开我家的院门，走了进来。

带头的，是镇上的派出所所长。

“陈春杏在家吗？”

我丈夫赶紧迎上去，“所长，这是……”

所长没理他，径直走到我面前。

“你就是陈春杏？”

我点点头。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懵了。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去了你就知道了。”

他们拿出手铐，要铐我。

我丈夫急了，拦在前面。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人！”

一个年轻的公安，一把推开他。

“老实点！妨碍公务，连你一块抓！”

我被他们带走了。

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我回头，看见我那个一向粗声大气的丈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急得直掉眼泪。

我被带到了镇上的派出所。

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一整天，没人理我，也没人给我饭吃。

到了晚上，所长进来了。

他把一份口供，摔在我面前。

“陈春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跟那个右派陆子胥，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陆子胥。

又是陆子胥。

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没关系。”我说。

“没关系？”所长冷笑，“没关系你天天半夜给他送饭？没关系你为了他，二十好几了不嫁人？没关系他平反之后，还派秘书给你送钱？”

我震惊地看着他。

这些事，他们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有人举报你，”所长说，“说你在那段时期，思想腐化，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引诱，跟阶级敌人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甚至，企图通过这种关系，捞取政治资本。”

“我没有！”我尖叫起来，“我只是可怜他！我没有想过要捞取什么！”

“可怜？”所长笑得更厉害了，“你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去可怜一个阶级敌人？陈春杏，你这个思想觉悟，很有问题啊！”

“现在，国家正在拨乱反正，肃清余毒。像你这种思想上不清不楚的人，就是‘余毒’！必须接受改造！”

我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这不是什么“有人举报”。

这是他干的。

是陆子胥干的。

他结婚了，娶了高官的女儿，成了“陆部长”。

他的人生，要光鲜亮丽，不能有任何污点。

而我，陈春杏，一个曾经在半夜给他送饭、跟他手拉手的乡下丫头，就是他最大的污点。

那个秘书来送钱，是第一次“清除”。

我拒绝了。

所以，他要用第二次，更彻底的“清除”。

把我这个“污点”，关进监狱里，“改造”掉。

这样，他就彻底干净了。

我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冷。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

我看着眼前的所长，突然笑了。

“是陆子胥让你们来的，对不对？”

所长愣了一下，随即板起脸。

“不许胡说！我们是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我反问，“依的什么法？就因为我当年给他送过几个窝窝头，就要抓我坐牢？”

“这不是窝窝头的问题！这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

“好，好一个立场问题。”我点点头，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为了一点可笑的同情心，搭上了我半辈子的名声和青春。

我以为我烧了信，嫁了人，就能把过去埋葬。

可他，却连我这个“过去”本身，都要连根拔起。

真狠啊。

陆子胥。

我被判了三年。

罪名是“流氓罪”。

在那个年代，“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我的判决书上写着：陈春杏在特殊历史时期，思想不纯，与阶级敌人长期保持暧昧关系，影响恶劣，破坏社会风气……

我拿到判决书的时候，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我只觉得，那一个个黑色的铅字，都在嘲笑我的愚蠢。

我被送到了省里的女子监狱。

剃了头，穿上了囚服。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学习，改造。

活很重，是缝纫机流水线，一天要踩十几个小时。

我的手指，很快就磨出了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茧。

学习，就是念报纸，开批判会。

每个人都要上台，批判自己的过去，剖析自己的“犯罪思想”。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麻木的脸。

管教让我交代我的“流氓思想”。

我该怎么交代？

我说我当年只是觉得他可怜，像一头快饿死的牛？

我说我当年是被他嘴里的“诗和远方”给骗了？

我说我当年，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傻姑娘，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我说不出口。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管教以为我抗拒改造，罚我关禁闭。

在那个只有一扇小窗的黑屋子里，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他教我认的第一个字，“玄”。

他说，像一根丝线，缠绕在一起，解不开，看不透。

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玄”。

人心，就是最“玄”的东西。

我想起了他说的那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现在想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他用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找到了他的“光明”，他的高官厚禄，他的锦绣前程。

而我，这个曾经给他递过一丝微光的人，却被他亲手推进了更深的黑夜。

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

但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变得沉默，麻木。

我拼命地干活，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踩缝纫机上。

缝纫机咔哒咔哒的声音，能盖过我脑子里，那些翻来覆去的回忆。

我丈夫张大山，来看过我一次。

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他看着我，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春杏，我对不住你……我没本事，救不了你……”

我看着他，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暖意。

“别哭，”我对他说，“好好带孩子，等我出去。”

“我等你！”他使劲点头，“我等你！”

三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出狱那天，是1985年的秋天。

天很高，很蓝。

张大山在监狱门口等我。

他老了很多，背也有些驼了。

他看见我，咧开嘴笑了，眼泪却先流了下来。

他没说话，只是接过我手里那个小小的包袱，然后，牵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

我们回家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还是怪怪的。

同情，鄙夷，好奇，什么都有。

我不在乎了。

我只想好好过我的日子。

我对张大山，比以前好了很多。

我会给他做他爱吃的饭，会给他缝补衣服，会在他累的时候，给他捶捶背。

他受宠若惊。

有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拉着我的手说：“春杏，我知道，你心里没我……没关系，只要你人在这个家，我就知足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摇了摇头。

“大山，”我说，“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跟你好好过。”

我说的是真心话。

这个世界，给过我最深的伤害。

也给了我，最朴实的温暖。

我知道该珍惜什么。

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

我以为，我跟陆子胥，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直到二十多年后。

2008年。

我已经快六十岁了。

张大山前几年得了病，走了。

孩子们都长大了，在城里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

他们要接我去城里住，我没去。

我习惯了村里的生活。

一个人，守着这个老院子，种点菜，养几只鸡，也挺好。

有一天，村口开来一辆很豪华的奥迪。

村里的小孩跑来告诉我：“陈奶奶！有人找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又是小轿车。

我走到门口，看见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从车上下来。

他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装，拄着一根文明棍。

虽然老了，但那副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那个文质彬彬的派头，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陆子胥。

他老了。

比我想象中，还要老。

他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看着我。

眼神里，有惊讶，有愧疚，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沧桑。

“春杏……”

他叫我的名字。

时隔三十年，他又叫我“春杏”了。

我没有应。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我……我能进去坐坐吗？”他问，语气里带着一丝请求。

我侧过身，让他进了院子。

我在院子里的石桌边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凉白开。

他看着那个缺了口的粗瓷碗，手，微微有些颤抖。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他问。

我没回答。

这算什么问题？

好，还是不好？

我被你送进监狱，改造了三年，你说我过得好不好？

院子里，一片沉默。

只有几只老母鸡，在咯咯地叫着。

“春杏，”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当年的事……我对不起你。”

我看着他。

“为什么？”我问。

这是我憋在心里三十年的问题。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那碗水。

“我当时……没有办法。”

“我刚平反，根基不稳。很多人都在盯着我，等着抓我的错处。我的婚姻，是老首长安排的，是政治任务。我不能有任何……任何可能影响我前途的‘污点’。”

“所以，我就是那个‘污点’？”我问。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派秘书给你送钱，是想补偿你，让你过上好日子，然后……忘了过去。”

“可你拒绝了。”

“你越是拒绝，我心里越是害怕。我怕你有一天会去上海找我，我怕我们过去的事被人翻出来。在那种环境下，我输不起。”

“所以，你就把我送进了监狱？”我追问。

他的身体，猛地一颤。

“那不是我的本意……是……是当时‘严打’的风声很紧，我妻子的父亲，在政法口有些关系。我只是……跟他提了一句，说我下放的时候，跟一个农村姑娘，有些……说不清的牵扯，怕影响不好。”

“我没想到，他会下手那么重……”

我笑了。

笑出了眼泪。

“你没想到？”

“好一个‘你没想到’！”

“陆子胥，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真的没想到吗？”

“你把我当成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你想拆掉它。你先是想用钱把它买走，买不走，你就想找个地方把它锁起来，让它永远不能响。你敢说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他被我的话，问得哑口无言。

满脸的愧色，让他那张保养得宜的脸，显得无比苍白。

“我……”

“你不用说了。”我打断他。

“陆子胥，你知道我在监狱里，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知道‘流氓犯’这三个字，像烙印一样，在我身上烙了多久吗？”

“你知道我丈夫，为了我，在村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

我一句一句地问他。

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他只是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次来，是想……做些补偿。”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一百万。算是我……还你的。”

一百万。

我又笑了。

从三千块，到一百万。

在他眼里，我的人生，我的青春，我的尊严，是不是就是用这些数字来计算的？

我站起来。

“陆教授，”我叫他，“水喝完了，你可以走了。”

他愣住了。

“春杏，我……”

“我丈夫叫张大山，是个屠夫。他虽然没念过书，不认识什么‘玄’字，也不懂什么叫‘光明’。但他知道，做人，要讲良心。”

“他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能让我过上好日子。”

“可我觉得，我这辈子，嫁给他，是我最大的福气。”

我看着陆子胥，平静地说：

“钱，你拿回去。你的‘对不起’，我也受不起。”

“三十年前，我就跟你两不相欠了。现在，也一样。”

“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转身，进了屋，关上了门。

我没有再看他一眼。

我听见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

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然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靠在门后，身体，慢慢滑落。

窗外的阳光，照了进来，暖洋洋的。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下着大雨的午后。

那个少年，隔着一堵墙，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春杏，等我。”

那一刻，我相信了。

我把这句话，当成了我前半生唯一的信仰。

可我忘了，他当时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叫堂吉诃德的骑士，拿着长矛，去跟风车作战。

我当时笑他傻。

现在我才明白，那个傻子，其实是我。

来源：情浓云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