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瑾，以前在中学教过几天书，因为我爹那点不清不楚的“历史问题”，被撸了下来，在街道工厂糊纸盒。

一九七六年，唐山震了，整个京津都跟着晃。

天是灰的，人心也是灰的。

那年头，什么都缺，最缺的是粮食。

肚子里的那点油水，跟清汤寡水没两样，风一吹，人都能飘起来。

我家住在筒子楼里，一家三口，挤在个鸽子笼大小的屋里。

我叫陈瑾，以前在中学教过几天书，因为我爹那点不清不楚的“历史问题”，被撸了下来，在街道工厂糊纸盒。

我老婆叫阿兰，纺织厂的女工，手上全是磨出来的茧子。

儿子小明，七岁，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

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藏在床底下那半袋子棒子面。

那不是粮票换的，是我拿我爹留下的一对儿核桃，跟黑市一个郊区农民换的。

救命粮。

真真正正的救命粮。

那天晚上，风跟刀子似的，刮得窗户纸呜呜响。

阿兰把最后一点菜叶子扔进锅里，煮成一锅几乎能照见人影的清汤。

小明端着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底，稀溜溜喝完，咂咂嘴，说：“爸，我饿。”

我心口像被谁拿锥子扎了一下。

阿兰赶紧把他搂过去，小声哄：“明天，明天妈给你蒸窝头。”

她看我一眼，眼神里全是忧愁。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床底下那半袋棒-子面，省着吃，也就够我们一家三口撑到月底发粮本。

要是现在动了，后面就得喝西北风。

就在这时候，门被敲响了。

笃，笃，笃。

声音不大，透着一股子小心翼翼。

我和阿兰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警惕。

这年头，晚上串门的，不是借东西，就是有事求你。

多半是借粮。

我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住我对门的王建军。

他比我小几岁，三十出头，在机修厂当工人，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

此刻，他那张平时总带着点憨厚笑意的脸，皱得跟苦瓜似的。

“陈哥。”他搓着手，哈出一团白气。

“建军啊，这么晚了，有事？”我把他让进屋。

屋里那点热乎气，让他冻得通红的脸稍微缓了缓。

他目光下意识地就往我们家饭桌上瞟。

桌上只有三个空碗，刷得比脸都干净。

他喉结上下滚了滚，眼神黯淡下去。

“陈哥，嫂子。”他声音嘶哑，带着哭腔，“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阿兰给他倒了碗热水，没说话。

“我家里，一粒米都没了。”

王建军说着，眼圈就红了。

“我媳妇儿身子弱，小丫头才四岁，饿得直哭。我……我这一下午，把所有亲戚朋友都跑遍了，真借不到了。”

他“噗通”一声，就要往下跪。

我赶紧一把扶住他，“建军，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他一个大男人，眼泪就这么下来了。

“陈哥，我知道您也难。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是文化人，心善。您救救我们一家吧！就借我十斤，不，五斤！五斤棒子面就行！等下个月发了粮，我拿十五斤还你！不，二十斤！”

他的声音在窄小的房间里回荡，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我沉默了。

我扭头看了一眼阿兰。

阿兰的脸绷得紧紧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冲我轻轻摇了摇头。

她的意思我懂。

这不是心善不善的问题。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命。

小明在里屋睡着了，大概是饿的，睡梦里还砸吧着嘴。

我听着那声音，心里更乱了。

王建军还在那儿哀求，说他媳妇儿要是再饿下去，恐怕就挺不住了。

他说他闺女哭得嗓子都哑了。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邻居，一边是自己同样揭不开锅的家。

我爹活着的时候总跟我说，人活一辈子，得讲个“义”字。远亲不如近邻，能拉一把的时候，就得伸手。

可现在这世道，“义”字多少钱一斤？能换几个窝头？

王建軍还在说：“陈哥，这恩情我王建军记一辈子！以后您家有任何事，我王建军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人！”

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我看着他那张 desperate 的脸，想起了我爹。

要是他还活着，他会怎么做？

他肯定会骂我：陈瑾，你读的那些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见死不救，算什么读书人！

我心里那杆秤，最终还是倾斜了。

我咬了咬牙。

“阿兰，”我对妻子说，“去，给建军称十斤面。”

阿兰猛地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震惊和不解。

“陈瑾！”她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愤怒，“你疯了！那是咱们小明的命！”

“先救别人的命吧。”我疲惫地说，“我们再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去喝西北風吗？”阿-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王建军愣住了，随即脸上爆发出巨大的狂喜。

他对着我，又要跪。

“陈哥！您就是我亲哥！再生父母啊！”

我没理他，只是看着阿兰。

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听我的，阿兰。我们不能看着邻居饿死在门口。”

阿兰死死咬着嘴唇，最终，还是没拗过我。

她转身进了里屋，我听见床板“嘎吱”一声响。

过了一会儿，她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出来，眼圈红红的，没看王建军，直接塞到他怀里。

那袋子不小，分量沉甸甸的。

王建军抱着那袋棒子面，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他激动得语无伦次，一个劲儿地说着感谢的话。

“陈哥，嫂子，大恩不言谢！我王建军给您二位磕头了！”

说着，他真就跪下了，邦邦邦磕了三个响头。

地板都被他磕得震动。

我拉他起来，心里五味杂陳。

“快回去吧，弟妹和孩子还等着呢。”

王建军抹着眼泪，千恩万谢地走了。

门关上的一瞬间，屋里陷入死一样的寂静。

阿兰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

“对不起。”我说。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阿兰的声音从臂弯里闷闷地传来，“你对不起的是小明。”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听着窗外的风声，摸着自己空空的肚子，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到底做对了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果然难熬。

家里的存粮少了一大半，每一顿饭都得算计到极致。

稀粥变得更稀了，清得能养鱼。

小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两眼发绿，晚上睡觉都哼哼唧唧。

阿兰看着儿子瘦下去的小脸，背地里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

她没再埋怨我，只是沉默着，把自己的那份口粮省下来，偷偷拨到小明的碗里。

我心里愧疚得像刀割一样。

为了填肚子，我去街道上捡过菜叶，去郊区挖过野菜。

有一次，还因为跟人抢一个烂地瓜，被人打破了头。

回到家，阿⚫兰一边给我上药，一边掉眼淚。

“陈瑾，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啊？”

我没法回答。

那段时间，王建军一家倒是缓过来了。

偶尔在楼道里碰到，他总是满脸堆笑，一口一个“陈哥”，叫得比亲哥还亲。

他还真送来过几次东西。

一次是两个自家腌的咸菜疙瘩，一次是半瓶酱油。

东西不多，但在这年头，也算是一份心意。

他还常跟我念叨：“陈哥，您放心，等我发了粮，双倍还您！这恩情，我王建军拿命记着！”

我嘴上说着“不用不用”，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安慰。

觉得自己的善心，总算没喂了白眼狼。

我还天真地以为，这世道再乱，人心总该是肉长的。

我错了。

错得离谱。

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后。

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街道办的刘主任，带着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敲开了我的家门。

刘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瘦削，颧骨很高，眼神像鹰一樣锐利。

她是我们这条街的“革命掌舵人”，谁家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她的眼睛。

“陈瑾，”她开门见山，声音又冷又硬，“跟我们走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刘主任，这是……有什么事吗？”我陪着笑脸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刘主任不耐煩地一挥手，“少废话，走！”

阿兰从屋里冲出来， panicked地抓住我的胳gēbo。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他犯什么事了？”

“群众举报，陈瑾有严重的思想问题，还搞投机倒把！”一个红袖章厉声喝道。

投机倒把？

我脑子“嗡”的一下。

我糊纸盒一个月才挣几个钱？我拿什么去投机倒把？

“这肯定是搞错了！”阿兰急得快哭了。

“有没有搞错，不是你说了算！”刘主任冷笑一声，“带走！”

两个年轻人一边一个，架住我的胳膊，就像押犯人一样。

我被他们推搡着下了楼。

楼道里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一个个伸着脖子，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我看到了王建军。

他也站在人群里。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我 instinctively地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支持或者担忧。

但他飞快地避开了我的视线，低下头，假装去看自己的鞋尖。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我被带到了街道的大礼堂。

礼堂里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都是街坊四邻。

主席台上拉着一条横幅，上面用黑墨水写着几个杀气腾腾的大字：坚决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我被推到台前，站在正中央。

几十上百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

我腿肚子有点发软。

刘主任走到台前的话筒边，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这个批斗大会，就是要挖出我们身边的！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老老实实，背地里却干着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勾当！”

她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尖利刺耳。

“有的人，仗着自己读过几天书，就瞧不起劳动人民，思想上还残留着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今天，我们就要让群众的眼睛亮起来，让这些牛鬼蛇神无处遁形！”

她每说一句，下面就跟着响起一片“打倒”、“揪出”的口号声。

气氛越来越紧张，压得我喘不过气。

“现在，就有请我们勇敢的革命群众，王建军同志，上台揭发检举！”

刘主任话音刚落。

我看见，王建dūn从人群中站了起来。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stride地走上了主席台。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沉到了冰窖里。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看着这个一个月前还跪在我面前，喊我“再生父母”的男人。

他站到了话筒前，目光扫过台下，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那眼神，冰冷、陌生，还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得意和决绝。

“同志们！”

王建军开口了，声音洪亮，充满了“正义”的激情。

“我，王建军，一个普通的工人，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揭发我對门那个邻居——陈瑾的丑恶嘴脸！”

他用手指着我，指尖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

“这个人，思想 cực kỳ反动！”

“他平时总看那些封资修的毒草书，还跟我说什么‘仁义礼智信’，这都是孔老二那套，是想复辟！是想让咱们工人农民，重新回到被压迫被剥削的旧社会！”

台下一片哗然。

我懵了。

我说过“仁义礼智信”吗？

好像是有一次，他来串门，看见我临摹字帖，随口聊过几句。

当时他還点头哈腰地说：“陈哥，您真有文化！”

怎么现在，就成了我“思想反动”的罪证？

王建军的声音越来越激昂。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他搞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来了。

终于来了。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就在上个月！我亲眼所见！他家里藏着大量的粮食！”

王建军的声音充满了 righteous indignation。

“我们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他陈瑾家里却有吃不完的棒子面！这些粮食是哪儿来的？绝对不是正道来的！是私下里跟黑市倒腾的！是投机倒把搞来的！”

“他看我家里断了粮，就假惺惺地‘借’给我十斤粮食。同志们，这不是简单的借粮啊！这是糖衣炮탄！是用小恩小惠来腐蚀我们革命群众的意志！是想拉我下水！”

“他想干什么？他就是想告诉我，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行，还得靠他们这些搞歪门邪道的！这是在挖我们社会主义的墙角啊！”

“幸亏我王建un阶级立场坚定，及时识破了他的阴谋！我今天就要当着大家的面，跟他划清界限！跟他这种隐藏的阶级敌人，斗争到底！”

他振臂高呼：“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陈瑾！”

台下的人群像是被点燃的干柴。

“打倒陈瑾！”

“打倒阶级敌人！”

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震得整个礼堂嗡嗡作响。

我站在台中央，浑身冰冷，血液都像是凝固了。

我看着台上那个慷慨激昂、满脸正气的王建军。

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因为嘶吼而凸起的青筋。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只记得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跪在我家地上，磕头如搗蒜。

我只记得他抱着那袋棒子面，痛哭流涕地说：“陈哥，这恩情我记一辈子！”

一辈子？

这才一个月啊。

原来，他的一辈子，只有一个月这么长。

原来，十斤救命的棒子面，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一顶“阶级敌人”的帽子，和一场要把我彻底踩死的批斗会。

我感觉不到愤怒。

也感觉不到悲傷。

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荒谬和寒冷。

我看着王建军，忽然很想笑。

我真的笑了出来。

我的笑声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显得那么微弱，那么不合时宜。

刘主任大概是觉得我的笑声刺耳，她厉声喝道：“陈瑾！你还笑？你这是对革命群众的挑衅！你认不认罪？”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王建軍。

我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只问一句。”

我的声音不大，但那一瞬间，周围好像安静了一点。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盯着王建军的眼睛。

“王建军，那天晚上，你女儿饿得直哭，是不是真的？”

王建军的臉色瞬间变了一下。

他的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你……你休想狡辩！转移话题！”他色厉内荏地喊道。

“我没狡辩。”我平静地说，“我就是想知道，你拿回去的那十斤棒子面，你女儿吃了吗？她吃飽了吗？”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精准地扎进了他心里最虚弱的那个地方。

王建军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刘主任见状，立刻出来打圆场。

“大家不要被他迷惑！阶级敌人最擅长的就是花言巧语！他这是在博取同情！”

她一挥手：“把他给我带下去！让他好好反省！”

两个红袖章立刻上来，给我戴上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

他们还在我脖子上挂了一块木牌子，沉甸甸的。

然后，他们反剪我的双手，用力把我往下按。

我的头被迫低下去，弯成一个屈辱的九十度。

我被押着，在礼堂里游街。

“打倒陈瑾！”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口号声、唾骂声，像冰雹一样砸在我身上。

我看见人群里，有平时跟我点头微笑的邻居，此刻正对我怒目而视。

有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此刻正带头喊着打倒我的口号。

还有更多陌生的面孔，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憎恨，仿佛我真的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木然地走着，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我的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最后一次落在了主席台上。

王建军站在那里，接受着刘主任赞许的目光和周围人的吹捧。

他成了英雄。

一个揭发“阶級敌人”的英雄。

而我，成了他通往“进步”的垫脚石。

那十斤棒子面，原来不是救命粮。

是“投名状”。

是他献给那个疯狂时代的投名状。

批斗会结束后，我的“罪行”就这么被定下來了。

我被勒令停职反省，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街道厕所，和给街道委员会的所有办公室打开水。

脖子上那块“投机倒把分子”的牌子，每天都要挂着。

我成了这条街的名人。

一个反面典型。

走在路上，总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孩子们会朝我扔石子，唱着编出来的顺口溜：“投机倒把陈老 right，脖子挂着大木牌，扫完厕所扫大街，活该！”

我像是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所有人都用审视和鄙夷的目光看着我。

我的人格和尊严，被彻底踩在了脚下。

回到家，阿兰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默默地帮我摘下那块屈辱的牌子，然后打来热水，给我洗脸擦身。

她的手碰到我背上被推搡出来的淤青时，我疼得咧了一下嘴。

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Let's go.

“疼吗？”她问。

我摇摇头。

“不疼。”

身体上的疼，算什么呢。

真正疼的地方，在心里。

那是一个看不见的窟窿，黑洞洞的， constantly地往里灌着冷风。

“都怪我。”我哑着嗓子说，“要是我当初听你的……”

阿兰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别说了，陈瑾。”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但更多的是坚定，“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日子总要过下去。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坎儿都能过去。”

那一刻，我抱着她，像个孩子一样， finally地哭了出来。

我的世界崩塌了，但她还在。

她是我唯一的光。

最难熬的，是小明。

他在学校里，成了“阶级敌人”的儿子。

同学孤立他，欺负他。

他书包里的课本，被人撕掉。

他的铅笔盒，被人扔进厕所。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回家都带着伤。

有一次，他脸上挂着一道长长的抓痕，衣服也被撕破了。

我问他怎么了，他咬着嘴唇不说话。

阿兰把他搂在怀里，心疼得直掉眼泪。

那天晚上，我等小明睡着了，对阿兰说：“我们搬家吧。”

“搬？我们能搬到哪儿去？”阿兰一脸茫然。

“回我乡下老家。”我说，“我爹在那儿还有个老宅子。离开这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阿兰沉默了很久。

她知道，这是我作为一个父親，能为儿子做的，最后的努力了。

“好。”她点点头，“我们走。”

离开的决定，一旦做出，就变得异常决绝。

我向工厂递交了辞呈，理由是“回乡改造”。

厂领导巴不得我这个“包袱”赶紧滚蛋，很爽快地就批了。

我们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

家里本就没什么值钱的家当，一个铺盖卷，几件换洗衣裳，一个锅，几个碗，就是全部了。

我把那些我珍藏多年的书，一本本地打包。

那些线装的古籍，那些泛黄的诗词。

它们是我精神世界的最后一块阵地。

我把它们装在一个木箱子里，用钉子封死。

我不知道带走它们是对是错。

也许，它们就是我的“原罪”。

但我想，就算是要 buried，我也要亲手把它们 buried。

在我们准备离开的前一天晚上，门又被敲响了。

我和阿兰都吓了一跳。

我透过门缝往外看，心一下子提到了嗓ozier。

門外站着的，是王建军。

他一个人。

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好像是两条鱼。

“陈哥，”他隔着门，声音压得很低，“开开门，是我，建军。”

阿兰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冲我 frantically地摇头。

我没动。

“陈哥，我知道你在家。”王建军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我……我就是来看看你。”

“我们家没什么好看的。”我冷冷地回答。

“陈哥，你听我解释。那天……那天我也是被逼的！刘主任早就盯上你了，我不站出来，他们也会逼别人站出来！我不那么说，他们就不会放过我！”

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真诚”，那么“无奈”。

“我不但保不住你，连我自己都得搭进去！我也是没办法啊！”

我听着他的“解释”，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

没办法？

你没办法，就可以把我推出去当替死鬼？

你没办法，就可以踩着我的尸骨往上爬？

“滚。”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陈哥！你开门啊！你听我说完！”他在外面拍打着门板，“我是真心把你当哥哥看的！你看，我给你弄了两条鱼来，给你和嫂子补补身子！”

鱼？

我仿佛看见那两条鱼，每一片鳞上都写着“背叛”和“无耻”。

“王建军，”我提高了声音，“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滚。”

“你要是不滚，我就去街道喊，说你这个‘革命英雄’，半夜三更骚扰‘阶级敌人’家属！”

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他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是下楼的脚步声。

我靠在门上，浑身都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愤怒。

是一种被极致的无耻所激起的，生理性的颤抖。

阿兰走过来，握住我冰冷的手。

“别气了，不值得。”她说。

是啊。

不值得。

为这种人，多浪费一秒钟的情绪，都不值得。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

我和阿兰就带着小明，背着简单的行李，悄悄地离开了那栋筒子楼。

我们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对门。

门上，贴着一副崭新的对联，红得刺眼。

我知道，王建军的日子，从此“好”起来了。

他用我的尊严和我们全家的苦难，换来了他的“进步”和“前程”。

我们坐上了开往乡下的长途汽车。

汽车颠簸着，驶离了这座让我充满屈辱的城市。

小明靠在我怀里，睡得很沉。

阿兰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眼神里有迷茫，也有解脱。

我抱着儿子，摟着妻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活下去。

一定要带着他们，好好活下去。

我的老家，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爹留下的老宅子，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破败不堪。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屋子收拾得勉强能住人。

村里的人对我这个突然回来的“城里人”充满了好奇和戒备。

当他们得知我是在城里“犯了事”才回来的，那种戒備就变成了毫不掩饰的疏远和歧视。

日子比在城里时更苦。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我们开垦了屋后的一片荒地，种上了红薯和玉米。

阿兰学着村里的女人，养了几只鸡。

我则去山里砍柴，或者去镇上打零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被晒得黝黑。

我渐渐习惯了沉默。

那个曾经喜欢引经据典、吟诗作赋的陈瑾，死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只想填飽家人肚子的，沉默的庄稼汉。

小明在这里，状况并没有好多少。

村里的孩子王，带着一群小孩，天天堵在他上學的路上，骂他是“坏分子”的崽子。

小明一开始还跟他们打架，后来被打怕了，就每天绕着远路去学校。

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泥，新做的布鞋也丢了一只。

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

晚上我听见他在被窝里偷偷地哭。

那天晚上，我拎着一根木棍，找到了那个孩子王的家。

我什么也没说，就站在他家门口，用那双在城里被人鄙視，在村里被人戒备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孩子王的爹。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他被我看得发毛。

“你……你想干啥？”

“管好你儿子。”我声音嘶哑地说，“再让我知道他欺负我儿子，我就让你家鸡犬不寧。”

我说完，转身就走。

从那天起，再也没有孩子敢欺負小明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敬畏和恐惧。

他们说，陈家那个城里来的，是个狠角色，别惹他。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没用的。

你得亮出你的牙齿，才能保护你想保护的人。

时间就在这种艱難和压抑中，一天天过去。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特别冷，也特别长。

我们听说了北京传来的消息。

偉人逝世了。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迷茫之中。

再后来，我们又听说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村里的大喇叭里，天天播放着庆祝的歌曲。

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我躲在家里，听着外面的喧嚣，心里 strangely地平静。

我知道，天，要变了。

又过了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政策变了。

我的“历史问题”，被一纸文件彻底平反。

街道给我恢复了工作，还补发了这些年的工资。

他们希望我能回城里去。

我拿着那份平反通知书，在爹娘的坟前，坐了一整天。

烧了。

我把那张纸，连同那些年的屈辱和痛苦，一起烧成了灰。

我没有回城。

我对阿兰说：“我们就在这儿吧。”

阿兰点点头：“你在哪儿，我和小明就在哪儿。”

我用补发的工资，在村里承包了一片果园。

我和阿兰起早贪黑地干。

我读书时的那股钻研劲儿又回来了。

我订购了各种农业科技杂志，学习嫁接技术，研究病虫害防治。

我们的果园，成了全县的示范点。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翻盖了老宅，盖起了二层小楼。

小明也長大了，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法律。

他说，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不公。

他要当个律师，为那些像我们一样，被冤枉、被欺负的人讨回公道。

我看着他充滿朝气的脸，心里既欣慰，又酸涩。

那些年的伤疤，看似愈合了，但其实，它一直都在。

只是被我们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们再也没有回过那个筒子楼。

也再也没有打听过关于王建军的任何消息。

我以为，这个人，這件事，就會永遠地烂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化为尘土。

我沒想到，二十年后，我还会再见到他。

那是一九九六年。

我已经快六十岁了。

果園的生意很穩定，小明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事业有成，也结了婚。

我和阿兰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安逸。

那天，我去镇上给孙子买奶粉。

在农贸市场的门口，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一个男人，穿着一身又脏又旧的工装，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一个破碗。

他头发花白，稀稀拉拉，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浑浊，充滿了卑微和乞求。

他是个乞丐。

我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

直到我走近了，听见他用嘶哑的嗓音，对着路过的人哀求：

“行行好吧……给口吃的吧……”

那声音……

那声音就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捅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把锁了二十年的銹鎖。

我浑身一震，停下了脚步。

我死死地盯着他。

他也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頭，朝我看来。

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倒流了二十年。

是他。

王建军。

他老了。

老得幾乎脱了相。

但他那双眼睛，那双曾经充滿憨厚、后来充满狂热、再后来充满躲闪和心虚的眼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也认出了我。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复杂。

震惊、恐惧、羞愧、尴尬……所有的情绪，在他那张苍老的脸上交织。

他下意识地想把头低下，把脸藏起来。

但他没有。

他就那么仰着頭，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我们这两个老人之间，正在上演着一场跨越了二十年的无声对峙。

过了很久，他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陈……陈哥……”

我没有说话。

我就那么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看着这个把我一家推入深渊，然后自己也坠入深渊的男人。

“陈哥……”他掙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膝盖好像有毛病，动作很艰难。

他一瘸一拐地朝我走过来，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真的是你啊，陈哥……我……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我还是没说话。

我的目光，像冰一样冷。

他被我看得浑身不自在，搓着手，局促不安。

“陈哥……你……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我终于开口了。

“托你的福，”我说，“还活着。”

我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

但他却像是被烫了一下，猛地缩了缩脖子。

“陈 aniki……我知道……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他的声音哽咽了，“当年……当年我不是人！我是！”

他抬起手，“啪”的一声，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不是东西！我恩将仇报！我该死！”

他又“啪”的一声，打了自己另一边脸。

两个响亮的耳光，引来了周围人好奇的目光。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没有任何波澜。

二十年了。

太晚了。

所有的道歉，都太晚了。

“你不用这样。”我淡淡地说，“都过去了。”

“不！过不去！”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gēbo，他的手又脏又瘦，像鸡爪一样，“陈哥，你听我解释！当年我揭发你之后，刘主任是让我当上了居民组长，风光了一阵子。”

“可是……可是没过两年，运动结束了，刘主任她……她自己因为搞‘极左’那套，也被审查了。我作为她的‘爪牙’，自然也没好果子吃。”

“厂里的人都戳我脊梁骨，说我是卖友求荣的小人。我原来的师傅，當面啐我一脸唾沫，说他没我这样的徒弟。”

“我媳妇儿……也因为受不了别人的白眼，跟我离了婚，带着女儿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我的工作也丢了……后来年纪大了，腿又出了毛病，干不了重活，就……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他说，他这些年，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

闭上眼睛，就是我站在批斗台上，看着他笑的樣子。

他说，他后悔。

肠子都悔青了。

他一直在找我，想跟我说声对不起。

我静静地听着。

听着他的“报应”。

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意。

也没有一丝同情。

只觉得荒唐。

这就是命运吗？

一个轮回。

他把我踩下去，自己爬了上去。

然后，他又从高处摔下来，摔得比我还惨。

“陈哥，”他哭着说，“你打我吧，你骂我吧！怎么样都行！你只要能原谅我……”

原谅？

我凭什么原諒你？

我凭什么要代替我妻子那些年掉的眼淚原谅你？

凭什么要代替我儿子那个 lost in darkness 的童年原谅你？

凭什么要代替我自己那被踩碎的尊严和被扭曲的人生原諒你？

我看着他。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了一张一百块钱。

那时候的一百块，不是个小数目。

我把钱递给他。

他愣住了。

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苗。

他以为……他以为我这是要原谅 him 了。

他顫抖着手，想要来接那张钱。

我没有松手。

我捏着那张钱， slowly地，在他的注视下，把它撕成了两半。

然后，又撕成了四半。

八半。

最后，撕成了无数的碎片。

我松开手。

红色的纸屑，像一只只 broken 的蝴蝶，在他面前纷纷扬扬地飘落。

他呆呆地看着那些碎片，脸上的表情，从希望，变成了错愕，最后，变成了彻底的绝望。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

“王建军。”

“二十年前，你为了十斤棒子面，出卖了我。”

“今天，我就是把这些钱烧成灰，也不会给你一分。”

“我们之间，早就两清了。”

“你过的怎么样，是你的报应，与我无关。”

“我过得怎么样，是我的命，也与你无关。”

“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永不相见。”

说完，我轉身就走。

我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

我身后，传来了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那哭声，在嘈杂的农贸市场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得 very steady。

天很蓝，阳光很好。

我走出了农贸市场，走在大街上。

我感觉我心底那个 locked for twenty years 的黑洞，那个 constantly 灌着冷风的窟窿， finally……

被阳光照了進来。

我没有原谅他。

我永远也不会原諒他。

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有些罪恶，是无法赎清的。

我只是……原谅了我自己。

我原谅了那个在风雪夜里，因为一时心软而犯下“错误”的自己。

我跟我自己和解了。

回到家，阿兰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把遇见王建军的事，告诉了她。

阿兰听完，沉默了很久。

她给我倒了一杯热茶。

“都过去了。”她说。

是啊。

都过去了。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建军。

听说，没过多久，他就病死在了街头的一个角落里。

没有人给他收尸。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很平静。

就像听到一片树叶落地的声音。

我的人生，还在继续。

我和阿兰，一起看着果园里的果树，一年年开花，一年年结果。

我们看着小明，成了省城有名的大律师，为很多蒙冤的人洗刷了清白。

我们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活在一个不再需要为一袋棒子面就出卖灵魂的时代。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一九七六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想起那十斤沉甸甸的棒子面。

那是我一生中，上过最贵的一堂课。

我用半生的苦难，才终于明白：

人性这东西，你不能去考验它。

因为很多时候，它根本就……

经不起考验。

来源：糖甜融心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