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九零年的夏天，空气黏糊得能拧出水来，混着汗臭、方便面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南方的味道。

火车哐当哐当，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终于把自己挪进了深圳站。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空气黏糊得能拧出水来，混着汗臭、方便面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南方的味道。

我叫陈默，二十岁，兜里揣着我爹给的一百二十块钱，还有一张高中毕业证。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靓仔，去哪啊？住宿不？”

“小伙子，要不要帮忙找工作？”

人潮像浑浊的河水，推着我往前走。我攥紧了口袋里的钱，那是我唯一的底气。

一连三天，我把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问了个遍，最便宜的床位也要十五块一晚。

一百二十块，撑不了几天。

我开始往更偏的地方走，走进那些地图上都没有名字的巷子，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城中村”。

握手楼之间漏下的天光，像被人用刀切过的碎金。

电线杆上贴满了牛皮癣广告，租房、招工、专治疑难杂症。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租房”那两个字。

一个电话号码，下面缀着一行小字：单间出租，价格面议。

我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几十块钱，拨通了那个电话。

电话是公用电话亭打的，五毛钱一次，我心疼得直抽抽。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听起来很精明，普通话里夹着浓重的广东口音。

“喂？租房子啊？你过来啦，就在那个三和市场后面，第三栋楼，白色瓷砖的。”

我按着地址找过去，那是一栋六层高的农民自建楼，在周围一片灰扑扑的建筑里，显得有那么点“豪华”。

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摇着一把蒲扇。

她就是房东，林姐。

“你就是打电话的那个？”她上下打量我，眼神像X光，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我点点头，有些局促，“是的，阿姨。”

“叫我林姐。”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跟我上来吧。”

楼道很窄，光线昏暗，墙壁上渗着水渍。

“喏，就这间。”林姐用钥匙打开五楼的一扇门。

房间很小，大概也就七八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桌子，没了。

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几乎没有光。

“一个月三百，押一付三。”林姐靠在门框上，语气不容置疑。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三百？我把我卖了都凑不出来。

“林姐，”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低得像蚊子叫，“能不能……便宜点？”

“便宜？”她笑了，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靓仔，我这里是全村最公道的价格了。你去别处问问，哪个不比我这贵？”

我的脸瞬间涨红，窘迫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没钱，一分钱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我沉默着，低着头，准备转身就走。与其在这里丢人，不如去天桥底下睡一晚。

“等等。”林姐突然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没回头。

“你……哪里人啊？”她问。

“湖南的。”

“哦，湖南伢子。”她沉吟了一下，“多大了？来这边做什么？”

“二十。来……来闯闯。”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心虚。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爸妈，还有个妹妹。”

林姐没再说话，楼道里只有风扇吱呀作响的声音。

我以为她要赶我走了。

“这样吧，”她突然开口，语气变得有些不一样，“我问你个事，你老实回答我。”

我转过身，看着她。

“你……有对象吗？”

我愣住了。

这是什么问题？

“没……没有。”我老实回答。

林姐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是一种猎人看到猎物的光。

她朝我招了招手，“你进来，我们聊聊。”

我犹豫着，还是走进了那间小黑屋。

她把门带上，屋里的空气更加闷热。

“靓仔，我看你人还算老实。”她开门见山，“我跟你做个交易，怎么样？”

“什么交易？”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这房子，不收你房租。”

我的瞳孔瞬间放大。

不收房租？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

“你吃住都在我这，我每个月还给你点零花钱。”她继续加码。

我的大脑彻底当机了。

这听起来像个骗局，一个拙劣到可笑的骗局。

我警惕地看着她，“林姐，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条件是，你娶我女儿。”

轰的一声。

我的脑子里像有炸弹爆开，嗡嗡作响。

娶……娶她女儿？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以为我听错了，或者我热出了幻觉。

“你没听错。”林姐的表情严肃得吓人，“我把女儿嫁给你，你以后就是我半个儿子。你不用交房租，我还会帮你找工作，支持你做点小生意。”

我看着她，试图从她脸上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

没有。

她无比认真。

“为……为什么？”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

“为什么？”她自嘲地笑了笑，“因为我女儿嫁不出去。”

她拉开门，对着楼下喊了一句什么。

很快，一个脚步声从楼下传来，一步轻，一步重。

一个女孩出现在门口。

她大概跟我差不多的年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很瘦，皮肤很白。

五官其实很清秀，眼睛大大的，但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人。

她的左脚，有点跛。

走路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个不自然的起伏。

“这是我女儿，阿芳。”林姐介绍道。

女孩的头垂得更低了，两只手紧张地绞着衣角，小声地叫了句：“妈。”

她的声音细若游丝。

我明白了。

在九十年代的广东农村，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女孩子，在婚恋市场上几乎是被判了死刑。

林姐大概是为女儿的婚事愁白了头，病急乱投医，才把主意打到了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外地穷小子身上。

她赌我走投无路，会答应这个荒唐的条件。

她赌对了。

我确实走投无路。

一边是天桥底下的水泥地，一边是一个有瓦遮头，甚至还有一个“白送”的老婆。

这道选择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根本不需要思考。

尊严？爱情？

在生存面前，这些东西一文不值。

“怎么样，靓仔？”林姐盯着我，“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我看着那个叫阿芳的女孩，她始终低着头，像一株生长在阴影里的植物。

我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抖。

她肯定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她是什么心情？屈辱？还是麻木？

“我……”我喉咙发紧，“我需要考虑一下。”

“考虑？”林姐哼了一声，“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现在不住我这，晚上睡哪里？你口袋里还有几块钱？”

她的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捅在我最痛的地方。

“我答应你。”我说。

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像是在和魔鬼做交易，我出卖了自己的婚姻，换取一个廉价的容身之所。

阿芳的身体明显震了一下，然后把头埋得更深了。

林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如释重负。

“好！好！好！”她连说了三个好字，“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从今天起，你就住这里。不对，不住这里了。”她突然改口。

“你跟我来。”

她带着我下楼，穿过二楼的客厅，来到一间朝南的房间。

这间房比五楼那间大多了，也亮堂多了，里面有床有衣柜，甚至还有一台电风扇。

“你以后就住这间。”林姐说。

“这……这是……”

“这是阿芳的房间。”

我瞬间石化。

“你……你们……就睡这里。”林姐指了指那张一米五宽的木板床，话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妈！”阿芳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满脸通红，眼里全是羞愤和抗议。

“叫什么叫！”林姐瞪了她一眼，“迟早的事！有什么好害羞的？”

阿芳被噎了回去，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这也太快了吧？

连个缓冲期都没有？

“林姐，”我硬着头皮开口，“这……这不合适吧？我们……还不熟。”

“睡着睡着就熟了。”林姐挥挥手，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我跟你说，你住进来了，就是我林家的人。你要是敢对阿芳不好，或者在外面乱来，我打断你的腿！”

她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我毫不怀疑她说到做到。

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悍。

那天晚上，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住进了阿芳的房间。

林姐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床新的凉席和被子，铺在床上。

“行了，你们早点休息吧。”她交代完，就出去了，还“贴心”地帮我们关上了门。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阿芳。

还有那台摇头晃脑的电风扇，发出单调的嗡嗡声。

气氛尴尬得能凝固成水泥。

阿芳坐在床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在无声地哭。

我站在离她最远的的墙角，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能说什么？

安慰她？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是那个夺走她清白和未来的“强盗”。

骂她妈？她妈也是为了她。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一夜，我们就这么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直到天亮。

第二天，林姐给我找了个活。

附近一家电子厂招普工，她跟里面的一个主管认识。

我连面试都省了，直接就去上班。

流水线的工作，枯燥，重复，磨灭人性。

每天十几个小时，拧着同样规格的螺丝，直到手指发麻，眼睛发花。

一个月八百块。

在当时，这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但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工资直接由林姐代领。

她说：“你吃我的住我的，还要什么钱？我帮你存着，以后你们过日子用。”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工”。

每天下班，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那个家。

阿芳已经做好了饭。

三菜一汤，有荤有素。

她的手很巧，饭菜做得比外面的快餐好吃多了。

饭桌上，林姐总是不停地给我夹菜。

“阿默，多吃点，看你瘦的。”

“在厂里累不累啊？要不要我跟老王说，给你换个轻松点的岗位？”

那热情的模样，让我毛骨悚然。

我总觉得那碗里的不是肉，是枷锁。

阿芳依旧沉默，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偶尔会抬眼飞快地看我一下，然后又迅速低下头。

吃完饭，林姐就会找各种借口离开。

“哎呀，三缺一，我得赶紧过去。”

“隔壁张太找我有点事。”

然后，客厅里又只剩下我和阿芳。

相顾无言。

我们依然分床睡。

我在地上打地铺。

南方的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

每天晚上，我身上都被咬得全是包。

阿芳有时候会把蚊香放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

这是我们之间为数不多的交流。

有一天晚上，我热得实在睡不着，半夜起来冲凉。

路过客厅，看到阿芳房间的门缝里还透着光。

我鬼使神差地凑过去，从门缝往里看。

她没有睡，正坐在书桌前，借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在画画。

她画的是一棵树，一棵开满了花的树。

树下，站着一个女孩，穿着漂亮的裙子，在跳舞。

那个女孩，没有跛脚。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原来，她心里也有一片不为人知的花园。

只是那片花园，被现实的围墙死死地困住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

林姐开始不耐烦了。

“阿默，你跟阿芳，到底怎么回事？”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发难。

我心里一紧。

“什么怎么回事？”

“你别跟我装傻！”她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你们俩，是不是还没睡一起？”

阿芳的脸“刷”地一下白了。

我尴尬地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告诉你，陈默！”林姐指着我的鼻子，“我让你白吃白住，不是让你来当和尚的！我女儿有什么不好？不比外面那些妖艳贱货强一百倍？”

“妈！”阿芳带着哭腔喊了一声。

“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林姐吼了回去。

“我给你三天时间。”她转头对我，下了最后通牒，“三天之内，你要是还跟阿芳分房睡，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

“到时候，我不但要把你赶出去，我还要去你厂里闹，去你老家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陈默是个骗吃骗喝，言而无信的白眼狼！”

她的话，字字诛心。

我知道，她绝对做得出来。

我彻底没了退路。

那天晚上，我没有打地铺。

我在床边站了很久，最后，在床的另一侧躺了下来。

床很窄，我们俩的身体几乎要贴在一起。

我能清晰地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

也能感受到她身体的僵硬和颤抖。

我一动不敢动，像一截木头。

黑暗中，我听到她压抑的抽泣声。

“对不起。”我轻声说。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跟她道歉。

她没有回答，只是哭得更厉害了。

“我知道，你也不想这样。”我的声音很低，“但是……我没得选。”

“我家里很穷，我爸妈身体不好，我妹妹还在上学。我必须赚钱寄回去。”

“我不想睡天桥。”

我像是在对她解释，又像是在对自己剖白。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的哭声渐渐停了。

“你……你转过去。”她在黑暗中说，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立刻背过身去。

那一晚，我们背对背，像两座互不相干的孤岛，中间隔着一条冰冷的海峡。

但至少，我们躺在了同一张床上。

林姐的目的达到了。

从那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又恢复了热情。

甚至开始催我们去领证。

“找个时间，把证领了吧。这样才算名正言顺。”

“领了证，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妈也能放心了。”

我和阿芳都沉默着，谁也没接话。

这种建立在交易上的关系，用一张纸来“合法化”，显得格外讽刺。

厂里的日子依旧。

但我开始不满足于那八百块的死工资。

我开始动起了别的脑筋。

九十年代的深圳，遍地是机会，也遍地是陷阱。

我发现，厂里很多工友都喜欢听港台流行歌曲。

但正版磁带很贵，十几块一盘，他们舍不得买。

我托一个老乡，从广州的批发市场，搞到了一批盗版磁带。

BEYOND，四大天王，王菲……

成本一块五一盘，我卖五块。

我不敢在厂里公开卖，就下班后，在宿舍区偷偷地卖。

生意出奇地好。

第一个月，我挣了三百多块。

我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床板下面，这是我的第一笔私房钱，我的“自由基金”。

有了钱，我感觉自己的腰杆都硬了一点。

我开始给阿芳买些小东西。

一根发带，一瓶雪花膏，或者路边摊的糖炒栗子。

她每次收到，都只是低着头说声“谢谢”，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但她会把发带系在手腕上，会把雪花膏摆在桌子最显眼的位置。

我们的关系，似乎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不再是纯粹的房客和房东女儿。

我们开始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今天下雨，上班记得带伞。”

“我给你留了饭，在锅里温着。”

“你……少抽点烟。”

有一天，我卖磁带回来晚了，发现她还没睡，坐在客厅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绿豆汤。

“妈让我给你煮的，解暑。”她说。

我端起来，一口气喝完。

冰凉的甜意，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

“谢谢。”我说。

“不客气。”她低下头，玩着自己的手指。

“那个……”我鼓起勇气，“你画的画，很好看。”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黯淡下去。

“画得不好。”

“不，真的很好。”我说，“那棵树，画得跟真的一样。”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

“那是我家门口的凤凰木。”她轻声说，“以前，每年夏天都会开满花。”

“后来，修路，被砍掉了。”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我能读懂的失落。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聊了很久。

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怎么摔伤了腿，说她怎么被同学嘲笑，说她怎么开始喜欢上画画。

她说，画画的时候，她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变成任何她想成为的人。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发现，我开始有点……心疼这个女孩了。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下去的时候，麻烦找上门了。

一个叫“彪哥”的本地混混，盯上了我的磁带生意。

彪哥是这一带的地头蛇，收保护费，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他带着两个马仔，堵住了我。

“小子，听说你生意做得不错啊？”彪哥叼着烟，用手拍着我的脸。

“以后，你卖一盘磁带，给我两块钱的‘茶水费’。”

两块？

我卖一盘才赚三块五，给他两块，我还赚个屁？

“彪哥，我这就是小本生意，混口饭吃……”我陪着笑脸。

“少他妈废话！”他身后的马仔一脚踹在我肚子上。

我疼得蜷缩在地上。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彪告把烟头扔在我脸上，“不然，我让你在这一片混不下去。”

我回到家，脸色很难看。

林姐看出了不对劲。

“怎么了？被人欺负了？”

我没说话。

阿芳给我拿来红花油，默默地帮我揉着肚子。

她的手很轻，带着一丝凉意。

“是彪哥？”林姐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点了点头。

“这个王八蛋！”林姐骂了一句，“欺负到我林家头上了！”

“妈，你别管了。”我咬着牙说，“我自己能解决。”

我怎么解决？

我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势，拿什么跟地头蛇斗？

第二天，我卖磁带的时候，又被堵了。

他们抢走了我所有的磁带，还有我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

“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彪哥一脚把我踹倒在地。

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抱着头，感觉自己快要被打死了。

就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尖锐的声音。

“住手！”

是阿芳。

她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你们再打他，我……我跟你们拼了！”

她的身体在发抖，脸色惨白，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那样的眼神。

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母狼。

彪哥他们都愣住了。

大概是没想到，这个平时连头都不敢抬的跛脚女孩，会爆发出这样的勇气。

“哟，阿芳？”彪哥笑了，笑得很猥亵，“怎么？护着你的小白脸啊？”

“我告诉你，他给不了你幸福的。不如跟了哥哥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他伸手想去摸阿芳的脸。

“你别碰她！”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死死地抱住了彪哥的大腿。

“你他妈找死！”彪哥抬脚就往我头上踹。

“啊！”阿芳尖叫着，举着菜刀就冲了过来。

场面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林姐带着一群人赶到了。

是村里的治安队。

“王彪！你敢在我家门口闹事！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林姐叉着腰，气势汹汹。

彪哥见势不妙，啐了一口，带着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着瞧！”他撂下狠话。

家里，气氛凝重。

我一身的伤，阿芳在旁边哭，林姐脸色铁青地抽着烟。

“妈都跟你说了，让你去领证，你不听！”林姐突然爆发了，“你要是早跟他领了证，你就是陈家的媳妇！王彪他敢这么放肆吗？”

“领了证，他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女婿！谁敢动他，就是跟我林家过不去！”

我这才明白林姐的用意。

她催我们领证，不只是为了她自己安心，更是为了给我一个“护身符”。

在这个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一个“外人”和一个“家人”，待遇是天差地别的。

“对不起，林姐。”我低着头，“是我太天真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林姐烦躁地挥挥手。

“妈，”阿芳突然开口，她擦干眼泪，看着我，“我……我愿意跟他去领证。”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林姐也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愿意嫁给他。”阿芳一字一句，说得清晰又坚定。

她的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怯懦和自卑，只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好！”林姐一拍大腿，“明天！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和阿芳真的去了民政局。

我们没有拍婚纱照，也没有办酒席。

只是花了九块钱，领了两个红本本。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阳光有些刺眼。

我看着手里的结婚证，照片上的我们，表情都有些僵硬。

我成了已婚男人。

我的妻子，是一个我认识不到半年，几乎没什么感情的女孩。

这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从今天起，我们是夫妻了。”阿芳在我身边轻声说。

“嗯。”我应了一声。

“陈默，”她停下脚步，看着我，“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嫌弃我。”她的眼圈红了。

我心里一酸。

“傻瓜，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你。”我说，“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要不是你和林姐，我现在还在睡天桥。”

她笑了，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像阴了好久的天，突然放晴了。

领了证，我成了林家的“自己人”。

彪哥果然没再来找麻烦。

林姐动用了她的关系，警告了彪哥。听说，彪哥的一个什么亲戚，在派出所里当差，林姐找人递了话，说再敢骚扰，就让他好看。

地头蛇也怕穿制服的。

我的磁带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风险太大。

我开始琢磨着做点别的。

那时候，深圳的电子行业正在起飞。

华强北还只是一片荒地，但各种电子元件的交易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我发现，很多小工厂需要一些特定的电子元件，但量不大，从大厂拿货不划算。

而一些大厂，又会积压一些库存。

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机。

我决定做个“倒爷”。

我把卖磁带攒下的钱，全都投了进去。

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梭在各个工业区。

找货源，找客户。

被保安赶，被老板骂，都是家常便饭。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累得像条狗。

但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

阿芳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

她不怎么会说话，但她会默默地帮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

会在我深夜回家时，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宵夜。

会帮我整理那些乱七八糟的单据和名片。

她的字写得很娟秀。

她会把客户信息和货源信息，分门别类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比我自己弄得清楚多了。

有一次，我为了抢一批货，跟人喝酒。

喝得酩酊大醉，是客户把我送回来的。

我吐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干干净净。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味。

阿芳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块湿毛巾。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看着她，心里某个地方，彻底融化了。

我伸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惊醒了，看到我，有些慌乱。

“你醒了？头还疼吗？我给你煮了醒酒汤。”

我没说话，只是把她拉过来，抱在怀里。

她的身体很僵硬，但没有推开我。

“阿芳，”我在她耳边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

那天之后，我们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夫妻。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相濡以沫的温情。

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我不再是那个骑着破自行车的穷小子了。

我买了辆摩托车，后来又换成了小货车。

我们从那个小房间里搬了出来，在附近租了一个小仓库，前面当铺面，后面当家。

林姐有时候会过来看看。

她不再是那个精明算计的房东，更像一个普通的丈母娘。

会絮絮叨叨地抱怨我们不注意身体，会偷偷地给阿芳塞钱。

“阿默，你是个好孩子。”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说，“妈没看错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个好人。

我只是一个在时代的洪流中，拼命想抓住一根浮木的普通人。

而阿芳和林姐，就是我的那根浮木。

一九九五年，我的小公司步入正轨。

我们不再倒卖电子元件，而是开始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加工。

我有了自己的工厂，虽然不大，但也有十几个工人。

我们买了房，就在我们最初相遇的那个村子附近。

一套一百二十平的商品房。

拿到钥匙的那天，阿芳哭了。

“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她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也眼眶发热。

从一个七平米的小黑屋，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这五年，走得太不容易。

搬家那天，林姐也来了。

她摸着光滑的地板，看着崭新的家电，眼睛里全是笑意。

“好，好啊。”她不停地说。

晚上，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新家的餐桌上吃饭。

“妈，以后你也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说。

林姐摇了摇头。

“不了，我住不惯楼房。还是我那栋小楼住着踏实。”

她顿了顿，看着我和阿芳，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

“你们俩，也该考虑要个孩子了。”

阿芳的脸红了。

我握住她的手，“妈，我们会的。”

一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很健康。

林姐高兴坏了，抱着外孙不肯撒手。

她说，这孩子，是我们林家的根。

也是我们陈家的根。

日子就像深圳河的水，平静而迅速地流淌。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有几百号工人的中型企业。

我们换了更大的房子，换了更好的车。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阿芳也不再是那个怯懦自卑的女孩。

她学会了开车，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管理公司的财务。

她穿着得体的职业套装，出现在各种商务场合。

除了走路时还有一点不易察uc察的起伏，没人能看出她和别的女强人有什么不同。

她依然喜欢画画。

我们的新家，有一个专门的画室。

里面挂满了她的作品。

她画得最多的，依然是树。

各种各样的树。

有开满花的凤凰木，有挺拔的木棉，有郁郁葱葱的榕树。

每一棵，都充满了生命力。

有时候，我会在深夜走进她的画室，看她画画。

她会回过头，对我笑。

“怎么还不睡？”

“等你。”

我会走过去，从身后抱住她。

“老婆，辛苦了。”

“不辛苦。”她会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有你，有儿子，有这个家，我觉得很幸福。”

我也会觉得很幸福。

这种幸福，是踏实的，是温暖的，是经历了风雨后才更显珍贵的。

二零一零年，我南下闯荡的第二十年。

公司已经成了行业内的知名企业。

儿子也上了大学。

我和阿芳，都已步入中年。

有一天，我们开车回那个我们曾经住过的城中村。

那里已经被推平，正在盖起更高更密的楼盘。

我们最初相遇的那栋白色瓷砖小楼，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都变了。”阿芳感慨道。

“是啊，都变了。”我说。

我转头看着她。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她的眼睛，依然像二十年前那样清澈。

“老婆。”

“嗯？”

“如果当初，你妈没有提出那个条件，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这是一个我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问题。

阿芳沉默了很久。

“可能……我还在那栋小楼里，等着我妈给我找一个不嫌弃我的本地人嫁了。”

“然后，一辈子守着那个家，看着外面的世界，画着我到不了的远方。”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

“你呢？”她反问我。

“我？”我想了想，“可能，我会在某个工厂的流水线上，拧一辈子螺丝。然后攒点钱，回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同乡，生个娃。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们相视而笑。

是啊，如果不是那个荒唐的开始，我们都会是另一番模样。

我们的人生，都会在既定的、平凡的轨道上，滑向一个可以预见的终点。

“所以，”她握住我的手，“我不后悔。”

“我也不后悔。”我紧紧地回握住她。

那场始于交易的婚姻，像一粒被风吹到石缝里的种子。

它在最贫瘠、最不堪的环境里，靠着两个人的相互取暖和支撑，顽强地生了根，发了芽。

最终，长成了一棵可以为彼此遮风挡雨的树。

车子启动，离开了那片正在崛起的工地。

后视镜里，过去的岁月，像尘埃一样，渐渐远去。

我打开车载音响。

里面放着一首老歌，是BEYOND的《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我跟着轻轻地哼唱起来。

阿芳靠在我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我知道，我们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前路是风是雨，我们都能走下去。

因为我们是彼此的起点，也是彼此的归宿。

来源：木讲故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