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三尺讲台到三尺肉案，跨度有点大，但说到底，都是营生，靠手艺吃饭，不丢人。

我这双手，前半辈子握笔，后半辈子拿刀。

笔是教书先生的笔，刀是猪肉佬的刀。

从三尺讲台到三尺肉案，跨度有点大，但说到底，都是营生，靠手艺吃饭，不丢人。

我的肉摊，在城南菜市场最里头的一个拐角。位置不算好，但光线足，夏天没那么闷，冬天风也刮不进来。最重要的是，我这儿干净。案板每天用开水烫三遍，盐搓一遍，刀磨得雪亮，能照出人影儿。挂出来的肉，从不注水，血水都沥得干干净净，红是红，白是白，瞧着就舒坦。

街坊邻里都信我。他们说，李老师的肉，是文化肉，干净，实在。

我听了就笑。什么文化肉，猪身上割下来的，还能带着墨香不成？

但心里是受用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这脸，算是从粉笔灰里捡回来，又在油腻腻的肉案上给擦亮了。

日子就这么过，像我那把用了十几年的斩骨刀，每天在同样的轨迹上起起落落，沉稳，厚重，没什么波澜。直到那个老人的出现。

他第一次来，是个秋天的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案板上的五花肉照得像一块温润的玉。

他走得很慢，拄着一根看不出木质的拐杖，每一步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水泥地上敲出一个沉闷的顿点。

他穿得也讲究。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和袖口的线脚都有些松了，但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直到最上面那一颗。

“老板，要肉。”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秋风吹了很久的砂纸。

“得嘞，大爷。您要哪一块？要肥的还是瘦的？”我习惯性地扬起笑脸，把刀在围裙上蹭了蹭。

他伸出一只手，那手很干，皮肤皱得像核桃壳，指了指挂在最中间那条五花肉。

“就要这个，最好的。”

“好眼光，”我夸了一句，“这块是‘五花三层’，肥瘦相间，做红烧肉最是地道。”

他点了点头，浑浊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微光。

“要十斤。”

我的刀悬在了半空。

“多少？”我以为我听错了。

“十斤。”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打量着他。一个人，看样子怎么也七十多了，买十斤肉？家里办喜事？还是开小饭馆的？

可他那样子，实在不像。办喜事的人，脸上总挂着点红光。开饭馆的人，身上总带着点烟火气。他没有，他身上只有一股……怎么说呢，一股被时间洗旧了的味道，像老木头家具，沉静，甚至有点寂寥。

“大爷，十斤可不少啊，您一个人……”我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他没回答，只是看着那块肉，眼神有点直愣愣的，仿佛那不是一块猪肉，而是什么稀世珍宝。

“就十斤。”他第三遍说。

生意上门，没有往外推的道理。我不再多问，把那一大条五花肉取下来，放在案板上。刀起刀落，是我最熟悉的节奏。称重，包好，用两层厚厚的油纸，再套上塑料袋。

“一百八。”

他从中山装的内袋里，掏出一个旧得发亮的布钱包，一层层打开，从里面数出几张零零碎碎的票子，又摸出几个钢镚，凑齐了给我。

他的手有点抖。

递给我的时候，他的指尖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他的手很凉，像一块冰。

他拎着那沉甸甸的十斤肉，转身，又像来时一样，一步一个顿点，慢慢地消失在市场的喧嚣里。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事儿，透着点怪。

第二天，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他又来了。

还是那身中山装，还是那根拐杖，还是走得那么慢。

“老板，要肉。”

“还是昨儿那种？”

他点头。

“还是十斤？”

他又点头。

我心里那点嘀咕，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我依旧麻利地给他切好，包好。他依旧从那个布钱包里，慢慢地数钱。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他雷打不动地来。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阳光正好斜进来的时候，他就拄着拐杖，出现在我的摊位前。

一样的要求：“最好的五花肉，十斤。”

一样的沉默。

一样的慢慢数钱。

市场里的人，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奇怪的老人。

隔壁卖鱼的王嫂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老李，那大爷什么来头啊？天天买你十斤肉，家里开肉联厂的？”

我摇摇头：“不知道。”

“你没问问？”

“问了，不说。”

“邪乎，”王嫂咂咂嘴，“一个人，天天十斤肉，吃得完吗？别是……干什么不好的事吧？”

她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那个小小的问号上，让它膨胀成一个气球。

是啊，这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一个独居老人，每天买这么多肉，他要干什么？

我开始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

难道他是做腊肉？可这季节不对，天气还不够冷。再说，做腊肉也不至于天天买新鲜的。

难道他是喂什么东西？喂狗？十斤肉，得喂多少条狗？狼狗吗？可他那小区，我恰好知道，是老式居民楼，不让养大型犬。

难道……他是在做什么非法的勾当？把肉加工成别的什么，再卖出去？可看他那样子，风一吹就倒，哪有那个精力。

我的心里，像是爬进了一窝蚂蚁，痒痒的，又有点不安。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

他的指甲缝里，总是干干净净的。不像个干粗活的人。

他的鞋子，虽然旧，但鞋面总是擦得很亮。

他看肉的眼神，很专注，甚至可以说，很温柔。那不像一个生意人看货物的眼神，倒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

有一次，我切完肉，递给他的时候，故意多说了一句：“大爷，您要是天天要，我给您留着最好的。您看，这块‘上五花’，肥瘦七层，顶呱呱。”

我以为他会高兴，或者至少客气一句。

但他只是接过去，低头看了看，用那双干枯的手，轻轻地摸了摸油纸包，然后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

“她喜欢。”

我的心，咯噔一下。

她？

她是谁？

老伴儿？女儿？

这个“她”字，像一把钥匙，似乎能打开一扇门，但门后是什么，我完全看不到。

我试探着问：“您老伴儿有口福啊。”

他没理我，像是没听见，转身就走了。

他的背影，那天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寂寞。那十斤肉坠着他的胳膊，让他整个身子都朝一边倾斜着，像一棵快要被风吹倒的老树。

从那天起，我的不安里，又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

我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奇怪的顾客，而是当成了一个谜。一个活生生的，每天都从我面前走过的谜。

我开始留意他的每一个细节。

有天下雨，市场里湿漉漉的，一股子鱼腥味和烂菜叶子味混在一起，很难闻。

他还是那个点来的，裤脚湿了一大截，中山装的肩膀上也洇开一团深色的水印。

他看起来比平时更憔悴，脸色有点苍白。

那天，他数钱的时候，手抖得特别厉害，几个硬币掉在了地上，叮叮当当地滚到了我的脚下。

我赶紧弯腰去捡。

他也要弯腰，结果身子一晃，差点摔倒。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的胳膊。

他的胳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隔着薄薄的衣料，硌得我手心生疼。

“大爷，您慢点，别急。”我说。

他喘着气，靠在我身上，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稳。

“谢谢。”他低声说。

我把硬币递给他，他接过去，揣进钱包里，又把纸币递给我。

我接过钱，突然觉得，这钱，有点烫手。

“大D爷，”我忍不住了，“您……是不是有什么难处？要是有，您跟我说，街坊邻里的，能帮的我一定帮。”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他第一次，正眼看我。

他的眼睛，浑浊，布满血丝，但深处，却藏着一点什么东西。我看不懂，但那东西，让我的心猛地一揪。

他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拎起肉，又走了。

雨还在下，他的背影很快就模糊在雨幕里。

我站在肉案后，呆呆地站了很久。

王嫂又凑过来：“老李，你真该报警。这老头儿不对劲。万一他是在家里干什么坏事，或者被人给控制了，你天天卖肉给他，到时候说不清的。”

报警？

这两个字，像两块大石头，砸进了我心里。

我犹豫了。

报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警察会介入，会打破他平静（或者说，奇怪）的生活。如果他真的只是有点怪癖，那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多管闲事，太伤人了？

可万一，王嫂说的是对的呢？万一他真的有危险，或者在伤害别人呢？

那十斤猪肉，沉甸甸的，不仅在他的手上，也压在了我的心上。

那晚，我失眠了。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个老人的身影。他走路的样子，他数钱的样子，他看肉的眼神，和他那句轻轻的“她喜欢”。

第二天，我决定再试一次。

他来的时候，我堆起最和善的笑容。

“大爷，今天肉好，我给您多切了二两，不算您钱。”

他没作声。

我一边包肉，一边状似无意地问：“您家里就您和老伴儿两个人吗？这十斤肉，得吃好几天吧？现在天热，放不住，您得搁冰箱里冻好了。”

我故意说得很多，很啰嗦，就像一个真正的街坊在唠家常。

他终于有了反应。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那种疏离，而是多了一点迷茫，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她胃口好，”他说，“一顿能吃一大碗。不能冻，冻过的，肉就柴了，她不爱吃。”

我的心，又是一沉。

一顿能吃一大碗？

谁？什么样的女人，一顿能吃一大碗红烧肉？而且天天吃？

这不合常理。

我的汗毛，有点竖起来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开始在我心里疯长。

我看着他拎着肉，颤巍巍地走远，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得去看看。

我必须去看看，那个“她”到底是谁。那个他每天为之购买十斤猪肉的“她”，到底存不存在。

我把肉摊交给我老婆照看，解下围裙，悄悄地跟了上去。

市场离他家不远，走路大概十几分钟。是一个很老旧的小区，墙皮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红色的砖。

我跟他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看着他走进一栋单元楼。

我在楼下等了很久。

楼道里很安静，能听到各家传出来的电视声，炒菜声，夫妻吵架声，孩子哭闹声。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可唯独他进去的那个方向，什么声音都没有。

死一样的寂静。

我心里越来越毛。

我绕到楼后面，想看看他家的窗户。

他家在三楼。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我闻到了一股味道。

一股浓郁的，肉的香味。

是红烧肉的味道。甜的，咸的，酱油和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股味道，非常非常浓，浓得甚至有点腻人，像是积攒了很久很久，从窗户缝里拼命地挤出来。

我的后背，瞬间起了一层白毛汗。

一个可怕的念头，蹿进了我的脑子。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几乎是跑着回了肉摊。

老婆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有点不舒服。

那天下午，我一刀都没切好，好几块肉都切坏了。

晚上，我跟我老婆说了这件事。

我老婆是个实在人，她听完，脸也白了。

“当家的，”她说，“这事儿不对头。你还是报警吧。咱就是个卖肉的，犯不着惹上什么事。万一……万一他屋里藏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她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懂。

是啊，万一呢？

我一夜没合眼。

天亮的时候，我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拿起了电话。

电话接通了，我对着话筒，把这一个多月来的怪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说得很乱，很啰嗦，但对面的警察同志很有耐心，一直听着。

最后，他说：“好的，先生，我们了解了。我们会派人过去看看。谢谢您的热心。”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搬开了一半。

但另一半，却悬得更高了。

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那天上午，我心神不宁，切肉的时候，差点切到自己的手。

下午，两个警察同志找到了我的肉摊。

一个年纪大点，看起来很沉稳。一个年轻点，眼神很锐利。

他们又详细地问了一遍情况。我把我所有的观察和猜测，都告诉了他们。包括那句“她喜欢”，包括那股浓得腻人的肉香味。

年长的警察同志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走，带我们去看看。”他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我又一次跟着他们，来到了那栋旧居民楼下。

这次，我不再是偷偷摸摸的了。

我们上了三楼，站在那扇熟悉的，掉漆的木门前。

年长的警察姓王，他上前敲了敲门。

咚，咚，咚。

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特别响。

没人应。

王警官又加重了力气，敲了几下。

“有人吗？我们是派出所的。”

里面，还是死一样的寂静。

但是，那股味道，更浓了。

隔着门板，那股红烧肉的味道，拼命地往我们鼻子里钻。甜腻，又带着一丝说不出的……陈腐的气息。

年轻的警察小张，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

“里面有声音。”他说，“很轻，像是在……哼歌？”

王警官也过去听了听，脸色变得非常凝重。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心里一哆嗦。

“老人家一个人住吗？”他问。

我点头：“应该是。”

“有没有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我摇头。

王警官跟小张对视了一眼，下了决心。

“准备破门。”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破门，这两个字，太有冲击力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卖肉的，这辈子都没想过会亲身经历这种场面。

小张从警车里拿来了工具。

那扇老旧的木门，没费多大劲，锁芯就被破坏了。

门被推开的一瞬间，一股热浪，夹杂着那股浓到化不开的肉香，扑面而来。

我们三个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然后，我们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我这辈子，见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见过杀猪的血腥，见过市场的嘈杂，见过三尺讲台的庄严，也见过人生的起起落落。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不是一个家。

这是一个……用红烧肉堆起来的，记忆的祭坛。

屋子很小，一室一厅的格局。

客厅里，所有的平面上，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甚至地上，都摆满了盘子和碗。

每一个盘子里，都装着红烧肉。

颜色深浅不一。

有的，看起来是刚出锅的，还冒着热气，酱色的汤汁油亮亮的，裹着每一块方方正正的五花肉，上面撒着翠绿的葱花。

有的，颜色已经变得暗沉，汤汁凝固了，像一层琥珀。

还有的，肉已经干瘪了，缩成黑乎乎的一小块，盘子边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

整个屋子，就像一个红烧肉的编年史。

而那个老人，我们一直在找的老人，就坐在屋子正中间的一张小板凳上。

他背对着我们，面前是一个小煤气灶，上面炖着一锅肉。

咕嘟，咕嘟。

锅里冒着泡，香气就是从那里来的。

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勺，正在慢慢地搅动着，嘴里哼着一支不成调的曲子。

他对我们三个人的闯入，毫无反应。

仿佛，他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我们三个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小张年轻，最先反应过来，他想上前。

王警官一把拉住了他，对他摇了摇头。

王警官的目光，越过老人，投向了屋子的最里面。

那里，靠墙摆着一张小小的方桌。

桌子上，没有盘子，没有碗。

只有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个笑得很灿烂的女人。

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梳着齐耳的短发，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很喜庆。

在相框前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碗红烧肉。

那一碗，是所有盘子里，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碗。

肉块切得大小均匀，肥瘦相宜，颜色红亮，汤汁浓稠，葱花点缀得恰到好处。

旁边，还放着一双干净的筷子，一碗白米饭。

米饭上，还冒着丝丝的热气。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我全明白了。

什么非法勾当，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全都没有。

这里只有一个老人，用一种最笨拙，最偏执的方式，守护着一份早已逝去的爱。

那个“她”，不是别人，就是照片里的这个女人。

是他的老伴儿。

而她，已经不在了。

王警官慢慢地走过去，绕过满地的盘子，走到老人身边。

他蹲下来，声音放得特别轻，像是怕惊扰了一个梦。

“大爷，”他喊了一声。

老人搅动勺子的手，停了一下。

他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来。

看到我们，他的眼神里，先是迷茫，然后是警惕。

他把那口锅，往自己怀里拉了拉，像护着一个宝贝。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大爷，我们是警察，我们来看看您。”王警官的声音，温柔得不像话。

“我没事，”老人说，“我好得很。我在做饭呢。”

他指了指那口锅：“她快醒了。醒了就要吃饭。她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

小张的眼圈，也红了。

他转过头，不忍心再看。

我站在门口，感觉自己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心里面，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想哭，却哭不出来。

王警官没有戳破他的幻想。

他顺着老人的话说：“是吗？那您老伴儿可真有福气。您这红烧肉，闻着就香。”

老人的脸上，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很纯粹，很骄傲。

“那是，”他说，“我做了一辈子了。从我们结婚那天起，我就给她做。她就爱吃这个味儿。”

他一边说，一边用勺子舀起一块肉，吹了吹，然后颤巍巍地，想往自己嘴里送。

送到一半，又停住了。

他把肉，又放回了锅里。

“不行，”他自言自语，“这锅是给她的。我得等她吃完了，吃剩下的，我才能吃。”

王警官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站起身，开始在屋子里，轻轻地走动，查看。

我在门口，也开始打量这个被红烧肉占领的家。

墙上，挂着很多照片。

都是他和那个女人的合影。

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他们穿着蓝色的工装，并排站着，表情有点严肃，但眼睛里有光。

中年时候的彩色照片，他们去逛公园，女人穿着那件红毛衣，靠在他肩膀上，笑得见牙不见眼。

还有一张，是在医院里。

女人躺在病床上，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但还是在笑。他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照片上的他，比现在要精神很多，但头发，也已经花白了。

在床头柜上，放着一碗……红烧肉。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原来，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这份爱，这份执念，早已深入骨髓，刻在时间里。

小张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些证件。

一张死亡证明。

女人的名字，叫林淑芬。

死亡日期，是三年前的秋天。

死因，是胃癌晚期。

还有一本病历。

是老人的。

他的名字，叫陈建国。

诊断结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中度。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他不是疯了，也不是在做什么坏事。

他只是……病了。

他的记忆，停留在了老伴儿还在的时光里。

或者说，他的整个世界，都坍缩了，只剩下“给老伴儿做红-烧肉”这一件事。

他忘了她已经走了。

他忘了时间。

他忘了自己。

他只记得，她喜欢吃他做的红烧肉。

所以，他每天去买十斤肉。

因为他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哪一天，他怕有一天，她突然醒了，想吃了，而他却没有准备好。

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

新鲜的，是为她今天准备的。

那些旧的，陈的，是他为她的昨天，前天，大前天准备的。

他用这种方式，在和被遗忘的时间对抗。

他用这满屋子的红烧肉，为他的爱人，构建了一个永恒的，不会饿肚子的天堂。

王警官拿着那份死亡证明，走到老人面前。

他沉默了很久，似乎在思考，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眼前这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老人。

最后，他把证明收了起来。

他没有把那个残酷的真相，摔在这个可怜的老人面前。

他选择了，守护这个谎言。

“大爷，”王警官指着照片，轻声问，“这是您老伴儿吧？真漂亮。”

陈建国老人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眼神一下子就变得温柔了。

“是啊，”他喃喃地说，“她叫淑芬。我叫她芬儿。她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一枝花。”

“她肯定很爱吃您做的红-烧肉。”

“那可不，”老人又骄傲起来，“她总说，吃遍山珍海味，也比不上我这碗肉。她说，这里面，有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我看着这满屋子变质的，发霉的肉，心里五味杂陈。

这里，哪里还有家啊。

这里，只是一个思念的空壳。

但对他来说，只要他还在做，只要锅里还炖着肉，只要相框前还摆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他的家，就还在。

他的芬儿，就还在。

警察联系了社区，又通过身份信息，找到了老人的子女。

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外地工作，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

他们说，知道父亲有这个病，也想过接他过去，但老人死活不肯离开这个家。他们每个月都寄钱回来，以为他请了护工，生活能自理。

他们不知道，父亲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更不知道，父亲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

在等待他子女赶回来的时间里，王警官和小张，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开始帮忙收拾屋子。

那些已经变质的红烧肉，被一盘一盘地端出去，倒掉。

陈建国老人一开始还想阻拦。

“别动！那都是给芬儿留的！你们别动！”他急得大喊。

王警官走过去，拍着他的背，像哄孩子一样。

“大爷，这些都放久了，不好吃了。芬儿不爱吃。我们把它们倒了，您再做新鲜的，好不好？芬儿就爱吃新鲜的。”

这个理由，说服了老人。

他点了点头，乖乖地坐回小板凳上，看着我们忙碌。

他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张照片。

我没有走。

我留了下来，也加入了收拾的行列。

我把那些盘子，一个个拿起来，走进厨房，在水池里清洗。

盘子很油，滑腻腻的。

我洗得很用力，很仔细。

我感觉，我洗的不是盘子，而是在清洗自己内心的那种愧疚和震撼。

我曾经怀疑过他，揣测过他，甚至觉得他有点可怕。

可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只看到了十斤猪肉的怪异，却没有看到这背后，深藏着怎样一份爱。

这份爱，已经超越了生死，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正常的逻辑。

它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

屋子收拾了很久。

清理出去的变质食物，装了满满好几个大垃圾桶。

当最后一盘坏掉的红烧肉被端走，屋子里那股甜腻又腐朽的味道，终于淡了一些。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旷的，让人心慌的寂静。

陈建国老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他茫然地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

“肉呢？”他问，“我的肉呢？”

王警官指了指灶上还在炖着的那一锅。

“大爷，在这儿呢。最新鲜的，在这儿呢。”

老人的情绪，这才又稳定下来。

下午，他的儿子和女儿，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当他们推开门，看到屋子里的情景，看到憔悴不堪的父亲，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当场就哭了。

他们抱着父亲，泣不成声。

“爸，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对不起你……”

陈建国老人被他们抱着，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似乎，已经不太认识眼前的这两个人了。

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背。

“别哭，别哭……芬儿在睡觉呢，别把她吵醒了。”

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别过了头。

后来，老人被他的子女，接去了专业的养老机构。

那里有医生，有护工，能给他更好的照顾。

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带，只带了那张相框。

他把相框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家。

我站在楼下，看着他被扶上车。

车窗摇下来，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他好像认出我了。

他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一句让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的话。

他说：“老板，明天的肉，要给我留着啊。要最好的，她喜欢。”

车开走了。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市场的喧嚣，都渐渐远去。

从那以后，我的肉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再也没有一个老人，会在下午三点，拄着拐杖，来买十斤五花肉。

我的生活，也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每天，切肉，卖肉，收摊，回家。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每次拿起刀，切下那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时，总会想起陈建国老人。

想起他看肉时，那温柔的眼神。

想起他那句，“她喜欢”。

想起那满屋子的红烧肉，和那份沉甸甸的，不会被遗忘的爱。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男人来买肉。

他要了一块五花肉，说：“我老婆怀孕了，突然就想吃红烧肉，点名要我做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有点傻气的笑容。

我看着他，也笑了。

我给他挑了最好的一块肉，切好，包好。

递给他的时候，我说：“好好做。这里面，是家的味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啊，家的味道。

有时候，爱一个人，就是想给她做一辈子的饭。

哪怕她忘了，哪怕她不在了，但那种深入骨髓的习惯，那种刻在心里的味道，永远都不会变。

陈建国老人，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继续着这份爱。

他的世界里，没有生离死别，只有袅袅的炊烟，和一句永恒的——

“芬儿，饭做好了，快来吃吧。”

来源：顶级蜻蜓hjYNy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