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子姜大伟在开车，从后视镜里看我，嘴角挂着那种我熟悉的、公式化的笑。

车窗外的风景，一晃一晃的，像我这颗心，没个着落。

儿子姜大伟在开车，从后视镜里看我，嘴角挂着那种我熟悉的、公式化的笑。

“爸，就快到了。”

我没应声，把脸扭向另一边。

女儿姜小娟坐在副驾，回头递给我一瓶没拧开的矿泉水。

“爸，喝口水，别上火。我们这也是为了您好。”

为了我好。

这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窝里来回地拉。

车子拐进一条僻静的路，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叶子黄得差不多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像谁在天上往下撒纸钱。

路尽头，一块鎏金的大招牌，在下午三点的阳光里有点晃眼——“金色夕阳”养老院。

名字倒挺好听。

就是听着像个终点站。

我攥紧了手里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旧衣服，一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缸，还有我老伴儿的黑白照片。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车停稳了。

大伟和小娟一左一右地下来，拉开后座车门，像迎一位什么贵客。

“爸，下车吧，我们都看过了，这里环境是真不错。”大伟的语气充满了不由分说的热情。

我没动。

我看着他，这个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四十多岁的人了，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衬衫领子笔挺，手腕上那块表，听他说值好几万。

我问他：“大伟，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发高烧，半夜三点，下着大雪，我背着你跑了五里地才到医院？”

大伟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爸，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您看您，又说这些陈年旧事。”

小娟绕过来，挽住我的胳膊，力气不小。

“爸，哥也是工作忙，我这俩孩子也离不开人。您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万一磕了碰了，都没人知道。”

她说着，眼圈就红了。

演得真像。

上个星期，她还因为我没答应把老房子过户给她儿子，在电话里跟我嚷嚷了半个钟头，说我自私，心里只有儿子。

我这心里，曾经装着他们一整个童年和青年。

现在，空了。

被他们亲手掏空了。

我慢吞吞地挪下车。

一股消毒水和饭菜混合的奇怪味道扑面而来。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年轻姑娘迎上来，脸上是职业性的微笑。

“是姜大G吗？房间都准备好了，二楼朝南。”

大伟立刻凑上去，递了根烟：“小王护士是吧？辛苦了辛苦了，以后我爸就拜托你们多照顾了。”

那姑娘没接烟，客气地摆摆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被他们簇拥着往里走，感觉自己像个被押送的犯人。

大厅里有几个老人，呆呆地坐着看电视，电视里声嘶力竭地放着购物广告。没有人看我们，他们的眼神都是空的，好像透过我们，看到了什么更遥远的东西。

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这就是我的“金色夕阳”？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柜。窗户倒是挺大，能看到楼下的小花园。

小娟忙前忙后地帮我把帆布包里的东西拿出来，一件件摆好。

“爸，您看，这不挺好吗？比您那老房子干净多了。”

我没理她，径直走到窗边。

小花园里，有个坐轮椅的老头，正费劲地想捡起掉在地上的一个橘子。一个护工走过去，面无表情地捡起来，塞回他手里，然后推着他走了。

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

我回过头，看着大伟和小娟。

“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俩对视一眼。

大伟清了清嗓子：“爸，我们再陪您一会儿。”

“不用了。”我的声音很平静，“你们忙。”

我指了指墙上的挂钟，“再不走，就赶上晚高峰了。”

小娟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看着真了点。

“爸，您别这样……我们一有空就来看您。”

一有空。

这三个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承诺。

大伟从钱包里抽出一沓钱，塞到我床头柜的抽屉里。

“爸，这是两千块钱，您自己买点什么吃的。不够了再跟我们说。”

我看着那沓红色的钞票，觉得刺眼。

我当了一辈子会计，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到头来，还不如这两千块钱来得贴心。

我没说话，重新把脸转向窗外。

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小声嘀咕。

“哥，爸好像真生气了。”

“能不生气吗？过两天就好了。他就是犟。走了走了，公司那边还一堆事呢셔。”

脚步声远了。

门被轻轻地带上，“咔哒”一声。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站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太阳彻底沉下去，把天边染成一片灰紫色。

房间里没开灯，我整个人陷在黑暗里。

老伴儿的照片就放在床头柜上，我甚至不用看，都能清晰地描绘出她笑起来时眼角的每一条皱纹。

“秀莲，”我对着空气轻声说，“他们不要我了。”

没有回应。

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像在给我这剩下的日子倒计时。

我拉开抽屉，没看那两千块钱，而是从帆布包的最底层，摸出了三个崭新的硬面抄。

本子封面是牛皮纸的颜色，摸上去很粗糙。

我还摸出了一支钢笔，是英雄牌的，跟了我三十年。

我拧开笔帽，在第一个本子的第一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一行字。

“庚子年，十月初三，入住金色夕阳。”

然后，我顿了顿，又写下四个大字。

“遗产清单。”

写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心里那股被钝刀子割的疼，好像忽然找到了一个出口。

不疼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清晰的快意。

游戏，开始了。

养老院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规律。

早上六点，喇叭里会放《歌唱祖国》，声音大得能把死人叫醒。

六点半，早饭。白粥，馒头，一小碟咸菜。

粥是稀的，清汤寡水，看不到几粒米。馒头是凉的，硬得能当石头。

我端着餐盘，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

对面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正用勺子费力地把咸菜捣碎，再拌进粥里。

他见我看他，咧开没几颗牙的嘴笑了笑。

“牙不行了，不捣碎，咽不下去。”

我点点头，也学着他的样子，慢慢吃起来。

味道，谈不上好。但能填饱肚子。

我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连草根树皮都嚼过。这点东西，算不上什么。

吃完饭，各自回房。或者去活动室。

活动室里有电视，有棋牌。但大部分时间，老人们只是坐着，发呆。

像一排排等着充电、却再也充不进电的旧手机。

我的室友，就是那天在饭堂遇到的干瘦老头。

他姓李，叫李解放。名字很有时代特色。

老李比我早来半年，是个“老油条”了。

他告诉我，这养老院里，分三种人。

第一种，是真没人管的孤寡老人，政府送来的。这种人，最自在，因为无所牵挂。

第二种，是自己有钱，主动来这儿抱团养老的。这种人，腰杆最硬，护工都不敢得罪。

第三种，就是我们这种，被子女“送”来的。

“咱们这种，最尴尬。”老李磕了磕他的烟斗，“儿女觉得花了钱，就是尽了孝。咱们呢，心里憋着气，又没地方撒。”

他说着，凑过来小声问我：“你家那俩，多久来看你一次？”

我想了想小娟那句“一有空”。

“不知道。”

老李“嘿”了一声，一副“我懂”的表情。

“别指望了。刚来那会儿，可能一个礼拜来一次。过一个月，半个月来一次。再往后，要不是逢年过节，要不是你快不行了，他们都想不起来这儿还有个爹。”

他说得太直白，像根针，扎在我心里某个还没结痂的伤口上。

我没接话，从床底下抽出我的硬面抄。

老李好奇地探过头：“哟，姜大哥，还写日记呢？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

我笑了笑。

这不是日记。

这是账本。

我翻开第一页。

“第一笔：抚养费。”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像过电影。

大伟出生那年，我还是红星机械厂的学徒工，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五。奶粉要两块钱一罐，布票要省着给他做尿布。

小娟出生的时候，我刚转正，工资涨到四十八块。为了让她喝上牛奶，我戒了抽了十年的烟。

我把这些，一笔一笔，都写了下来。

写得很慢，很仔细。

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细节，都像重新活了一遍。

写到半夜，手腕发酸。

老李已经睡了，鼾声打得很有节奏。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我的本子上。

那些墨水写的字，在月光下，好像都泛着冷光。

第二天，我开始记录第二笔账。

“第二笔：教育费。”

从他们上幼儿园的学费，到小学买文具的五毛钱，再到大伟考上大学，我给他买第一身西装，花了三百块，那是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

小娟没考上大学，要去读昂贵的自费大专。我二话不说，取出了给老伴儿看病剩下的所有积蓄，又找厂里预支了半年工资。

交完学费那天，我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

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烧鸡店，小娟说：“爸，我闻着好香啊。”

我摸了摸口袋，笑着说：“等爸下个月发了工资，给你买一整只。”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着咸菜吃了三个馒头。

这些事，他们大概早就忘了。

但我都记得。

我不仅写下来，还把我能找到的“证据”都贴了上去。

一张泛黄的、大伟小学得三好学生的奖状。

一张小娟参加文艺汇演的照片，她穿着租来的舞蹈裙，笑得像朵花。

还有一张我偷偷藏起来的、大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这些东西，是我过去几十年里，最珍贵的宝贝。

现在，它们成了我讨债的凭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每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就是记账。

养老院里的护工，对我印象很好。

因为我不像别的老人，要么挑三拣四，要么爱发脾气。我总是很平静，很配合。

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饭菜再难吃，我也会吃完。

活动再无聊，我也会参加。

我甚至还主动帮着护工打扫活动室的卫生。

院长陈斌找我谈过一次话。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看着很斯文。

“姜大爷，听小王说，您在这儿适应得很好啊。”

我点点头：“挺好的。吃得饱，睡得着，还有人管。比在家里强。”

陈院长笑了笑，镜片后面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

“您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很多老人刚来，都想不开。”

我看着他，忽然说：“陈院长，我想立个遗嘱。”

陈院长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说这个。

“姜大爷，您身体好着呢，别想这些。”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我慢悠悠地说，“我这辈子，没啥财产，就一套老房子，还有点存款。我想着，等我走了，这些东西怎么分，得有个章程。省得我那俩孩子，为了这个打起来。”

陈院长沉吟片刻：“按理说，这是您的家事。不过您要是有需要，我们可以帮您联系公证处的人。”

“不用那么麻烦。”我摆摆手，“我信得过您。我想让您当我的遗嘱执行人。等我哪天不行了，您就按照我写的，把我这点东西，分给他们。”

我说得很诚恳。

陈院长推了推眼镜，看着我。

“姜大爷，您这是……信我？”

“我在这儿，除了你们，也没别人可以信了。”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点恰到好处的凄凉。

陈院长沉默了。

良久，他点了点头：“好。如果您坚持的话。不过，我还是希望您用不上这个。”

我笑了。

我也希望。

但不是他想的那种希望。

一个星期后，大伟来了。

提着一篮水果，脸上还是那种标准化的笑。

“爸，最近怎么样？还习惯吧？”

他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眼神不经意地扫过我那三个硬面抄。

“哟，还写上东西了？锻炼大脑，好事。”

我没理他，看着窗外。

他自顾自地说了几句公司多忙、客户多难缠的话，然后就坐不住了。

“爸，您那房产证，放哪儿了？”

来了。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转过头，平静地看着他。

“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呢？”大伟的音量高了一点，“您再好好想想。我媳妇儿说，孙子上小学，划片区，就得落在老房子那儿。这事儿可拖不得。”

“哦，”我淡淡地说，“那就是丢了吧。”

“爸！”大伟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彻底消失了，“您怎么回事啊？那房子早晚不都是我的吗？您现在跟我犯什么犟啊？”

“你的？”我反问，“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您！”大伟气得脸通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行，行，您厉害。您就在这儿待着吧！我不管你了！”

他摔门而去。

那篮水果，他没拿走。

我让老李拿去分给活动室的老人了。

老李咂咂嘴：“你这儿子，火气不小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在我的账本上，添了新的一笔。

“庚子年，十月初十，姜大伟上门，讨要房产。态度恶劣。”

下面，我空了一行，写了四个字。

“情感负债，计一次。”

半个月后，小娟来了。

哭哭啼啼地来的。

“爸，您怎么能这么对哥呢？他也是为了孩子上学。再说了，那房子给侄子，不也是给您亲孙子吗？”

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还有，您把我哥气走了，他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您说我们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我听着她颠三倒四的抱怨，觉得好笑。

“小娟，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了你五万块钱的嫁妆。那时候，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才八百块。”

小娟的哭声停了。

“你哥买第一套房子，首付三十万，我出了二十万。那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下的棺材本。”

小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们的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是不是都在我这儿带的？我给他们买吃的穿的，花过你们一分钱吗？”

我每说一句，小娟的头就低一分。

最后，她把头埋在膝盖里，不说话了。

“这些，你们都忘了。你们只记得我那套老房子了。”

我叹了口气。

“你走吧。让我清静清静。”

小娟没像大伟那样摔门而去。她走的时候，脚步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她也没拿那篮水果。

于是，我的账本上，又多了一笔。

“庚子年，十月廿五，姜小娟上门，为兄抱不平。晓之以理，无言以对。”

下面，同样是那四个字。

“情感负债，计一次。”

我的三个账本，很快就写满了。

第一个本子，是“经济账”。从他们出生到现在的每一笔大额开销。我算得很清楚，连通货膨胀都考虑进去了。最后得出的总额，是个天文数字。

第二个本子，是“时间账”。我为他们付出了多少时间。给他们做饭，洗衣服，辅导作业，带孩子。我把这些时间折算成小时，再乘以一个护工或者家教的市场价。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第三个本子，是“情感账”。每一次的争吵，每一次的冷落，每一次的言而无信。这些没法用钱来衡量。所以，我用“次”来记录。每一次，都像在我心上划了一刀。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把钢笔帽盖上。

时间，刚刚好。

一个月了。

我把三个本子，用一个塑料袋仔细包好，放进一个纸箱里。

纸箱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我卖掉老房子的合同复印件。

我把卖房款捐给山区希望小学的捐款凭证。

还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是我给自己留下的、在养老院住到死的费用。

最后，我放进去一封信。

是写给大伟和小娟的。

我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轮残月。

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给陈院长打了个电话。

“陈院长，我的‘遗嘱’，准备好了。”

电话那头，陈院长沉默了片刻。

“姜大爷，您……”

“明天，麻烦您通知我的子女，来领他们的‘遗产’吧。”

我说完，就挂了电话。

然后，我回到床上，躺下。

几十年来，第一次，睡得那么安稳。

第二天，我特意起得很早。

刮了胡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中山装。这是我以前在厂里当劳模的时候，厂里奖励的，一直没舍得穿。

老李看我这样，啧啧称奇。

“老姜，你这是……要相亲去啊？”

我笑了笑：“比相亲重要。”

上午十点，陈院长的秘书来敲门。

“姜大爷，陈院长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您的家人已经到了。”

我点点头，站起身。

“走吧。”

去办公室的路上，我走得很慢。

走廊的窗户，能看到楼下的小花园。

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聊天，下棋。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又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我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

大伟和小娟，正襟危坐地坐在沙发上。

他们俩都穿得很正式，一身黑。表情严肃，带着恰到好处的悲伤。

看到我走进来，他们俩都愣住了。

大伟的嘴巴张成了“O”型，指着我：“你……你……”

小娟更是夸张，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脸色煞白。

“爸？你……你不是……”

她“不是”了半天，也没说出那个字。

我看着他们俩滑稽的样子，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

我径直走到陈院长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陈院长清了清嗓子，打破了这诡异的沉默。

“姜先生，姜女士，昨天我打电话，可能有点歧义。我说的是，你们的父亲，有‘遗产’要交给你们，并没有说他……”

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大伟的脸，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跟变脸谱似的。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要吃了我。

小娟则是一屁股坐回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刚跑完八百米。

“爸！你这是干什么啊！有你这么吓唬自己孩子的吗！”大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充满了愤怒。

我没理他，只是对陈院长点点头。

“陈院长，可以开始了。”

陈院长会意，把那个我准备好的纸箱，放到了茶几上。

“这是姜大爷嘱咐我，要亲手交给你们的。”

大伟和小娟的目光，立刻被那个纸箱吸引了。

他们以为里面是什么？

房产证？存折？还是成捆的现金？

大伟迫不及待地伸手就要去开。

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别急。”

他动作一顿，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

我亲自站起来，走到纸箱前，打开了它。

然后，我从里面，拿出了第一个硬面抄。

“这是你们的遗产，第一部分。”

我翻开本子，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姜大伟，一九七五年出生。出生时，奶粉两元一罐，每月两罐，计四年。合计……”

我每念一项，大伟的脸色就难看一分。

“姜小娟，一九七八年出生。幼儿园学费，每学期二十元，计三年……”

小娟的脸，也白了。

我念得很慢，像一个最严谨的会计，在宣读一份年度报告。

办公室里，只有我平静的念诵声，和他们俩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念完第一本“经济账”，我把它合上，放回箱子里。

“这部分，我算了算，连本带利，加上这几十年的通货膨胀，你们每个人，大概欠我一百二十万。”

“爸！你疯了！”大伟终于爆发了，他一拍茶几，站了起来，“你养我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哪有当爹的跟儿子算这个账的！”

“天经地义？”我笑了，“那我问你，子女把爹送到养老院，然后一个月不闻不问，就等着分房子，这是哪家的天经地义？”

大伟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我没给他喘息的机会，拿出了第二个本子。

“这是遗产的第二部分，时间账。”

我翻开，继续念。

“辅导姜大伟写作业，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平均每天两小时。合计……”

“给姜小娟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孙女，做饭、接送，从三岁到六岁。合计……”

我把这些时间，都折算成了金钱。

“这部分，不多。你们俩加起来，也就欠我八十万吧。”

小娟的嘴唇开始哆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爸……您……您怎么能这么算……”

“我怎么不能这么算？”我反问，“你们把我当成免费保姆的时候，怎么不算算我的时间值多少钱？你们嫌我做的饭不合胃口，菜烧得不好的时候，怎么不算算我为了你们连轴转，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我拿起第三个本子。

我的手，有点抖。

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这个本子，太重了。

“这是最后一部分。情感账。”

我没有念。

我只是把本子，翻开，递到他们面前。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次的伤害。

“……因工作忙，拒绝陪我去医院复查。”

“……因嫌我啰嗦，挂断电话。”

“……为争房产，兄弟反目，恶语相向。”

……

每一条，都像一个血淋淋的伤口。

大伟和小娟看着那些他们亲口说过的话，亲手做过的事，被我用最平静的笔触记录下来，他们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

那是一种被剥光了所有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的羞耻和恐慌。

“这部分，”我的声音有些沙哑，“没法用钱算。它欠下的，是良心。”

我把三个本子，都放回了纸箱。

然后，我拿出了那份卖房合同的复印件，和那张捐款凭证。

“你们心心念念的老房子，我已经卖了。”

“什么！”

大伟和小娟同时尖叫起来。

“卖了的钱，我也捐了。捐给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山区孩子。这是捐款凭证，你们可以去查。”

我把凭证，拍在他们面前。

“你们不是总说我自私，心里只有自己吗？我现在，‘无私’了一把。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那些跟我非亲非故的孩子们。你们高不高兴？”

大伟的眼睛都红了，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他指着我，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

“你……你这个老糊涂！老疯子！那是我们的房子！是我们的！”

“你的？”我冷笑一声，“姜大伟，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从你结婚买房，到你儿子上学，我给你掏了多少钱？你又给我过一分钱吗？你给我买过一件衣服，一双鞋吗？除了把我送到这个地方，你还为我做过什么？”

我又转向小娟。

“还有你。你总说我偏心你哥。你结婚的嫁妆，你女儿从小到大的花费，哪一样不是我出的？你哥至少还知道来看看我，哪怕是为了房子。你呢？除了在电话里跟我哭穷、要钱，你还记得你有个爹吗？”

他们俩，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连陈院长，都忘了去推他的金丝眼镜。

最后，我从纸箱里，拿出了那张银行卡，和那封信。

我把银行卡递给陈院长。

“陈院长，这里面是我剩下的所有钱了。足够支付我在这里的一切费用，直到我死。密码是我的生日。”

然后，我把信，扔到了大伟的脚下。

“这，才是你们真正的遗产。”

“从今天起，我，姜国梁，跟你们，姜大伟，姜小娟，断绝父子、父女关系。”

“我死之后，不需你们送葬，我的骨灰，请陈院长随便找个地方撒了，不要立碑，更不要通知你们。”

“从此，我们两不相欠。”

我说完这番话，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但我心里，却无比的轻松。

像是卸下了一个背负了几十年的沉重包袱。

大伟看着脚下的信，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不信。

“断绝关系？你说断就断？法律上你还是我爹！”

“那你就去告我吧。”我无所谓地笑了笑，“去告我这个把所有财产都捐了、身无分文的‘疯老头’。看看法院会不会判我，把已经捐出去的钱，再要回来，给你买学区房。”

小娟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不是演的。

是那种绝望的、崩溃的大哭。

“爸……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怎么能……”

“狠心？”我看着她，“我把你们送进养老院了吗？我一个月对你们不闻不问了吗？我惦记着分你们的房子了吗？到底是谁狠心？”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扎进了她最后的防线。

她哭得更厉害了，上气不接下气。

大伟一把拉起她。

“哭什么哭！没用的东西！跟他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拽着小娟，冲到门口，又回过头，恶狠狠地对我说：

“姜国梁，你给我等着！你会后悔的！你会孤零零地死在这儿，没人给你收尸！”

说完，他“砰”地一声，摔上了门。

世界，又一次安静了。

我长长地，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又长又浊，好像把我这七十五年来，积攒的所有委屈、愤怒、失望，都吐了出去。

我感觉有点头晕，身子晃了晃。

陈院长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

“姜大爷，您没事吧？”

我摆摆手，重新坐回椅子上。

“没事。”

我看着窗外，天很蓝，云很白。

“陈院长，我感觉……从来没这么好过。”

从那天起，我的世界，真的清静了。

大伟和小娟，再也没有出现过。

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就像从我的生命里，彻底蒸发了。

我猜，他们可能去查了。

查了我的房产交易记录，查了我的捐款证明。

当他们发现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最后的那么一点点希望，也就破灭了。

对于他们来说，我这个爹，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老李知道了这件事，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姜，你牛。”

过了好久，他又说：“可是……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

我笑了笑，喝了口热茶。

茶是养老院发的廉价茶叶，有点涩。

但喝到胃里，很暖。

“我不是一个人。”我说，“我还有你啊。还有这满院子的老哥们儿。”

老李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露出了他那没几颗牙的牙床。

“对，还有我们。”

我的生活，回归了规律。

甚至比以前，更加规律。

我不再需要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去记账了。

那些账本，在完成它们使命的那天，就被我亲手烧掉了。

火光升起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我那辛劳了一辈子的老伴儿，在对我笑。

我觉得，她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我开始有了新的“工作”。

我帮着活动室的张大爷，整理他的集邮册。

我教不识字的王大妈，写她自己和她儿子的名字。

我陪着腿脚不便的孙奶奶，在花园里一圈一圈地散步。

我还和老李，组建了一个“金色夕阳”象棋队。

每天下午，在花园的石桌上，楚河汉界，杀得天昏地暗。

输了的人，罚请大家吃一块从外面小卖部买来的、一块钱一个的米糕。

我的退休金，加上那张卡里的钱，足够我在这里过得很体面。

我甚至还用自己的钱，给活动室买了一台新的、屏幕更大的电视。

老人们看购物广告，看得更清楚了。

陈院长有时候会来看我。

他不再叫我“姜大爷”，而是叫我“老姜”。

他会跟我聊一些养老院的管理问题，问我的意见。

他说，我的那场“遗产风波”，给他，也给院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了一课。

让他们明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

更是尊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春天就来了。

院子里的迎春花开了，一丛丛，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耀眼得像金子。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但我一点也不害怕。

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我有很多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在阳光下打瞌睡。

我们聊过去，聊现在，但不怎么聊未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有一天，老李在下棋的时候，忽然问我。

“老姜，你想过你家那俩小子吗？”

我正要“跳马”的手，在空中停住了。

想吗？

怎么可能不想。

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大伟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咯咯笑的样子。

会想起小娟第一次叫“爸爸”时，那含糊不清的、甜糯的声音。

但那些，都太遥远了。

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我把“马”跳了下去，正好“将军”。

“不想了。”

我看着老李，笑了笑。

“我把他们，连同那些账本一起，都烧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下完这盘棋。”

老李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移动他的“士”。

“好，那咱们就，好好下。”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风很暖。

我感觉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棵树。

一棵在“金色夕阳”里，扎下根的老树。

没有茂密的枝叶可以庇护谁了。

也没有甜美的果实可以奉献给谁了。

我只剩下我自己。

光秃秃的，但笔直地，站着。

朝着太阳。

我觉得，这就够了。

这，就是我给自己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来源：晨来花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