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佘诗曼站在釜山影展的领奖台上，用粤语说完“香港演员需要更多国际舞台”那一刻，香港电视城同步打出祝贺字幕，她的手机立刻跳出银行短信：奖金五十万港币已到账。

佘诗曼站在釜山影展的领奖台上，用粤语说完“香港演员需要更多国际舞台”那一刻，香港电视城同步打出祝贺字幕，她的手机立刻跳出银行短信：奖金五十万港币已到账。

同一天夜里，陈浩民在广州番禺的仓库直播卖沙发垫，连续喊了五小时“上车”，后台显示当晚GMV七百三十万，他抽成百分之十五，扣除投流成本，净赚八十二万。

两条时间线在同一天发生，却像隔着一道海峡，一边在聚光灯下谈理想，一边在仓库里数钞票。

把镜头拉回十八年前，两人拍《带我飞带我走》时，剧组给佘诗曼的片酬是每集五万港币，陈浩民每集四万，差距不大。

如今，佘诗曼拍《新闻女王2》单集片酬涨到二十万，外加监制分红，预计总入账一千二百万；陈浩民去年拍的网络电影最高一部打包价一百二十万，七部片子加起来还不够佘诗曼一部剧的零头。

数字不会骗人，它直接说明：有人还能靠作品涨价，有人只能按斤卖。

佘诗曼敢兼任监制，是因为TVB需要她这块招牌去拉广告。

第一季《新闻女王》招商二点八亿，第二季目标三点五亿，广告部把她的名字写在PPT第一页，客户就肯签单。

她掌握选题权，能把新闻室黑幕写进剧本，也能把新人林昕硬塞进组，这是权力变现。

陈浩民也掌握权力，他掌握的是直播间的流量密码：把价格打下来。

厂家给他成本价二十九块的空气炸锅，他喊九十九包邮，三分钟卖三万台，瞬间回血。

两种权力，一个向上游内容延伸，一个向下游渠道下沉，谁高谁低，市场用钱包投票。

有人骂陈浩民“掉价”，可掉价也得有人接盘。

平台给他的网络电影开出一百万买断价，是因为点播数据实在难看：上一部《济公》分账期六个月，有效点击四百万次，平台得五十万，他得四十万，还不够付演员机票。

直播却能把旧日情怀直接折现，观众刷一句“段誉哥哥”就下单四件套，这比任何剧本都稳。

陈浩民算过账：拍一部网大要三个月，赚八十万；直播三个月，每月五千多万流水，净赚三百万，还要选哪边？

他说“直播比拍戏收入更稳定”，是实话，也是无奈。

佘诗曼的“国际奖项”看似光鲜，背后同样是一套冷冰算法。

釜山电影节“亚洲内容奖”需要港剧撑场面，TVB需要海外版权卖价，双方一拍即合。

她的奖座换来的是《新闻女王》韩国播出版权费从每集八千美金涨到两万五千美金，三十集就是五十万美金，TVB与她四六分账，她再拿三成，落袋二百四十万港币。

荣誉与现金同步到账，这才是“国际舞台”的真实含义。

再看生活账本。

佘诗曼住港岛南湾，市值一亿二千万的顶层复式，月供三十万，对她来说只占月收入一成。

陈浩民住上海佘山四千平别墅，月供十八万人民币，看似轻松，却要负担四个孩子国际学校学费，一年一百二十万，外加老婆蒋丽莎的直播团队开销，每月固定支出两百万。

他不敢停播，停一天就断现金流。

佘诗曼可以挑剧本，不接戏也能靠广告和商演活得很润；陈浩民不能停，停了贷款就咬人。

两条路，一条越走越宽，一条越走越窄，却都是他们自己选的。

2024年3月的香港影视展，媒体把两人同框照片放大：佘诗曼被十家品牌围着递名片，陈浩民身边只有两个微商求合影。

现场记者追问他会不会再与佘诗曼合作，他摆手说“尊重彼此生活”；佘诗曼通过经纪人回一句“专注当下工作”。

两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已经不在一个世界，别硬凑。

观众唏嘘“昔日情侣成陌路”，可娱乐圈从来不写童话，只写资产负债表。

有人担心佘诗曼当老板会赔，三色堇娱乐签的三个新人还没给公司赚一分钱，每月培训、宣传、房租烧掉八十万。

她不怕，她拿奖后三个内地品牌代言找上门，打包价一千二百万，直接覆盖三年运营成本。

陈浩民也签新人，在直播间让他们当助播，底薪八千加提成，干得好月入三万，干不好就走人，像流水线。

一个用资本养梦想，一个用流量养家庭，两种模式，两种人生。

最现实的一幕发生在报税季。

佘诗曼的会计师帮她申请“艺术家税务优惠”，把拍戏、监制、代言收入拆进不同公司，综合税率降到百分之九，省下一千多万。

陈浩民的财务顾问劝他注册个体户，把直播收入拆成经营所得，核定征收百分之三点五，一年也能省两百万。

两人都在合法省钱，却省出不同量级：她省出一套房，他省出一辆车。

数字再次提醒：起点不同，规则相同，结果天差地别。

故事讲到这里，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冷冰选择。

佘诗曼选择把剩余价值押在作品上，让角色替她说话；陈浩民选择把剩余情怀一次性变现，让吆喝替他养老。

两条路都写在合同里，黑纸白字，签字画押。

观众可以唏嘘，可以鼓掌，可以骂，可以赞，但合同一旦生效，就没有回头键。

所以，如果明天有人问你：你愿意在领奖台上说理想，还是在仓库里喊上车？

别急着回答，先摸摸自己的钱包，再翻翻贷款短信，然后问问自己：到底哪种自由更便宜？

来源：辰东小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