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一百六十多个日子里，目睹着她生命之光逐渐黯淡，心中满是无助，隐隐预感到这油尽灯枯的结局正悄然逼近。日夜忧心忡忡，既明白那无法回避的离别终将来临，又忐忑不安地祈求它能来得再晚一些、再晚一些……
一一献给敬爱的母亲王绍琴
58岁的母亲（1992年春）
引 言
母亲走了，带着不舍与牵挂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这一百六十多个日子里，目睹着她生命之光逐渐黯淡，心中满是无助，隐隐预感到这油尽灯枯的结局正悄然逼近。日夜忧心忡忡，既明白那无法回避的离别终将来临，又忐忑不安地祈求它能来得再晚一些、再晚一些……
未曾料到，这一天竟如此绝情地降临了。
当告别的时刻无可挽回地成为现实，我的心头留下了一片难以估量的虚空，那曾是温暖的港湾。思念如悄然无声的潮水般不断涌来，妄图填满这巨大的空洞，却只是在寂静中激起了更深的回响。
我试图在记忆的碎片中寻找那些曾经的欢笑，却发现它们如同晨露般在阳光下迅速消逝。每一道熟悉的身影，每一个温暖的瞬间，都化作了一道道无法触及的影子，在我心中游荡。我试图用文字记录下这些影子的轮廓，却发现笔尖在纸上跳跃，无法捕捉它们的真实。那些欢笑和泪水交织的岁月，仿佛一场梦，醒来时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和心底的悸动。
刚过耄耋之年母亲，在与病魔抗争八十二天后，那颗操劳一生的心停息了。
从此，再也看不到她端坐在椅子上那慈祥的笑容，唯有空椅默默承载着无尽的思念；也再也听不到她那殷切的叮咛，只剩尚有余温的嘱咐在心头萦绕。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咸涩且沉重，沉甸甸地压在胸口。那曾温暖我们整个人生的微光，在八十二天的煎熬后，永远地熄灭了……
自今年春节过后，母亲的精神状态便每况愈下，阿尔茨海默症已明显进入深度晚期，肺部结节也出现扩大的情况，神情呆滞、饮食锐减、步履蹒跚。
去年八月，在她即将迎来九十周岁前夕，曾因血压过高住进解放军第九二〇医院，我陪护了一周，待体征平稳后，出院回家休养。
今年3月29日清晨，姐姐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心中便涌起不祥的预感。姐姐说，早上进门发现母亲已穿戴整齐，却斜躺在另一个房间。唤醒后，她言语混乱，血压、心率和体温都异常偏高。急忙拨打120，母亲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一周后体征稳定出院时，母亲基本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与哥哥姐姐商量后，将她送进了服务完善的康养中心。尽管中心条件优越，家人每日探望，倾注了更多关爱，却无法阻挡母亲身体日渐衰竭的趋势。4月27日，母亲病情恶化，再次入院，转入医院呼吸内科ICU监护治疗。
凝望着病床上母亲那瘦弱且憔悴的面容，感受着她因深呼吸和疼痛而不时的抽搐，我们心如刀绞，万般无奈，却又无能为力。焦虑与悲伤如潮水般在胸中翻涌激荡。
青天寥落，春阳低微，空气里浮动着消毒水的气息，冷峻而严酷，如同我们这些儿孙们心头沉沉垂挂的阴云。老母亲躺在ICU深处，曾以为似铁般硬朗的身躯竟捆缚于淡1绿色被单里。疾病之爪毫不留痕地掘蚀了她的记忆：她的自我在消散，我们的面孔于她日渐荒芜的心灵土壤深处终归模糊，她只偶尔梦呓般嗫嚅着一个名字：是我们童年呼唤她时候用的乳名。
母亲过去几十年如山岩，稳稳扎根于家庭之中——晨曦薄雾里，总第一个听到灶膛声响，炊烟从屋顶升起，就是宣告一天劳作的讯号；微弱的灯光深夜常亮，针线在她指尖穿梭于孩子的衣服破口处游走，灯光照得她鬓角灰白；饭食是普通但热乎的，衣衫是打上补丁但洗得清爽的；我们的脚印常散落在她无休止的擦抹劳作之后拖布未干的水痕上。如今那昔日辛劳的手无力地瘫展，而我站在旁边，除了为她拭去悄然滚落的汗珠，竟再无可为。
苍茫光阴无声而猛烈，纵使坚韧如斯，亦难免渐被消蚀销尽，正如那青苔满身的古石碑，也终将化为尘粉随风飘散。
探望结束离去时，回头又看了一眼，母亲似乎动了一动。啊，那是她昔日习惯的拈捡细物的手势！这一动勾引了我们的喉咽发紧，眼眶涌热，喉头被塞满似的哽咽难发声。监护仪的生命曲线在床头不停单调地重复着。母亲的皱纹在白色墙壁映衬下，显出深沟般刻划着岁月的纹理；这些沟壑原是刻记在我们成长道路之上的，如今它们却沉坠下去，与无法被拖缓的时间彼此牵扯着，一寸寸地塌陷进永恒长夜。
母亲，岁月竟如此不仁，您为我们负重一生，坚劲而行；而我们终究只能无力地默默看着，那眼神在生命的暮色中，一点点、一点点暗淡下去......
88岁的母亲（2023年冬）
母亲的一生，宛如一颗晶莹而质朴的水珠，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流淌。她以清淡为生活底色，不慕浮华，安于粗茶淡饭、旧衣素衫的寻常日子。她将节俭刻入生命，惜物如金、精打细算，于细微处累积生活的安稳与踏实。而那份深沉的大爱，如同永不枯竭的源泉，默默滋养着家人、顾全着家族亲情、温暖着周遭，将无私的关怀融入日常的每一刻。她严于律己、恪守本分，以无声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坚韧。以她看似平凡而简单的过往交织，完整地勾勒出她独特而令人敬重的人生轨迹。
柔肩担起半个家
迤萨——滇南褶皱里一座悬立于云端的“法式”古镇，依附于哀牢山脉的脊背，在彝族仆拉语中意为“旱渴之地”。于是两千年岁月之中，土与石默默相生相磨，人似草木，也只能顽强地在赤日炎风的雕琢之下生根存息。
迤萨镇的兴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在小寨村发现的铜矿。矿业发展带来了繁荣，然而铜矿枯竭关闭后，迤萨重陷贫困。为谋生路，商人们合股组成马帮，南下南洋贩运货物，俗称“下坝子”；后来甚至涉足鸦片走私，即“走烟帮”。马背上驮出的传奇古镇，成了赶马人固守的自由天地。
解放初期的红河县迤萨镇东门城楼
在清文宗年间，母亲的爷爷王正芳（我们的曾祖父）随马帮从云南石屏经红河县，往返于老挝、越南、缅甸、泰国等地经商。多次途经红河歇息，他感受到这座山城的喧嚣繁华，便决定在此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便在迤萨镇东门街中心地段购地建房，盖起一座中西合璧的两进四合院，在此繁衍生息。
母亲的父亲，我们的外公王彦超，出生于1906年，在家排行老六，上有四姐一哥，深得父亲宠爱，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写得一手好字。他聪明好学，得以跟随父亲往返于境内外跑马帮，经常跋涉于艰辛的马帮路上。
在一次境外贩运途中，外公因饮食不洁受寒感染，导致上吐下泻身染重病。荒郊野外缺医少药，其父无奈之下，只能喂食大烟膏才挽回性命，却也从此染上烟瘾。
外公成年后，经担任区国民政府迤萨区区长的二姐夫杨联义引荐，在区政府谋得文书职位，负责抄写、整理和保管文书材料。后来，四位姐姐相继出嫁，哥哥又因病早逝，家业自然落到外公肩上。他迎娶了同在迤萨长大的赵粉芝（我们的外婆），开始经营自己的家庭，陆续养育了两儿四女。
两年后，因二姐夫卸任区长，加之外公体弱多病，便闲居在家。后经迤萨富户姚楚推荐，担任元江县参议员。此时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边远县镇人心惶惶，外公虽担此名却从未赴任领薪。因受进步思想影响，他时常流露出对旧制度的厌恶和对新社会的向往，暗中拥护共产党，并将侄儿杨立（音）送去参加游击队（解放后任县委秘书长）。外婆则依靠手工缝纫的收入，艰难支撑全家生计。
1934年9月，母亲出生，取名王绍琴。初临人世，家中已然家道中落。彼时，她的大哥和二哥仍在专心求学，随后三个妹妹相继出生，如同接踵而至的重担。年仅六岁的母亲肩头承负起照顾二妹的责任，十二岁时，三妹和四妹也陆续降临。岁月维艰，外公忙于公务，外婆为生计操劳，皆无暇他顾。
母亲小小身影背着妹妹出现在巷口，便成了这贫窘山脊每日重复的风景。她稚弱单薄的脊骨，成了妹妹们的舟车，年幼生命那不容推却的重量不断下坠，便一点点压入她的筋骨里。时间久了，竟于粗布衣服后背磨出一个大窟窿——如同山风专门在那里寻找的入口，悄悄钻透了她的童年。
年深月久，那衣服上的破洞宛如一道无声的山涧沟壑，然而母亲却仿佛与山脊一同学会了屹立不倒。自此背负便刻在了她生命的纹理里，人生初承之重如山脉压肩，竟将她压成了一个能立于万丈云路之上的真正哀牢山迤萨的女儿。
1942年，刚满八岁的母亲入读迤萨小学。小学毕业时，进入由中共迤萨党支部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组织成员和培养骨干，积极倡议在迤萨小学外院创办红河边疆中学学习。
1948年春，13岁的母亲（前排左三）在红河县迤萨中学。
解放前夕，蒋家王朝急速溃败，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深刻影响着迤萨这个边陲小镇。因迤萨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及主要课程老师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青”（即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成员。就学期间，母亲深受进步思想熏陶，积极参加进步学习和宣传活动。经中共党员、学校语文老师王存厚介绍，1949年8月，刚满十五岁的母亲秘密加入“民青”组织，开始投身中共地下工作，负责思想宣传和传递情报，积极为迎接解放做准备。
1950年1月的一个下午，十六岁的母亲和几名同学在王存厚安排下，汇集躲藏在迤萨镇北门街其母亲居住的一栋土楼里，准备趁夜色赶往昆南村，参加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十支队红河护乡团。不料消息走漏，被家人知晓。外公因担心母亲年纪过小，受不了严酷的环境，随即召唤大舅、二舅等家人全镇搜寻。
眼看行动将受影响，王存厚把母亲叫到一旁说：“你还是先回去。如果你家里人继续找下去，会连累大家都走不了。你暂时留下完成其他工作，过后再找机会接你”。无奈，母亲只能独自悄然返回家中，错过了见证红护团成立的光荣时刻。
1950年2月，随着红河护乡团进驻迤萨镇，迤萨和平解放。母亲积极参与维护秩序、宣传政策等工作。为响应“建政”培养骨干的号召，母亲被选拔参加中共红河县委组织的“干训班”学习。
次年初，母亲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溪处区政府（现红河县石头寨乡石头寨村）财经股工作，参加“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工作队”，同行的还有其表姐杨香琴、边纵成员黄梅芳等。他们走村串户，宣传新生政权，协助部队征粮，动员恢复生产。
新生政权初立，工作队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动员恢复生产，协助部队征粮，也触动了当地土司和盘踞周边的土匪利益。
红河县石头寨乡石头寨村
3月19日傍晚，土司民团武装勾结土匪，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围攻设于原溪处土司衙署院内的区政府工作队（现为石头寨村村公所）。在38师114团派来协助征粮的一名指导员和几名战士带领下，母亲与其他七名队员严阵以待。
土匪在后山架起机枪，大声威胁谩骂，并开始从后院挖墙进入院内。工作队寡不敌众，情况万分危急。部队指导员当机立断，决定趁夜色突围。他安排几名战士各保护一名女队员从大门俯身向山向外冲。当队员冲出大门时，土匪机枪疯狂扫射，一串串子弹打在门头石上火星四溅，一名队员不幸中弹牺牲。
母亲和部分队员在战士们护卫下，冒着密集的枪弹和漆黑的夜色，跌跌撞撞冲出围困，撤到山下元江边的石壁下暂避。待天明后，与陆续突围出来的队员汇合后，便顺江北上与随区委区政府人员转移至元江、建水一带继续工作。
也许是机缘巧合，就在母亲及队员脱险的第二天，驻防红河县甲寅区的父亲（时任38师114团3营参谋长）接到命令，率部歼灭占领石头寨的土匪。
3月21日下午，父亲迅速带领三个连队奔袭石头寨，傍晚抵达寨东侧暂歇。次日凌晨，部队向土匪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攻占了石头寨土司衙，全歼负隅顽抗之敌。
随着新中国宣告成立，沐浴着共和国的光辉，红河正式建县。沿袭六百年的世袭封建土司制度终被推翻，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红河县迈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母亲的人生也与焕发了生机的新迤萨一同成长。
结伉俪走出大山
1951年9月，滇南剿匪斗争结束。硝烟初散，刚满十七岁的母亲便回到了母校——红河县（迤萨）小学任教。这个滇南边陲的古老小镇，沐浴着安定与阳光，空气中弥漫着重建的渴望。
1951年秋，17岁的母亲（前排左一）在红河迤萨小学任教时与部分师生合影。
母亲沿着那条熟悉且被雨水冲刷得有些坑洼的石板路，穿过略显冷清却已渐渐重现生机的街巷，朝着那座矗立在山坡上的母校走去。她轻抚着讲台上熟悉的纹路，稚嫩的肩膀感受到了生命沉甸甸的托付。十七岁的青春岁月里，在这片刚刚恢复安宁的红土地上，她开启了一生艰难而漫长的耕耘。
母亲回忆，那时家里的生活极为拮据。外公身体不好，赋闲在家。母亲的大哥，也就是我们的大舅，迎娶了同镇女孩刘桂君，夫妻俩依靠缝纫手艺维持生计；二哥，即我们的二舅，则前往百里之外的个旧就读中学，毕业后在个旧铅厂工作并成家。
母亲每月除了将有限的工资全部交给外婆以补贴家用，工作之余还得负责照顾两个妹妹的生活和学习，并帮助照看后面出生的四妹。母亲常说，二姨那时脾气倔强、叛逆，常与她对着干。直到母亲担任了她们班的老师后，二姨才渐渐变得顺从起来。
多年来，由于外公曾担任民国元江县参议员这一“成份”的影响，尽管母亲年少时便投身革命，还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屡屡被拒，始终未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成了她一生都难以释怀的遗憾。
1952年7月，母亲王绍琴（三排左一）在红河参加时任红河县县委书记杨保生（前排右一）的结婚典礼。
母亲在完成教学工作并积极参与当地活动期间，经时任38师114团3营教导员（曾兼任红河县委书记）龚殿友介绍，结识了担任该营营长的父亲胡守仁。
向往自由生活与美好未来的母亲，为改变自身命运，更为给家族带来转机，在征得外公外婆的应允后，欣然应允了这门亲事。
母亲回忆，在与父亲相识相恋之际，部队驻防于甲寅镇（哈尼语称“瓦渣”），距离迤萨约三十余公里。母亲只能趁着假日，搭乘顺路的马车，或是沿着崎岖山路徒步前往甲寅与父亲相见。每次她前来，都会受到父亲营部战士的热情款待。通信员会兴高采烈地去食堂打饭，或是到镇上炒两个菜来招待她。而父亲则偶尔会趁着到迤萨办事的时机，前往未来岳父母家中与母亲相聚。
那时，年轻英俊的父亲带着营部通信员，总是骑着一匹枣红马，穿过迤萨街区的石板路，来到母亲家的门前。英俊潇洒的身影和清脆的马蹄声，引来了街坊邻里无数羡慕的目光，却也悄然在暗处滋生了幽暗的妒忌。这些难以言说的嫉恨，如同潜伏的阴影，最终竟成了日后残酷迫害外公的引线。
经过半年多的交往，二人终于携手步入了恋爱的殿堂。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已从甲寅调防至云南文山。
1953年2月，在文山一处朴素的军营中，母亲与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自此，他们相濡以沫、举案齐眉，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平凡却饱经风雨的人生。
1953年，母亲与父亲在文山结婚时的合影。
婚后，母亲随工作调动至文山州委下属的文山报社，负责通联、统计及财务等多项重要工作。报社初创期事务繁杂，她从不局限于本职，主动担当，全力投入各项工作，以高度责任感参与报社筹建全过程，亲历《文山日报》的诞生。她的付出与贡献，成为报社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53年10月1日，母亲（二排左四）与父文山报社职工合影。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应缅甸共产党的请求，中方决定为其培训军事人员。此举旨在提升缅共的军事实力，同时增强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负责这项任务，并协调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前身）抽调政治素质、军事技能和思想品质均过硬的军事骨干，组建培训机构。
十三军接到通知后，指派父亲代表该军前往报到。此前，父亲因军事指挥能力突出多次受奖，曾被选调参加原昆明军区军事体育代表团，带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军用摩托项目”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在军中颇有声名。
临行前，师长王长有、政委张丕绪叮嘱父亲：此次任务特殊艰巨，相信你定能完成。待你归来，还有更重要的担子。
1953年秋，父亲临危受命离开作战部队，赴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报到。次年春，母亲也随调至该办对外联络处财务科工作，并在昆明市三合营瓦仓庄8号院内租住下来。
1954年10月，母亲在参加云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迎宾接待期间，与袁茹华和甘英阿姨合影留念。
父亲在军区干部部办理调动时，结识了时任干部处干事的黄波叔叔。母亲报到工作后，也认识了省委联络部工作的甘英阿姨（黄波叔叔的爱人）。从此，两家志趣相投，结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缅甸政府面对冷战格局与地区结盟带来的影响，为避免意识形态划线造成负面形象，开始推行中立不结盟外交。鉴于国际形势与中缅关系变化，中共与缅共的关系也相应调整。
1955年，缅甸总理吴努在一次在外访归国途中，突然提出想途经昆明短暂停留。此行目的性明显，引起中央警觉。为避免节外生枝影响两国关系，中央指示云南省委立即行动，将全部在训缅共人员转运至四川成都暂避，待后续安置。至此，父亲这段特殊使命宣告完成。
父亲由于部队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已无法回到热爱的作战部队，只能服从组织安排，赴昆明军区干部文化第九速成中学学习。同年5月，哥哥胡建荣在昆明出生。
鉴于党内国内接连发生“高饶”“胡风”等事件，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内部肃反运动。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政策界限不清，一些地方出现了斗争面过宽、处理过重的偏差。
边陲小镇迤萨也受波及。因外公曾短暂担任民国元江县参议员，当地主管部门受极左思潮影响，加上一些心怀恶意的人蛊惑，错误地将他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进行关押审查、勒令交待问题。
关押期间，外公被逼写材料、轮番讯问和殴打，身体备受折磨。他强撑病体据理力争：“我虽在解放前夕挂名县参议员，但从未参加任何活动。相反，我拥护共产党，曾暗中帮助地下党的人员，还把女儿嫁给了部队干部。我怎么可能反革命、反共产党？”
母亲在得知外公被关押的消息后，通过省委联络部和十三军三十八师向红河县有关部门发函，说明母亲进入省委联络部工作及与父亲结婚前，均通过严格政审，请当地党委政府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当地审查机关反复审查一无所获，无奈放人。外公被关押数月后重获自由，但身体已极度衰弱，只能边休养、边与外婆依靠微薄收入和母亲定期寄回的生活费，艰难养育身边的儿女。
1956年，久病的外公在迤萨去世，享年五十岁。因父亲母亲工作较忙无法脱身，也未能赶往送外公最后一程。
外公的离世，让家庭的重担完全倾斜。为分担外婆的压力，也为妹妹们的未来着想，母亲又扛起了长姐的责任。十六岁的二妹（我们的二姨）中学毕业便背上行囊，前往建水一中求学。那个年代，一个女孩离家前往县城读高中，真是一件既令人期待又充满艰辛的事。她的学费、生活费，每一项开支都是母亲肩头的一份责任。母亲深知，供二妹完成学业，是给她未来打开的一扇门，再难每月也必先安排妥当。
1957年夏，父亲母亲和哥哥（左一）与来昆明探亲的外婆 、四姨（左三）、表哥王应图（右一）在昆明合影
留在外婆身边的，是十岁的三姨和年仅四岁的四姨。母亲虽在异乡生活艰难，但始终未曾改变心意，每月都会雷打不动地将省下的钱寄回家中。这笔生活费，是外婆操持家务的依靠，是妹妹们健康成长的保障，更是母亲在远方竭尽全力、默默填补外公离去后家中空缺的那份担当与温情。
母亲自调入省外办工作后，多次积极申请入党。但因外公解放前夕那段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虽经单位多次外调，受当时历史局限，调查结果均认定其家庭背景有问题，始终将母亲拒之党外。无法入党，所有党的活动不能参加，母亲感觉处处低人一等，受排挤，情感深受打击，也留下深深伤痕。母亲回忆，每当科室人员都去参加党组织活动，空荡荡的办公室只剩她一人时，难受、心酸、委屈的泪水便夺眶而出。回家向父亲诉说，也总免不了伤感落泪。直至耄耋之年，提及此事，她仍情不自禁饱含热泪。
未能加入党组织，成了她一生的心结和遗憾。
（未完待续）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