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炮火连天中，郑振铎的抗战在两条战线展开。明拼，是他在上海“孤岛”的公开身份：教授、学者，以笔为枪，坚守文化阵地，维系民族精神不坠。暗斗，则是他隐秘却更惊心动魄的战场——化身“文献守护者”，与日寇有组织的文化掠夺者斗智斗勇，周旋于书商、藏家、敌伪势力之间，争抢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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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连天中，郑振铎的抗战在两条战线展开。明拼，是他在上海“孤岛”的公开身份：教授、学者，以笔为枪，坚守文化阵地，维系民族精神不坠。暗斗，则是他隐秘却更惊心动魄的战场——化身“文献守护者”，与日寇有组织的文化掠夺者斗智斗勇，周旋于书商、藏家、敌伪势力之间，争抢每一部濒危的珍本古籍。这场暗斗，是古籍市场的生死竞速，是地下联络的隐秘战线，更是用生命守护中华文脉的无声搏杀。郑振铎在上海这段鲜为人知的“双重抗战”史诗，是一位书生在至暗时刻，以智慧、勇气与赤诚，于明暗交织中守护文明之光。

*文章据8 月 16日上图讲座“明拼与暗斗：郑振铎在上海的文化抗战”现场实录整理

郑振铎在上海的文化保卫战

对谈嘉宾：

郑诗亮： 各位来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2025上海书展名家新作系列讲座。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明拼与暗斗：郑振铎在上海的文化抗战”。非常荣幸邀请到《暗斗》作者吴真教授、著名作家马伯庸老师，以及郑振铎先生的嫡孙郑源老师。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吴真老师的新书《暗斗》为我们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化抗战史——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区抢救珍贵古籍的惊险历程。坦白讲，这书名如果改为“谍战”，亦不为过，其精彩程度远超许多影视作品。闲话少叙，首先有请吴真老师分享她的研究成果。

吴真： 谢谢大家！今天在上海探讨郑振铎先生的文化抗战事业，意义特殊。他的战场就在上海，在1937至1945年那八年，当中国文化遭受空前戕害时，是郑振铎和他的战友们挺身而出。《暗斗》的书名，源于郑先生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求书日录》中的一句话：“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这引发我的思考：他在“躲藏”里究竟做了什么？为何直至1958年去世都甚少披露？这成为我研究的起点。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逐步沦陷。江南藏书重镇的大量古籍流散至上海，郑先生本人的一万多册藏书也在一夜之间毁于战火。这促使他立下誓言：坚持留守上海，“不躲不藏”，守护文化命脉。

那么，他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我十几年的研究重点放在日本档案上，试图从日本政府和军方的记录中，还原郑先生当年遭遇的对手的面貌。日军不仅侵犯中国领土，更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每支部队都配属一个“兵要地志班”（或称“调查班”），实为文化特务小组。他们占领一地后，即负责系统掠夺该地的文献、古董。他们甚至动员了日本国内的国立大学的学者和毕业生参与。例如，南京军特务部成立的“图书整理委员会”便是执行此类任务的机构。

面对这种文化侵略，郑振铎誓言：“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他的战场，就在上海福州路（旧称四马路）一带的书店街。这里因江南沦陷区旧书大量流入，在抗战八年里，书店数量和营业额畸形增长，居全国首位。郑先生的抢救文献事业，主要利用了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和书店网络，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体系作为支撑。

郑振铎每日下午穿梭于中国书店、来青阁等旧书店，表面是闲逛，实则是与日本文化特务和汉奸学者争夺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史料古籍，尤其是地理方志、地图等日军重点关注的文献。这绝非简单的访书购书，而是一场隐秘的“谍战”。根据我的统计，仅1939年底至1941年秋，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们就抢救了近6万册古籍。他自己也倾尽财力购藏，经他手抢救的书籍总数估计达十几万册。

抢救之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最珍贵的3万册善本安全运出被海陆封锁的上海“孤岛”。他们规划的路线是先运香港，再船经马六甲海峡到仰光，再经陆路滇缅公路辗转至重庆。第一关——上海到香港——就极其凶险。最终，一群“无名之辈”——中国书店的伙计们——创造了奇迹。他们将古籍善本精心伪装成普通邮包，混入书店每日发往外地的上千个包裹中。在两个半月内，2700多个这样的“邮包”瞒过了日本特务的耳目，顺利抵达香港！这段历史令人热血沸腾，是普通人与书生共同打通的“孤岛书路”。

然而，运抵香港后再生波折。1941年10月，为将书籍转运至更安全的美国暂存，需要在每本书上加盖中央图书馆的印章。耗时两个多月才完成盖章，结果耽误了船期，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批书落入日军之手，被劫运到了日本东京。所幸，郑先生此前应中央图书馆要求，手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善本目录。正是这份目录，使中国代表团在1946年初得以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图书馆按图索骥，成功追索回全部书籍。

留在上海的另外3万册古籍，则由郑先生和几位朋友设法藏匿于佛教“法宝馆”和两处民房，躲过敌人审查，安然保存至抗战胜利。

通过梳理郑先生八年的生命史（前四年“进击”，后四年更艰难的“隐居”），我们看到文化抗战不仅是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更是守护文脉的无声战场。郑先生视每部古籍如生命，抢救一部书即拯救一个人。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这些为守护民族文化命脉奋不顾身的先贤。

郑诗亮： 非常感谢吴真老师！她的讲述从书籍和文化抗战的视角切入，令人感动。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独特视角——家人。有请郑振铎先生嫡孙郑源老师分享。

郑源：大家好！我与吴真老师相识于2020年，央视为抗战75周年拍纪录片，正是因吴真老师2019年的文章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国内研究的新颖视角。她寄给我的《勘破狐狸窗》书中的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国内研究郑振铎的学者主要依据两岸图书馆的档案（如郑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之一、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270封信，和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70封通信，以及9份内容详尽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吴真老师的不同在于，她花15年深入日本防卫省等机构，从敌方视角获取情报，再与国内史料互证，使研究更真实、新颖，画面感和代入感极强，就好像看真实谍战片。

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约6万册书中，善本约4.8万。郑先生担心战火再毁孤本，从中精选80余种、上千册精华，编印了《玄览堂丛书》（三集）。后因历史原因，这套丛书的底本分藏北京、南京、台北等地。2012年，南京图书馆举办《玄览堂丛书》合璧展；自2014年起，两岸每年轮流举办“玄览堂论坛”（至去年已11届），成为重要的文化交流纽带。

吴老师书中提到1939年日记的发现极具价值。这本日记（365天完整无缺）是上海朵云轩大约2023年从北京征集到的。此前郑先生1927-1938年日记已经缺失，幸好还留存着这本孤岛时期的日记，里面的记录比较隐晦（常用姓氏、笔名代指人名），是研究当时文化人处境的第一手材料。例如：2月18日记“孔颜王金在”，实为孔另境、严景耀、王任叔（中共江苏省委文委负责人）、金性尧，他们参加的是《鲁迅风》杂志编辑会议。另外，日记也记录了1939年郑振铎看了180多场电影（远超鲁迅十年140场），作为繁忙工作后的调剂。还有，频繁的聚餐会，每周二、周六固定去八仙桥青年会或广东路航运俱乐部，实为抗日救亡活动据点。像4月1日记“银行工会午餐”，就是秘密出版机构“复社”第一届年会（郑作工作报告）。“复社”是极严密的地下组织，出版了《西行漫记》、20卷本《鲁迅全集》、《列宁选集》等红色书籍。复社是“三无出版社”，书籍版权页不写地址电话，注册用虚假香港地址。日伪虽大力追查其成员（如胡愈之弟胡仲持、冯宾符多次被捕），却始终不知其所在。郑先生后来说，敌人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复社之所在；用了种种方法要捕拿复社主持人，始终不知其究为何人。

郑振铎在全面抗战的最后四年化名“陈思训”，隐居在高邮路5弄25号二楼。最危险的是，大汉奸汪伪政府三号人物周佛海就住在他隔壁！正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汪伪追捕他多年，却不知他近在咫尺。日宪兵数次夜闯郑家搜查（消息次日即登香港报），都因他及时躲避或不在家而未果。他常在公交车上察觉被跟踪，便随机下车脱身。这种紧张生活，在吴真老师书中和日方档案对照下，更显惊心动魄。

郑诗亮： 感谢郑老师！前面是研究者和家属视角。马老师是创作者，看到好故事会兴奋。您读此故事的感想？是否有创作冲动？

马伯庸： 我与吴真老师相识已久。几年前读到她关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论文，非常惊喜：视角前所未有、戏剧张力十足，且郑振铎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我也是民进会员）。唯一“遗憾”是当时吴老师用严谨学术笔法写成。我征得她同意，将其改写为更通俗的文章《千载谁是护书人》（刊于《读库》）。意犹未尽之下，我决定基于此题材创作小说。今年恰逢抗战80周年，我们这类图书，谍战、军事题材很多，但“古籍保卫战”角度几乎空白。

我大约在今年10-11月计划出版一本小说。不是直接写郑振铎先生，既是出于尊重，也是因为郑先生的日记详实，所以我是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为蓝本，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以原创人物为主角的故事，希望能体现前辈们超越个人私藏，视古籍为国家文脉的胸怀。

吴真老师的《暗斗》在创作期间保密工作做得极好，突然问世，看完后让我既拍案叫绝又遗憾。这本书的文学性、戏剧性极其丰富，而且书中有大量新细节，如果我早点看到，我的小说应该会更精彩。

郑诗亮： 感谢各位分享！现在进入漫谈环节。马老师和郑老师都提到吴真老师书中强烈的画面感和戏剧性，比如郑振铎在福州路与日伪特务展开生死赛跑。吴老师是如何营造这种效果的？

吴真： 画面感源于史料本身。关键在于处理原始文献时，如何集中呈现它们的内在紧张感。这需要搭建不同视角的材料之间的“互见”关系，才能凸显它们的“张力”。在抗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加入日方视角至关重要——如同“老大哥在看着你”，无处不在，却又隐而不显。从敌人角度“暗窥”郑振铎在上海的行为，自然会产生一种内在紧张感。我的专业是戏曲研究，这次我将文化抗战视为戏剧场域，引入第三者（敌方）和在场者（郑振铎及其对手）的多元视角，历史场景的戏剧感就凸显了。

郑诗亮： 吴老师提到戏曲舞台感与多视角比对。郑源老师，作为家人，吴老师书中呈现的郑先生形象，与您家族认知有何异同？特别是那些基于日方档案的新知。

郑源： 吴老师书中的细节，比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将《西行漫记》译成日文，作为“极秘”作战资料分发部队，这些新发现的日本文献印证了当时的凶险形势。我爷爷那时的生活，时刻处在紧张状态，宪兵数次搜查我家，都因他机警脱身。一次夜里搜查，他不在家，消息次日就登香港报，可见多少眼睛在盯着这里。这种惊险，在日方档案对照下感受更深。

郑诗亮： 确实惊心动魄。马老师，郑先生故事中哪部分最激发您创作热情？您会利用这种“戏剧舞台感”营造对手戏吗？

马伯庸： 吴老师虽然不是小说家，却极具敏锐度。戏剧感源于矛盾与危机，对手压力越大，张力越足。加入日方视角，故事就特别紧张。书中郑振铎的劲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就是绝佳例证。长泽这个人是个宅男型学者，貌似沉迷古籍不问政治，但在战时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两人可能从未谋面，却隔空斗法争夺古籍归属，充满宿命对决感。这种天然冲突是小说家的挚爱。

读者互动

读者1（问吴真）： 您写《暗斗》的契机是什么？

吴真： 我大约15年前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看到日军“兵要地志班”掠夺图书的记载，其中有一条日军派遣帝国大学学者掠夺广州中山大学藏书的记载。这引发我探究：日军在八年全面侵华期间，如何有组织、有计划掠夺中国图书？郑振铎先生和“同志会”抢救保全的这一批书籍，记录相对完整，极具典型性，所以我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郑诗亮： 正好这位读者朋友的提问，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也可以抛给我们郑源老师和马老师。吴真老师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标题设计上的巧思。马老师，您读吴老师书里“古书局中局”等小标题有何感想？

马伯庸： 如释重负！因为我从吴真老师那里淘到了太多有价值的资料，能“回报”一点很欣慰。

郑诗亮： 郑老师，“同志会”中哪些同道让您印象深刻？

郑源： 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化巨擘。他们通信多用暗语，以防止被截获（如郑用“犀”、张寿镛用“子裳”）。信件由我爷爷的舅舅（年纪比郑振铎小，但辈分大）专人秘密传递。同志会与重庆教育部的联系甚至通过秘密电台。

读者提问（问马伯庸）： 马老师，将严肃学术作品改编成小说或影视，核心要点是什么？需要避免什么？

马伯庸：以真人真事、真实史实为基础创作，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始终坚持的：必须尊重史实。绝不能出于戏剧性考虑，对史实进行剪裁、扭曲或杜撰。即使需要原创情节，也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

以郑振铎先生的故事为例，吴真老师的《暗斗》字字有据。我选择原创小说主角和事件，而不是直接改编郑先生本人事迹，首先是出于尊重。因为任何改编都可能损害郑先生的历史形象，尤其他的日记又有那么详实的记载。像郑振铎先生这样孜孜研究先人文献、以保存文脉为志业的人，也值得我们保持最大尊重。所以我以郑先生的精神为灵感，原创了一个新的故事。

即使要写郑先生本人或其他抗战故事，前提也是尊重事实本身，不能侥幸觉得“故事好看读者自然会原谅”。读者是能感受到你是否尊重历史、尊重原著的。这对小说家要求很高：在尊重史实基础上，写出好看的故事。

郑诗亮： 马老师这短短发言，简直是创作方法论的一课！说到“好看”，吴真老师，大家都夸您文章好看。您怎么理解“好看”？如何让自己的学术著作达到这个标准？

吴真： 我其实一直在学习马老师的写作方式。我们有个共同追求，就是马老师提过的“颗粒度”——追求最大程度地呈现历史场景细节和人物真实感。这不仅是创作追求，也是学术追求。所谓“颗粒度”，就是清晰度，源于对材料内在关系的深度把握。

如果说我的文章被认为“好看”，可能源于表述方式：我很少用“学术八股文体”，而是力求呈现材料本身的历史细节和内在联系，挖掘背后整块文献的深度。

郑诗亮： 所以还是要呼吁学者们多走群众路线，多说人话，少拽学术八股！(吴真笑应：要“改进文风”对吧？) 对，改进文风。郑源老师，作为研究郑振铎的专家，您读过大量相关研究。吴真老师著作的“好看”或带给您的新鲜感，与以往研究有何不同？

郑源： 就像刚才说的，关键在于视角。吴老师的视角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完全不同。她利用了敌人的视角（日本档案），再结合国内现有史料，两相对照结合，内容就更丰富、更立体了。(主持人插话：而且有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对！对于还原当时场景，让我有种画面感，仿佛身临其境。

郑诗亮： “身临其境”！如果一本书能得到研究对象后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值了！这评价太高了。

读者3（问吴真）： 郑振铎与日特、书商周旋的具体方式是怎么样的？对当代大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有何启示？

吴真： 郑先生绝非“傻白甜”。他深谙人情世故，却没有文人的清高。对书商，他坚持底线不任其抬价，但适当让利，平等相待，肝胆相照。正因平日的真诚相处，在官方各机构都对运书无能为力的危急时刻，中国书店的伙计们才甘愿冒险相助。所以对今天年轻人的启示或许是，了解世故却不世故，真诚平等地走近他人。

郑源： 他奉行“千金买马骨”。书商送书，即使多数非所需，也必挑一二购买，不让其空手而归。这使他总能优先收获好书的信息。

马伯庸： 郑先生另一个突出“技能”是他总能成功申请国家经费，比如抗战时期“同志会”的大笔购书款， 50年代初，郑振铎在国家外汇储备极其紧张的状况下申请经费组建“秘密收购小组”，到香港收购流散国宝级文物。如何向国家讲清楚工作重要性，这一项“向上沟通”的技能是值得学习的。沟通的核心是真诚，你要坦诚，你要发自真心的喜欢，你的喜欢是藏不住的，你的不感兴趣也是藏不住的。所以说一个人能不能去迅速的获得别人的信任，还是要从自己的表现，从自己的用心去入手。

读者4（问郑诗亮）： 作为主持人和读者，您准备这场活动时有何感触？

郑诗亮：（笑）你这问题显得特别像我请来的托儿啊！那我说点心里话。

说实话，我很感动。活动前和吴真老师、郑源老师、马伯庸老师交流时我就说，参加这次活动特别兴奋和感动。我一直有个遗憾，就是关于抗战这么伟大艰辛的历史，我们的视角常停留在宏观或主旋律层面。这当然好，但我总觉得，需要深入到具体的人和事。抗战中有太多微观层面了不起的工作值得挖掘。吴真老师做的，就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像是打开了一扇门。我相信，沿着这条路，未来能挖掘出更多像郑振铎先生这样，在鲜为人知的微观领域做出非凡努力的文化人和学者。这些努力本身就非常打动人。

另外，读吴真老师写郑振铎先生的文章，我对“奔跑”这个意象特别有感触。这让我想起太宰治的《奔跑吧，梅勒斯》。我在想，是什么力量和精神，驱动着郑先生这样本该在书斋治学的文弱书生，在硝烟弥漫、前途未卜的时代，在上海的沦陷区奋力奔跑？我每次想到这，都深受触动。

能在抗战胜利80周年这个特殊年份，参与活动，和大家分享郑先生的故事，是我的荣幸。更让我感动的是，展望未来：有吴真老师开辟的方向，有马老师精彩的创作跟进，还有后来者不断拓宽这条路。能为此尽一点微小的力，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就是我的心里话。谢谢！

吴真 著

ISBN：9787108080882 定价：88.00元

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作者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来自敌方和己方的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作者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与敌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抉发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思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隐微。

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