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可怀疑，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有着翻天覆地的作用，或者有些人，可能一出生，家庭就能决定他的人生。

家庭出身，虽然不能说一锤定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但，无可怀疑，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有着翻天覆地的作用，或者有些人，可能一出生，家庭就能决定他的人生。

如若不信，可看下面的对比，这是一个大概率情，绝非偶然。而在历史洪流中，能够完全超越原有家庭者，凤毛麟角。

下面，我们就做个统计对比，看看会发现什么？

先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父母都是农民，后来才逐步“发家致富”，做大做强，但，最终也就是一个富农，并没有离开农民的阶层。

所以，毛泽东还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且从小下地干活，也就是农民出身。

何叔衡，也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务农，耕读家庭，他自己后来读书又考取了一个功名，那时候叫秀才，所以，他是秀才出身。

董必武，比毛泽东和与何叔衡的家庭起点，略好略高些，出生于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所以，他从小不用干活，只要好好读书就行。

因为这个家庭，他也是和何叔衡一样，后来考取了一个秀才，所以，他也是秀才出身。

28年后，只有他，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举杯共庆新中国的成立。

陈潭秋，爷爷是前清举人，以教书为生，家里不怎么差钱，而且，还有良田，有好房，有存款，到了父亲这一辈，就靠爷爷靠祖产生活。

他自己也是从小读书，长大后教书，成了教师，也算是子承父业。

所以，陈潭秋的出身，也就相当于是一个耕读传家，简配版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王尽美，从小命苦，父亲在他还不到半岁时，就撒手西去，留下他和母亲，可怜，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

虽然查了很多资料，但，都没找到具体说明，王尽美在父亲病逝后，母亲到底怎么养活他？

是靠祖产田亩？还是靠遗产存款？或者母亲去给地主家打工？难道是亲戚家族接济不成？

唯一信息，就是在王尽美岁时，据说因为地主家的儿子死了，他才得以进入地主家的私塾，正式开始读书，终于给他奠定了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基础。

由此推断，王尽美也是一个农民（佃农）的出身。

他父亲自己没地，常年靠租种地主家的地生活，母亲则在地主家做杂工，保姆，零零散散，琐琐碎碎，什么都干，拼命赚钱。

以此来养活，培养王尽美长大，而且，还在他20岁时，就给他娶了媳妇。

王尽美20岁时，也就是1918年，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王尽美就是在那一年，考入省城济南的官费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

这个情况，其实与毛泽东当年（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一个情况。

邓恩铭，父亲是个医生，行医为生，养大了邓恩铭。

而医生，在那个年代，应该也算是知识分子行列吧，所以，邓恩铭，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了。

邓恩铭的叔父，黄泽沛（黄的父亲邓锦臣，即邓恩铭祖父的亲兄弟，儿时过继给姑母家后改姓了黄），当时在山东一个县城做县官。

1917年，16岁的邓恩铭，就从贵州老家去山东投奔叔父，在济南认识了一生的好朋友王尽美。

李达，父亲，很穷，自己没有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地，一辈子都被地址欺压，受尽了地主的痛苦压迫。

所以，他也是佃农家庭出身。

李汉俊，父亲是个大秀才，家里藏书过万，从而熏陶他也是非常爱看书，在那个年代，一个人能考上秀才，就会有点小钱。

或者反过来说，家里有点小钱，就能从小读书，如果脑子不是太差，考个秀才，还是相对容易。

李汉俊的父亲，家庭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情形。

所以，李汉俊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张国焘，父亲名叫张鹏霄，只比陈独秀大岁，家里有钱，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长大后，他读书也好，第一次参加县里考试，就中了“状元”。

后来，就很顺利的进入国子监，成了清廷的人。

但，他又在1910年35岁那年，考入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法。几年后就摇身一变，当了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接着，又干上了象山县的大县长。

所以，张国焘也是出身官绅世家。

所以，连他自己都在回忆录里吹嘘：

"我家世代读书，祖父和父亲都受过良好教育。整个家族六房同住大宅，每户都有几百到上千担地租的收入，算得上是当地的地主乡绅阶层。"

刘仁静，父亲也是个大秀才，在当地开办私塾，以教书为生，所以，刘仁静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陈公博，父亲陈志美，与张国焘父亲一样，都是出生在官宦家庭，不同的是张国焘父亲是文官，陈公博父亲，是个武官，而且，还因为——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立下大功，被清廷敕封为广西提督。

所以，陈公博也和张国焘一样，出身于官宦家庭，地主老财富裕人家。

周佛海，父亲叫为周奎久，生前曾是清朝大臣曾国藩的部下，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所以，周佛海，也是官宦家庭出身。

包惠僧，父亲，本来是个秀才，但，只会读书，不会经营，所以，家里并不富裕，只有几亩田地，租给没地的农民，靠收租养活一家人。

所以，包惠僧的出身，算是一个小土地经营者家庭。

13位代表，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他们此前个别人，已经是好朋友，好同志，一起创建了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不是个体，而是一个集体。

同样，个人也早就不是独自摸索，苦苦追寻，而是有同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比如，毛泽东与何叔衡，就是他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好朋友，在湖南长沙先是组建了新民学会，然后又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

陈潭秋和董必武，还有包惠僧，也都一样，他们三人，是在湖北武汉组建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而作为湖北人的李汉俊，本来和陈潭秋，董必武， 包惠僧他们不认识，但因为同样追求共产主义，而在武汉的一次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上，认识了。

王尽美与邓恩铭，两人一起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两人还和张国焘，在济南认识，一起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和董必武，不仅都是湖北老乡，志趣也相同，所以，两人在上海经常在一起聚会，读书，聊天，谈论国家大事。

同样，李汉俊和李达，也都是在上海跟着陈独秀，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互相认识。

张国焘，在北京时与毛泽东认识，与王尽美，邓恩铭，都是北大学生，都一起参加五四运动，应该彼此都认识，但交往可能不那么密切。

其余的人，比如，陈公博，还有包惠僧，则与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他们8人，应该都不认识，都是在参加一大时，才第一次见面，开始认识。

参考资料：

1、李汉俊：筹党立纲奔走忙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余玮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5-03-23 08:51:59

2、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几次特殊相遇-文摘报-光明网 《 文摘报 》（ 2011年04月26日 08 版）(《党史纵横》2011年第3期 葛占菊)

3、《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不归路》 文 · 杨必军来源 : 《世纪风采》2011年第11期

4、名人故事｜包东成：包惠僧其名 湖北日报客户端2024-08-22 15:51:44

来源：夏说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