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天从车间里出来，浑身上下，连头发丝里都渗着一股铁锈和焦炭混合的味道。
75年的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
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初春。
暖气停了，新粮还没下来，家家户户的粮袋子，都见了底。
我叫陈金和，在红星钢厂当了二十年的轧钢工。
每天从车间里出来，浑身上下，连头发丝里都渗着一股铁锈和焦炭混合的味道。
回到我们那栋筒子楼，这股味道，就成了我和别人家不一样的记号。
筒子楼，一条长长的走廊，串起二十多户人家。
厨房是公用的，厕所是公用的，喜怒哀乐，差不多也是公用的。
谁家要是炖了块肉，那香味能馋哭半个楼道的孩子。
谁家要是吵了架，那动静，第二天就能变成全楼的谈资。
那一年，我最怕听到的，就是隔壁的哭声。
隔壁住着小马，叫马卫国，比我小十来岁。
不知道从哪个单位“待业”下来的，一直没个正经活儿干。
他老婆没工作，还有一个刚一岁多的孩子，成天病病歪歪。
马卫国这个人，瘦得像根高粱秆，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
见了人，总是先缩着脖子，然后挤出一个近乎讨好的笑。
可那笑，比哭还难看。
他的难，是写在脸上的，也是从墙那头，一晚上、一晚上地传过来的。
先是他老婆压抑的啜泣，跟着，就是孩子有气无力的哼唧。
那声音，像小猫的爪子，一下，一下，挠在我的心口上。
我老婆秀英听见了，烦躁地翻个身，拿被子蒙住头。
“又来了，真让人睡不着。”
她嘟囔着，“自己没本事，养不起孩子，就别生啊。”
我知道，她不是心肠硬。
她只是焦虑。
我们家也不富裕。
我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她，还养着上小学的儿子小军。
每个月的粮食定量，算计得死死的。
一斤米，半斤面，剩下的大头都是粗粮。玉米面，高粱面，还有硌牙的红薯干。
小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每天端着一碗玉米糊糊，两口就喝完了，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和秀英的碗。
秀英每次都把自己碗里的，拨一半给儿子。
她说：“我一个老婆子，吃那么好干啥。”
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心里疼。
所以，当隔壁的哭声再次传来时，我心里那点恻隐，就跟发了酵的白面，一点点膨胀起来。
那天晚上，秀英用攒了好几天的白面，蒸了一锅馒头。
白花花的，暄软，带着一股纯粹的麦香。
这是给小军第二天带到学校的午饭。
小军捧着一个，吃得满嘴是渣，眼睛幸福得眯成一条缝。
“爸，真好吃。”
我看着他，心里又酸又软。
就在这时，墙那边的哭声，又细细地传了过来。
这一次，还夹杂着马卫国低沉的、绝望的吼声。
“哭！哭！就知道哭！我上哪儿给你变出奶水来！”
我的心，猛地一揪。
手里那个还温热的馒头，突然就变得滚烫，烫得我拿不住。
我站了起来。
秀英警惕地看着我：“你干啥去？”
我没说话，拿起两个白面馒头，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
“老陈！”秀英的声音拔高了，“你疯了？那是小军的口粮！”
“小军还有。”我低声说，“那边的孩子，快不行了。”
“那是他们的命！”秀英的眼圈红了，“我们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还当活菩萨？”
“就这一次。”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站在马卫国家门口，我能闻到一股子酸腐的、贫穷的气味。
我敲了敲门。
里面瞬间安静了。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道缝。
马卫国从门缝里探出头，一脸的警惕和疑惑。
“陈哥？”
“小马，”我把手里的布包递过去，“刚蒸的馒头，给孩子垫垫肚子。”
马卫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布包。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吞咽了一口苦水。
他没接，反而往后缩了缩。
“这……这怎么好意思，陈哥，你们家也……”
“拿着吧。”我把布包硬塞到他手里，“一个楼道住着，互相帮衬一把，应该的。”
说完，我没等他再说话，转身就走。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两颗钉子，钉在我的后背上。
回到家，秀英没理我，背对着我躺着。
小军已经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丝笑。
我叹了口气，在桌边坐下，喝了一大口凉白开。
胃里那点玉米糊糊，早就消化完了，此刻空得发慌。
但心里，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点。
那是一种奇怪的、带着点自我感动的满足。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的事。
那晚之后，隔壁的哭声，确实小了。
过了两天，在楼道里碰到马卫国。
他一见我，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上来，一口一个“陈哥”。
“陈哥，太谢谢你了。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他说，他老婆吃了那俩馒头，就有奶水了，孩子吃了奶，立马就不哭了。
他说得活灵活现，充满了感恩戴德的细节。
我被他捧得有点飘飘然，连连摆手说“没事没事”。
“以后有什么难处，就跟哥说。”
话，就这么说出口了。
我没想到，他把这句客套话，当了真。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成了马卫国的“后备粮仓”。
一开始，是他偶尔在饭点的时候，端着个空碗过来。
“陈哥，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能不能……匀点糊糊？”
秀英的脸，当场就拉了下来。
我抹不开面子，只能把我们刚盛好的饭，拨一半给他。
后来，就发展成不是饭点了。
他会揣着个小布袋，在我下班回家路上“偶遇”我。
“陈哥，下班了？今天厂里伙食不错吧？”
他搓着手，眼睛往我带回来的午饭盒子上瞟。
厂里规定，午饭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带饭盒打了带走。
我为了省家里的口粮，中午总是只吃一半，把剩下的一个窝头或者半块红薯干带回来，留给小军当夜宵。
这是我们父子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但马卫国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秘密。
他会用一种近乎祈求的眼神看着我。
“陈哥，孩子又发烧了，家里一点能下咽的东西都没有……”
我能怎么办？
我能当着他的面，说“这是给我儿子的”吗？
我说不出口。
于是，我口袋里的窝头，一次又一次，进了他的布袋。
回到家，小军眼巴巴地在门口等我。
“爸，今天带好吃的了吗？”
我只能摸摸他的头，撒谎。
“今天厂里活儿多，爸吃得早，都吃完了。”
小军的眼神，从期待，变成失望。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
秀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我们为此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陈金和！你是不是有病！”
她把我的饭盒重重地摔在桌上，“你自己的儿子不顾，去顾别人家的儿子！你是圣人吗？”
“你小点声！”我压着火，“他家确实困难！”
“困难？我看他比谁都精！”秀英冷笑，“他困难，他老婆怎么不出门找活干？他自己怎么不去扫大街？就在家等着别人喂？我们是欠他的吗？”
“行了！”我吼了一声，“一个大男人，看着邻居孩子快饿死了，我能无动于衷吗？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好！你去做你的好人！”
秀英哭了，“等你把我们娘俩都饿死了，你就彻底解脱了！”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
我躺在小床上，翻来覆去。
秀英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我不是不知道她说得对。
我甚至也怀疑过马卫国。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楼下跟人下棋，精神头足得很，一点不像家里断粮的样子。
还有一次，我分明闻到他家厨房里，飘出了一丝极淡的肉香。
可每当他带着那副可怜巴巴的表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的理智就全线溃败。
我总觉得，万一呢？
万一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
我不能因为一点怀疑，就见死不救。
那份自我感动，那份“我是个好人”的道德优越感，像鸦片一样，让我上了瘾。
我开始更严苛地从自己的嘴里省粮食。
早上，我只喝半碗稀的。
中午在厂里，别人吃饭，我去喝免费的菜汤，把自己的那份口粮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时间长了，我瘦得脱了相。
工友们都开我玩笑，说我是不是在家里偷着“修仙”。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用自己的命，去填一个无底洞。
我把省下来的粮食，藏在一个小木箱里。
有红薯干，有窝头，还有我用工业券换来的几斤玉米面。
那是我家的“救命粮”，也是我给马卫国的“储备粮”。
我跟秀英说，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知道，她什么都明白。
她只是……对我失望透顶了。
我给马卫国粮食，也变得越来越隐蔽。
不再是当着秀英的面，而是在楼道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像做贼一样。
他每次拿到粮食，都感激涕零。
“陈哥，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等我以后翻身了，一定给你当牛做马。”
他的话，说得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空洞。
我渐渐地，从里面听不出任何真诚了。
只剩下一种习惯性的表演。
而我，就是那个心甘情愿的观众。
直到1975年的秋天。
那一年，风声特别紧。
上面下了文件，要严查私藏粮食、投机倒把的行为。
我们这栋楼的楼长，一个姓王的胖大妈，格外积极。
她戴着个红袖章，每天在楼道里转悠，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户人家。
“大家注意了啊！”她的大嗓门在楼道里回响，“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有谁家粮食吃不完的，要主动向组织报告！”
“这叫深挖洞，广积粮，但粮，是要积在国家手里的！”
楼道里的人，都唯唯诺诺地应着。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那点存粮，藏得更深了。
我心里也有些发毛。
我那个小木箱里的东西，虽然都是我的合法口粮省下来的，但要是被王大妈看见，也说不清楚。
“成分”不好的人，多一粒米都是罪过。
我想着，要不要先把这些粮食处理掉。
或者，干脆一次性都给马卫国，让他自己想办法。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马卫国找上门了。
那天晚上，他鬼鬼祟祟地敲了我的门。
一进屋，就反手把门关上。
“陈哥，”他压低了声音，神情紧张，“出事了。”
“怎么了？”
“王大妈今天下午，去我家旁敲侧击，问我是不是看到谁家有余粮。”
我的心一沉。
“她还说，举报有奖。举报一户，奖励十斤白面。”
十斤白面。
在那个年代，这四个字的分量，重得能压垮一个人的良心。
我看着马卫国。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光。
是贪婪？还是恐惧？
“陈哥，你看这事……”他搓着手，“风声这么紧，你家……可得小心点。”
他是在提醒我。
那一刻，我心里竟然还有一丝感动。
我觉得，他还是有良心的。他是在乎我的。
“我知道了。”我点点头，“谢谢你，小马。”
“嗨，咱俩谁跟谁啊。”他笑了，露出一口黄牙，“陈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还能害你吗？”
“不过，”他话锋一转，“陈哥，你那点存货，放在家里太危险了。万一被抄出来，那可是大事。”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要不你先放我这儿？”
他凑近一步，声音更低了。
“我家成分好，三代贫农。他们不会查我的。等风头过去了，我再还给你。保证一粒都不会少。”
他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
甚至，是完全在为我着想。
但我，却在那一瞬间，闻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我看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一丝真诚。
但我只看到了闪躲和游移。
还有那深处，一闪而过的、狼一样的光。
秀英的话，像警钟一样在我脑子里敲响。
“斗米恩，升米仇。”
我对他好，他习惯了。
当我觉得他是个威胁，想停止这种“好”的时候，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仇人。
我沉默了。
我的沉默，让马卫国有些急了。
“陈哥，你怎么不信我啊？我还能骗你吗？”
他拍着胸脯，“我要是出卖你，就让我天打雷劈！”
他的表演，太用力了。
反而让我更加清醒。
“不用了。”我淡淡地说，“我那点东西，不碍事。我自己处理就行。”
马卫国的脸色，瞬间变了。
那层讨好的、感激的伪装，像面具一样裂开。
露出了底下的怨毒和不甘。
“行。”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陈哥，你可想好了。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说完，他猛地拉开门，走了。
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知道，我可能惹上麻烦了。
我把小木箱里的东西，拿了出来。
一小袋玉米面，几个干巴巴的红薯，还有十几个已经硬得能砸死人的窝头。
这就是我大半年来，从自己和妻儿嘴里抠出来的“家当”。
看着这些东西，我突然觉得无比荒谬。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把这些东西，重新包好，塞到了床底下最深处。
我决定，从明天起，再也不管马卫国一家的死活。
我的善良，喂了狗。
我不能再让我的家人，为我的愚蠢买单。
然而，我没有“明天”了。
第二天下午，我刚从厂里回来，还没进楼道，就看到我们家门口，围了一圈人。
王大妈叉着腰，站在最前面。
她身后，还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神情严肃的男人。
是街道革委会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底。
秀英和小军被挤在人群外面，秀英的脸煞白，小军吓得死死抓着她的衣角。
看到我，秀英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老陈……”
王大妈眼尖，一下就看到了我。
“陈金和！你回来得正好！”
她指着我，声音又尖又亮，充满了立功的兴奋。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私藏粮食，投机倒把！跟我们走一趟吧！”
“群众举报？”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在人群里搜索。
我看到了他。
马卫国。
他就站在人群的边缘，缩着脖子，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但他那双幸灾乐祸的眼睛，却出卖了他。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对上了。
他飞快地移开了视线，心虚地看向别处。
是他。
就是他。
那个每天“陈哥”“陈哥”叫着，吃着我的、喝着我的，信誓旦旦说要给我当牛做马的人。
那个口口声声说“我还能害你吗”的人。
为了十斤白面。
他把我卖了。
一股血，直冲我的头顶。
愤怒、屈辱、背叛……所有的情绪，像岩浆一样在我胸口翻滚。
我想冲过去，揪住他的领子，问问他，他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但我动不了。
我的腿，像灌了铅。
“带走！”
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两个人上来，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
“我没有！”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挣扎着，嘶吼着，“我没有私藏粮食！那是我的口粮！是我自己省下来的！”
“省下来的？”王大妈冷笑一声，“你家几口人，定量多少，我们都清楚。你能省下多少？别狡辩了！”
“搜！”
一声令下，他们推开我的家门，闯了进去。
屋子里，顿时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
秀英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想冲进去，却被邻居死死拉住。
小军吓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很快，他们从屋里出来了。
其中一个人手里，提着我的那个小木箱。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倒在了地上。
一小袋玉米面。
几个干瘪的红薯。
十几个硬邦邦的窝头。
这就是我的“罪证”。
围观的邻居们，发出一阵小声的议论。
“就这点东西啊？”
“看着也不多啊……”
“嘘，别乱说，现在什么时候了。”
王大妈的脸色有点挂不住。
这点东西，离“投机倒把”差得太远了。
但她不能认输。
她指着地上的粮食，提高了声音。
“大家看！看看！在我们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有些人，却在家里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这不是自私自利是什么？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什么？”
她的话，很有煽动性。
人群的议论声，变了味道。
“就是，太过分了。”
“自己吃不完，也不知道接济一下邻居。”
接济邻居？
我听到这几个字，气得浑身发抖。
我猛地转向马卫国。
“马卫国！”我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了他的名字。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他。
他吓得一哆嗦，脸都白了。
“你告诉他们！”我指着地上的粮食，眼睛血红，“你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是我准备干什么用的！”
“我……我不知道……”
马卫国结结巴巴，眼神躲闪，“陈哥，你……你可别乱说话啊。”
“我乱说话？”
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你忘了你老婆没奶水，是谁给你送的白面馒头？”
“你忘了你孩子发烧，是谁把自己的晚饭给了你？”
“你忘了你多少次，在我下班路上，把我给儿子留的窝头拿走？”
“这地上的每一粒米，每一个红薯，都是我从我自己的牙缝里，从我老婆孩子的嘴里，一个一个省下来的！我是准备给你的！我是怕你家孩子饿死！”
“你现在，为了十斤白面，反过来咬我一口！马卫国，你还是不是人！”
我的声音，在整个楼道里回荡。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王大妈和那两个穿制服的。
马卫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被我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他恼羞成怒了。
“你胡说！”他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尖叫，“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东西？大家别信他的！他是被抓住了，想拉我下水！”
“明明是你自己自私自利，囤积居奇！还想污蔑我这个革命群众！”
他转过头，对王大妈和革委会的人说：“领导，你们看，他急了！他这是狗急跳墙！”
看着他那副丑恶的嘴脸，我突然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
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争辩的？
他已经没有“人”的基本属性了。
我放弃了挣扎。
我任由他们把我架走。
经过马卫国身边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马卫国，你会遭报应的。”
他被我的眼神吓到了，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我被带到了街道革委会。
一间阴暗的小屋子，墙上贴满了标语。
他们让我交代问题。
让我写检讨，写认罪书。
我什么也没写。
我只是坐着，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回放着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自己像个天大的傻子。
一个被自己的“善良”感动，然后被现实狠狠扇了一耳光的傻子。
秀英说的对。
斗米恩，升米仇。
当你的善良，超过了对方的底线和需求，当你的给予，变成了理所当然。
你就不是恩人了。
你就成了他的债主。
他不会想着怎么报答你。
他只会想着，怎么让你消失。
因为只有你消失了，才能证明他自己，不是一个靠别人施舍才能活下去的废物。
我的“罪名”，最终没有成立。
因为私藏的粮食数量太少，构不成“投机倒把”。
而且，我们厂里的领导出面，帮我说了几句话。
说我陈金和，是老工人，是劳动模范，思想一向过硬。
这次，是一时糊涂，犯了“个人主义”的错误。
我在全厂大会上，念了一份言不由衷的检讨。
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回到了我的轧钢车间，回到了我的筒子楼。
但一切，都变了。
我在厂里，从一个人人尊敬的老师傅，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帮助和教育”的落后分子。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疏远和同情。
在楼道里，邻居们也躲着我走。
我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烂好人”的典型。
一个“农夫与蛇”故事里的现实版主角。
秀英没有再跟我吵。
她只是变得更沉默了。
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小军照顾得妥妥帖帖。
但她不再对我笑了。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知道，我在她心里，那个能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男人形象，已经塌了。
我最怕看到的，是小军的眼神。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缠着我，让我给他讲故事，带他出去玩。
他看我的时候，带着一种小孩子特有的、直白的困惑和疏离。
他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爸爸，一个好人，会受到那样的对待。
这个世界，在他小小的眼睛里，变得复杂而不可信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马卫国，却过得很好。
他真的拿到了那十斤白面的奖励。
王大妈在楼道里，把他当成“有觉悟、有立场”的先进典型，大肆表扬。
他挺起了那根瘦弱的腰杆，走路都带风。
碰到我，他不再躲闪。
甚至，会用一种胜利者的姿含，轻蔑地看我一眼。
仿佛在说：你看，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有一次，我看到他老婆，抱着那个曾经病病歪歪的孩子，在楼下晒太阳。
孩子长胖了，脸蛋红扑扑的，很健康。
他老婆的脸上，也恢复了血色，甚至还哼着小曲。
那一刻，我没有愤怒。
我只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和荒诞。
我用我的血汗，我的尊严，我的家庭的和睦，换来了他们一家的岁月静好。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从那以后，我变了。
我变得沉默寡言。
我不再关心邻居家的是非长短。
楼道里谁家吵架，谁家孩子哭，我都充耳不闻。
我的心，像被一层厚厚的、冰冷的铁壳包裹了起来。
那点曾经让我沾沾自喜的“善良”，被我亲手掐死了。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放在了我的小家庭里。
我努力赚钱，努力弄各种票证。
我要让秀英和小军，过上最好的日子。
我要补偿他们。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
筒子楼旧了，墙皮开始脱落。
外面的世界，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几年后，那场席卷一切的风暴，终于停了。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新鲜的词儿，开始出现在人们的口中。
我们厂的效益，越来越好，我的工资也涨了。
我们家，是楼里第一批买上电视机的。
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每天晚上，我们家门口，都挤满了来看电视的邻居。
他们又开始叫我“陈哥”了。
叫得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仿佛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淡淡地应着，不远不近。
马卫国一家，也常常挤在人群里。
他还是那副样子，只是脸上多了几分掩饰不住的艳羡和嫉妒。
他没有赶上好时候。
因为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技能，他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
只能打打零工，勉强糊口。
他家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
而我们家，已经奔向了小康。
有一次，电视节目结束了，人群散去。
马卫国却磨磨蹭蹭地留在了最后。
他搓着手，又露出了那个我熟悉的、讨好的笑。
“陈哥，你这电视机，是牡丹牌的吧？真清楚。”
我“嗯”了一声，没看他。
“陈哥，”他凑了过来，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们厂里最近是不是在招合同工？”
“是啊。”
“你看……我……我能不能……”
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想让我帮忙。
我看着他。
看着这张曾经让我无比厌恶的脸。
时间，在他脸上刻下了更多的皱纹，也让他显得更加卑微。
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报复他？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过得生不如死，难道还不够吗？
原谅他？
我凭什么原谅他？我有什么资格，替我受了委屈的妻儿，替我被践踏的尊严，去原谅他？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小马，”我说，“你知道吗？这些年，我最后悔的一件事，不是被你举报。”
他愣住了。
“我最后悔的，是那天晚上，我为什么要敲开你的门，给你送那两个馒头。”
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他的心上。
他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
那些被他刻意遗忘的、不堪的往事，被我血淋淋地，重新翻了出来。
“我……”他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如果那天，我听我老婆的话，管好我自己的家，吃好我自己的饭。也许，你家的孩子，真的会饿死。”
我顿了顿，看着他惊恐的眼睛。
“但是，我的孩子，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的老婆，会有一个没受过委屈的丈夫。”
“而我，陈金和，会一直是个心里有火、眼里有光的轧钢工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心被冰包裹起来的……废人。”
说完，我不再看他。
“你走吧。”
我说。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他像是被抽掉了所有的力气，踉踉跄跄地，退出了我的家。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又过了几年，筒子楼要拆迁了。
大家都忙着搬家，奔向各自的新生活。
搬家的那天，很热闹。
我在楼下，指挥着搬家公司的卡车。
秀英和小军，在新分的楼房里，等着我们。
小军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比我还高。
他考上了大学，是全楼第一个大学生。
秀呈的脸上，终于又有了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们家的苦日子，到头了。
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了马卫国。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废弃的楼道口。
他比以前更老了，也更落魄了。
听说，他老婆前两年跟一个南下的生意人跑了。
孩子长大了，也不怎么管他。
他就一个人，守着这个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空壳。
他也在看我。
眼神复杂。
有嫉妒，有悔恨，有不甘，还有一丝……祈求。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可能在想，如果当年，他没有做那件事。
如果，他一直把我当成“陈哥”。
那么今天，我是不是也会拉他一把，让他的日子，不至于这么难过。
可惜，没有如果。
我收回目光，坐进了卡车的驾驶室。
司机发动了车子。
卡车缓缓驶离了这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筒子楼的轮廓，越来越小。
马卫国的身影，也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最终，消失不见。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从厂里下班，口袋里揣着一个温热的窝头。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想着儿子小军看到窝头时，会笑成什么样子。
那时的我，虽然穷，但心里是满的，是热的。
后来，那份热，被我亲手递给了别人。
然后，被那个人，用一盆冰水，彻底浇灭。
我不知道，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不会敲开那扇门。
人性，太复杂了。
复杂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轧钢工人，想不明白。
我唯一明白的是，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带着锋芒。
你可以对人好，但你必须看清，那个人，到底值不值得。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得上你的好。
有些人，你喂他一口饭，他会把你当恩人。
但你喂他一辈子，他只会觉得，是你欠他的。
并且，会在你给不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你推向深渊。
卡车转过一个弯，筒子楼彻底看不见了。
前面，是宽阔的马路，和远处拔地而起的高楼。
我的新生活，就在那里。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仿佛带着几十年的铁锈味，和玉米糊糊的清苦。
从此以后，我只是陈金和。
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再也不是谁的“恩人”。
也再也不是那个，愚蠢的“好人”。
来源：小猴探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