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厂里的女工，要么就是看不上我这个闷葫芦，要么就是我看不上她们叽叽喳喳的样儿。

88年，我叫李卫东，红星机械厂二分厂的技术员。

那一年，我28岁，在我们那片儿，算大龄了。

我妈为我的事，愁得头发都快薅光了。

“李卫东，你再不成个家，我死都闭不上眼！”

这话她每天对着我念叨，跟念经似的，我耳朵都起了茧。

我不是不想，是真没合适的。

厂里的女工，要么就是看不上我这个闷葫芦，要么就是我看不上她们叽叽喳喳的样儿。

高不成，低不就，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那天，我刚从车间出来，满身机油味儿，厂里最热心的媒婆王婶，像阵风似的刮到我面前。

“卫东！大喜事！”

她那嗓门，半个厂区都能听见。

我掏了根烟点上，懒得搭理她。王婶的“喜事”，十回有八回是给我介绍些歪瓜裂枣。

“这次不一样！”王婶拽住我的胳膊，唾沫星子横飞，“天大的好事！”

“天仙下凡也轮不着我。”我吐了个烟圈。

王婶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台湾来的！台胞！回来寻亲的！”

我夹烟的手，抖了一下。

台湾。

那对我们来说，是个只存在于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里的地方。

遥远，神秘，还有点……敌对。

“王婶，你别拿我开涮了。”我掐了烟。

“涮你？我涮你我就是你孙子！”王婶拍着胸脯，“人家姑娘姓林，叫林婉清，爷爷是咱们这儿的人，49年过去的。现在回来找祖籍，顺便，也想在大陆找个老实本分的人嫁了。”

林婉清。

这名字，听着就跟我们厂里那些“桂芬”“秀兰”不一样。

我心里，像被猫爪子挠了一下。

“为啥找我？”我还是不信。一个台湾姑娘，能看上我这个浑身机油味的穷技术员？

“人家就想找个技术人员！说有文化，靠得住！你小子，28岁就是七级技工，全厂独一份！我把你那点光荣事迹一说，人家姑娘点了头，想见见！”

我妈知道了这事，反应比我还大。

她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拉着我的手，哆哆嗦嗦地说：“儿子，咱家祖坟冒青烟了！”

紧接着，又开始担忧。

“台湾来的……那不就是国民党那边的人吗？成分……成分没问题吧？”

我姐李卫红嫁得早，听说了也跑回来，一脸不屑：“妈，你还老黄历呢！现在都改革开放了，讲究经济建设，台胞是贵客！再说了，弟，你可得留个心眼，别是骗子！”

我心里乱糟糟的。

见，还是不见？

见，怕是个坑。

不见，又实在好奇。

最后，是虚荣心占了上风。

娶个台湾媳妇，这事要是在厂里传开，我李卫东得是多大的面子？

见面的地方，约在市里唯一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叫“维也纳”。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身上穿着我最好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裤线用啤酒瓶压过，笔直。

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即便这样，我坐在一群穿着西装、喝着咖啡的人中间，还是显得格格不入。

她来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太不一样了。

她穿了条米色的连衣裙，不是我们这边常见的样式，料子看着很软，很垂。头发烫着时髦的大波浪，脸上化着淡妆。

不像我们这儿的姑娘，要么素面朝天，要么就把脸涂得跟猴屁股似的。

她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声音软软糯糯的，带着一股我们这边没有的腔调。

“请问，是李卫东先生吗？”

我“噌”地一下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一声。

“是，是，我就是。”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她叫林婉清。

她真的叫林婉清。

她说话很慢，很柔，总是带着笑。她说她爷爷是临走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能回来看一看故乡的土地。

她说台北很繁华，但也很拥挤，没有我们这儿的天空这么蓝。

她说她喜欢看书，喜欢听邓丽君。

她说她觉得大陆的男人，有一种特别的踏实感。

我听得入了迷。

她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她用的手帕是带香味的，她喝咖啡会加一块方糖，她会用很小的声音说“谢谢你哦”。

我感觉自己像个土包子。

但我这个土包子，好像让她很感兴趣。

她问我在厂里做什么，我说我是技术员，修机器的。

她眼睛亮亮的：“哇，好厉害！就是那种很精密的仪器吗？”

我含糊地点点头，其实我修的是傻大黑粗的冲压机床。

她又问我们厂都生产些什么。

我说：“就……一些机械零件吧。”

这是实话，但也是废话。具体生产什么，那是有保密条例的。

她“哦”了一声，很体谅地没有再追问，转而问起我们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顿饭，我吃得食不知味。

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

她的手，轻轻扶着我的腰。

隔着薄薄的衬衫，我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

晚风吹起她的长发，一阵阵洗发水的清香，钻进我的鼻孔。

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妈见我回来，魂不守舍的样子，就知道有戏。

“怎么样怎么样？姑娘长得俊不俊？”

“俊。”我吐出一个字。

“那……人家看上你没？”

“不知道。”

我把自己摔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林婉清的笑。

那之后，我们开始频繁地见面。

我带着她，逛遍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业城市。

人民公园，友谊商店，新华书店。

我发现她对什么都好奇。

她会对一个老旧的苏式建筑看上半天，会蹲下来看路边补鞋的老师傅，会饶有兴致地听我讲厂里的各种八卦。

她尤其对我的工作感兴趣。

“卫东，你们厂里，是不是有很多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老机器？”

“有啊，宝贝疙瘩呢，坏了都没地方配零件。”

“那你们的技术，是不是都是跟苏联学的？”

“大部分是吧，现在也自己搞一些革新。”

“那你负责的，是哪一块呢？”

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觉得她就是单纯的好奇，一个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姑娘，对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求知欲。

我还挺自豪的。

我会跟她吹牛，说我怎么解决了一个连老师傅都束手无策的技术难题。

她总是托着下巴，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卫东，你真的好棒哦。”

那句话，比厂长发给我一百块奖金还让我舒坦。

我们发展得很快。

快得让我自己都觉得不真实。

认识第二个月，她带我去见了她的“远房亲戚”，一个据说是市侨联的干部。

那干部挺着啤酒肚，对我很热情，说婉清一个女孩子在大陆不容易，我为人忠厚老实，是值得托付的人。

然后，她就向我求婚了。

是的，你没看错，是她向我求婚。

那天我们在河边散步，她突然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

“卫东，你愿意娶我吗？”

我当时就懵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像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正好砸我嘴里。

我傻乎乎地点头，话都说不出来。

她笑了，笑得像月光下的湖水。

她说：“我不想再一个人漂泊了，我想在这里，有一个家。”

家。

这个字，一下子就击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妈知道后，拉着林婉清的手，眼泪都下来了。

“好闺女，好闺女，我们卫东能娶到你，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姐还是不放心，私下里把我拉到一边。

“弟，这事儿是不是太快了？你了解她吗？她家在台湾是干嘛的？万一……”

“万一什么？”我当时很不耐烦，“人家一个姑娘家，都主动开口了，我一个大男人还缩手缩脚的？你别用你那老眼光看人！”

我姐气得直戳我的脑门：“你就是被迷了心窍了！”

我懒得跟她吵。

很快，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

林婉清说，她家里人没办法过来，但是给她寄了一大笔钱，作为嫁妆。

她拿出一个存折，给我妈看。

上面是五位数。

一万美金。

在1988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妈的手都在抖。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七十多块钱。

“这……这太多了……”我妈结结巴巴地说。

林婉清笑着说：“阿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想买一台彩电，一台冰箱，还有一台洗衣机，算是我给这个家添置的。”

“三大件”！

我们整个家属院，都还没有谁家能凑齐这三样。

所有的疑虑，在“三大件”的光芒下，都烟消云散了。

我妈彻底把林婉清当成了天仙下凡的宝贝闺女。

邻居们看我家的眼神，都充满了羡慕嫉妒恨。

我，李卫东，成了我们那一片最让人眼红的男人。

婚礼办得非常风光。

在市里最好的饭店，摆了二十桌。

厂长和书记都来给我敬酒，拍着我的肩膀说：“卫东啊，好小子，给咱们红星厂争光了！”

我喝得晕晕乎乎，感觉自己站在了人生的巅峰。

洞房花烛夜。

我看着坐在床边，穿着大红嫁衣的林婉清，感觉像在做梦。

她很美，美得不真实。

我紧张地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抬起头，对我笑笑：“傻瓜，坐过来呀。”

那一晚，我成了真正的男人。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

林婉清是个完美的妻子。

她把我们那个只有两间房的小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会变着花样给我做饭，甚至学会了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她对我妈，比亲闺女还孝顺，隔三差五就买东西去看她。

我妈现在逢人就夸：“我这个儿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我每天下班，远远地就能看到自家窗户透出的温暖灯光。

推开门，就是香喷喷的饭菜，和她温柔的笑脸。

“回来啦？快去洗手，马上开饭。”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厂里的同事都羡慕我。

“卫东，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是啊，娶了个仙女回家，还带三大件，上哪儿说理去。”

我嘴上说着“哪里哪里”，心里却乐开了花。

但是，一些小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细节，开始像沙子一样，硌进我幸福的生活里。

她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抠门。

我给她的钱，她都一分一分地记在小本子上。买菜都要跟小贩为了几分钱争半天。

这跟她当初拿出上万美金嫁妆的豪气，完全不符。

我问她，她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嘛，过日子就要精打细算。”

我觉得有道理，甚至觉得这是她贤惠的表现。

她对我的工作，依旧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心”。

她会问我厂里的人事变动。

“听说你们车间换了个新主任？”

“是啊，从总厂调来的，叫张建国。”

“哦？那他为人怎么样？技术好不好？”

她也会问我厂里的生产计划。

“你们下个季度的任务重不重啊？”

“重，听说接了个军工的单子，要保密。”

我说漏了嘴，她立刻追问：“军工？是做什么的呀？是造坦克还是大炮？”

我含糊地搪塞过去：“不知道，我们就是拧螺丝的，哪知道那么多。”

她就不再问了，但她的眼神，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她有个小皮箱，总是锁着。

我问她里面是什么。

她说：“是女孩子的一些私人物品啦，你不许看哦。”

她撒娇的语气，让我没法再追问。

我们结婚三个月后，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要去一趟广州。

“我去广州干嘛？”我问。

“我有个台湾来的朋友，在广州做生意，我去看看他，顺便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我们总不能一辈子靠你这点工资过活吧？”

我觉得她说得对。

我给了她一些钱，让她路上用。

她走了三天。

那三天，我感觉家里空荡荡的，魂都好像被她带走了。

她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件香港来的“的确良”衬衫。

我高兴坏了。

但那天晚上，我洗她换下来的衣服时，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揉成一团的火车票。

不是去广州的。

是去西北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小城市的。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我拿着火车票去问她。

她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笑容。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我朋友临时有事，去了那边一个分公司，我就跟着过去了。怕你担心，就没跟你说。”

这个解释，很牵强。

但我选择了相信。

或者说，我强迫自己相信。

我不敢去想别的可能。

我怕一想，我这个美满的家，就会碎掉。

真正让我起疑心，是在那之后的一个月。

厂里出了件大事。

我们车间负责的一个高度保密的军工项目，代号“东风-17”，其中一份关键部位的热处理工艺图纸，不见了。

这可是天大的事。

厂里保卫科，还有市里公安局，甚至有几个穿着中山装，气质很不一样的人，都进驻了我们厂。

整个厂区，风声鹤唳。

每个人都要接受盘问。

我因为是核心技术人员，被盘问的次数最多。

他们问我最近都接触了什么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把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就是没敢去想林婉清。

调查持续了半个月，一点头绪都没有。

厂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因为配合调查，很晚才回家。

推开门，家里黑着灯。

我以为林婉清睡了。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却发现床上是空的。

我心里一慌，到处找她。

最后，在阳台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忽明忽暗的红点。

是烟。

林婉清在抽烟。

我从没见过她抽烟。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她一声：“婉清？”

她吓了一跳，猛地把烟掐灭在花盆里。

“你……你怎么回来了？”她的声音有点慌乱。

“家里出事了？”我问。

“没……没有啊。”她躲闪着我的目光。

“那你怎么了？为什么抽烟？”

“我……我有点心烦。”

“为什么心烦？”我追问。

“还不是因为你们厂里的事！”她突然有点激动，“到处都在查，人心惶惶的，我一个台湾来的，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能不烦吗？”

我心里一软。

是啊，她一个外来人，肯定压力很大。

我抱住她：“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她在我怀里，身体有点僵硬。

那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是定性为“管理疏忽，图纸意外损毁”，但厂里的保密级别，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我们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但那颗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地发芽。

我开始偷偷地观察她。

我发现，她每周三下午，都会出门。

她说她是去市里的图书馆看书。

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偷偷跟在她后面。

她确实去了图书馆。

但她没有进去，而是在门口的花坛边坐下。

过了大概十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在她身边坐下，递给她一份报纸。

她接过来，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男人很快就走了。

她拿着那份报纸，走进了附近一个公共厕所。

过了很久才出来，手里已经没有了报纸。

然后，她就像没事人一样，去菜市场买了菜，回家。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那不是普通的看书。

那是在接头。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谍战片我看过不少，但那都是电影。

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

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躺在她身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感觉自己身边躺着一个陌生人。

她好像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卫东，你最近怎么了？总是心事重重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曾经让我沉醉的眼睛。

我说：“没什么，就是厂里压力大。”

我不敢问。

我怕那个答案，是我承受不起的。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是周日，我们单位组织去郊区水库野餐。

林婉清也跟着去了。

她表现得很开心，像个小女孩一样，在草地上跑来跑去。

同事们都夸她活泼，夸我有福气。

我强颜欢笑。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保卫科的刘科长，喝高了，开始吹牛。

“说起上次那个图纸的事，你们知道最后怎么着了吗？”

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虽然没抓到人，但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刘科长拍着胸脯，“我们截获了一段敌特的秘密电波！内容破译不出来，但可以肯定，就是冲着我们厂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揪。

我下意识地去看林婉清。

她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但那笑容，僵硬得像一张面具。

她的手，紧紧攥着一个水杯，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一瞬间，所有的碎片，都在我脑子里拼凑了起来。

她的“好奇心”。

她那个锁着的小皮箱。

那张去往西北的火车票。

她在图书馆门口的“接头”。

她在我怀里僵硬的身体。

还有，她此刻这副僵硬的笑容。

我感觉天旋地转。

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

自行车骑得飞快，链条发出“哗啦啦”的抗议声。

林婉清在后座上，紧紧抱着我的腰。

“卫东，你慢点，我害怕。”

我没有理她。

我的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我要打开那个箱子。

一回到家，我把她关在门外，用尽全身力气，把房门反锁。

“卫东！你干什么！你开门啊！”

她在外面疯狂地敲门，哭喊。

我充耳不闻。

我冲进卧室，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小皮箱。

锁是铜的，很小巧。

我没有钥匙。

我跑到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对着锁头，狠狠地砍下去。

一下，两下，三下……

“哐当”一声，锁开了。

我颤抖着手，掀开了箱盖。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发报机或者枪。

只有一些女人的衣服，几本书，还有一个日记本。

我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我多心了？

我拿起那个粉色的日记本，翻开。

娟秀的字迹，记录着一个少女的心事。

“今天，见到了他，他叫李卫东，是个有点木讷，但很真诚的男人……”

“他带我去看他工作的工厂，好大，好旧，充满了力量感……”

“他向我求婚了，我答应了。也许，我真的可以拥有平凡的幸福……”

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真是个混蛋。

我竟然怀疑这么一个爱我的女人。

我正准备把日记本放回去，一张夹在里面的小纸条，掉了出来。

纸很薄，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字母。

像某种密码。

在纸条的背面，有几个用铅笔写的，很潦草的汉字。

“东风-17，热处理，硼钢，淬火参数……”

那是我负责的项目的核心数据。

是我有一次喝多了，在她面前吹牛时，说漏嘴的几个关键词。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瘫坐在地上，手里的纸条，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原来，都是真的。

我的妻子，我深爱的女人，真的是个特务。

她对我所有的好，所有的爱，所有的温柔，都是伪装。

她嫁给我，就是为了接近我，为了窃取我们厂的机密。

我，李卫东，就是她任务里的一颗棋子。一个愚蠢透顶的，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的傻瓜。

“卫东！你开门！你听我解释！”

门外的哭喊声，还在继续。

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天黑了，又亮了。

门外的声音，也从哭喊，变成了哀求，最后，归于沉寂。

我站起来，走到门边，拉开了门栓。

林婉清就蜷缩在门口的地上，眼睛又红又肿，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

看到我开门，她挣扎着站起来，想抓住我的手。

我后退了一步。

“我们谈谈吧。”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们坐在饭桌两边。

那张我们曾经无数次共享晚餐的桌子，此刻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你是谁？”我问。

她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我问你，你到底是谁？”我把那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摔在她面前。

她看着纸条，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

那眼神，我从未见过。

没有了温柔，没有了爱意。

只剩下冰冷的，绝望的平静。

“我的代号，叫‘夜莺’。”她说。

夜莺。

多美的名字。

多讽刺的名字。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来大陆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训练。”

“你的家人呢？”

“我没有家人。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那……你说的寻亲，都是假的？”

“是。”

“你对我的好，也是假的？”

她沉默了。

“我问你！你对我的好，是不是也是假的！”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刚开始，是假的。”

“后来呢？”我追问。

“后来……”她哽咽着说，“我也不知道了。卫东，我每天给你做饭，等你回家，看着你笑，我觉得……那样的日子，也很好。我甚至想过，等这个任务结束，我就申请留下来，我们好好过日子……”

“任务？”我冷笑，“你的任务，就是偷我们厂的图纸？”

她点了点头。

“图纸呢？”

“我已经送出去了。”

我的心，彻底死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我知道，我暴露了。你手里有证据，我跑不掉了。”她说，“我不想让你从别人口中，知道这些不堪的事情。”

“所以，你是想让我去举报你？”

她闭上眼睛，两行清泪滑落：“是。这是我的宿命。”

举报她。

把我的妻子，亲手送上审判台。

她会被判刑，十年，二十年，甚至……枪毙。

而我，李卫东，一个娶了台湾特务的男人，我的工作，我的前途，我父母的脸面，我们全家，都会被毁掉。

我将成为整个城市的笑柄，一个愚蠢的叛徒。

我看着她。

看着这个让我爱过，也让我恨过的女人。

我想起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的样子，想起她为我做红烧肉的样子，想起她在我怀里撒娇的样子。

那些甜蜜的过往，像一把把尖刀，插在我的心上。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能亲手毁了她。

我也不能毁了我自己。

“你走吧。”我说。

她猛地睁开眼，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什么？”

“我说，你走。”我从口袋里，掏出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三百二十一块五毛钱，放在桌上。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永远，不要再回来。”

“卫，卫东……”她哭着摇头，“你不能这么做！你放走我，你就是包庇犯！你会坐牢的！”

“那也比我亲手把你送进去强。”我站起来，背对着她，“天亮之前，你必须消失。”

她没有动。

“你不走，是吗？”我转过身，从厨房拿起了那把菜刀。

“你不走，我就去自首。我说，是我把机密泄露给你的。我是主犯，你是从犯。我不想活了，你也别想好过。”

我的手在抖，心在滴血。

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逼走她。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

终于，她站了起来，抓起桌上的钱，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走去。

在门口，她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李卫东，如果……如果有下辈子，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林婉清，给你做一辈子红烧肉。”

说完，她拉开门，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手里的菜刀，掉在地上。

我瘫倒在地，放声大哭。

像个孩子一样。

她走了。

带着我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的梦，消失了。

第二天，我像没事人一样去上班。

我对妈说，婉清想家了，回台湾探亲，过段时间就回来。

我妈信了。

一个星期后，我对妈说，婉身在台湾的家人，不让她回来了。

我妈哭了。

一个月后，我对厂里递交了离婚申请。

理由是，夫妻长期分居，感情破裂。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幸灾乐祸。

“我就说吧，台湾女人靠不住，早晚得跑。”

“可怜的卫东，人财两空啊。”

“什么人财两空，没看见他家那台大彩电吗？值了！”

我成了家属院里的一个悲伤的笑话。

我搬回了爸妈家。

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屋，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台夏普彩电，那台日立冰箱，那台松下洗衣机，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三座冰冷的墓碑。

我把它们变卖了，钱给了我妈。

我开始拼命地工作，用劳累来麻痹自己。

我开始抽烟，喝酒。

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女人。

几年后，我妈又开始给我张罗对象。

我拒绝了。

“妈，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妈看着我，叹了口气，再也没提过。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也是最毒的毒药。

它慢慢抚平了我的伤口，也让我那颗心，变得越来越硬。

90年代，厂里效益不好，开始下岗。

我因为技术过硬，留了下来。

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离开，我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世界，谁离开谁，不都一样活吗？

2000年，老厂彻底破产重组。

我拿着一笔买断工龄的钱，提前退休了。

那年，我才40岁。

我用那笔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小小的二手房。

一个人生活。

我爸妈相继去世了。

姐姐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

这个世界上，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用QQ。

我的网名，叫“夜莺”。

我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是恨？是思念？还是单纯的自嘲？

我每天在网上看新闻。

尤其是关于台湾的新闻。

我幻想着，有一天，能看到一条关于她的消息。

哪怕是她被捕的消息。

但没有。

她就像一滴水，汇入了人海，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

有时候，我会想，她现在在哪里？

过得好不好？

她有没有再嫁人？

她还会不会，想起在那个小小的工业城市里，有一个叫李卫东的傻瓜？

有一年，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她当初那张火车票上的西北小城。

那是个风沙很大的地方，荒凉，破败。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那个城市里转了两天。

我不知道我在找什么。

或许，我只是想走一遍她走过的路。

在一家快倒闭的国营招待所里，我问一个白发苍舍的老服务员。

“同志，我跟你打听个人。大概十多年前，有没有一个口音很特别的，南方来的年轻女人，住过你们这里？”

老服务员想了很久。

“南方口音的女人？多了去了。不过……你说十多年前，我倒是想起一个。”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她长得很漂亮，说话声音细细的，但人看着很……怎么说呢，很冷。她在这里住了大概一个礼拜，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后来就走了。”

“她去哪儿了？”我急切地问。

“不知道。”老服务员摇了摇头，“这种人，就像风一样，来了，又走了。”

风一样。

这个形容，真贴切。

她就是一阵风，刮过我的生命，留下一地狼藉。

从西北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我好像想通了。

我不再去打听她的消息，不再去想那些过去的事。

我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

我报了一个老年大学，学书法，学画画。

我养了一只猫，叫“肉肉”，因为它跟我一样，爱吃红烧肉。

我偶尔会自己做一次红烧肉。

用她教我的方法，多放糖，少放盐。

每次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

但心里，已经没有了恨，也没有了爱。

只剩下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滋味。

就像这道菜，甜中带咸，咸中带苦。

这就是人生的味道吧。

去年，我做了一次体检。

医生说，我心脏不太好。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

这颗心，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坏掉了。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

今天，我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那本粉色的日记。

我把它，还有那张写着密码的纸条，一起扔进了火盆里。

火苗升起，吞噬了那些泛黄的纸页。

也吞噬了我那段荒唐的，可悲的，却又刻骨铭心的青春。

窗外，夕阳正红。

楼下的小广场上，大妈们又在跳广场舞了。

音响里放着一首老歌。

是邓丽君的。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我靠在阳台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米色连衣裙的姑娘，对我微微一笑。

“请问，是李卫东先生吗？”

我笑了笑，对着空气，轻声说：

“我就是。”

来源：云来暮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