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个下午，阳光像是被稀释过的蜂蜜，懒洋洋地涂抹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上。

那个下午，阳光像是被稀释过的蜂蜜，懒洋洋地涂抹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上。

我刚从楼下的小超市出来，手里拎着一瓶海天金标生抽。

女朋友小鱼发消息催了三次，说糖醋排骨没酱油没法收汁。

我回了她一个“收到”的表情包，嘴角还挂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笑意。

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寻常到有点乏味。

风里有桂花的香气，隔壁王大爷家的狗在阳台上懒洋洋地叫了两声。

我走在人行道上，距离我们那栋楼，只剩下不到五十米。

一个大妈，就在我前面大概七八米远的地方，走得好好的，突然一个踉跄。

我眼睁睁看着她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整个人直挺挺地往前扑了下去。

“砰”的一声闷响。

那声音，像是半满的米袋子砸在地上，听得我心里都跟着一抽。

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网上那些“扶不扶”的段子。

真的，就一秒钟的犹豫。

但紧接着，理智和最基本的人性就占了上风。

那是个头发花白的大妈，看年纪跟我妈差不多。

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边上，一小片深色慢慢洇开。

是血。

我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还想什么段子，救人要紧。

我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手里的酱油瓶被我随手放在了路边的花坛上。

“阿姨，您怎么样？您没事吧？”我蹲下身，不敢轻易动她。

她微微呻吟了一声，慢慢地，极其缓慢地侧过头来看我。

她的额头磕破了，血顺着眉骨往下流，糊了半边眼睛。

“哎哟……我的腿……我的腿……”她声音发颤，充满了痛苦。

我赶紧说：“您别动，我给您叫救护车。”

说着我就掏手机。

“小伙子……你，你先拉我一把，我……我起不来……”她的手伸向我，眼神里满是祈求。

我看着她那只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手，心里最后一点戒备也消失了。

我扶住她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想把她搀扶起来。

“慢点，您慢点。”

就在我把她扶着坐起来的一瞬间，她的另一只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

力气大得惊人。

我愣住了。

她的眼神变了。

刚才的痛苦和祈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我脊背发凉的怨毒和惊慌。

“你……你这个小伙子，走路怎么不看路啊！”她突然拔高了音量，声音尖利得像是指甲划过玻璃，“你撞到我了！我的腿……我的腿断了！”

我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什么？

我撞到她？

我离她明明还有好几米远。

“阿姨，您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撞您啊，我看见您自己摔倒了才过来帮忙的。”我急着解释。

“就是你！就是你！”她手抓得更紧了，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你骑个破车子那么快干什么！把我撞了还想跑？”

车子？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两手空空，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

哪来的车子？

周围已经开始聚拢人了。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怎么回事啊？”

“好像是那个小伙子撞了老太太。”

“现在的年轻人，做事毛毛躁躁的。”

我感觉自己像掉进冰窟窿，浑身发冷。

那些目光，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身上。

“我没有！”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根本没骑车！我是走过来的！不信你们看，那里，那瓶酱油还是我刚买的！”

我指向花坛上的酱油瓶。

可没人看。

他们的视线，都牢牢锁定在我和大妈紧紧抓在一起的手上。

在他们眼里，这大概就是肇事者被受害者抓住的铁证。

“哎哟，我的老天爷啊！撞了人还不承认啊！还有没有天理了啊！”大妈开始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腿，“我的腿啊，肯定断了啊！我这把老骨头可怎么办啊！”

她的哭声像是一面大鼓，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过来。

我百口莫辩。

我的解释，在她的哭声里，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人已经拿出手机开始录像了。

闪光灯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公开处刑的罪犯。

“先别吵了，叫救护车，叫警察！”人群里有个声音喊道。

很快，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刺破了这片混乱。

医护人员抬着担架下来，大妈一看到他们，哭声更大了，抓着我的手却丝毫没有松开。

“别让他跑了！就是他撞的我！”

警察也到了。

一看到警察，我像是看到了救星。

“警察同志，你们要相信我，我真的是冤枉的！”我急切地说。

警察是个三十多岁的方脸汉子，表情严肃，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躺在担架上还在呻吟的大妈。

“先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做个笔录。”他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任何倾向。

我被带上了警车。

透过车窗，我看到我的那瓶酱油，还孤零零地立在花坛上。

阳光照在瓶身上，反射出一种冷漠的光。

小鱼的糖醋排骨，今天怕是做不成了。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里，灯光白得晃眼。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停顿，我发誓都没有半点虚假。

做笔录的年轻警察一边听一边记，没什么表情。

“也就是说，你坚称自己没有撞到她，只是出于好心去扶她？”他最后确认道。

“对，千真万确。”我点头，像小鸡啄米。

“那她为什么会一口咬定是你撞的？”

我苦笑：“我怎么知道？也许她摔糊涂了，也许……”

也许她是故意的。

后面那句话，我没说出口。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这话说出来，只会显得我是在恶意揣度。

没过多久，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夹克的男人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满脸怒气。

他大概四十多岁，身材微胖，头发梳得油亮，手腕上戴着一串粗大的金链子。

“谁！谁撞了我妈！”他一进来就嚷嚷，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着。

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那股凶狠劲儿，像是要活吃了我。

他就是大妈的儿子，张伟。

“就是你？”他指着我的鼻子。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同志，有话好好说，这里是派出所。”方脸警察站起来，拦在他和我中间。

张伟哼了一声，总算收敛了点。

他拉了张椅子坐下，二郎腿一翘，开始了他的表演。

“警察同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妈都快七十的人了，身子骨本来就不好，被他这么一撞，现在躺在医院里，医生说是股骨颈骨折，要动手术！手术费、住院费、营养费、误工费……哦不，我妈没工作，是精神损失费！这笔账怎么算？”

他说话像连珠炮，一套一套的。

我听得目瞪口呆。

这才多久，诊断都出来了？连赔偿项目都想好了？

“我们还在调查，事情的经过还没弄清楚。”方脸警察说。

“还调查什么？”张伟一拍大腿，“我妈亲口说的，就是他撞的！一个老太太，还能撒谎骗人不成？倒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没担当，做了事不敢认！”

他又把矛头指向我。

我气得浑身发抖：“你凭什么这么说！我说了我没有！是她自己摔倒的！”

“你没有？你没有我妈会拉着你不放？你没有我妈会摔成骨折？”他一连串的反问，咄咄逼人。

“我……”我再次语塞。

是啊，我说我没有，可证据呢？

调解陷入了僵局。

警察建议我们私了。

“小伙子，你看，现在也没有监控拍到，到底怎么回事，就你们两个当事人清楚。老太太那边情绪很激动，医药费是肯定要花的。你要是觉得委屈，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打官司，费时费力，最后结果也不好说。不如你们商量一下，你这边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一部分，这事儿就算了了。”

方脸警察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我听懂了。

他也在暗示我，破财消灾。

我心里一万个不情愿。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和清白的问题。

我凭什么要为我没做过的事买单？

“我不同意私了。”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没做过，一分钱我都不会出。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张伟一听，当场就炸了。

“好！好你个小子！有种！你给我等着！不赔钱是吧？行！咱们法院见！我告诉你，没二十万，这事儿没完！”

二十万。

他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耳朵里嗡嗡作响。

二十万？他怎么不去抢？

就因为我扶了他妈一下，就要赔上我好几年的积蓄？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小鱼一开门，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不是去买酱油吗？怎么去了大半天？酱油呢？”

我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积攒了一下午的委屈、愤怒、恐惧，在看到她担忧的眼神那一刻，彻底决堤。

我一个二十八岁的大男人，抱着我的女朋友，哭得像个孩子。

小鱼什么也没问，只是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

等我情绪稍微平复下来，我才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也懵了。

“怎么会这样……这不就是网上说的那种……讹人吗？”

“我不知道。”我瘫在沙发上，感觉身体里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只知道，他们要我赔二十万。”

“二十万？！”小鱼惊呼出声，“他们疯了吧！”

“他们没疯，疯的是这个世界。”我喃喃自语。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在一种极度的煎熬里。

白天，我强打精神去上班，对着电脑屏幕上那些五彩斑斓的设计稿，却一个像素都改不下去。

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大妈那张怨毒的脸，和她儿子张伟嚣张的叫骂。

晚上，我开始失眠。

一闭上眼，就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场景。

我梦见自己站在法庭上，所有人都指着我，说我是凶手。

我梦见我爸妈知道了这件事，气得心脏病发。

我梦见小鱼因为这件事，离我而去。

我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眼窝深陷，胡子拉碴，镜子里的人，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小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她到处帮我找律师，咨询法律援助。

但得到的回复，大多不乐观。

这种案子，最难的就是取证。

没有目击证人愿意出来作证，没有监控录像，基本上就是原告和被告各执一词。

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我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没有撞她。

可这怎么证明？

我怎么去证明一件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薄薄的一张纸，却重若千斤。

看着上面“原告：张某某”“被告：林墨”的字样，我感到一阵晕眩。

我真的成了被告。

我，林墨，一个奉公守法，连红灯都很少闯的普通市民，因为一次好心，成了一个民事纠纷案件的被告。

这太荒谬了。

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和小鱼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

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毫无保留地支持我。

她开始劝我。

“林墨，要不……要不算了吧？”有天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对我说。

我正对着电脑发呆，闻言猛地回头：“算了？什么算了？”

“就……赔点钱，把这事儿了了。二十万太多了，我们去跟他砍砍价，看能不能少一点。五万？或者三万？”她的声音越说越小。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你也觉得，我应该赔钱？”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急忙解释，“我当然相信你！可是……可是打官司我们赢不了啊！律师都说了，我们没有证据！到时候判下来，可能赔得更多！还要留案底，你以后工作怎么办？”

“所以，为了不留案ě案底，为了省事，我就该认了这盆泼在我头上的脏水？”我冷笑。

“林墨，你能不能现实一点！”她的声音也大了起来，“现在不是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俩的积蓄加起来才多少？你非要把这些钱都扔到水里，还要背上一身债才甘心吗？”

“这不是钱的事！”我吼道，“这是清白！是公道！”

“公道能当饭吃吗！”她也哭了，“我每天看你这样不吃不喝，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心疼啊！我不想我们的生活，被这件事彻底毁掉！”

那晚，我们大吵一架。

这是我们在一起三年，吵得最凶的一次。

最后，她摔门而出，回了她自己家。

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黑暗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绝望。

连最亲密的爱人，都开始动摇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相信我？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记错了？

那天下午，我是不是真的不小心碰到了她？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滋生。

我一遍遍地回放那天的记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

没有。

真的没有。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时和她的距离。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摔倒时，我的惊讶。

我不能认。

如果我认了，那我这辈子，都会活在“肇事者”的阴影里。

我会看不起我自己。

我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个律师的名片。

是小鱼之前找的，一个姓李的年轻律师。

我拨通了电话。

“李律师吗？我是林墨……关于我的案子，我想委托您。”

“我想好了，我决定要打这场官司。”

“对，无论如何，都要打。”

李律师很年轻，看起来比我还小几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很斯文。

但他听我讲完整个故事后，眼神里却透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坚定。

“林墨先生，我得先跟你说清楚。”他很坦诚，“这个案子，从证据层面来看，对我们非常不利。对方有医院的伤情鉴定，有她本人的证词。而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我点点头，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

“但是，”他话锋一转，“这不代表我们就会输。”

我抬起头，眼里燃起一丝希望。

“法律讲证据，但法律也不是冰冷的条文。法官也是人，是人就有自由心证。我们的目标，不是去证明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而是要让法官相信，对方所说的事情，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

“怎么做？”我追问。

“细节。”李律师在纸上写下两个字，“魔鬼，藏在细节里。从现在开始，你需要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你能记起来的所有细节，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告诉我。”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几乎天天泡在李律师的办公室。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复盘。

那天下午的天气，风向，阳光的角度。

我穿的衣服，鞋子，手里酱油的品牌。

大妈穿的衣服颜色，她摔倒的姿势，她说的第一句话。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里，有没有我眼熟的邻居。

我甚至画出了事发地点的平面图，精确到每一棵树，每一个花坛，每一个垃圾桶的位置。

李律师拿着这张图，沉默了很久。

“这个位置，”他指着图上一个角落，“这里是一家新开的宠物店？”

“对，开了大概两三个月了。”

“门口有没有装监控？”

我心里一动：“好像……好像有！我记得他们门口挂着一个‘内有监控’的牌子！”

“走，我们现在就去！”

我和李律师立刻赶到了那家宠物店。

店主是个很潮的年轻人，染着一头银发。

听我们说明来意，他皱起了眉。

“监控是有，不过是对着我们店门口的，怕有人偷狗。你们说的那位置，在马路对面，估计拍不到。”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不管拍到拍不到，能不能麻烦您，让我们看一下？”李律师坚持道。

店主犹豫了一下，还是带我们进了后台。

监控画面调了出来。

果然，摄像头的主要范围是店门口的区域。

马路对面的事发地点，只能拍到一个非常模糊的边角。

画面里，人影小得像蚂蚁。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希望能从中分辨出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终于，在下午3点17分那个时间点，画面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踉跄了一下，然后倒地。

就是她！

紧接着，另一个稍大一点的人影跑了过去。

是我！

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

但接下来，画面里的情况，却让我如坠冰窟。

由于角度和距离的原因，画面只能看到我跑过去，然后蹲下，然后和大妈纠缠在一起。

至于我到底有没有撞她，那个关键的瞬间，被一棵该死的行道树的树冠，挡得严严实实。

“这……”我哑口无言。

这段监控，不但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反而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和大妈确实发生了接触。

如果拿到法庭上，对方律师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肇事后去扶她的画面。

“没关系。”李律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表情却不像我这么沮丧，“这段视频，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你的清白，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什么事？”

“时间。”李律师的眼睛亮得吓人，“它精确地记录了事发的时间，以及你和她接触的全过程。这是个客观存在的时间轴。张伟不是说，他接到电话就赶去医院了吗？我们可以查一下，从这里到医院，需要多长时间。再查一下医院的记录，看看大妈是什么时候被送到急诊的，诊断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

李律师接着说：“张伟在派出所，脱口而出就是‘股骨颈骨折’，还列出了一系列的赔偿要求。你不觉得，他知道得太快，准备得太充分了吗？就像……提前写好了剧本。”

我心里猛地一震。

对啊！

从大妈摔倒，到救护车来，再到医院，做检查，出诊断，这个过程至少也要一两个小时吧？

张伟怎么可能在事发后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伤情和索赔细节了如指掌？

除非，他早就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

“这只是一个疑点，一个突破口。”李律师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撑这个疑点。”

除了这段用处不大的监控，我们一无所获。

李律师又带着我，在事发地附近走访了好几天，希望能找到目击者。

但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

住在附近的人，要么说没看见，要么含糊其辞，不愿多事。

毕竟，为了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去得罪一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地头蛇，没人愿意冒这个险。

时间，就在这种焦虑和无望中，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

那天，天阴沉沉的。

我穿上了唯一一套深色西装，是当初为了面试买的。

小鱼最终还是来了。

她没有化妆，眼圈有点红，默默地站在我身边，帮我整理了一下领带。

“别怕，我陪着你。”她说。

我握住她冰冷的手，点了点头。

走进法庭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庄严肃穆的国徽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冰冷而正式。

我看到了原告席上的大妈和她的儿子张伟。

大妈坐在轮椅上，腿上打着石膏，脸色蜡黄，一副受尽折磨的样子。

张伟站在她身后，看到我，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冷笑。

他们的律师，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看起来精明干练。

庭审开始了。

法官敲响法槌，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

原告律师先发言。

他用一种极富煽动性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善良的老人被鲁莽的年轻人撞倒，反遭抵赖”的故事。

他出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缴费单据，还有一张大妈躺在病床上，表情痛苦的照片。

每一份证据，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轮到大妈本人陈述。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我如何“骑着飞快的车子”把她撞倒，又如何“恶语相向”，企图逃避责任。

她讲得声情并茂，细节丰富，仿佛真的发生过一样。

说到动情处，她还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好像随时要晕过去。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阵同情的唏嘘声。

我坐在被告席上，双手死死地攥着，指甲掐进肉里，都感觉不到疼。

我在心里呐喊：假的！都是假的！

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

轮到张伟作为家属证人发言。

他更是添油加醋，把我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社会败类。

“法官大人，我妈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现在被他撞成这样，下半辈子可能都得在轮椅上过了。他呢？从事发到现在，一个电话没有，一句道歉没有！还在这里狡辩！这种人，要是不严惩，天理何在啊！”

他说得义愤填膺，好像我真的是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突然觉得很可笑。

演得真好。

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

终于，轮到我的律师，李律师发言了。

李律师站了起来，先是对老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然后，他话锋一转。

“审判长，我方对原告的伤情没有异议。我们唯一的争议点，就是这个伤，到底是不是我当事人造成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原告席。

“原告方一直声称，是我当事人林墨，骑着一辆‘飞快的车子’撞倒了张阿姨。那么请问，车子在哪里？”

原告律师立刻站起来：“当时情况混乱，肇事车辆可能已经被被告藏匿。”

“藏匿？”李律师笑了，“一部自行车？一辆电动车？请问原告，你看到的是什么车？”

被推到证人席上的大妈愣了一下，含糊道：“就是……就是那种很快的车……我没看清……”

“没看清？”李律师追问，“你连对方有没有骑车都没看清，怎么就那么确定，是他撞了你？”

“就是他！他跑过来的时候，撞到了我的腿！”大妈急了。

“跑过来？”李律师抓住了这个词，“你刚才不是说骑车吗？到底是跑，还是骑车？”

“我……我记不清了！我当时都摔蒙了！”大妈的眼神开始躲闪。

“好，我们暂且不论是跑还是骑车。”李律师没有继续逼问，而是换了个话题。

他看向张伟。

“张伟先生，你刚才说，你接到电话后，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请问，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电话的？”

张伟想了想，说：“大概是下午三点半左右吧。”

“三点半。事发地点在城西的幸福路，而事发医院是市中心医院。根据地图软件的测算，哪怕不堵车，开车也需要四十分钟。也就是说，你到医院，最早也要四点十分。”

李律师拿出了一份文件。

“这是我们从医院调取的记录。上面显示，张阿姨被送到急诊的时间，是下午四点零五分。医生进行初步检查，开具CT申请单，是四点二十分。而CT室的报告出来，确诊为股骨颈骨折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十五分。”

李律师的声音，在安静的法庭里，清晰得可怕。

“那么问题来了，张伟先生。你是如何在下午三点半接到电话，就知道你母亲是‘股骨颈骨折’，甚至连赔偿方案都想好了的？”

张伟的脸色，瞬间变了。

“我……我是听医生说的！”他狡辩道。

“哪个医生？是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吗？在CT结果出来之前，哪个医生敢下这样的诊断？”李律师步步紧逼。

“我……我忘了！”张伟的额头开始冒汗。

法庭里开始出现骚动。

法官敲了敲法槌，示意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张伟身上。

他那副嚣张的气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肉眼可见的慌乱。

我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大妈，身体开始微微发抖。

李律师并没有停下。

他向法庭呈上了那段从宠物店拿到的，模糊不清的监控视频。

“审判长，各位请看。这是事发当时，附近商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虽然画面模糊，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下午3点17分，原告摔倒。3点17分15秒，我当事人林墨，跑上前去。”

视频在法庭的大屏幕上播放。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大家请注意，我当事人是从画面的右侧跑过来的，而在他跑过来之前，原告已经倒地。这至少可以证明，不存在我当事人‘骑车撞人’的可能。”

“这……这说明不了什么！”原告律师反驳，“也可能是他跑过去的时候撞到的！”

“说得对。”李律师点了点头，似乎同意他的说法，“单凭这段视频，确实无法完全排除碰撞的可能。但是……”

他按下了暂停键。

“我想请技术人员，对这段视频的音频，进行提取和降噪处理。”

音频？

我愣住了。

那段视频，还有音频？我怎么不知道？

我看到张伟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

技术人员很快处理完毕。

李律师示意，播放处理后的音频。

一阵嘈杂的电流声后，一些细微的声音，被放大了出来。

先是一声女人的惊呼：“哎哟！”

这个声音很短促，充满了意外。

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

然后，是我的声音：“阿姨，您怎么样？”

到这里为止，一切似乎都和之前的辩论差不多。

但音频并没有结束。

在我和大妈的对话，以及周围人群嘈杂的议论声中，有一个微弱但清晰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那种很老土的和弦铃声。

铃声响了几下，被接通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急切：“喂？儿子……”

是大妈的声音！

当时她已经被扶起来，坐在地上，救护车还没来。

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

那个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是张伟。

“妈，怎么样了？成了吗？”

法庭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听到了。

成了吗？

他在问什么？

录音里，大妈的声音带着哭腔：“成了……我摔下去了，腿……腿好像真的断了，好疼啊……”

“断了？断了正好！断了才赔得多！”张伟的声音里，没有丝毫关心，反而透着一股兴奋。

“你记住了，就咬死是那个跑过来的小子撞的！他看着挺老实的，肯定不敢把事闹大！你哭惨一点，就说他骑车撞的，速度很快！”

“可是……可是他没骑车啊……”

“我管他骑没骑车！我说他骑了就骑了！你别管那么多，按我说的做！这事儿要是成了，我那笔生意就有救了！二十万！听见没有，少一分都不行！”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生。

整个法庭，安静得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猛地转过头，死死地盯着张伟。

他的脸，已经没有一丝血色，像一张白纸。

豆大的汗珠，从他油腻的额头上滚落下来。

他张着嘴，眼睛瞪得像铜铃，身体僵硬得像一尊雕像。

他愣住了。

是那种灵魂出窍，大脑被彻底格式化了的，完完全全的呆愣。

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段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远程指导”，会被一个几十米外的，对着宠物店门口的摄像头，给录了下来。

“不……不是的……”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干涩的嘶吼，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这不是我……这是伪造的！”

但他的辩解，在铁证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

坐在轮椅上的大妈，已经彻底崩溃了。

她不再伪装痛苦，而是发疯似的用手捶打着自己的石膏腿，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里，充满了悔恨和绝望。

“我不想的……都是他逼我的……都是我这个不孝子逼我的啊……”

法官的法槌，重重落下。

“肃静！肃静！”

但法庭里的秩序，已经无法维持。

闪光灯像疯了一样闪烁，记者们冲向张伟，话筒几乎要戳到他脸上。

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一个颠倒黑白的故事，在这一刻，被彻底撕碎。

阳光，终于穿透了乌云。

案子的结果，毫无悬念。

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当庭宣布，将以涉嫌敲诈勒索和伪造证据，对张伟和他的母亲展开司法调查。

我赢了。

走出法院大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久违的蓝天。

小鱼冲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哭得泣不成声。

“赢了……我们赢了……”

我抱着她，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不是胜利的喜悦。

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巨大的疲惫和虚脱。

为了这一天，我失去了太多。

我的工作受到了影响，我的存款消耗殆尽，我承受了无数的白眼和非议，我甚至差点失去了我的爱情。

这一切，就因为一次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多管闲事”的善举。

接下来的几天，舆论发生了惊天逆转。

我从“肇事逃逸的无良青年”，变成了“敢于对抗讹诈的维权英雄”。

各大媒体的电话快把我的手机打爆了，都想采访我。

我全都拒绝了。

我不是什么英雄。

我只是一个差点被淹死，侥幸爬上岸的普通人。

我不想再去回忆那片冰冷刺骨的水。

张伟和他母亲，最终因为敲诈勒索罪，双双被判了刑。

听说，张伟的生意早就亏空了，欠了一屁股债，这才想出了这么一招“碰瓷”的损招，逼着自己亲妈去演戏。

而他妈那条腿，也确实是旧伤。很多年前就骨折过一次，一直没好利索，那天只是自己没站稳，旧伤复发而已。

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闹剧。

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

我和小鱼的感情，经过这次风波，反而更加坚固。

我们开始谈婚论嫁，计划着未来。

只是，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还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

我陪小鱼逛街，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就在我们前面不远处，一个提着菜篮子的老奶奶，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

我的身体，下意识地就想往前冲。

但我的脚，却像被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那个下午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

大妈怨毒的眼神，张伟嚣张的嘴脸，派出所冰冷的灯光，法庭上窒息的沉默。

我犹豫了。

就那么一秒钟的迟疑。

老奶奶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已经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

“奶奶，您没事吧？”

“哎哟，谢谢你啊小伙子，人老了，腿脚不中用了。”

一场虚惊。

小鱼感觉到了我的僵硬，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

“你……在想什么？”她轻声问。

我摇了摇头，没说话。

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几步，我又停下了。

我转过身，看着刚才那个方向。

我看到那个扶了人的年轻人，正和他的同伴笑着说些什么。

我看到那个被扶的老奶奶，还在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

阳光依旧很好，一切都很正常。

可是，我的心里，却像是破了一个洞，有冷风不停地往里灌。

我突然觉得很悲哀。

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赢了官司，证明了清白。

但我好像也输掉了什么。

我输掉了那种看见别人有难，就毫不犹豫冲上前的本能。

我的善良，被穿上了一件带刺的铠甲。

它保护了我，也禁锢了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

同样是那条我走了无数遍的路。

我下班回家，看到一个孩子在追逐一个滚远的皮球。

他跑得太急，没注意脚下，被一块凸起的地砖绊倒了。

孩子趴在地上，愣了两秒，然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周围没有人。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太久。

我慢慢地走了过去，掏出了我的手机。

我没有立刻去扶他。

而是先打开了录像功能，将摄像头对准了地上的孩子，和我自己。

然后，我才蹲下身，用尽量温和的声音问：

“小朋友，你还好吗？摔到哪里了？”

孩子抬起头，满脸是泪，指着自己被擦破皮的膝盖。

我把他扶了起来，帮他拍掉身上的土，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创可贴，小心翼翼地给他贴上。

“好了，不哭了，男子汉要勇敢。”

孩子抽噎着，点了点头。

他的妈妈很快从不远处的店里跑了出来，对我连声道谢。

我摆了摆手，说没事。

关掉手机录像，我把手机放回口袋。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是错。

它看起来很冷漠，很功利，充满了计算。

但它也让我，能够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

我还是愿意去扶。

只是，我再也回不到那个，会把酱油瓶随手放在花坛上，就奋不顾身冲过去的下午了。

这个世界，没有教会我冷漠。

它只是教会了我，如何在不被冻伤的情况下，去拥抱一块寒冷的冰。

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复杂而真实的世界里，必须学会的，一种无奈的智慧。

来源：肖敏搞笑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