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揣着我妈卖了家里最后两头猪，又跟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八百块钱，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1999年，我十九岁。

我们村唯一去过广东的二叔，叼着烟，眯着眼，指着南边。

“那里，遍地是黄金。”

我信了。

我揣着我妈卖了家里最后两头猪，又跟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八百块钱，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身上全部的家当，也是我们全家未来一年的指望。

火车哐当哐当，三天两夜。

车厢里挤得像一罐沙丁鱼，空气中混合着汗臭、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

我把装着钱的内裤口袋缝了又缝，手几乎全程都插在裤兜里，死死摁住那个地方。

我不敢睡。

我瞪大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山峦和陌生的城市轮廓，心里一遍遍地描摹着二叔口中的“黄金遍地”。

电子厂，流水线，每个月八百，甚至一千。

这个数字，像一团火，在我胸口烧。

终于，广播里传来那句含混不清却又无比清晰的“广州站，到了”。

人潮像开了闸的洪水，推着我涌出车厢。

一股湿热的、带着腥气的风猛地灌进我的鼻腔。

这就是广州。

高楼，望不到顶。

车，流得像河。

人，多得像蚂蚁。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攥着一个写着地址的纸条，彻底懵了。

纸条是二叔给的，说是一个同乡开的职介所，靠谱。

我像一只没头苍蝇，在广场上转了半个钟头，问了七八个人，才大概摸清了方向。

就在我低头辨认路牌的时候，一个人撞了我一下。

“哎，兄弟，小心点。”

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扶住了我。

他笑得很和善。

“找工作？”

我愣愣地点头。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纸条，“去职介所啊？嗨，那都是骗人的，收了钱不办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们厂，现在直招，电子厂，包吃包住，一个月底薪八百，加班另算。”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看你也是个老实孩子，跟我走，直接带你去面试。”

我看着他干净的衬衫，亮得能反光的皮鞋，还有那副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眼镜。

心里那点疑虑，瞬间就没了。

这不就是城里人的样子吗？

比我那破破烂爛的纸条，靠谱多了。

“谢谢大哥！”我激动得差点鞠躬。

他摆摆手，笑着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走，我带你去。”

我跟着他，穿过几条马路，拐进一个巷子。

巷子很深，两边的楼房挤得密不透风，阳光都漏不下来。

最后，他在一栋看起来很破旧的居民楼前停下。

“我们厂的临时招聘点，厂区在郊外，先在这里办手续。”他解释道。

我没多想，跟着他上了二楼。

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女人，桌上摆着“XX电子厂人事部”的牌子。

“小张，又带新人来了？”女人头也不抬地说。

“是啊，王姐，这是小陈，刚下火车，老实孩子。”姓张的男人把我往前一推。

王姐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眼神很职业。

“身份证带了吗？”

我赶紧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来。

她看了一眼，点点头，“嗯，年龄够了。我们厂呢，是大厂，福利待遇都好，但是要求也严。先要交三百块钱的押金，防止你们干两天就跑路。干满三个月，全额退还。”

三百。

我心里抽了一下，那差不多是我一半的钱了。

我有点犹豫。

姓张的男人看出来了，拍着我肩膀说：“兄弟，这都是正规流程。你想想，厂里给你提供吃住，发工服，万一你跑了，厂里不就亏了？这钱最后还不是退给你。”

我想了想，也是。

我咬咬牙，从内裤口袋里，掏出三张皱巴巴的一百块。

那钱带着我的体温。

王姐接过去，用手指弹了弹，然后开了张收据给我。

“行，再去隔壁体检，交五十块体检费。”

我又交了五十。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用听诊器在我胸口随便听了听，又看了看我的手，说“合格”。

前后不到一分钟。

然后，我又被带回王姐那里。

“体检合格了。现在去领工服，两套，一百块钱工本费。”

我又掏出了一百。

我的心在滴血。

八百块，现在只剩下三百五了。

“好了，手续都办完了。”王令姐把一堆单子整理好，“你先在这里等一下，下午五点，有厂车统一过来接你们去宿舍。”

姓张的男人也笑着跟我说：“兄弟，恭喜你啊。我去车站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安心等着。”

他们都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握着那一叠收据，心里既忐忑，又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工作，总算是找到了。

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只要能进厂，一个月就能赚回来。

我坐在椅子上，等着。

从中午，等到下午。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我不敢离开。

我怕厂车来了，找不到我。

太阳慢慢西斜，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把房间里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

五点了。

没有车来。

五点半。

还是没有人。

六点。

天色开始暗了。

我心里开始发慌。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巷子里空空荡荡。

我跑回房间，拿起桌上的牌子，“XX电子厂人事部”。

我突然觉得这几个字，特别刺眼。

我冲到隔壁的体检室。

里面空无一人，只剩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那件白大褂，被扔在墙角。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我疯了一样冲下楼。

楼下，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大爷在摇着蒲扇。

“大爷，楼上招工的人呢？”我声音都在抖。

大爷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走了啊，中午就走了。”

“他们不是说下午有厂车来接吗？”

“厂车？什么厂车？”大爷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那帮人，租了两个钟头的房子，每个月都来这么一两回。次次都有你这样的小年轻被骗。”

轰的一声。

我的脑子，炸了。

骗子。

他们是骗子。

我被骗了。

四百五十块钱。

没了。

我冲出巷子，像个疯子一样在马路上乱跑。

我想找到那个姓张的男人，那个王姐。

但广州这么大，人海茫茫，我去哪里找？

天，彻底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五光十色，那么好看。

却又那么冰冷。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身上的钱，只剩下三百五十块。

我不敢住旅店。

我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夜。

蚊子把我咬得浑身是包。

后半夜，我终于忍不住，抱着膝盖，无声地哭了起来。

我不敢哭出声。

我怕别人听见，觉得我没用。

第二天，我揣着剩下的钱，又去了火车站。

我想，那里人多，机会也多。

或许能碰到一份真正的工作。

我在车站广场上，像个幽魂一样，逛了一天。

饿了，就去买个最便宜的馒头，一块钱两个。

渴了，就去车站的开水房接点水喝。

每当有穿着体面的人朝我走来，我都会下意识地躲开。

我怕了。

第三天，我身上的钱，只剩下不到三百块。

我开始恐慌。

这钱花完了，我就得睡大街，就得饿死。

我看到有人在捡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子。

我也学着他们，弯下腰，去垃圾桶里翻。

我的脸，烧得通红。

我，一个读过高中的人，来广州是想进电子厂，赚大钱的。

不是来捡垃圾的。

可我的肚子，不允许我想那么多。

一个瓶子，一毛钱。

我捡了一下午，捡了三十多个瓶子，卖了三块二毛钱。

我拿着那几张又脏又皱的毛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晚上，我依旧睡在公园。

一个流浪汉想抢我的包。

我死死护住，那是我的全部家当。

他没抢走，但我的胳膊被划了一道口子。

血，流了出来。

我看着伤口，突然觉得，活着，的难。

第五天，我身上的钱，彻底花光了。

最后一个馒头，在昨天晚上就吃完了。

我饿得头晕眼花，胃里像有把刀在搅。

我蹲在车站广场的角落，看着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步履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

只有我，像被世界抛弃了。

绝望，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我想家了。

我想我妈做的热汤面。

我想我爸那张虽然严厉但充满关心的脸。

我甚至想，死了算了。

就在我饿得快要昏过去的时候，一双鞋停在了我的面前。

一双很旧的解放鞋，鞋面上沾着泥点。

其中一只鞋的脚后跟，磨损得特别厉害。

我顺着鞋子，往上看。

是一个男人。

大概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像干裂的土地。

他的背有点驼，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最显眼的，是他的腿。

他的左腿，比右腿要短一截，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什么情绪。

“饿了？”他问，声音沙哑。

我没力气回答，只是看着他。

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馒头。

还是热的。

我盯着那个馒头，喉咙动了动。

我没有接。

我怕，这又是一个圈套。

他看出了我的警惕，自己掰了一半，塞进嘴里，用力地嚼着。

“没毒。”他说。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

我接过那剩下的一半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

太香了。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馒头。

我一边吃，一边哭。

他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等我吃完，他才又开口。

“钱，被骗光了？”

我点点头，哭得更凶了。

“想回家？”

我摇头。

我没脸回去。

我拿着全家的希望出来，现在却成了这副鬼样子。

我怎么回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肩上的蛇皮袋换了个手。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是塑料瓶子碰撞的声音。

他也是捡瓶子的。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孩子，跟我走。”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瘸了的腿，和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我不知道他是谁，要去哪里。

但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就有了一丝光。

我擦干眼泪，站了起来。

“嗯。”

我跟着他，一瘸一拐地走。

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

他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

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但我没有问。

因为我已经一无所有，没什么可以再被骗的了。

他叫老李。

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他带着我，穿过繁华的街道，拐进了一条又一条的城中村小巷。

那些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

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像蜘蛛网。

两边是握手楼，墙壁上长满了青苔，晾晒的衣服滴着水。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霉变和饭菜混合的味道。

这就是广州的另一面。

是我在火车站广场上，完全看不到的景象。

最后，他在一栋楼的楼梯口停下。

那楼梯，又黑又陡。

“到了。”

他家在一楼，一个用木板隔出来的单间。

大概只有七八平米。

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腿的桌子，用砖头垫着。

墙角堆满了蛇皮袋，里面全是压扁的瓶子和硬纸板。

整个房间，唯一的电器，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

这就是他的家。

“坐吧。”他指了指床上。

我局促地坐下。

他放下蛇皮袋，从一个铁皮柜里，拿出一个搪瓷碗，给我倒了碗水。

水是凉的。

“以后，你就住这儿。”他说。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睡床，我睡地上。”他一边说，一边从床底拖出一卷破旧的被褥。

“不行，大叔，这怎么行！”我赶紧站起来。

“让你睡就睡，哪那么多废话。”他瞪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很凶。

但我不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闻着被子上淡淡的汗味和阳光的味道。

楼道里，传来邻居的吵架声、小孩的哭闹声、电视机的声音。

很吵。

但我睡得特别安稳。

这是我来广州以后，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第二天，天还没亮，老李就起来了。

他走路动静很轻，但还是把我吵醒了。

我睁开眼，看到他正在把蛇手里的蛇皮袋一个个往外搬。

“大叔，我帮你。”我翻身下床。

“不用，你再睡会儿。”

“我不困了。”

我抢过一个蛇皮袋，很沉。

我们把所有的“货”都搬到了巷子口。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已经等在那里。

一个收废品的人，正在用杆秤称重。

“老李，今天收获不错啊。”

“还行。”

塑料瓶，一斤五毛。

硬纸板，一斤三毛。

最后，收废品的人数了数一堆零钱，递给老李。

“一共，二十七块五。”

老李接过钱，仔细地数了两遍。

然后，他从里面抽出两张一块的，递给我。

“拿着，去买早饭。”

我看着那两块钱，手没动。

“大...叔，我不能要你的钱。”

“让你拿着就拿着！”他又瞪我，“快去，买三个馒头，一碗豆浆。”

我拗不过他，只好接过钱。

巷子口的早点摊，热气腾腾。

我买了三个白面馒头，一碗豆浆，一共一块八。

我把找回来的两毛钱，和馒头豆浆一起递给老李。

他接过一个馒头，喝了一口豆浆。

“吃吧。”

我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大口。

真香。

“吃完了，跟我去‘上班’。”老李说。

“上班？”

“对，上班。”

我们的“上班”工具，是一个破旧的板车，两个轮子大小都不一样，拉起来嘎吱作响。

还有两个大蛇皮袋，两根用来扒拉垃圾的铁钩子。

老李给了我一副手套，手套上全是洞。

“走。”

我们就这样，拉着板车，走进了广州的晨光里。

我们的“工作区域”，是几条繁华的商业街。

老李告诉我，这里，是“富矿区”。

“写字楼里那些白领，喝完的饮料瓶，随手就扔。还有那些商场，每天都有大量的包装纸箱。”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那是一种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光。

我学着他的样子，用铁钩子，在一个个垃圾桶里翻找。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

垃圾桶里什么都有，剩饭、果皮，有时候还有更恶心的东西。

那股馊味，熏得我直想吐。

每当有路人经过，我都会下意识地把头埋得很低。

我觉得丢人。

我甚至不敢看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穿着干净衣服的年轻人。

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老李看出了我的心思。

他一脚踹在板车上，发出“哐”的一声巨响。

“你觉得丢人？”他盯着我。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我们靠自己的手吃饭，不偷不抢，有什么好丢人的？”

他的声音很大，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那些穿得人模狗样，把你钱骗光的人，他们丢不丢人？”

“你现在，是想饿死，还是想活下去？”

他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

是啊。

我还想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把腰给我弯下去！”老李吼道。

那天，我把腰弯了下去。

我不再躲闪路人的目光。

我把手伸进最脏最臭的垃圾桶。

当我从一堆烂菜叶里，扒拉出一个完整的可乐瓶时，我心里甚至有了一丝喜悦。

中午，我们就在路边，吃早上剩下的那个馒头。

老李又去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我们一人一半。

“干我们这行，有规矩。”老李一边喝水，一边教我。

“哪个地盘是谁的，不能乱抢。垃圾桶不能翻得太乱，不然环卫工会骂娘。”

“看到同行，点个头，别跟见了仇人似的。”

“最重要的一条，”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的手是脏的，但我们赚的钱，必须是干净的。”

我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我们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天黑。

拉着满满一车“战利品”回到那个小巷。

巷子口的废品站老板看到我们，笑了。

“老李，带徒弟了啊？今天收获翻倍啊。”

那天，我们卖了四十三块钱。

老李把钱摊在桌子上，仔细地数。

然后，他把钱分成两堆。

一堆多，一堆少。

他把多的那堆，推到我面前。

“拿着。”

我愣住了。

那堆钱，大概有三十块。

“大叔，这不行！我怎么能拿大头？”

“你年轻，力气大，今天大部分都是你干的。”老李的语气不容置疑，“这是你应得的。”

我看着那堆钱。

那是我来广州后，凭自己本事赚的第一笔钱。

比我当初被骗的四百五，感觉要重得多。

我的眼眶，又热了。

“哭什么哭，没出息！”老李骂道，“有钱了，不想着吃顿好的？”

他从他的那堆钱里，又抽出十块钱。

“去，巷口那家快餐店，打两个肉菜。”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红烧肉和炒猪肝。

米饭，我吃了三大碗。

老李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嘴角露出一丝很难察觉的笑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拉着板车出门。

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

我知道了哪个写字楼下的垃圾桶，在周一下午会有很多咖啡杯。

我知道了哪个居民区的大妈，会把攒好的报纸和纸箱留给我们。

我知道了怎么用最快的速度，把一个易拉罐踩扁。

我的手上，长老了茧。

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我看起来，越来越不像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毛头小子。

我和老李的话不多。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沉默地干活。

但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

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是要我从左边包抄，还是去守住另一个垃圾桶。

晚上回到家，数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每天三十、四十，多的时候能有五十。

除去吃饭和房租，我们居然还能攒下一些钱。

我把我的那份钱，小心地装在一个铁盒子里，藏在床底下。

每攒够一百块，我就觉得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点。

虽然，我的梦想已经从“进电子厂”，变成了“攒够钱，回家”。

不，或许是，“攒够钱，和老李一起，换一辆三轮车”。

我开始了解老李。

他很少提自己的过去。

我只知道，他不是广东本地人，也是从外地来的。

那条腿，是在一个工地上，被掉下来的钢筋砸断的。

老板跑了，没拿到一分钱赔偿。

老婆也跟人跑了。

他就这样，一个人，一条瘸腿，在广州捡了十几年的垃圾。

“恨吗？”有一次我问他。

他正低头修着我们那吱嘎作响的板车轮子。

他头也没抬。

“恨有什么用？恨能当饭吃？”

他顿了顿，又说。

“人啊，得认命。但认命，不是让你躺在地上等死。是让你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然后，用你这几斤几两，去拼命。”

我似懂非懂。

但我知道，老李就是这么活的。

有一次，下暴雨。

我们被困在一个商场的屋檐下。

雨大得像天漏了。

我们的板车上，盖着一层塑料布，但纸箱还是湿了大半。

“妈的，今天白干了。”我忍不住骂了一句。

湿了的纸箱，不值钱。

老李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雨幕。

雨小了点后，他拉起板车。

“走。”

“去哪儿？都湿了。”

“去下一个地方。”

他的背影，在雨中，显得特别固执。

我突然明白了。

他不是不沮丧，他只是没时间沮丧。

生活推着他，必须一直往前走。

我也拉着板车的一头，跟了上去。

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冷冰冰的。

但我的心，是热的。

在城中村的日子，也并非全是辛苦。

巷子里的邻居，大多和我们一样，是外来务工的。

开小卖部的王婶，每次看到我们，都会多给一个塑料袋。

在工厂上班的小夫妻，会把他们不要的旧家电留给我们。

我们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守望相助。

我们是这个繁华都市的底色，是那些高楼大厦看不见的根系。

我们活得像野草，但我们努力地活着。

我开始给家里写信。

我不敢说我在捡垃圾。

我说我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管仓库。

我说我很好，老板很器重我，每个月能赚一千多。

我还从我攒的钱里，拿出两百块，寄了回去。

我能想象到，我妈收到信和钱的时候，会有多高兴。

写信的时候，我的脸是烫的。

老李看到了。

“觉得撒谎，心里难受？”

我点点头。

“那就早点混出个人样，让你说的话，变成真的。”他说。

我把这句话，也刻在了心里。

转机，发生在一个夏天。

那天，我们照常在一个高档小区附近“扫荡”。

我看到一个垃圾桶旁边，扔着一个看起来还很新的电风扇。

我跑过去，检查了一下。

只是电源线断了。

“大叔，你看这个！”我兴奋地喊老李。

老李过来，看了看。

“能修。”他笃定地说。

我不知道，老李还会修电器。

那天晚上，我们收工早。

在昏暗的灯光下，老李拿出他珍藏的一套工具，一把小螺丝刀，一把钳子，一卷电工胶布。

他熟练地剪开电线，剥出铜丝，重新接好，再用胶布缠上。

插上电。

风扇，嗡嗡地转了起来。

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大叔，你太厉害了！”我惊呆了。

老李笑了，那是他难得的笑容。

“以前在老家，学过点手艺。”

从那天起，我们的“业务范围”，扩大了。

我们不再只盯着瓶子和纸箱。

我们开始留意那些被丢弃的旧电器。

电风扇、收音机、电饭煲……

这些在别人眼里的垃圾，在老李手里，总能起死回生。

我们把修好的电器，拉到城中村的二手市场去卖。

一个修好的电风扇，能卖二十块。

一个收音机，能卖十块。

这比捡瓶子，赚得快多了。

我们的收入，开始稳定在每天七八十块，甚至上百。

我们换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

虽然还是很破，但再也不用靠人拉了。

老李买了新的工具。

我还给自己买了一本《无线电入门》。

晚上，我就着灯光，看书。

老李就在旁边，默默地拆解着一个捡来的旧VCD。

那段时间，我觉得日子充满了奔头。

我甚至觉得，二叔说得对。

广州，真的遍地是黄金。

只是，这些黄金，需要你弯下腰，用沾满泥污的手，一点一点，从垃圾堆里刨出来。

好景不长。

城中村，要拆迁了。

一纸通告，贴满了所有墙壁。

限期一个月内搬离。

巷子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有的人，拿了点补偿款，准备回老家。

有的人，骂骂咧咧，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

我们的小房间，也在拆迁范围之内。

“大叔，我们怎么办？”我心里很慌。

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这里，有了一点根的感觉。

现在，根要被拔掉了。

“搬。”老李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搬去哪儿？”

“总有地方住。”

他的脸上，没有太多的情绪。

好像他早就习惯了这种颠沛流离。

拆迁，也带来了“商机”。

很多人搬家，扔掉了大量的旧家具和旧东西。

那段时间，我们的三轮车，每天都满得冒尖。

我们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我铁盒子里的钱，已经攒到了一千五百块。

比我当初带来的钱，翻了快一倍。

但我的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离搬走的日子，越来越近。

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住处。

附近的房租，因为拆迁，都涨了价。

我们看中的一个单间，比现在这个还小，租金却要贵一倍。

那天晚上，我们卖完最后一车废品，天已经全黑了。

废品站老板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后一天收货了，明天他也关门走人了。

我们骑着三轮车，在空荡荡的街上。

我心里空落落的。

突然，老李把车停在了一个路口。

不远处，是一家银行的ATM取款间。

24小时亮着灯。

“今晚，睡这儿吧。”老李指了指那个玻璃房子。

我愣住了。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能遮风挡雨，还亮堂。”

我们把三轮车锁在外面，走进了那个狭小的空间。

后半夜，有保安来驱赶我们。

老李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塞给保安。

保安没再说什么，走了。

我躺在冰凉的地砖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夜没睡。

我来广州，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

不是为了睡ATM机。

我看着旁边的老李，他蜷缩着身体，那条瘸腿，显得更弯了。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巨大的冲动。

我想带他走。

离开这个地方。

“大叔。”我轻声叫他。

“嗯？”他没睡着。

“我们……回老家吧。”

我说的，是我的老家，湖南。

“我攒了一千五百块，加上你的，够我们路费了。回到我们那，虽然穷点，但至少有地方住，有口饭吃。我年轻，有力气，我能养活你。”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

老李沉默了。

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你个瓜娃子。”他突然骂了一句。

“我在这儿，待了快二十年了。”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哪儿也不去。”

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是啊，他在这里二十年了。

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根，都在这里。

虽然这根，一直被拔起，又一直重新扎下。

第二天，我们又开始找房子。

我们把范围，扩大到了更远的郊区。

终于，在一个更偏僻、更破败的城中村，我们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房租，依旧很贵。

但我们别无选择。

搬家的那天，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装在了三轮车上。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几件破衣服，一床被褥，老李的那套工具，和我那本《无线电入门》。

我们离开了那个我们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巷子。

我回头看了一眼。

推土机，已经开了进去。

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变成了一堆瓦砾。

新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难。

新的地盘，有新的“老大”。

我们因为抢了一个纸箱，和人打了一架。

老李为了护着我，胳膊被划伤了。

我们的生意，也差了很多。

这里的人，没有市中心那么“大方”。

垃圾桶里，也翻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们的收入，锐减。

有时候，一天下来，连二十块钱都赚不到。

我开始动摇。

我不止一次地想，要不算了，回家吧。

但看到老李那条瘸腿，和他那张从不抱怨的脸，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走了，他怎么办？

真正的危机，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我们正在一个垃圾中转站翻找。

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冲过来，要没收我们的三轮车。

“这里不准捡垃圾！你们这些收破烂的，影响市容！”

我们跟他理论。

争执中，他推了老李一把。

老李本来就站不稳，一下子摔倒在地。

他的头，磕在了一块石头上。

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当时就疯了。

我冲上去，和那个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我们被带到了派出所。

老李，被送去了医院。

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天一夜。

出来的时候，一个民警给了我一张单子。

是医院的缴费单。

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

一共，两千三百块。

我看着那个数字，手都在抖。

我们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才不到两千块。

我去医院看老李。

他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苍白。

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车呢？”

“车……被扣了。”

他闭上了眼睛，没再说话。

我知道，那辆三轮车，是他的命。

我把我们所有的钱，都交了住院费。

还差三百多块。

医生说，必须尽快交齐，不然就要停药。

我跑遍了所有我认识的人。

巷子里的小店老板，以前的邻居……

但大家都是底层挣扎的人，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走投无路了。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上。

我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心里一片冰冷。

我恨。

我恨那个推倒老李的人。

我恨这个冷漠的城市。

我更恨我自己的无能。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是那个把我骗光了钱的，姓张的男人。

他穿着一身名牌，胳膊上挎着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正要去高级病房。

他没有看到我。

我全身的血，都冲上了头顶。

就是他！

就是这个王八蛋！

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我看到他进了一间VIP病房。

我看到他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了医生。

我看到他出来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数着里面的一沓钱。

一个邪恶的念头，在我心里疯长。

抢了他。

把我的钱抢回来。

把老李的救命钱抢回来。

我的心，怦怦狂跳。

我跟着他，一直跟到医院的停车场。

天很黑。

停车场里没什么人。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从旁边捡起一块砖头，紧紧地握在手里。

只要他一上车，我就冲上去，砸烂他的车窗，抢走他的钱包。

他拉开车门。

我的脚，已经抬了起来。

就在那一瞬间，老李的话，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我们的手是脏的，但我们赚的钱，必须是干净的。”

我握着砖头的手，僵住了。

如果我今天抢了。

我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

我以后，还怎么有脸，站在老李面前？

我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做人？

我手里的砖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姓张的男人被声音惊动，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我躲在柱子后面，大气不敢出。

他没发现什么，上车，发动，开走了。

我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上。

我没有变成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但老李的医药费，怎么办？

我回到医院，看着病床上的老李。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到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我家的电话。

是我妈接的。

“喂？”

“妈，是我。”我的声音，一下子就哽咽了。

“勇啊！你怎么才来电话啊！你寄回来的钱，我们收到了！你在那边，还好吧？工作顺不顺利？有没有被人欺负啊？”

我妈一连串的问题，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

“妈，我对不起你……”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

被骗，捡垃圾，睡公园，和老李相遇，老李受伤住院……

我一边说，一边哭得像个孩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能听到我妈压抑的哭声。

过了很久，我爸接过了电话。

他的声音，很沉。

“还差多少钱？”

“三百……不，加上赎回三轮车，可能要一千。”

“地址给我。”

“爸，我……”

“把地址给我！”我爸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报上了医院的地址。

“等着。”

电话，挂了。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个从老家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一千五百块钱。

还有一封信。

信是我爸写的，他的字，歪歪扭扭。

信上只有一句话。

“把人治好，一起回来。”

我拿着那叠钱，在医院的走廊上，哭得稀里哗啦。

我交了医药费。

我去派出所，交了罚款，赎回了我们的三轮车。

老李，可以出院了。

我扶着他，走出医院大门。

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

“大叔，我们回家。”我说。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把剩下的钱，塞到他手里。

“这是我爸寄来的，他说，让我们一起回去。”

老李看着手里的钱，又看了看我。

他的眼眶，红了。

“你爸……是个好人。”

我们没有立刻走。

老李带着我，去了最后一个地方。

是那个砸断他腿的工地。

那里，已经盖起了高楼。

他站在楼下，看了很久很久。

“走吧。”他说。

我们骑着那辆破三轮，去了火车站。

我们把它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卖了八十块钱。

我们买了回湖南的火车票。

还是绿皮火车。

还是那么挤，那么吵。

但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广州。

这个让我爱过、恨过、哭过、笑过的城市。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还会回来的。”老李突然说。

我惊讶地看着他。

“等攒够了钱，我们回来。”

“回来干嘛？还捡垃圾？”

“不。”老李摇摇头，“我们回来，开个废品站。”

他看着我，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我们自己当老板。”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所有的苦，都值了。

我被骗光了所有的钱。

但一个瘸腿的大叔，却给了我整个世界。

来源：好好恋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