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我十八,揣着我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三百块钱,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湖南乡下,一头扎进了1996年的深圳。
那年我十八,揣着我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三百块钱,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湖南乡下,一头扎进了1996年的深圳。
火车门一开,一股又热又黏的空气糊了我一脸。
那空气里有海水的咸,有机器的油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钱的味道。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三百块,那是我们家全部的希望。
深圳,我来了。
可深圳没给我好脸色。
第一天,在人挤人的罗湖汽车站,我口袋里的三百块,没了。
被人摸走了。
我甚至不知道是谁干的。
等我反应过来,伸手去摸口袋时,那里头空得像我的胃。
我当时就懵了,站在原地,脑子里嗡嗡响,像是塞了一窝蜜蜂。
周围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人多看我一眼。
天一下子就黑了。
不是天色黑了,是我的天黑了。
我没钱吃饭,没地方住,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
我成了这座巨大城市里的一个孤魂野鬼。
饿了两天,我感觉自己随时都能倒下去。
我沿着一条满是工厂的路走,空气里都是布料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一家挂着“曼丽制衣厂”牌子的工厂门口,我实在走不动了,靠着墙根坐了下来。
我看着那些下班的女工,她们叽叽喳喳地笑着,手里提着饭盒,身上有股洗衣粉的香味。
我羡慕得眼眶发酸。
就在我快要昏过去的时候,一双白色的高跟鞋停在我面前。
我抬起头,顺着那双鞋往上看。
是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烫着时髦的卷发,嘴里叼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
她大概三十岁左右,眼神很利,像刀子。
“喂,干嘛的?”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但很好听。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喉咙干得像要冒烟。
她皱了皱眉,吐出一口烟圈,烟雾在我眼前散开。
“哑巴了?”
我摇摇头,用尽力气说:“我……我找活干。”
“找活?”她上下打量我,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块布料,“看你这样子,能干什么活?”
我当时穿着我姐改小的旧衣服,又脏又破,人又瘦得像根竹竿。
确实不像能干活的样子。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红到了耳根。
“我……我什么都能干,有力气。”我急了,生怕她就这么走了。
她没说话,又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哪儿人?”
“湖南的。”
“身份证。”
我赶紧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磨得发软的身份证,递了过去。
她接过去看了看,又看看我。
“李文俊……十八岁。”她把身份证还给我,“刚来?”
我点点头。
“钱呢?”
我低下头,眼泪差点掉下来,“被偷了。”
她沉默了。
周围安静得只剩下远处机器的轰鸣声。
我以为她要走了,心凉了半截。
没想到,她突然说:“会扫地吗?”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会!我会!”我点头如捣蒜。
“行,跟我进来。”她掐了烟,转身就往厂里走。
我赶紧爬起来,腿都软了,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像条捡回一条命的流浪狗。
她就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陈曼。
大家都叫她陈姐。
陈姐把我领到仓库,指着角落里一张用木板搭的简易床铺说:“以后你就睡这儿。”
然后又指着一把半秃的扫帚,“厂里所有地方的卫生,归你。干得好,管你三顿饭,一个月给你两百块。”
两百块!
我当时激动得差点给她跪下。
在我们村,一个壮劳力一年到头也就能落下这么多钱。
“谢谢老板!谢谢陈姐!”我连声说。
她摆摆手,脸上没什么表情,“先干活,把仓库扫了。”
说完就走了,留下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风风火火的背影。
我拿起扫帚,开始拼命地扫地。
仓库很大,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布料,空气里都是灰尘和布料的味道。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终于在深圳,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晚上,厨房的王阿姨给我端来一碗饭,上面盖着厚厚一层肉末炒豆角。
我捧着那碗饭,眼泪再也忍不住,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我一边哭,一边狼吞虎咽。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我在曼丽制衣厂安顿了下来。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整个厂区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
车间、办公室、食堂、厕所,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不放过。
然后就是干杂活,搬布料,送货,倒垃圾,什么活儿我都抢着干。
工人们一开始都用一种审视的眼光看我。
一个大男人,干着清洁工的活,他们觉得我没出息。
还有人背地里议论,说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不在乎。
我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
能有口饭吃,能攒点钱寄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陈姐很少跟我说话。
她每天都很忙,踩着高跟鞋在厂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在车间监督生产,一会儿在办公室打电话联系客户。
她总是板着脸,很少笑。
厂里的工人都怕她。
我也怕她。
但更多的是感激。
我把她当成救命恩人。
所以,我把厂子当成了自己的家,拼了命地干活。
大概过了一个月。
一天晚上,我正在仓库里擦洗地板,陈姐突然走了进来。
她那天没穿连衣裙,换了一身牛仔裤和白衬衫,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看着年轻了好几岁。
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李文俊。”
我赶紧站起来,“陈姐。”
她把信封递给我,“这个月的工资,你点点。”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很厚。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四张崭新的一百块。
我愣住了。
“陈姐,不是说好两百吗?”
“另外两百,是奖金。”她说,“你干得不错。”
我鼻子一酸,又想哭了。
我来深圳,就是为了搞钱。
可当我真的拿到钱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不是高兴,而是感动。
“谢谢陈姐。”我声音都哽咽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有点复杂。
“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想哭,像什么样子。”她嘴上这么说,语气却不怎么严厉。
“以后好好干。”她说完,转身就要走。
“陈姐!”我鼓起勇气叫住她。
她回头,“还有事?”
“我……我想问问,厂里还招不招工人?我会踩缝纫机,在老家学过。”
我不想一辈子当个扫地的。
我想学技术,想挣更多的钱。
陈姐挑了挑眉,似乎有点意外。
“你想进车间?”
我用力点头。
她沉吟了一下,“行,明天你去找张组长,让她教你。”
“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她盯着我,“要是学不会,或者干不好,就给我老老实实回来扫地。”
“我一定能学会!”我拍着胸脯保证。
那天晚上,我抱着那四百块钱,在仓库的小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
我的人生,好像真的要开始转运了。
第二天,我屁颠屁颠地跑去找车间组长张姐。
张姐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乎乎的,人很和气。
她大概是得了陈姐的授意,对我特别客气。
她给我找了台空着的缝纫机,从最简单的车直线开始教我。
我在老家确实摸过我妈那台老掉牙的蝴蝶牌缝纫机,有点底子。
学起来很快。
别人要学一个星期的东西,我三天就上手了。
张姐直夸我聪明。
半个月后,我就能跟着老师傅们一起上流水线了。
虽然只是做些最简单的工序,比如缝个口袋,钉个扣子。
但我的工资,也从两百块的底薪,变成了计件。
干得多,拿得多。
为了多挣钱,我成了车间里最拼命的那个。
别人一天干十个小时,我干十二个,甚至十四个小时。
除了吃饭上厕所,我屁股几乎不离开凳子。
晚上回到仓库,腰酸背痛,手指头都僵了。
但一想到这个月又能多寄点钱回家,我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进了车间,我跟陈姐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她偶尔会来车间巡视,目光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扫过,像个检阅士兵的将军。
每次她经过我身边,我都会下意识地把背挺得更直,手上的动作也更快。
我希望她能看到我的努力。
有一次,她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她拿起我刚做好的一件衣服,仔细看了看线脚。
“还行。”她淡淡地说了两个字,然后就走了。
就这两个字,让我高兴了一整天。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回仓库的路上,看到陈姐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
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个计算器,在算着什么。
桌上放着一瓶酒,还有一个酒杯。
她一边算,一边时不时地端起酒杯喝一口。
灯光下,她的侧脸看着有些疲惫,也有些……孤独。
我突然觉得,陈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一个女人,撑着这么大一个厂子。
我没敢打扰她,悄悄地走了。
从那天起,我除了拼命干活,还多了一个心思。
我会留意陈姐。
我发现她有胃病,疼起来的时候,会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脸色煞白。
我就偷偷去药店给她买了胃药,趁她不在的时候,放在她办公桌上,旁边压了张纸条,写着用法用量。
我发现她喜欢吃我们食堂王阿姨做的辣子鸡。
每次食堂有这道菜,我都会第一个冲过去,给她单独打一份,然后送到她办公室门口。
我发现她有时候会忙得忘了吃饭。
我就用自己攒的钱,买了个小电饭锅,在她办公室的角落里,给她煮点粥。
我做这些事,都偷偷摸摸的,像个贼。
我没想让她知道,更没想图什么回报。
我就是觉得,她收留了我,给了我新生,我该为她做点什么。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有一天,我刚把一碗热粥放在她办公室门口,一转身,就撞上了她。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碗差点掉了。
“陈……陈姐。”我结结巴巴的。
她看着我,又看看地上的粥,眼神很复杂。
“是你做的?”
我脸红了,低下头,不敢看她,“我……我看你总不吃饭。”
她没说话。
气氛有点尴尬。
我以为她要骂我多管闲事。
结果,她弯下腰,端起了那碗粥。
“以后,直接拿进来。”她说。
然后就转身进了办公室。
我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是……接受了?
从那以后,我给陈姐送饭,就成了光明正大的事。
我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给她做点吃的。
有时候是粥,有时候是汤面,有时候是我老家的特色小吃。
她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我们之间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爸妈身体好不好,弟弟妹妹上学了没有。
我也会问她生意上的事,虽然我什么都不懂。
她很有耐心,会给我讲什么是布料的支数,什么是订单的货期。
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发现,陈姐其实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冷漠。
她只是习惯了用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有一天,厂里来了个难缠的客户,因为一点色差问题,大吵大闹,非要退货。
陈姐陪着笑脸,好话说尽,对方就是不依不饶。
最后,那个胖得像猪一样的客户,竟然指着陈姐的鼻子骂,说的话特别难听。
我当时正在旁边搬货,听得火冒三丈。
我扔下东西就冲了过去,挡在陈姐面前。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冲着那个胖子吼。
胖子愣了一下,然后勃然大怒,“你他妈谁啊?一个打工的,敢这么跟我说话?”
他说着就要动手推我。
陈姐一把拉住我,把我护在身后。
她脸色冰冷,看着那个胖子,一字一句地说:“王老板,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这批货,你要退,可以。从今往后,我们曼丽的门,你也不用再进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掷地有声。
那个王老板被她的气势镇住了,骂骂咧咧地走了。
人走了之后,陈姐才松开我。
我看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陈姐,你没事吧?”我担心地问。
她摇摇头,深吸了一口气,“没事。”
她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温度,“刚才,谢谢你。”
“我……我就是看不得他欺负你。”我挠挠头。
她突然笑了。
她笑起来很好看,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傻小子。”她说。
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开了一瓶红酒,给我倒了一杯。
“陪我喝点。”
我不会喝酒,但她的话,我不敢不听。
我端起酒杯,学着她的样子,抿了一口。
又酸又涩,不好喝。
“李文俊,你来厂里多久了?”她问。
“快一年了。”
“想家吗?”
我点点头。
怎么可能不想。
做梦都想。
“想就回去看看。”她说,“我给你放假,路费我报销。”
我愣住了。
“我再给你涨工资,从今天起,你不用在车间了。”
“那你让我干什么?”我有点慌。
“跟着我,学做生意。”她说,“我看你脑子活,不是一辈子踩缝纫机的料。”
我彻底傻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有点接不住。
“陈姐,我……我行吗?我什么都不懂。”
“不懂可以学。”她看着我,目光灼灼,“我教你。”
“可是……为什么?”我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问。
是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只是一个她从路边捡回来的穷小子。
她喝了一口酒,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夜色很浓,远处城市的霓虹,像一片虚幻的海。
“因为我像你。”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
“十年前,我来深圳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也被骗过,也饿过肚子,也睡过天桥底下。”
“那时候我就发誓,以后要是有能力了,遇到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一定拉他一把。”
她的眼神飘向窗外,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
“而且……”她顿了顿,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的东西。
“留下吧,我缺个伴。”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心动。
是一种更复杂的,混杂着感激、心疼、还有一种被需要的认同感。
我缺个伴。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我的心里。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从那天起,我成了陈姐的跟班。
她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谈生意,见客户,跑市场,验货。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这个行业的一切。
陈姐是个好老师。
她把她十年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我。
怎么跟客户报价,怎么跟供应商砍价,怎么处理工人的矛盾,怎么应付工商税务的检查。
我学得很快。
我的身份也变了。
从一个扫地的杂工,到车间工人,再到老板的助理。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敬畏。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陈姐跟前最红的人。
开始有风言风语传出来。
说我是陈姐养的小白脸。
说我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才爬得这么快。
话很难听。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气得差点跟人打起来。
是陈姐拦住了我。
她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泡了杯茶。
“生气了?”
我低着头,不说话。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她说,“你在乎的,应该是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等你真正强大了,这些声音,自然就没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神平静而坚定,像是有种能安抚人心的力量。
我心里的火气,慢慢地熄灭了。
是啊,我为什么要跟那些人计较?
我要做的,是证明给他们看,我李文俊,不是靠脸吃饭的。
我变得更加努力。
白天跟着陈姐跑业务,晚上就自己看书,学习企业管理,学习财务知识。
我买了一身西装。
第一次穿上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陌生又激动。
镜子里那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年轻人,还是半年前那个在墙角等死的穷小子吗?
陈姐也变了。
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她不再总是板着脸,有时候还会跟我开几句玩笑。
她不再一个人喝酒。
晚上加班晚了,她会让我留下来,陪她一起吃宵夜。
我们聊工作,聊生活,聊各自的过去。
我知道了她更多的故事。
她老家在潮汕,家里重男轻女,她很小就出来打工。
她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结果那个男人卷了她所有的钱,跟别的女人跑了。
她花了整整三年,才从那段背叛里走出来,才有了今天的曼丽制衣厂。
“所以啊,”她晃着酒杯,眼神有些迷离,“男人,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手里的钱,和自己打下的江山。”
我看着她故作坚强的样子,心里一阵阵地疼。
我想跟她说,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的。
我想跟她说,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但我没说出口。
我觉得自己还没那个资格。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像师徒,像姐弟,又像……战友。
我们一起为了曼-丽制衣厂这个共同的阵地,并肩作战。
生意越来越好。
厂子的规模也扩大了一倍。
我们搬了新的厂房,买了新的机器。
我也从仓库的小床,搬进了陈姐给我租的公寓里。
就在厂子附近,两室一厅,很干净。
她说,你是我的助理,是厂子的门面,不能再住仓库了。
我拒绝不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近了。
但又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我能感觉到,她依赖我。
但那种依赖,更像是一种对伙伴的依赖,而不是对男人的依赖。
我也一样。
我对她的感情,很复杂。
有敬,有爱,有感激,有心疼。
我分不清哪种成分更多一些。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
很多工厂都倒了。
曼丽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大量的订单被取消,客户跑路,资金链眼看就要断了。
厂里人心惶惶。
那段时间,陈姐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她瘦了很多,眼窝深陷,人也憔悴得厉害。
有一天深夜,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去她办公室,发现她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哭。
哭得浑身发抖,像个无助的孩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得那么伤心。
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她抬起头,看到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文俊,我是不是要完了?”她哽咽着问,“这个厂子,是不是要保不住了?”
我没说话,从她身后,轻轻地抱住了她。
她浑身一僵。
我也僵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就是一种本能。
我想给她一点力量。
她没有推开我。
她在我怀里,把头埋在我的胸口,放声大哭。
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压力、和恐惧,都哭了出去。
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破碎的珍宝。
我一遍遍地在她耳边说:“不会的,陈姐,有我呢。厂子不会完,你也不会完。”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她说了很多丧气的话。
她说她撑不住了。
她说她想把厂子卖了,回老家。
我一直听着,等她全部发泄完。
然后,我跟她说:“陈姐,你信我吗?”
她红着眼睛看着我。
我握住她的手,“你信我,就把厂子交给我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你再卖,我绝不拦你。”
她愣住了。
“你要干什么?”
“你别管。”我说,“你只需要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剩下的,交给我。”
我的眼神,一定很坚定。
因为她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像疯了一样。
我把厂里所有的库存布料都整理了出来。
然后,我没有去找那些大客户,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深圳华强北的那些小摊贩。
那些大公司看不上的“小生意”。
我带着自己连夜画出来的设计图,一件件地去推销。
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给他们做最时髦的款式。
一开始,没人信我。
我吃了无数的闭门羹,被人嘲笑,被人赶走。
但我没有放弃。
我一次次地去,磨破了嘴皮,也磨破了脚底。
终于,有一个摊主,被我缠得没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了我一个小订单。
一百件T恤。
我欣喜若狂。
我拿着订单跑回厂里,亲自监督,从裁剪到缝制,每一个环节都死死盯着。
三天后,我把货交到了那个摊主手里。
衣服的质量和款式,都超出了他的预期。
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那个摊主当场就把尾款结了,还追加了五百件的订单。
这个口子一撕开,后面的事情就顺了。
华强北的那些小老板,消息最灵通。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就有好几个摊主主动找上门来。
我的“薄利多销”策略,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然奇迹般地奏效了。
一个月后,厂子不仅没倒,仓库里积压的布料,还全都变成了现金。
资金链活了。
那天,我把一沓厚厚的现金,放在陈姐的办公桌上。
她看着那沓钱,又看看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瘦了十几斤,整个人都脱了相,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陈姐,”我笑着说,“我们活过来了。”
她没有说话,突然站起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那个拥抱,和上一次完全不同。
上一次,是脆弱和依赖。
这一次,是激动,是欣慰,是……一种我无法言说的情愫。
“文俊,”她在我耳边,声音颤抖,“谢谢你。”
我回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熟悉的香味。
“我们是伙伴,不是吗?”我说。
她在我怀里,点了点头。
危机过后,曼丽制衣厂凤凰涅槃。
我们调整了经营策略,开始主攻那些灵活多变的小订单。
生意比以前更好了。
我和陈姐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不再是老板和下属。
我们是真正的,平等的合作伙伴。
厂里的人,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
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敬佩。
我成了厂里的二号人物,大家都叫我“李总”。
我二十一岁。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就在陈姐的隔壁。
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一起为了厂子的未来出谋划策。
我们成了彼此生命里,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我心里那层膜,还是没有捅破。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敢问。
我怕一问,连现在这种默契的关系,都会失去。
她比我大十二岁。
这个年龄差,像一道鸿沟,横在我们中间。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转眼到了2000年,千禧年。
深圳的夜空,被绚烂的烟花照亮。
那天晚上,厂里搞联欢会,大家都喝了很多酒。
我也喝多了。
散场的时候,是陈姐扶着我。
我走不了直线,整个人都挂在她身上。
她身上有淡淡的酒气,混合着她特有的香水味,很好闻。
“文俊,你重死了。”她抱怨着,却没有松手。
我傻笑着,看着她被酒精染红的脸颊。
在霓虹灯下,她美得让人心悸。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
我停下脚步,捧住她的脸,吻了下去。
她的嘴唇,很软,带着红酒的微甜。
她浑身一颤,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震惊。
但她没有推开我。
一秒,两秒……
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回应了我。
那个吻,很青涩,也很笨拙。
但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和犹豫。
回到她为我租的公寓。
一进门,她就把我推到墙上,反客为主,激烈地吻我。
她的吻,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近乎疯狂的热情。
像要把我吞下去一样。
我们从门口,一路跌跌撞撞地吻到卧室。
衣服散落了一地。
那一晚,我们拥有了彼此。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照了进来。
陈姐就睡在我身边,像只猫一样蜷缩着。
她没化妆,素着一张脸,眼角有细细的纹路。
但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
我看着她,心里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填满了。
我轻轻地拨开她额前的碎发。
她睫毛动了动,醒了。
四目相对。
空气突然变得有点尴尬。
“早。”我先开口。
“早。”她声音有点哑。
她坐起来,用被子裹住自己,不敢看我。
“昨晚……我喝多了。”她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要不认账?
“我也喝多了。”我说,心里有点发凉。
她沉默了。
我也沉默了。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李文俊,你想清楚了?”
“什么?”
“我们之间……你想清楚了?”她问,“我比你大十二岁。等我四十岁的时候,你才二十八。等我人老珠黄了,你还正是好时候。”
“我不在乎。”我说,几乎是脱口而出。
“你现在不在乎,以后呢?”她追问,“你家里人能同意吗?外人会怎么看你?”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里的不安和自卑。
我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想反悔。
她是害怕。
我坐起来,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陈曼。”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她愣住了。
“我不管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只知道,从我被你捡回来的那天起,我的命就是你的。”
“以前,你是我的老板,我的恩人,我的师父。”
“现在,我想做你的男人。”
“我想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
“我爱你。”
最后三个字,我说得很大声。
像是在宣誓。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了下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抖。
那一天,我们确定了关系。
没有鲜花,没有戒指,没有浪漫的告白。
只有两颗饱经风霜的心,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公开。
在厂里,她依然是高高在上的陈总,我依然是她最得力的李总。
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变化。
那种默契,那种眼神的交汇,是藏不住的。
大家心照不宣。
没有人再敢嚼舌根。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我是如何一步步,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我用我的实力,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甜蜜而稳定的状态。
我们一起把曼丽制衣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们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了在深圳服装界都小有名气的公司。
我把我爸妈和弟弟妹妹,都接到了深圳。
我给他们买了房子,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我爸妈第一次见到陈曼的时候,很拘谨,也很感激。
他们知道,没有这个女人,就没有我儿子的今天。
他们没有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妈私下里拉着我的手说:“文俊,陈总是个好女人,你不要辜负了人家。”
我重重地点头。
我怎么会辜负她。
她是我生命里的光。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就到了2008年。
我三十岁,她四十二岁。
我们的公司,已经有了几百名员工。
我们有了自己的品牌。
我不再是那个跟在她身后的穷小子。
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和她并肩而立。
那天是她四十二岁的生日。
我包下了深圳最高档的旋转餐厅。
我准备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我还准备了一枚戒指。
当餐厅的灯光暗下来,生日蛋糕推出来的时候。
我单膝跪地,举起了那枚戒指。
“陈曼,”我看着她惊愕的脸,深情地说,“十二年前,你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家。”
“十二年来,你教会我成长,陪着我奋斗。”
“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今天,我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吗?”
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
陈曼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
她捂着嘴,不停地点头。
“我愿意,我愿意……”
我给她戴上戒指,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我们结婚了。
没有办盛大的婚礼。
只是请了双方的家人,和公司里几个最亲近的老员工,一起吃了顿饭。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她渐渐地把公司的担子,都交给了我。
她开始学着享受生活。
她去学插花,学画画,学瑜伽。
她不再是那个时刻紧绷着的女强人。
她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有女人味。
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孩子。
她年纪大了,很难再怀孕。
我们也试过很多方法,但都没有成功。
她为此很内疚。
有好几次,她都跟我说:“文俊,要不……我们离婚吧。你还年轻,你应该有自己的孩子。”
每次,我都会紧紧地抱着她。
“说什么傻话。”我说,“对我来说,你比孩子重要一万倍。”
“我们有彼此,就够了。”
我知道,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伴侣。
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
王子和拯救了他的女王,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生活,从来都不是童话。
2015年,电商的浪潮,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席卷了整个服装行业。
我们这些传统的实体企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订单断崖式下跌。
成本却在不断上涨。
我们再一次,陷入了危机。
这一次的危机,比98年那次,更凶险,也更让人绝望。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全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过去所有的成功经验,都失灵了。
我焦头烂额,拼命地想找一条出路。
我尝试着去做线上,开了网店,搞了直播。
但隔行如隔山。
我们烧了很多钱,却收效甚微。
公司的亏损,一天比一天严重。
陈曼比我还急。
她看着渐消瘦,看着我每天愁眉不展,她比我还心疼。
她又开始失眠,又开始一个人偷偷地喝酒。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她不在。
我打电话给她,她也不接。
我疯了一样地找她。
最后,我在我们最初相遇的那个,已经废弃的老厂房门口,找到了她。
她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就跟我当年一样。
只是,她手里拿着一瓶酒。
“你怎么来了?”她看到我,眼神有些躲闪。
“我回家没看到你,我害怕。”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晚风很凉。
“文俊,”她喝了一口酒,说,“我们把公司关了吧。”
我浑身一震。
“你说什么?”
“我们斗不过这个时代的。”她说,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力,“我们挣的钱,也够我们花了。我们把公司关了,去环游世界,好不好?”
我看着她。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想放弃。
她只是怕我太累,怕我被压垮。
她想保护我。
就像十二年前,她把我护在身后,对那个胖子客户说“我的人,轮不到你来教训”时一样。
这么多年,她一直把我当成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十八岁的少年。
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拿过她手里的酒瓶,扔到一边。
然后,我捧起她的脸,认真地看着她。
“陈曼,你听着。”
“这个公司,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也是我们俩的家。我不会让它就这么倒了。”
“时代是在变,但我们也可以变。”
“以前,是你拉着我走。现在,换我拉着你。”
“你再信我一次,好不好?”
她看着我,看着我眼睛里不灭的火焰。
那火焰,和当年那个在车间里拼命踩着缝纫机的少年,一模一样。
她看了很久很久,终于,露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
她点了点头。
“好。”她说,“我老公这么厉害,我当然信你。”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回家。
我们就在那个老厂房的台阶上,坐了一夜。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们第一次见面。
聊我给她煮的第一碗粥。
聊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艰难而又闪光的岁月。
天亮的时候,第一缕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我拉着她的手,站了起来。
“走吧,老婆。”我说,“回家,打仗去。”
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没有输。
我们把公司大部分的股份卖掉,换取了转型需要的资金。
我们砍掉了所有重的生产线,变成了一个专注于设计和品牌运营的轻公司。
我们和那些新兴的电商平台合作,我们成了他们的供应商。
我们活了下来。
虽然不再是叱咤风云的行业巨头,但我们活得更轻松,也更从容。
如今,又是几年过去。
我已经快五十岁了,陈曼也过了六十。
我们已经把公司完全交给了职业经理人。
我们真的开始了环游世界的旅途。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巴黎、罗马、普罗旺斯……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给她拍很多照片。
照片里,她笑得很开心。
眼角的皱纹,在阳光下,也显得那么可爱。
前几天,我们回到了深圳。
我们又去了那个老厂区。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创意文化园。
我们最初的那个厂房,被改造成了一家很有格调的咖啡馆。
我们走进去,点了一杯咖啡。
咖啡馆里放着一首老歌。
是张国荣的《当年情》。
“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
我握着陈曼的手,她的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光滑,但依然温暖。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相视一笑。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相遇了。
她收留了我,说,留下吧,我缺个伴。
而我,用我的一生,做了她最忠诚的那个伴。
真好。
来源:情浓月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