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大地玻璃文化起源研究

摘要：古代华夏地区出土的战国水晶杯，通体透明如玻璃，其工艺之精湛曾令学者惊叹。然而，这件天然水晶雕琢器反映的却不是玻璃制造技术，而是替代性材质的运用。玻璃在技术上是一种由二氧化硅与助熔剂高温熔融而成的人工材料。根据考古与科技分析，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人工玻璃

华夏大地玻璃文化起源研究

作者：翁卫和

古代华夏地区出土的战国水晶杯，通体透明如玻璃，其工艺之精湛曾令学者惊叹。然而，这件天然水晶雕琢器反映的却不是玻璃制造技术，而是替代性材质的运用。玻璃在技术上是一种由二氧化硅与助熔剂高温熔融而成的人工材料。根据考古与科技分析，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人工玻璃器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西方学者认为古代玻璃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埃及等地，中国玻璃技术则主要起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但近年来国内研究提出，华夏大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有以本土材料为原料的玻璃制品出现，暗示某种技术独立发展。本文将从考古发现、原料与工艺、文化用途等方面综述华夏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玻璃”材料实物，比较西亚-地中海同期技术，并结合南方稻作文明背景与文化神话，探讨中国早期玻璃（或类似玻璃态材料）文化的独立性及传播路径。

考古材料综述

目前，中国境内经过科学分析确认的最早人工玻璃器物，均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约公元前5–前3世纪）出土的遗物。最典型的是所谓蜻蜓眼玻璃珠：即珠体中央嵌有一两个同心环状彩色“眼纹”的珠饰。这类彩色花纹珠最早出现在春秋末至战国早期，多见于楚地和秦汉北方地区的贵族墓葬中。考古发现表明，这些蜻蜓眼珠原型来自西亚、地中海地区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类似装饰纹饰的玻璃珠已出土于新疆拜城、塔城等地，至春秋战国时遍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等地。科技分析证实，中国早期蜻蜓眼珠多为泡碱型钠钙硅酸盐玻璃（即以苏打灰和石灰为熔剂），其着色多用钴、铜等金属离子。这些外来玻璃珠多随随葬品出现，出土环境多为贵族墓（如曾侯乙墓、马山楚墓等），说明其具有明显的祭祀和身份象征意义。

与西来彩玻璃珠同期，中国还出现了一类本土特色的铅钡玻璃制品。化学分析表明，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制造的玻璃大多富含PbO和BaO，与西亚流行的钠钙玻璃成分迥异。例如，西周晚期以上的楚国墓葬中发现的铅钡玻璃器，有时被称为“铅钡琉璃”。学者金春河等认为，中国青铜时代已能够制作铅钡玻璃，并广泛应用于器物装饰和陪葬。最近的考古科技研究也证实，战国晚期秦国墓葬中的方孔眼珠均为铅钡玻璃，主要原料为天然硅砂、铅矿和钡矿，并通过模具浇铸制成。这表明秦楚等地在战国时期已独立掌握了铅钡玻璃生产技术，而非仅仅依赖进口。相反，在春秋战国时期氯碱玻璃（铅钡、钠钙等）并存交流的背景下，华夏地区本土玻璃制品与西亚同期器物在成分上明显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史前中国早期似乎并无明确人工玻璃。尽管出土有大量彩陶、黑陶和施彩陶等陶瓷制品，但这些均为粘土和釉料所致的陶器彩绘或釉饰，与现代意义的二氧化硅玻璃相去甚远。有学者甚至将彩陶、彩釉等视作玻璃文化的前奏。但就目前考古证据，真正意义上的玻璃（高硅酸盐材料）在中国出现得相对较晚，早于此的是以天然石英或玛瑙等原石雕琢成的装饰品和器皿（如图1所示的战国水晶杯）。这些天然石料器虽“玻璃质感”强，但并非熔融合成物，与我国玻璃起源的论证应有所区别。

技术比较

考古与化学分析显示，古代华夏地区的玻璃技术与西亚地中海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同期西亚古文明所用的玻璃原料以泡碱（天然碳酸钠）和石灰为助熔剂，形成钠钙硅酸盐玻璃，其着色体系也与中国迥异（西亚多用锑酸盐铅作乳浊剂）。这些玻璃技术经叙利亚、两河流域传入西域，再经丝路东传。例如埃及公元前14世纪的钴蓝玻璃锭，以及两河流域公元前16世纪已有的玻璃器皿，都是人类最早已知的人工玻璃。相较之下，中国最早期的人工玻璃成分以铅钡和钾钙系居多。铅钡玻璃的主要特点是BaO含量高（可达5–15%以上），其钡源可能来自天然矿物（方柱石/芒硝石），作用包括降低熔点和增强不溶性，甚至使玻璃呈玉质乳浊感。这种配方在中国古代是独有的，至汉代前仍是主流。

熔炼工艺上，中国古玻璃多采用浇铸与模具成型。战国铅钡玻璃器物常见以方孔或圆形模具浇铸（如方孔眼珠、琉璃璧、短柱形珠饰等），而非西方常见的吹制技术。比如战国秦国制作方孔眼珠时，即利用“绕线成珠再嵌环”的方法，用预先制作的方形模具使每层色环贴合成型。同时，中国工匠已掌握砂金石（刚玉）研磨和磨具雕刻技术，能够打磨抛光硬度达摩氏7级的水晶，这些技术也可为玻璃制作提供间接支持。西方的吹制技术直到罗马时代才盛行，中国直到两晋甚至更迟才引进吹制，因此两地制作方法具有不同演变路径。

文化解读

华夏地区古代玻璃制品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祭祀与丧葬礼仪中。如前所述，几乎所有已知的中国早期玻璃器物都是出土于墓葬，并常与贵族俸禄等级相联系。例如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玻璃璧、玻璃管珠及彩釉陶器等物往往呈陪葬器物，象征身份或通灵的功能；汉代王公贵族的陵墓更出现了铅钡玻璃铸杯、玻璃管饰等器具。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玻璃工艺的兴起，与价值较高的玉文化有密切关系：许多玻璃器物模仿玉器形状（如琉璃璧、琉璃衣片、琉璃杯等），被认为是可替代玉器的祭祀用品。这从侧面说明，当时华夏地区对“可彩色透明物质”的文化需求可类比于宝石或玉石，也间接推动了玻璃技术的发展。

结合南方稻作文明背景，有学者从文化神话和考古发现等多角度探讨华夏早期玻璃文化的起源。一方面，长江流域及两广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已出现高度发达的陶器与釉彩技术（彩陶、黑陶等），这预示着当地工匠拥有高超的窑炉控制和色彩装饰能力。翁卫和等研究者曾强调，中国南方祖先在彩陶、甬道式墓葬和稻作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成就。可以推测，这些技能积累为后来制造玻璃态材料提供了技术和观念基础。另一方面，流传于东南亚和南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关于“碧琉璃”、“琉璃女神”的神话，也显示早期社会对“玻璃状宝石”的崇拜意味（如苗族蝶母神话与彩陶纹饰的联系）。当然，这些传统更多是文化表征，而非直接的玻璃制造记载。但从文化自主性的角度看，华夏学者普遍认为华夏文明各技术领域有本土发展脉络，玻璃亦可能在这一框架内逐步萌芽，只是因为原始而稀有、用途有限而未广泛传播。

综合现有考古与材料科学证据，中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晚期。在此之前，中国虽有彩陶和原始釉陶等玻璃质陶器，但真正熔制玻璃并大量使用，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见端倪。华夏地区与西亚的玻璃文化路径既有交汇又有区别：西亚输华的蜻蜓眼玻璃珠等制品，促进了中国人对玻璃材料的认识；但中国很快形成了以铅钡为主的独特玻璃体系。这种铅钡玻璃的发明和使用，无论是从原料选择还是生产工艺来看，均体现出一定的本土创新，而非简单模仿。因此，可以说华夏地区的玻璃技术在理论上拥有独立发展的一面——尽管它是在与外来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形成的。南方稻作文明积累的陶瓷与釉彩经验，以及地区性神话蕴含的金石意象，为玻璃文化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土壤。未来，随着更多春秋战国遗址的发掘和玻璃化学分析，或许能更加明确中国早期玻璃工艺的演进路径，并进一步阐明华夏玻璃文化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报告和考古成果是本文论证的依据。如早期蜻蜓眼玻璃珠的分布分析表明西方玻璃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化学分析与考古学研究则揭示了中国战国时期铅钡玻璃的原料和制作工艺。朱利安·汉德森教授等考古科技专家认为，最早的中国玻璃属铅钡玻璃，与西亚同期钠钙玻璃有显著不同。这些研究成果与现场发掘证据共同支持本文所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