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1月的一个寒夜，西北风吹得怀仁堂屋瓦微响，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讨论一件看似细小却关乎国家门面的事情——首批驻外大使的人选。周恩来把名单递了过去，靠近炭火的角落里灯光微暗，纸页显得略有些发黄。

1950年1月的一个寒夜，西北风吹得怀仁堂屋瓦微响，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讨论一件看似细小却关乎国家门面的事情——首批驻外大使的人选。周恩来把名单递了过去，靠近炭火的角落里灯光微暗，纸页显得略有些发黄。

建国不过百日，财政紧张、通讯不畅，外事人手更是屈指可数。会场里，有人低声提出：“国民党旧外交部里毕竟有现成的人，会说外语，也熟悉礼仪，要不先借用？”言语间夹杂着现实考量——省时、省力、少犯错。

“靠我们自己培养！”毛泽东放下茶杯，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平和却不容转圜。“旧员可以在国内经济建设上观察考验，外交岗位不行。”一句话，把争论定了调。现场安静三秒钟，炭火噼啪作响，有人记下了这句原则。

为什么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旧外交官过去长期受制于列强规矩，骨子里容易妥协；第二，国共内战方歇，蒋介石尚在台湾观望，信息安全不能有一点疏漏；第三，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全新的姿态，一举一动都代表制度优劣，不能让别人写脚本。

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补充解释：“我们没有经验，就自己学。宁可慢一点，也不能把大门钥匙交到不放心的人手里。”这番话说得温和，却把责任压到了在座每个人肩上。有人暗自嘀咕词汇量不够，有人立刻想到延安时期的俄语教员，还有人惦记旧书堆里那本发黄的《西方外交惯例》。

随后，中央决定采用三条渠道招人：部队里挑选善于沟通、纪律过硬的干部；老延安外语队伍整体调入；在大城市公开招聘懂外文的进步知识分子。文件一出，各地“学外语、学礼仪、补历史”成为潮流，茶馆里都能听见夹生英语：“How do you do，同志？”

第一次面试场景颇有戏剧色彩：解放军副团长与北大英语讲师同列一排，考官却让他们朗读《为人民服务》。朗读完，再用英语复述。许多军事干部第一次意识到，口号要翻译得准确、节奏得体，才算真正“过关”。

王稼祥在名单里排第一。1949年10月他已赴莫斯科谈判，心里有点底气。吉雅泰、严文井、董越千等名字随后出现，民族、性别、专业一应俱全。有人开玩笑：“这支队伍像野战军里的加强连，什么兵种都配齐了。”

培训从早到晚。白天学外语，夜里学国际法，灯光亮到凌晨两点是常态。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偶尔会出现在课堂后排，听完课就指出三个问题：用词是否符合新中国身份、表达是否照顾对方情面、签名处是否符合礼宾序列。指导细致得让年轻人直呼“总理是最严格的班主任”。

1950年3月，第一批大使赴任。送行早餐只是一碗热豆浆一根油条，军乐队奏完《义勇军进行曲》，大巴开向机场。陈毅站在跑道边挥手，高声嘱咐：“见了外军礼炮别慌，该还多少，照规矩回敬！”机舱门关上前，有人回了一句：“放心，胃里有谱。”

与此同时，被暂时放在一边的国民党旧外交官并非无路可走。北京、南京的工程口、教育口、文物口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傅作义进入水利部，常常穿着旧军装视察堤坝；黄季陆进入邮电部，一年里跑遍东北三省测线。毛泽东对外事岗位谨慎，却对经济建设的“白纸人才”敞开大门，这一点令许多旧部心悦诚服。

陈明仁后来回忆：“上将军衔给我的是人民政府，外语教我的却是老战士。”这句话虽然轻松，却透露出一个事实——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肯改造、肯学习，就有位子；而外交岗位必须是“百分之百红，百分之百专”，容不得一丝犹豫。

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那些曾被认为“英语不利索”的新大使，在联合国观察席和记者群里应付自如。“The Chinese people stand firmly with peace.”这种发音带着浓重北方口音，却让无数发展中国家代表听得热血沸腾。语言或许生涩，立场却铿锵。

1955年前后，苏联专家统计，新中国用不到五年时间培养出百余位具大国外交水平的职业大使，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莫斯科侧目。有人半开玩笑问王稼祥秘诀，他只说了四个字：“守住底线。”

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那句“我们自己培养”并非逞强，而是对国家主权与制度自信的直接表达。如果把外交比作一张国家名片，那么早期大使们就是印刷这张名片的钢板，哪怕过程艰苦，也要保证字迹深刻、颜色正宗。几十年过去，他们的身影早已融入档案照片，但那一夜的决定仍在影响今天的中国外交思路。

来源：小铁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