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大爷说是六年前，但赵婶子一口咬定是八年。两人为此吵过一架，就在村口老槐树下。李大爷说赵婶子记性不好，赵婶子回他年纪大了耳朵不中用。最后王叔从家里翻出了一本2016年的旧报纸，角落里有小军歪歪扭扭的签名，这才把事情定了下来。

小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送报纸的，村里没人记得清楚了。

李大爷说是六年前，但赵婶子一口咬定是八年。两人为此吵过一架，就在村口老槐树下。李大爷说赵婶子记性不好，赵婶子回他年纪大了耳朵不中用。最后王叔从家里翻出了一本2016年的旧报纸，角落里有小军歪歪扭扭的签名，这才把事情定了下来。

确实是八年了。

小军是村里唯一的聋哑人。准确地说，他不算完全的聋子，只是听力极差，需要在耳边大声说话才能勉强听见。至于不说话，则是因为他从小就发不出正常的声音，只能发出些含混不清的音节，久而久之，他干脆不开口了。

村里人都习惯了用夸张的手势和他交流。久而久之，大家也不再把他当成特殊人看待，只是村里的一个熟悉面孔罢了。

小军的父母早年去了城里，据说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小军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奶奶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太，常年坐在自家门口的竹椅上，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像村口那条干涸的小河。

我是七年前才搬到这个村子里的，那时小军早已开始送报纸。每天早上五点半，不管刮风下雨，他都骑着那辆掉了漆的旧自行车，带着一大摞报纸，从村头到村尾，挨家挨户地送。

村里订报纸的人不多，大概只有二十来户。

现在谁还看报纸啊？年轻人都用手机，天南海北的新闻一刷就来。但村里的老人们依然保持着读报的习惯。李大爷说：“手机上的字太小，看不清楚。”赵婶子则说：“摸手机伤眼睛，医生说的。”

其实，我怀疑他们只是习惯了翻动那些带着油墨香气的纸张，习惯了坐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听纸张在手中哗啦作响的感觉。

报纸是邮递站每天凌晨四点送到村口的，小军就在那时取报。那是个破旧的水泥台子，上面有个铁皮信箱，已经生锈了，门关不严，每次刮风都咯吱咯吱响。

我偶尔睡不着，凌晨会看到小军蹲在台子前，借着月光一份一份地整理报纸，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他那个褪了色的帆布包里。那个包上缝着个歪歪扭扭的口袋，用来放收报费的零钱。

小军收费很便宜，每月才十块钱。这比邮局的配送费便宜多了。

但村里人给的通常比十块多。李大爷每次都给二十，说剩下的是小费。赵婶子给十五，说多的五块钱是因为她家门口有条狗，送报麻烦。刘教授给三十，说是因为他订了两份不同的报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我知道，他们只是不忍心看到小军的窘迫。

小军的奶奶有糖尿病，常年吃药，是村里为数不多还在看病的老人。村里大多数老人都奉行”能扛就扛”的原则，但小军奶奶的情况实在扛不得，每月的药费不少。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的那场雪。

那是十年来村里最大的一场雪，从晚上下到早上，路上的积雪有小腿那么厚。电视里说全县多处交通中断，建议居民不要外出。

那天早上，我以为不会有报纸送来了。可六点钟，我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推开门一看，小军站在那里，浑身是雪，帆布包也湿透了，但手里的报纸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一点没湿。

“路上肯定很难走吧？”我问。知道他听不清，就指了指外面的雪，做了个走路很吃力的动作。

小军笑了笑，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他指了指自己的腿，然后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没关系，他的腿很有力。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凌晨，通往村子的路被雪封了，邮车无法到达村口。小军走了五公里到镇上的邮局取的报纸，然后又走回来，一家一家地送。

那天，李大爷破天荒地给了小军一百块钱，说是过节费。虽然那天根本不是什么节日。

小军送报纸从不耽误。无论多晚睡，第二天早上还是准时出现在各家门口。村里人常开玩笑说，比起县里那些动不动就停电的电线杆，小军才是最可靠的”基础设施”。

唯独去年夏天有一周，小军没来送报。

那段时间村里人议论纷纷。李大爷说小军奶奶病情加重住院了，但赵婶子坚持说是小军自己病了。两人又在村口槐树下吵了一架。最后还是王叔出面说：“都别猜了，等小军回来不就知道了？”

一周后的凌晨，我又失眠了，看到小军在村口的台子前整理报纸。他比以前瘦了，脸色发黄，但动作依然利索。

后来才知道，是小军奶奶病了，住了院。小军那段时间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实在抽不出时间送报。但他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每家每户赔不是，并主动提出退还那周的报费。

没有一户人家收他的钱。

李大爷甚至说：“你小子想什么呢？这点小事还计较，我李老头儿还没那么小气！”

赵婶子塞给小军一袋自家做的咸鸭蛋：“拿回去给你奶奶补身子。”

刘教授则是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医学书籍，指着糖尿病那一章，用夸张的手势和表情告诉小军，让他奶奶按书上说的做，病情会好转。

小军站在那里，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

村里人渐渐发现，报纸对他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看新闻了。

李大爷每天要在报边写下当天的天气和他测量的气温，这已经持续了七年。赵婶子则喜欢把报纸剪下来做成纸花，她家窗台上摆满了这样的”作品”。王叔用旧报纸垫在他修理的自行车下面，说这样地面不会脏。

而我呢，总是在读完后把报纸叠成方形，放在书桌的一角。那一摞报纸已经有小臂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它们。

或许，报纸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每天准时出现在门口的小军一样。

转机出现在今年春天。

那天小军照常送报，但赵婶子发现他的脸色异常苍白，走路也不稳。赵婶子拉住他，用夸张的手势问他怎么了，小军只是摇摇头，想继续送报。

就在这时，小军忽然摔倒了，手中的报纸散落一地。

村里顿时乱了套。李大爷骑着三轮车把小军送到了镇卫生院，赵婶子则留下来通知其他人。不到半小时，村里大半的人都赶到了卫生院。

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问题是，小军奶奶也在住院，无法签字，而他父母又联系不上。

就在这时，刘教授站了出来：“我来签字。”

医生为难地说：“按规定，需要直系亲属。”

刘教授坚定地说：“我们全村人都是他的亲属。如果出了事，我们负责。”

李大爷、赵婶子、王叔和其他二十多个村民全都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负责！”

卫生院的医生被这阵势吓住了，最后勉强同意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说小军的阑尾已经到了临界点，再晚一点就可能穿孔，后果不堪设想。

小军住院期间，村里人轮流去照顾他。李大爷负责白天，赵婶子负责傍晚，王叔则是夜班。其他人则按时送饭、水果和换洗衣物。

刘教授甚至用他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教小军玩起了电脑游戏，说是为了让他心情好，恢复得快。

至于报纸的问题，村里人决定，这段时间就不看报了。李大爷说：“现在电视上不也能看新闻吗？等小军好了再说。”

赵婶子叹气道：“这些天早上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王叔点点头：“是啊，没人敲门，没人放报纸的沙沙声，怪不习惯的。”

刘教授则更实际：“小军每个月靠送报纸能挣多少钱？我们得想想办法。”

最后，村里人决定，每户人家依然按月付报费，即使现在没有报纸送来。李大爷还提议大家都多给点，算是”住院补助”。

没有一个人反对。

住院的第五天，我去看小军，正好碰上医生查房。

医生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刚毕业不久。他翻看着病历，问小军：“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小军摇摇头。

医生又问：“伤口疼吗？”

小军又摇摇头。

医生皱眉看着他：“你得告诉我具体情况，不然我怎么判断你恢复得怎么样？”

我赶紧解释：“医生，他是聋哑人，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医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拿出笔和纸，写下问题递给小军。小军看了看，点点头，又摇摇头，手指比划着，但医生显然看不懂。

就在这时，病房门开了，李大爷、赵婶子、王叔和刘教授一起走了进来。他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东西——李大爷带了自家种的蔬菜，赵婶子带了刚出锅的鸡汤，王叔带了几本漫画书，刘教授则带来了一个小收音机。

“我们看天气预报说今天要下雨，就一起来了。”李大爷解释道，一边把菜放在床头柜上，“这些都是自家种的，没打农药。”

赵婶子把鸡汤递给我：“快趁热给小军喝。我放了当归和枸杞，补血的。”

王叔把漫画书放在床尾：“这是我孙子的，他知道小军住院了，非要我拿来给他解闷。”

刘教授则打开收音机，调到一个音乐频道：“医学研究表明，音乐有助于病人恢复。虽然小军听不见，但节奏的振动对身体有好处。”

医生被这阵势弄得有些懵，但还是礼貌地问：“你们都是他的家人？”

“不是，”李大爷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他的邻居。”

“我们是村里人。”赵婶子纠正道。

“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王叔补充。

“我们就是他的家人。”刘教授最后下了结论。

医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对小军说：“你很幸运，有这么多人关心你。”

虽然小军听不见，但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眼睛湿润了。

就在这时，小军忽然抓住了我的手，然后指了指床头柜的抽屉。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小军示意我把包递给他。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他用来记录每家每户报费的账本。账本已经很旧了，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还有咖啡渍一样的褐色斑点。

小军翻开账本，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名字，然后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眼睛里含着泪水。

“他是想说谢谢。”刘教授猜测。

小军猛地点头。

“有什么好谢的，”李大爷摆摆手，“这么多年，你风里来雨里去，从没耽误过一天。要说谢，是我们谢谢你才对。”

赵婶子接过话：“就是，这些年要不是你送报，我们哪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电视上的新闻我不信，手机上的更不信，只有报纸上的字，看着踏实。”

王叔拍拍小军的肩膀：“你奶奶的病也好多了，等你俩都出院，我给你修自行车，免费的！”

刘教授则是推了推眼镜：“等你好了，我教你用电脑，现在什么都要会一点，对吧？”

小军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他擦了擦眼睛，然后做了个深呼吸的动作，像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气。

接着，他张开嘴，发出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谢…谢…你们…的…信…任…”

病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小军，包括医生。

“你…你会说话？”李大爷结结巴巴地问。

小军点点头，又摇摇头。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做了个有限制的手势。

刘教授激动地说：“他是说他不是完全的聋哑人，只是听力和发声有障碍！”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不说话？”赵婶子问。

小军低下头，似乎在思考该如何表达。最后，他指了指周围的人，然后指自己的嘴，摇摇头，做了个害怕的表情。

“他是害怕说不清楚，被人笑话。”王叔猜测。

小军点点头，眼中流露出多年的复杂情绪。

医生这时插话道：“其实有些听力和语言障碍是可以通过训练改善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去县医院的康复科试试。”

小军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猛地点头。

李大爷一拍大腿：“那就这么定了！等你出院，我们一起去县医院！”

康复训练很艰苦。

小军每周要去三次县医院，来回就要四个小时。但村里人轮流开车送他，从来没有间断过。

李大爷的三轮车、王叔修好的摩托车、刘教授的小轿车，甚至赵婶子儿子的皮卡，都成了小军的”专车”。

每次训练回来，小军都会把学到的新词汇写在一个小黑板上，挂在村口的公告栏旁边。村里人经过时，总会停下来看看，有时还会纠正发音，教他新词。

小军依然每天送报。只是现在，他会尝试对每家每户说一句简单的话，比如”早上好”或”报纸来了”。虽然发音还不够清晰，但已经能听懂了。

村里人对此反应各不相同。

李大爷第一次听到小军说话，激动得差点把烟斗咬断：“好小子！有出息！”

赵婶子则是掩面而泣：“这孩子，受了多少委屈啊…”

王叔更实际：“说得不错，但还得多练练发音，回头我买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自己听。”

刘教授则是若有所思：“其实，语言只是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么多年，我们不也挺好的吗？”

今年夏天，小军的奶奶去世了。

走得很安详，睡梦中没有痛苦。葬礼上，全村人都来了。小军站在奶奶的灵位前，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站着。

但当村里人一个个上前安慰时，小军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虽然还有些含混，但已经能清晰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和一句”谢谢”。

葬礼后，小军决定继续留在村里。他父母来接他去城里，被他婉拒了。

“我…习惯…这里…”小军对父母说，“这里…有我…的…朋友…”

他父母也不勉强，只是每月多寄些钱来，还给他置办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说送报纸用。

如今，小军的康复训练已经进行了半年。他的听力有了明显改善，说话也越来越清晰。县医院的医生说，再过一年，他的语言能力可能会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平。

小军依然每天送报，只是现在他不仅送报纸，还帮村里人带些小东西，如药品、日用品等。他的三轮车后座上总是放着各种各样的袋子和包裹。

村里人都说，小军是村里最忙的”交通员”。

李大爷甚至打趣道：“要不是路不好，我看小军都能开个快递站了！”

赵婶子则是感叹：“这孩子，命苦，但心不苦。”

王叔则是务实地提议：“等小军说话再利索点，咱们村是不是该选个新广播员了？现在那位都七十多了，嗓子都哑了。”

刘教授则是从教育角度考虑：“我觉得小军可以去读点书，县城有成人教育班，我可以辅导他。”

至于我，作为一个外来者，这些年看着小军和村里人的故事，心中充满敬意。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送报纸的聋哑少年和一群坚持读纸质报纸的老人，本应该是被时代抛弃的角落。但正是这样的角落，却展现出最动人的温情。

前天，小军给我送报时，忽然问我：“你…为什么…每天…都看…报纸？你…有手机…电脑…”

我想了想，回答：“因为我相信，有些东西，值得用更慢的方式去体验。”

小军似乎没太明白，但他还是点点头，然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今天是我送报8周年，谢谢你们的信任。”

我突然明白，对小军来说，送报纸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那是他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是他获得尊严和信任的途径。

而对村里人来说，等待报纸也不仅仅是为了看新闻。那是一种仪式，一种对生活节奏的坚持，更是对小军这样一个特殊孩子的支持和认可。

在这个看似平凡的村庄，每一天的清晨，当小军骑着三轮车穿过晨雾，挨家挨户地送去那叠带着油墨香气的报纸时，那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奇迹。

那是信任的奇迹。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