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听她们说我们听不懂的上海话,看她们笨手笨脚地用锄头,觉得什么都有意思。
那年我十七,属猴,村里人说属猴的都野,管不住。
我叫李卫民。
68年的夏天,热得像口大蒸笼,地里的苞米叶子都卷了边。
空气里全是土腥味和汗臭味,混在一起,熏得人脑仁疼。
我们石桥村来了批知青,从大上海来的。
男的白净,戴眼镜,说话跟念书一样。
女的更不得了。
一个个细皮嫩肉,穿着我们没见过的花布衫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其中一个,叫陈慧。
她不爱笑,总是一个人抱着本书,坐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看。
风吹过她的头发,她会下意识地用手去拢。
那双手,白得跟刚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我们这帮村里的半大孩子,没见过这个阵仗。
魂儿都快被勾走了。
白天在田里干活,我们假装歇气,眼睛就没离开过她们。
听她们说我们听不懂的上海话,看她们笨手笨脚地用锄头,觉得什么都有意思。
到了晚上,村里断电,黑黢黢一片。
我们就凑在谷场上,听老头们吹牛,眼睛却在黑暗里搜寻她们的身影。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跟个大银盘似的挂天上。
二狗子神神秘秘地凑过来,撞了撞我的胳膊。
“卫民,想不想看点好东西?”
他眼睛里闪着贼光。
我心里一动,知道他要干啥。
村东头那条小河,芦苇荡后面,是女人们洗澡的地方。
平时天黑了,我们这些小子是不敢往那边去的,怕被唾沫星子淹死。
“去不去?陈慧她们今天肯定去。”二狗子压低声音,跟蛇一样往我耳朵里钻。
我十七岁,浑身的血都是热的,烧得慌。
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礼义廉耻,什么老爹的皮带,全忘了。
就剩下一个字。
去。
我们猫着腰,像两只偷鸡的黄鼠狼,顺着田埂往河边摸。
月光把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
风吹过高粱地,哗啦啦地响,吓得我一哆嗦。
心里又怕又兴奋,跟揣了个兔子似的,怦怦乱跳。
到了河边,躲在一大片芦苇丛里。
拨开一道缝,正好能看见河里。
水面上浮着一层银光。
果然,有几个人影在水里。
我一眼就认出了陈慧。
她离我们最近。
月光照在她肩膀上,白得晃眼。
我脑子一片空白,忘了呼吸,忘了自己在哪儿。
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
时间好像停了。
世界就剩下那一小片被芦苇框住的河面。
还有水声,和她们压低了声音的笑声。
我听见二狗子在旁边咽口水,声音特别大。
我心里骂他,你他娘的动静小点!
就在这时候,陈慧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她猛地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四目相对。
她的眼睛在月光下,又黑又亮,里面全是惊恐。
然后,一声尖叫划破了整个村庄的宁静。
“啊——!流氓!”
我魂都飞了。
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跑!
我转身就往回跑,脚底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结结实实摔了个狗啃泥。
二狗子比我机灵,已经窜出去老远。
等我爬起来,火把已经从村里亮起来了,人声嘈杂。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我慌不择路,一头扎进高粱地。
高粱叶子跟刀子一样,划得我脸上生疼。
可我顾不上了。
我只知道,完了。
全完了。
我爹会打死我的。
没跑出多远,就被村里的民兵队长李大伯一把薅住了后脖领子。
他力气真大,我跟个小鸡仔似的,动弹不得。
“李卫民!你小子长本事了啊!”
李大伯的声音跟打雷一样。
我被他拎回村里的谷场上。
全村的人都来了,黑压压一片,围得水泄不通。
火把的光跳动着,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阴晴不定。
我爹站在人群最前面,脸黑得跟锅底一样。
他没说话,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
“!”
我耳朵“嗡”的一声,半边脸都麻了。
陈慧她们也穿好衣服过来了。
她站在人群后面,低着头,头发还是湿的,贴在脸上。
有人把二狗子也抓来了。
他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指着我说:“是他!是他带我去的!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看着他,心里一片冰凉。
李大伯问陈慧:“陈同志,你看清楚了吗?是他们俩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我死死地盯着她。
我感觉只要她点一下头,我就得被沉塘。
陈慧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愤怒。
是害怕,是羞愤,还有一丝……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她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似的。
“天太黑……我……我没看清。”
我愣住了。
全村人都愣住了。
李大伯皱着眉:“没看清?可你刚才明明喊……”
“我就是吓着了,”她打断了李大伯的话,声音大了一点,“好像看到芦苇荡里有动静,就喊了一声。我真的没看清是谁。”
人群开始窃窃私语。
我爹愣了一下,然后一脚踹在我腿弯上。
“跪下!你个小王八蛋!就算陈同志大度,你也得给我说清楚,你跟二狗子深更半夜跑河边干啥去了!”
我跪在地上,头埋得低低的。
还能干啥。
这事儿,就算陈慧没指认,也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了。
最后,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没有开批斗会,没有把我送去劳改。
但我的名声,在石桥村,算是彻底臭了。
我爹把我关在柴房里,用牛皮带抽了我三天。
我身上一道一道的血印子,趴在草堆上,感觉自己快死了。
但我心里不恨我爹。
我恨我自己。
从那以后,我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
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
“看,就是他,偷看女知青洗澡那个。”
我变得不爱说话,见人就绕着走。
当兵的政审,没过。
想去县里工厂招工,也被刷下来了。
我知道,是这事儿跟了我一辈子。
陈慧在村里待到76年,就回城了。
她走的那天,我去送了。
我没敢上前,就远远地站在山坡上。
她好像看到了我,朝我这边望了一眼,然后就上了那辆开往县城的拖拉机。
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越走越远。
我感觉我生命里的一束光,也跟着那黑烟一起,飘走了。
后来,我娶了媳妇,是邻村的,叫翠花。
她不知道我那段往事。
我们生了个儿子。
我在村里的砖窑厂找了个活儿,每天一身土,一身汗。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1988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好几年了。
我因为脑子还算活络,懂点机械,被县里的红星机械厂招了进去,当了个维修工。
从农民变成了工人,算是鲤鱼跳了半个龙门。
我挺知足。
在厂里干了几年,我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成了技术科的一名技术员。
虽然只是个技术员,但大小也算个“干部”了,不用再下一线,穿着干净的蓝色工作服,在办公室里画画图纸。
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那天,厂里开全体职工大会。
广播里通知了好几天,说市总公司要派一位新厂长下来,是个狠角色。
我们都在下面交头接耳地议论。
“听说是从上海总部调来的。”
“是个女的!”
“女的能管好咱们这几千号人的大厂?”
“你可别小看,听说人家是德国留学回来的,懂技术,懂管理。”
我跟几个同事坐在礼堂中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对新厂长是谁没什么兴趣。
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厂长。跟我们这些小技术员有啥关系?
大会开始了。
现任厂长讲了一大通,然后说:“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市总公司派来的新厂长,陈慧同志!”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陈慧?
不会吧。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抬起头,朝主席台上看去。
一个穿着灰色职业套裙的女人走到了台前。
短发,干练,脸上化着淡妆。
她扶了扶话筒,目光扫过台下。
那张脸……
二十年了,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眉眼,那神态,我化成灰都认得。
是她。
真的是她。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凉了。
手脚冰凉,后背上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礼堂里雷鸣般的掌声,我一个字都听不见了。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她站在台上的身影,和我心里那排山倒海的恐慌。
二十年前那个月光下的夜晚,那声尖叫,李大伯的怒吼,我爹的皮带……
所有被我埋在记忆最深处的画面,全都翻涌了上来。
她成了我的厂长。
我的直属领导。
这他妈的,是老天爷在跟我开玩笑吗?
她开始讲话了。
声音沉稳,有力,带着一点点上海口音。
“同志们好,我叫陈慧。”
“从今天起,我将和大家一起,为了红星厂的未来而奋斗。”
她的目光在台下缓缓移动。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把头埋得更低了。
千万别看到我。
千万别认出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又变回了十七岁那个在芦苇荡里发抖的少年。
会议结束了。
我魂不守舍地往技术科走。
同事老张拍了我一下:“老李,想啥呢?新厂长漂亮吧?有水平!”
我勉强笑了笑:“啊……是,有水平。”
回到办公室,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她要是认出我,我这工作还能保得住吗?
就算她不把我怎么样,我以后怎么面对她?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还有脸在厂里待下去吗?
一连几天,我都活在巨大的恐慌里。
上班跟做贼一样,走路都贴着墙根。
远远看见她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开进厂区,我就赶紧躲起来。
幸好,她是厂长,我是小技术员,隔着十万八千里。
除了那次大会,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心里开始抱有一丝侥幸。
也许,她根本没认出我。
二十年了,我从一个瘦猴似的小子,变成了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
她每天要见那么多人,哪还记得二十年前一个泥腿子村里的混小子?
对,她肯定不记得了。
我这么安慰自己,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可这口气还没松到底,麻烦就来了。
技术科的王科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小李啊,有个事儿。”
王科长是我老乡,平时挺照顾我。
“厂里最近要搞个技术革新项目,是新来的陈厂长亲自抓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项目,技术难度很大,需要一个懂技术、又能吃苦的牵头人。”王科长看着我,“我跟厂长推荐了你。”
“别!”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王科长愣了:“怎么了?这是好事啊!项目要是搞成了,你转副科长都有可能!”
我脑子飞快地转。
我不能接。
接了这个项目,就意味着要天天跟陈慧打交道,向她汇报工作。
那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王科长,我……我水平不行。这么大的项目,我怕给搞砸了。”我赶紧找借口。
“你不行谁行?全科就你最懂咱们那几台老掉牙的机床。”王科长一摆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陈厂长点名要见项目负责人,下午两点,她办公室,你准备一下。”
我走出王科长办公室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躲是躲不掉了。
下午两点,我像个即将上刑场的犯人,站在了厂长办公室门口。
门是那种厚重的木门,上面挂着“厂长室”的牌子。
我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抬起手,轻轻敲了敲。
“请进。”
是她的声音。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很大,很亮堂。
她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
听见我进来,她抬起头。
“是技术科的李卫民同志吧?”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就像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又提起了另一半。
她真的不认识我了?还是在装?
“是,陈厂主,我是李卫民。”我拘谨地站在办公桌前,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只敢坐半个屁股。
“王科长把技术革新的项目跟你说了吧?”
“说了。”
“你有什么想法?”她问。
我来之前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这会儿全忘了。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二十年前的画面。
“我……”我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就那么看着我,也不催。
那目光,不像是在审视一个下属,更像是在……探究。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额头上又开始冒汗。
“陈厂长,我觉得……这个项目,我可能不太胜任。”我终于憋出一句话,“我水平有限,怕耽误厂里的大事。”
她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是在笑,又不像。
“李卫民。”
她忽然叫了我的全名。
“石桥村的李卫民,对吗?”
我猛地抬起头,撞上她的目光。
那双眼睛里,再也不是平静无波。
里面有嘲讽,有戏谑,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
所有的侥幸,所有的伪装,在这一刻,被她一句话击得粉碎。
她记得。
她什么都记得。
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血“呼”地一下全涌到了头顶。
我想站起来,想夺门而出。
但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怎么,二十年不见,话都说不利索了?”她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当年在芦苇荡里,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锥子,狠狠扎在我心上。
我张着嘴,像一条离了水的鱼,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羞耻,愤怒,恐惧……
各种情绪在我胸中翻滚,几乎要把我撕裂。
“陈……陈厂长……”我声音都在发抖,“当年的事……是我不对。我……我混蛋。”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她靠回椅背上,“是想让我念在‘同乡’的份上,给你个好脸色?”
“我不是!我没有!”我急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步步紧逼,“是觉得我一个女人,记仇,会给你穿小鞋?”
“我……”
“李卫民,我告诉你。”她打断我,声音冷了下来,“我陈慧,公私分明。我让你负责这个项目,是因为你的技术,不是因为你二十年前偷看我洗澡。”
“但是,”她话锋一转,“如果你因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干不好工作,耽误了厂里的事……”
她没有说下去。
但那威胁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我坐在那里,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流。
原来,她不是要报复我。
她是要用我。
她是在告诉我,当年的事,翻篇了,但前提是,我得有利用价值。
这比直接骂我一顿,或者开除我,更让我难受。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居高临下的蔑视。
“听明白了吗?”她问。
我还能说什么?
我点了点头,声音嘶哑:“明白了。”
“那就出去吧。三天之内,给我一份详细的技术方案。”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回到技术科,同事们都围过来。
“老李,怎么样?厂长跟你说啥了?”
我摆摆手,一句话都不想说,把自己关在角落里,开始画图。
我得干。
而且必须干好。
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为了前途。
这是为了我那点可怜的,所剩无셔的自尊。
我要让她知道,我李卫民,不是一个只会躲在芦苇荡里的废物。
那段时间,我疯了。
我把家都搬到了厂里。
吃住都在技术科,困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
我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把厂里那几台老掉牙的德国机床的图纸,一张一张地啃。
翠花来厂里给我送过几次饭。
看我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
“你这是图啥呀?厂里给你多少钱?这么拼命!”
我没法跟她解释。
我只能说:“这是个机会,抓住了,咱们家以后日子能好过点。”
三天后,我拿着一份厚厚的,画满了图纸和数据的方案,再次敲响了陈慧的办公室门。
我把它放在她桌上。
“陈厂长,这是方案。”
她拿起来,一页一页,看得非常仔细。
整整一个小时,办公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我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
终于,她看完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
“有些地方,想法不错。但太保守了。”
她拿起笔,在我的方案上圈圈画画。
“这里,参数可以再大胆一点。”
“这个零件,没必要用进口的,我们自己可以试着造。”
“还有这里,流程可以优化……”
她一边说,一边改。
我看着她,心里很复杂。
我不得不承认,她真的很厉害。
她说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没考虑到,或者不敢去想的。
她不只是个懂管理的厂长,她真的懂技术。
而且,比我懂的更深,看得更远。
那天下午,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份方案,讨论了整整四个小时。
没有上下级。
没有二十年前的恩怨。
只有两个技术人员,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争论,补充。
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心里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和羞耻。
取而代ده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一种棋逢对手的兴奋。
项目正式启动了。
我成了技术攻关小组的组长。
陈慧给了我最大的权限。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我们小组十来个人,天天泡在车间里。
那几个月,是我这辈子最累,也是最痛快的日子。
我们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失败。
机床的轰鸣声,金属的摩擦声,就是我们的交响乐。
身上的油污,就是我们的军功章。
陈慧几乎每天都会来车间。
她不像别的领导,站得远远地看。
她会戴上安全帽,走到机床边上,拿起零件,跟我们一起讨论。
有时候,为了一个数据,我们能争得面红耳赤。
厂里的人都看傻了眼。
“这李卫民,胆子也太大了,敢跟陈厂长拍桌子。”
“你懂啥,陈厂长就吃这一套。人家那是技术讨论。”
渐渐地,我忘了她是谁。
我只知道,她是一个要求严格,但又非常讲道理的领导。
是一个可以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当年的那点破事,好像真的就那么过去了。
但生活总喜欢在你以为风平浪静的时候,给你来一下狠的。
项目进行到最关键的阶段,出了岔子。
我们需要一个核心的传动轴承,国内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必须从德国进口。
陈慧动用了很多关系,才从一家德国公司订到了货。
结果,货在海关被卡住了。
说是手续不全。
眼看交货日期一天天临近,如果轴承到不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
整个项目,都会失败。
那几天,厂里的气氛特别压抑。
陈慧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她天天往市里、省里跑,打电话,找关系。
但事情就是没进展。
厂里开始有风言风语了。
“我就说一个女的,不行吧。”
“这下好了,几百万的投资,打水漂了。”
“听说总公司要派调查组下来了。”
那些之前被陈慧动了蛋糕的副厂长们,一个个幸灾乐祸,就等着看她笑话。
我看着她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待到深夜。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那天晚上,我又在车间加班。
翠花给我送饭来。
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有啥事就说。”我一边啃着馒头,一边说。
“卫民,我今天……听人说了点事。”翠花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他们说……咱们厂长,就是当年在你们村插队的那个……”
我啃馒头的动作停住了。
“他们还说……当年你……”
“别说了!”我低吼一声。
翠花吓了一跳,眼圈红了。
“卫民,是真的吗?”
我把手里的馒头狠狠摔在地上。
“是!是真的!行了吧!”
我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在车间里来回踱步。
“那帮长舌妇!就知道嚼舌根!项目搞不上去,就知道说这些没用的!”
翠花没说话,默默地把地上的馒头捡起来。
“卫民,”她声音很轻,“我不是怪你。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就是觉得……陈厂长她……挺不容易的。”
我愣住了。
我看着翠花。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
但她比谁都活得明白。
是啊。
她一个女人,从上海到我们那穷山沟,吃了多少苦?
回城之后,一个人打拼到今天这个位置,又付出了多少?
现在,她一个人扛着这么大的压力。
而我,除了在这里生闷气,还能为她做点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我二叔。
我二叔当年在部队里,是个汽车兵,后来转业到了市运输公司,现在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运输公司跟海关,打交道最多。
也许……他有办法?
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找到了二叔。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
二叔嘬着牙花子,半天没说话。
“这事儿……难办啊。”
“二叔,你一定得帮我!这不只是为了我们厂,也是为了我!”我急了。
二叔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
“你小子,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求我,就是为了你们那个女厂长。”
“行吧,我试试。成不成,不敢保证。”
接下来的两天,是我这辈子最煎熬的两天。
我吃不下,睡不着。
脑子里就一件事,轴承。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发呆。
二叔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
“卫民,搞定了!”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真的?二叔!太谢谢你了!”
“谢啥。我找了老战友,海关那边说就是个误会,文件补一下就行了。明天就能提货。”
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就冲向了厂长办公室。
我甚至都忘了敲门,直接推门就进去了。
陈慧正在打电话,眉头紧锁。
看到我闯进来,她愣了一下。
我冲到她面前,激动得语无伦次。
“陈厂长!轴承!轴承搞定了!明天就能到!”
她也愣住了,举着电话,半天没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轴承!德国那个!我二叔……我找人把事情解决了!”
她慢慢地放下电话,看着我。
眼睛里,有震惊,有疑惑,还有一丝……亮光。
“你……怎么做到的?”
我就把找我二叔的事,跟她说了一遍。
她静静地听着。
听完,她沉默了很久。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李卫民,”她忽然开口,声音有点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愣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报答她的知遇之恩?
为了保住我的饭碗?
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我看着她疲惫的脸,看着她眼里的血丝。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月光下的夜晚。
她没有在全村人面前指认我。
她保住了我。
虽然我还是臭了名声,但至少,我没有被送去劳改,没有被彻底毁掉。
这份恩情,我记了二十年。
“因为……二十年前,你没指认我。”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她身体猛地一震。
她没想到我会说这个。
她别过头,看向窗外。
夕阳的余晖照在她脸上,我看到她的眼角,好像有点湿润。
“那件事,我也有责任。”她声音很轻,“我不该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洗澡。”
“当年把你……把你弄成那样,我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
“把你调来负责这个项目,一方面,是因为你的技术确实过硬。”
“另一方面……”
她顿了顿,转回头,重新看着我。
“我也想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原来,她一直都记着。
原来,她不是在蔑视我,不是在利用我。
她是在……补偿我。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谁也没说话。
二十年的隔阂,二十年的恩怨,二十年的误解。
在这一刻,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轴承顺利运到。
项目组加班加点,终于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了机床的改造。
试车那天,全厂的领导都来了。
陈慧站在我身边。
我亲自按下了启动按钮。
机床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然后平稳地运转起来。
第一批加工出来的零件,经过检测,精度完美达标。
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看到那些之前说风凉话的副厂长们,脸都绿了。
我转头看向陈慧。
她也在看我。
我们俩都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开心,那么释然。
技术革新项目大获成功。
红星厂的效益,一下子就上去了。
我,李卫民,成了全厂的大功臣。
厂里给我分了新房子,三室一厅,还把我提成了技术科副科长。
开庆功宴那天,我喝多了。
我端着酒杯,走到陈慧那一桌。
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厂长,谢谢你。”
我说。
“这杯酒,我敬你。”
她站起来,也端起酒杯。
“该我谢谢你,李科长。”她笑着说,“也谢谢我们整个技术攻关小组。”
我们碰了一下杯。
我一饮而尽。
那酒,真辣。
辣得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从那以后,我和陈慧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默契。
在工作上,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她有宏观的思路,我有具体的技术。
我们联手,又搞了好几个大项目,把红星厂带成了一个明星企业。
私下里,我们很少来往。
但彼此心里都清楚,对方是自己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有时候在厂里碰到,我们会相视一笑,点点头。
不需要太多言语。
有些事,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
有些坎,迈过去了,就是一片坦途。
翠花也进了厂,在后勤找了个工作。
我们的儿子,学习很好,考上了重点大学。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有一年,我回石桥村给我爹上坟。
在村口,碰到了李大伯。
他已经很老了,背都驼了。
他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千。
“卫民啊,你出息了。咱们石桥村,就数你最有出息。”
我笑了笑。
“当年……要不是陈知青手下留情,你小子,哪有今天啊。”李大伯感叹道。
我心里一动。
“大伯,当年的事,您都知道?”
“我能不知道吗?”李大伯吧嗒了口烟,“那天晚上,她一喊,我就知道坏了。我跑到河边,就看见你小子连滚带爬地跑了。”
“那您后来……”
“后来陈知青把我叫到一边,求我。她说,大家都是年轻人,一时糊涂,别毁了你一辈子。”
“她说,要是真把你批斗了,送去劳改了,她自己也一辈子良心不安。”
“她一个从上海来的小姑娘,能有这份心胸,不简单啊。”
我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欠她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后来,陈慧从我们厂调走了,升到了市总公司当副总。
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还是那辆黑色的桑塔纳。
“以后有空,来市里坐坐。”她摇下车窗,对我说。
“好。”我点头。
“老李,”她忽然改了称呼,“好好干。”
“嗯。”我眼眶有点热。
车子开走了。
我站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我的人生,被那个夏天的夜晚,劈成了两半。
前半生,是屈辱和灰暗。
后半生,是奋斗和尊严。
而连接这两半人生的,是同一个女人。
她叫陈慧。
她是我年少时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
也是我中年时获得的一次宝贵救赎。
生活就是这么奇妙。
它会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也会在很多年后,给你一颗糖。
重要的是,当那颗糖递到你面前时,你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能力,伸出手去接住它。
来源:叶落暮为邻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