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窗外的城市，被下午四点的太阳烤得滋滋作响，连空气都带着一股柏油路面蒸腾起来的焦糊味。

我妈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陷在沙发里，像一块快要融化的黄油。

窗外的城市，被下午四点的太阳烤得滋滋作响，连空气都带着一股柏油路面蒸腾起来的焦糊味。

“你二姨要来市里。”

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在递一个烫手的山芋。

我“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电视上无聊的综艺节目，脑子里却已经开始嗡嗡作响。

二姨。

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像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有轮廓，有温度，但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不清。

她住在乡下，一个地图上需要放大很多倍才能找到的小村庄。

我们之间的联系，大多是通过我妈的转述，像是“你二姨家今年的橘子又大又甜”，或者“你二姨说，让你在城里别太累了”。

“她心脏不大好，县里医院让转到市里来看看。”我妈的声音顿了顿，后面的话像是裹着一层棉花，轻轻地抛了过来，“你……方便去接一下吗？”

方便吗？

我看了看乱糟糟的客厅，没洗的碗堆在水槽里，地板上散落着几本书。

一个靠码字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时间上似乎永远“方便”。

但我心里那点小小的自私，像一根细细的针，扎了一下。

我不太会和长辈打交道，尤其是带着乡土气息的、许久未见的长辈。

我怕那种沉默的尴尬，怕那种小心翼翼的客套，更怕那种不知如何回应的淳朴热情。

“行，妈，我知道了。”

最终，我还是答应了，声音有点干。

挂了电话，我关掉电视，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窗外汽车驶过的声音，被放大了无数倍，一下一下，刮着我的耳膜。

我站起身，开始收拾屋子。

把书一本本捡起来，码在书架上，把碗一个个洗干净，擦干水渍放进橱柜。

我像是要迎接一个重要的客人，试图用一个整洁的表象，来掩盖内心的那点不情不愿。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

出站口像一个巨大的、不断吞吐着人流的怪兽。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方便面的味道，还有一种独属于旅途的、尘土飞扬的气息。

我站在人群里，踮着脚尖张望。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或焦急或疲惫的故事。

我有点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么多人里，一眼认出二姨。

记忆里的她，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褂，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

她的手很粗糙，像老树的皮，但每次拉着我的手，都暖烘烘的。

一个瘦小的身影，从人潮里挤了出来。

她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布包，包的颜色已经看不清了，上面还打着几个补丁。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袖口都磨得起了毛边。

头发花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深一道浅一道。

是二姨。

她比我记忆里，老了太多，也瘦了太多。

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枯草。

她也看到了我，浑浊的眼睛里，亮了一下，像是黑夜里突然点亮的一盏小小的油灯。

“是……是小远吧？”她试探着问，声音有些沙哑。

我赶紧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布包，沉得我胳膊往下一坠。

“二姨，是我。”

“哎，哎，长这么高了，姨都快认不出了。”她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全都挤在了一起，像一朵风干的菊花。

她的手局促地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才轻轻地拉住我的胳膊，那只手，比记忆里更粗糙，也更冰凉。

我带她去打车，她一路都显得很紧张。

她紧紧地挨着我，眼睛好奇又胆怯地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高楼大厦，像一只误入森林的小鹿。

“这城里，车真多，楼真高。”她喃喃自语。

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们之间的空气，被城市的喧嚣填满，却依然显得有些空洞。

到了医院，更是另一番景象。

走廊里挤满了人，说话声、脚步声、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空气中那股消毒水的味道，霸道地钻进鼻腔，让我一阵心烦意乱。

二姨更紧张了，她紧紧地攥着我的衣角，手心冰凉，还冒着汗。

挂号、排队、找医生、做检查……

一整套流程下来，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仗，浑身都快散架了。

二姨一直沉默地跟在我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让她坐下歇会儿，她摇摇头，固执地站着，仿佛坐下就会给我添麻烦。

检查结果出来，医生的话很直接。

“情况不太好，冠状动脉堵了三根，得尽快做手术。”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表情严肃，说话的语速很快，像是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报告。

“手术？”二姨的声音抖了一下。

“对，心脏搭桥。先办住院吧，床位紧张，我们尽量安排。”

医生说完，就开始写病历，不再看我们。

我扶着二姨，感觉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小远，这……得花多少钱啊？”她仰头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慌乱和无助。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我知道这种手术，费用不菲。

“二姨，你别担心钱的事，先治病要紧。”我安慰她，但声音听起来有些空洞。

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窗口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说：“先交一万块押金。”

一万块。

我犹豫了一下。

我的积蓄不多，这一万块，几乎是我这个月全部的流动资金。

我回头看了看坐在不远处长椅上的二姨。

她瘦小的身影，在医院人来人往的背景里，显得那么孤单，那么无助。

她低着头，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挣扎。

那一瞬间，我心里那点小小的犹豫，瞬间就烟消散云了。

我什么也没说，拿出手机，扫码，支付。

“滴”的一声，屏幕上跳出支付成功的字样。

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另一块石头，又悬了起来。

我拿着办好的住院手续，走到二姨身边。

“二姨，办好了，我们去病房。”

她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眼圈却红了。

病房是三人间，很拥挤。

空气里弥漫着药味、饭菜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属于病痛的味道。

我帮二姨把床铺好，让她躺下。

她那个沉甸甸的布包，一直被她抱在怀里，像是什么宝贝。

我让她放好，她却摇了摇头。

“小远，你坐。”她拍了拍床沿。

我坐过去。

她拉开布包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的东西。

打开塑料袋，是一沓钱。

钱很旧，有十块的，五块的，甚至还有一块的，被一根橡皮筋紧紧地捆着。

“这里有三千二百一十五块，你先拿着。”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那沓钱带着她身体的温度，还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和汗水的味道。

“这是我跟你二姨夫攒了大半年的，你先用着，不够的……不够的我们再想办法。”

我的鼻子突然一酸。

我可以想象，这些钱，是他们怎么一分一分从地里刨出来的，又是怎么一张一张节省下来的。

“二姨，你这是干什么？钱我先垫上了，你先把这个收起来。”我把钱推了回去。

“那怎么行！”她急了，声音都高了一点，“你一个人在城里也不容易，姨不能让你吃亏。”

她很固执，我推了几次，她都硬塞了回来。

最后，我只好暂时收下，想着等她睡着了再放回她包里。

安顿好二姨，又去医生那里问了手术的具体安排，等我从医院出来，天已经全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亮了起来，像一串串虚假的珠宝，闪烁着冰冷的光。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连灯都懒得开，直接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又回来了。

身体累，心也累。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那一万块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

未来的几个月，我可能都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但一想到二姨那双无助的眼睛，和那沓被汗水浸透的零钱，我又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安稳。

梦里，全是医院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和二姨布满皱纹的脸。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以为是邻居或者物业。

打开门，我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二姨夫。

他比我记忆里更黑更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绿上衣，裤腿上还沾着泥点。

他脚上是一双沾满尘土的解放鞋，鞋面已经开裂了。

他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子把他的背都压弯了。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有局促，有疲惫，还有一丝……倔强。

“二姨夫？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

他不是应该在老家筹钱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他没说话，只是咧开嘴，对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他嘴唇干裂，上面起了一层白皮。

“先进来吧。”我赶紧让他进屋。

他把那个沉重的蛇皮袋放在客厅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一口气就喝完了，喉结上下滚动着，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看得出来，他渴坏了。

“二uper夫，你……是坐了一夜的车来的？”我看着他满身的风尘，猜到了大概。

他点了点头，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嗯，昨晚的慢车，站票。”

我的心，又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从他们村到市里，慢车要开十几个小时。

站一晚上，那是什么滋味？

“你吃饭了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

我赶紧去厨房，给他下了碗面条，卧了两个鸡蛋。

他坐在小餐桌前，呼噜呼噜地吃着，吃得很快，很香，像是饿了很久。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他吃饭的时候，头埋得很低，几乎要碰到碗里。

那双长年跟土地打交道的手，布满了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泥土。

就是这双手，种出了养活一家人的粮食。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问他钱筹得怎么样了？还是告诉他，我已经把押金交了？

我怕我的话，会伤到他那份属于男人的、沉默的自尊。

吃完面，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

他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

“小远，钱……你别操心。”他开口了，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很用力。

“你二姨住院的钱，我带来了。”

说着，他指了指墙角那个巨大的蛇皮袋。

我愣住了。

那个袋子？

我以为里面装的是他的行李，或者是什么土特产。

难道……里面全是钱？

他怎么可能筹到那么多钱？还是一夜之间？

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解，站起身，走到那个蛇皮袋旁边，蹲下，解开系在袋口的绳子。

他没有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而是把手伸了进去，掏了一把。

然后，他把手摊开在我面前。

他的手心里，不是我想象中的一沓沓钞票。

而是一捧……核桃仁。

剥得干干净净的，完整的，淡黄色的核桃仁。

我彻底懵了。

“二姨夫，这……这是什么意思？”

他看着手里的核桃仁，眼神变得很温柔，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

“你二姨，她……她身子虚，医生说要补补。”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城里的东西，都贵，还不知道好不好。这是咱家自己树上结的核桃，我给你二姨剥好了，让她每天吃几个。”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又看了看他布满血丝的眼睛。

我突然明白了。

这一袋子核桃仁，得是多少个核桃？

要剥多久？

他的手指，有好几个都用布条简单地包扎着，上面渗出了暗红的血迹。

他这一晚上，根本不是在筹钱。

而是在家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一个地，用手，用牙，甚至用小锤子，把那些坚硬的核桃，敲开，再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果仁，一点一点地，完整地剥出来。

他坐了一夜的慢车，把这些他认为最宝贵的东西，背了几百里地，送到了我面前。

他说，这是给你二姨补身体的。

他说，钱的事，他来想办法。

可他不知道，在我眼里，这一袋子核桃仁，比世界上任何金钱，都更贵重。

那是一种最笨拙，也最真诚的爱。

一种不会用言语表达，只会用行动去证明的爱。

“你二姨她……她就爱吃这个。”二姨夫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

“年轻的时候，家里穷，没啥好东西。有一年秋天，我上山打了两大袋核桃，回来给她剥。她就坐在我旁边，一边看我剥，一边吃，笑得跟个孩子一样。”

他的脸上，露出了回忆的神色，那些深刻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

“从那以后，每年秋天，我都给她剥核桃。她现在吃的核桃，都不用她自己动手。”

我静静地听着，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画面。

昏黄的煤油灯下，一个年轻的男人，笨拙地敲着核桃，另一个年轻的女人，满眼笑意地看着他。

岁月流转，灯光变成了节能灯，年轻人变成了老人，但那份心意，却从来没有变过。

“二姨夫，”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带着浓重的鼻音，“住院的押金，我已经交了。”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安。

“你……你哪来的钱？”

“我这儿还有点积蓄。”我说。

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像是被人当面揭了短。

他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那双解放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他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让你一个孩子掏钱？不行，这钱我必须还你！”

他很激动，也很固执。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我垫付的一万块钱，不仅仅是钱，更是对他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男人的能力的挑战。

他觉得，他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他让外人看了笑话。

“二姨夫，你先别急。”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

“这钱，就当我先借给你们的。等你手头宽裕了，再还我也不迟。现在最要紧的，是让二姨安心治病。”

我指了指那袋核桃仁。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等会儿就给二姨送过去，她看到了，肯定高兴。”

提到二姨，他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一点。

他重新蹲下身，看着那袋核桃仁，用他那双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蛇皮袋。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说。

那天下午，我提着一小袋核桃仁，和二姨夫一起去了医院。

二姨夫换上了我找给他的一件干净衣服，虽然还是不合身，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他走在我身边，步子迈得很大，但依然很沉默。

到了病房，二姨正在睡觉。

她的呼吸很轻，胸口微微起伏着。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她苍白的脸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二姨夫走到床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看着她。

他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专注和深情。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病床上那个熟睡的女人。

我把核桃仁放在床头柜上。

过了一会儿，二姨醒了。

她睁开眼，先是看到了我，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后的二姨夫身上。

她愣住了。

“你……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里，带着惊讶，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

“我不放心。”二姨夫开口，声音还是那么嘶哑。

他没有说他坐了一夜的站票，没有说他一夜没睡给她剥核桃。

他只说了这四个字。

我不放心。

二姨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挣扎着想坐起来。

二姨夫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扶着她，又在她背后垫了两个枕头。

他的动作，很笨拙，但很轻柔。

二姨的目光，落在了床头柜那袋核桃仁上。

“这是……”

“家里树上结的，我给你剥好了，你每天吃点。”二姨夫说。

二姨没说话。

她只是伸出手，拿起一颗核桃仁，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病房里很安静，只听得到她咀嚼的声音。

然后，我看到，两行眼泪，从她布满皱纹的眼角，无声地滑落。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那么静静地流着泪。

二姨夫慌了。

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想去给她擦眼泪，又不敢。

“咋了？不好吃吗？”他傻傻地问。

二姨摇了摇头，她抓住二姨夫那只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握着。

“你傻不傻啊。”她带着哭腔说。

“你一个人，剥这么多，手还要不要了？”

二我夫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

“没事，不疼。”

他说，不疼。

可我分明看到，他那几个用布条包着的手指，布条已经被血染成了深褐色。

那一刻，我悄悄地退出了病房。

我把空间，留给了他们两个人。

我站在走廊里，靠着冰冷的墙壁。

窗外的阳光，刺得我眼睛有点疼。

我突然想起我妈曾经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她说，二姨年轻的时候，长得很俊，是村里的一枝花。

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

其中，有一个是镇上的干部，家庭条件很好。

所有人都觉得，二姨会嫁给他。

但最后，二姨却选择了当时还是个穷小子的二姨夫。

家里人都不同意，觉得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妈问过二姨，为什么。

二姨说，有一年发大水，村子都被淹了。

大家都在忙着抢救自家的东西。

只有二姨夫，什么都没管，趟着齐腰深的水，跑到她家，把她生病的奶奶，从屋里背了出来。

他自己家里的粮食，全都被水泡了。

“他那个人，嘴笨，不会说话。”我妈学着二姨的口气说。

“但他心里，有你。”

是啊，他心里有你。

这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动人。

二姨的手术，安排在三天后。

那三天，二姨夫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

白天，他给二姨喂饭、擦身、端屎端尿。

晚上，他就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找个角落，铺几张报纸，蜷缩着睡一觉。

我让他去我那儿住，他不去。

我给他钱，让他去附近找个小旅馆，他也不要。

他说：“我得守着她，她半夜醒了，看不到我，会害怕。”

他就像一棵沉默的老树，固执地，把根扎在了那条冰冷的医院走廊里。

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病房的门，或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木头，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刻着什么。

我去看过一次，他刻的是一个女人的侧脸，虽然很粗糙，但我看得出来，那是年轻时的二姨。

手术那天，天气很好。

二姨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她的眼神很平静。

“等我出来。”她说。

二姨夫重重地点了点头。

手术室外，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的灯，亮了起来，像一只焦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而煎熬的。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我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手机，又不停地抬头看那盏灯。

二姨夫却异常地平静。

他坐在长椅上，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他没有看灯，也没有看别处，他的目光，就那么直直地，穿透那扇紧闭的大门，仿佛能看到里面的一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

门开了。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

“手术很成功。”

听到这四个字，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而二姨夫，那个一直像雕塑一样坐着的男人，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

然后，他用那双粗糙的手，捂住了脸。

我看到，有晶莹的液体，从他的指缝间，不断地渗出来。

他哭了。

这个像山一样沉默坚毅的男人，哭了。

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那么无声地，剧烈地，抽动着肩膀。

那是压抑了多久的恐惧和担忧，在那一刻，终于决堤了。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他的背，很瘦，但很硬，像一块饱经风霜的岩石。

二姨被推了出来，还处于麻醉状态，睡得很沉。

二姨夫跟着推车，一步不离，他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病床的栏杆。

回到病房，他坐在床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二姨。

他用棉签，蘸着水，一遍又一遍地，湿润着二姨干裂的嘴唇。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

金色的光线，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上，给他们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这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轰轰烈烈，不是海誓山盟。

而是，我在闹，你在笑。

是我生病时，你寸步不离的守护。

是那一袋笨拙的核桃仁，和那份说不出口的深情。

二姨恢复得很好。

一个星期后，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那天，我去看她，她正坐在床边，吃着二姨夫给她削的苹果。

她的气色好了很多，脸上有了血色。

“小远来了。”她看到我，笑着说。

二姨夫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又拿起另一个，开始给我削。

他的刀工很好，苹果皮被他削成完整的一长条，不断。

“二姨夫，不用了，我自己来。”我说。

他没理我，固执地削着，然后把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

“吃吧，甜。”

我咬了一口，真的很甜。

“小远，这次……真是多亏你了。”二姨看着我，认真地说。

“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

“二姨，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有些不好意思。

“你和姨夫，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我问。

“医生说，再观察一个星期，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二姨夫在一旁插话。

“那挺好的。”

我们聊了会儿天，大多是二姨在说，二姨夫在旁边听着，偶尔补充一两句。

临走的时候，二姨夫把我送到电梯口。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小远，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沓钱。

就是我之前垫付的那一万块。

钱被他展得很平整，看得出来，是特意整理过的。

“二姨夫，你这是……”我愣住了。

“这钱，你必须收下。”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跟村里人借的，你放心，不是脏钱。”

我知道，为了凑齐这一万块钱，他肯定是挨家挨户，求爷爷告奶奶，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欠了多少人情。

“二姨夫，这钱我不急着用，你们先……”

“不行！”他打断我，态度很坚决。

“我们老两口，不能欠你的。你帮我们，是情分，我们还钱，是本分。”

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

“拿着。不然，我跟你二姨，在这儿也住得不安心。”

我看着他那双写满倔强的眼睛，知道自己再推辞，就是对他的一种不尊重了。

我只好收下。

“谢谢你，二姨夫。”我说。

他摆了摆手，转身回了病房。

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用他最朴素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

又过了一个星期，二姨出院了。

我去送他们去火车站。

二姨的气色，比来的时候，好了太多。

二姨夫还是提着那个蛇皮袋，但里面已经空了。

在候车室里，二姨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嘱咐我，要按时吃饭，要早点睡觉，别太累了。

二姨夫就站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快要检票的时候，二姨夫突然从他那个旧军绿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个，给你。”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用木头雕刻的小人。

小人刻的是我，穿着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包，虽然五官很模糊，但神态却很像。

刻得很用心，木头已经被摩挲得很光滑。

我知道，这一定是他守在医院走廊的那些个日日夜夜，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二姨夫……”

“城里不比家里，一个人，多注意。”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很重，也很暖。

火车要开了。

他们上了车，隔着车窗，对我挥手。

二姨在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二姨夫搂着她的肩膀，也对我挥了挥手。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缓缓地开动。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他们的身影，在车窗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握着手里那个木雕小人，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回到家，我把那个木雕小人，放在了我的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

旁边，还放着一颗，我从那袋核桃仁里，偷偷留下来的，最后一颗核桃仁。

我妈后来又打来电话，问二姨的情况。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你二姨夫啊，就是这么个犟脾气。一辈子，没对你二姨说过一句好听的，但做的，却比谁都多。”

“你二姨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我觉得，她嫁给你二姨夫，是嫁对了。”

是啊，嫁对了。

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

它是你生病时，我彻夜不眠的守护。

是我笨拙地，为你剥开的每一颗核桃。

是那份深沉的，沉默的，却重如泰山的爱。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每天，写作，看书，偶尔和朋友出去聚餐。

但有些东西，却悄悄地改变了。

我不再觉得，和长辈打交道是一件麻烦事。

我开始理解，那些不善言辞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深沉的爱意。

我开始明白，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那些值得我们用心去守护的，最朴实的情感。

有一次，我回老家。

特意绕道，去看了二姨和二姨夫。

他们的村子，还是老样子，安静，祥和。

我到的时候，正是下午。

院子里的那棵老核桃树下，二姨夫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正在用一个小锤子，叮叮当当地敲着核桃。

二姨就坐在他旁边的藤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织着毛衣。

阳光暖暖地照在他们身上，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看到我，他们都很高兴。

二姨拉着我，问长问短。

二姨夫话不多，只是一个劲地，把刚剥好的核桃仁，往我口袋里塞。

“吃，刚下来的，香。”

我看着他那双依旧粗糙，但已经没有了伤口的手，笑着接过来，放进嘴里。

嗯，真的很香，很甜。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核桃。

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一种味道，叫做爱。

来源：嘉琦情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