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没有起身，甚至没有抬头。阳光从他背后巨大的玻璃窗里射进来，把他勾勒成一个深色的、模糊的剪影。他办公桌上那支锃亮的钢笔，比她的眼神要温暖得多。

向前……你还好吧？”柳雯静的声音，像一片轻飘飘的羽毛，试图拂开九年的尘埃。

他没有起身，甚至没有抬头。阳光从他背后巨大的玻璃窗里射进来，把他勾勒成一个深色的、模糊的剪影。他办公桌上那支锃亮的钢笔，比她的眼神要温暖得多。

“请坐，柳雯静同志。”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口深井，听不出任何波澜，“有什么事，请讲。”

这声“同志”，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扎进了她心里。她所有酝酿好的表情和话语，瞬间都乱了阵脚。她忽然意识到，坐在那张巨大办公桌后面的，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林向前了。这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她需要仰视的，名叫“厂长”的陌生人。

01

69年，我的未婚妻转头嫁给了车间主任，9年后我升职为厂长，她突然找上门来

1969年的冬天，北方的风像一把生了锈的刮刀，刮在人脸上，生疼。红星机械厂的烟囱吐着黑灰色的烟，给灰蒙蒙的天空又添上了一层阴郁。

就是在这样一个下午，柳雯静约我到家属区后面那片荒凉的小树林。那里的树木都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杈像一双双伸向天空的、绝望的手。

我以为她是来拿我新买给她的羊毛围巾。我省了三个月的津贴，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米白色，软得像云。我想象着它围在她白皙的脖子上，该有多好看。

我把包着围巾的油纸包递过去，手冻得有些僵。

她没有接。

她只是看着我，那双我曾以为盛满了星辰的眼睛，此刻像两潭结了冰的湖水，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向前，我们……算了吧。”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子弹，瞬间击穿了呼啸的风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不要再处下去了。”她重复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坚定，也更冷漠，“人要活在现实里。”

“现实？”我感觉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什么是现实？我正在努力啊，等我评上八级技术员，我们就申请房子，我们就结婚……这一切不就是现实吗？”

她轻轻地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怜悯。

“太远了，向前。”她说，“你说的未来太远了，我等不及，也不想等了。”

她顿了顿，似乎在选择一种最不伤人、却又最伤人的方式，继续说：“高主任……他能马上给我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在那栋新盖的红砖楼里。他还答应，把我从车间调去广播室。”

高主任，高建军。我们一分厂的车间主任，一个比我大了快十岁，总是梳着油光锃亮的头发，喜欢把手背在身后巡视车间的男人。

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我的那些关于齿轮转速和技术革新的蓝图，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和一个广播室播音员的职位面前，显得那么可笑，那么苍白无力。

我的心，像是被那把生锈的刮刀，狠狠地划开了一道口子，往里面不停地灌着冷风。

“所以，就因为这些？”我低声问，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能听见的颤抖。

“不止。”她说，“向前，你是个好人，是个天才。但你活在你的图纸和零件里。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不知道怎么送礼，不知道怎么讨领导欢心。而高主任，他懂。在这个厂里，懂这些比懂技术更重要。”

她的话，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一直不愿承认的现实。

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手里那包米白色的围巾，变得无比沉重，又无比讽刺。

她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然后转身，毫不留恋地走了。她的蓝色工装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那片灰败的树林尽头。

我一个人在风里站了很久，直到全身都冻得麻木了。

02

一个月后，厂里张灯结彩，高音喇叭里放着喜庆的革命歌曲。那是高建军和柳雯静的婚礼。我听说，他们的婚宴办了二十桌，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去了。

我把自己关在只有八平米的单身宿舍里，那是我和另外三个年轻技术员共有的“家”。我拉上窗帘，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喧闹声，感觉自己像被活埋了。

三天三夜。

我烧掉了所有和她有关的东西。那些我们一起看电影的票根，她写给我的信，还有我偷偷给她画的素描像。火焰舔舐着纸张，也舔舐着我的心脏。

灰烬落定后，我走出了宿舍。

我找到车间调度，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上面只有一句话：我请求调往十三号车床工作。

调度员惊讶地抬起头，像看一个疯子。十三号车床，是全厂最艰苦的地方。那里负责攻关一台从东德进口的高精度机床，因为操作复杂，又缺乏图纸，已经闲置了快一年，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虎凳”。谁去谁倒霉。

“林向前，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我面无表情地说。

从那天起，我亲手杀死了那个天真、爱幻想的林向前。活下来的，是一个只有名字，没有过去的躯壳。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钢铁的轰鸣，机油的味道，和冰冷的零件。

十三号车床所在的角落，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金属锈蚀的气味。

我像一个苦行僧，一头扎了进去。

白天，我对着那台复杂的德国机器，把它拆开，再装上，一遍又一遍。我的手上布满了被零件划破的伤口，旧的还没结痂，新的又添上了。

晚上，我就睡在车间旁边的工具室里，啃着冰冷的馒头，对着借来的几本德语词典，一点一点地翻译那些天书般的说明书残页。

厂里的人都说我疯了。说我失恋后受了刺激，自暴自弃。

高建军偶尔会背着手，像巡视领地一样从我身边走过，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轻蔑。而柳雯静，则成了广播室里那道甜美的声音，每天定时播报着厂里的新闻和通知。她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持续的凌迟。

他们的新房，就在我宿舍的窗外斜对面。晚上，我偶尔能看到那扇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灯光，和两个人影晃动的样子。

每当这时，我就会把头埋进那堆油腻的图纸里，更疯狂地计算和研究。

痛苦是最好的磨刀石。

03

三个月后，在一个所有人都已经不抱希望的深夜，那台沉默了一年的德国机床，在我的操作下，发出了一声平稳而有力的轰鸣。它成功了。它能加工出精度达到0.001毫米的轴承，这是我们厂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技术。

消息惊动了整个厂领导层。

老厂长亲自跑到车间，握着我满是油污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因此被破格提拔为技术组组长。

这是我向上攀登的第一步。

那之后的九年，就像一部快放的电影。

我主导的技术革新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从改进传动系统，到设计新型的冷却装置，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猛兽，撕开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壁垒。工厂的效益因为我的存在而逐年攀升，我也从组长，到技术科副科长，再到副总工程师……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有威严。开会的时候，只要我一皱眉头，整个会议室都会安静下来。我不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我的技术，就是我最硬的通行证。

而高建军和柳雯静的生活，则像一条缓缓向下的抛物线。

高建军在车间主任的位置上干了两年，因为一次重大的生产事故，被撤了职。那次事故的原因，正是他为了讨好上级，强行要求工人违反操作规程，赶工期导致的。

之后，他被调到了清闲但无权的工会，最后又去了后勤科，管着仓库里的扫把和劳保手套。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迅速地颓唐了下去。我偶尔在厂里碰到他，他总是低着头，身上带着一股酒气。

柳雯静那甜美的声音，也在广播室里响了几年后，被一个更年轻、声音更甜美的姑娘取代了。她被调到了厂图书馆当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借书还书，面对着一排排沉默的书架，和日渐稀少的读者。

那套曾经让她无比骄傲的红砖楼房，也在新盖的、带独立卫生间的单元楼面前，显得破败而寒酸。

我听说，他们夫妻俩经常吵架。

我听着这些传闻，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对我来说，他们只是我人生路边，两个已经变得模糊的符号。

04

九年后的一天，老厂长退休。关于新厂长的人选，厂里议论纷纷。

最后，上级的一纸任命书，终结了所有的猜测。

红星机械厂的新厂长——林向前。

任命书下发的那天，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当年那个单身宿舍。宿舍楼已经很破旧了，即将被拆除。我站在窗前，看着斜对面那栋红砖楼，柳雯静家的那扇窗户，黑着灯。

九年前那个寒冷的下午，仿佛就在昨天。

只是，当年那个在风中颤抖的年轻人，已经死在了那个冬天。

活下来的我，站在了权力的顶峰。

厂长办公室很大，大得有些空旷。

红木的办公桌，擦得一尘不染，能映出人影。桌上摆着一部黑色的内线电话，和一部红色的、据说能直通上级的保密电话。

我坐在这张曾经遥不可及的桌子后面，感觉像坐在一艘船的船长室里。整个红星机械厂，这艘载着上万人的大船，未来的航向，就由我来决定。

上任的第二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各种会议、报表和技术图纸填满。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或者说，这九年来，我只有这样的生活。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正在审阅一份关于新建三号车间的规划图纸，笔尖在复杂的管线布局上缓缓移动。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是我的秘书，一个刚从大学分来的小伙子，叫小张。

他走进来，表情有些奇怪，欲言又止。

“什么事？”我没有抬头，继续看着图纸。

“厂长……”小张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说道，“外面……有个叫柳雯静的同志，说有急事想见您。她说，她是您的旧识。”

我的笔尖，在图纸上重重地顿了一下，划出了一道极深、极刺眼的印记。

柳雯静。

这个我已经埋在记忆废墟下的名字，毫无征兆地被人挖了出来，带着一股陈腐的泥土气息。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我能听到自己心脏沉稳的跳动声，一下，又一下。

我没有立刻说话。有那么几秒钟，九年前那个寒风中的下午，那双冰冷的眼睛，那句“未来太远了”，像电影胶片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

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

我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对秘书小张平静地说：“让她进来。”

门开了，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05

是她。九年的岁月，像一把不怎么锋利的刀，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她精心烫过的头发有些枯黄，身上那件碎花衬衫的样式，至少是五年前流行的。她显然是化了妆，但厚厚的粉底依然盖不住眼角的细纹和一种发自内心的疲惫。

她局促地站在办公室中央，离我的办公桌有三米远。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让她感到手足无措。

她看着我，努力地想挤出一个当年那种能让全车间小伙子都心动的笑容。但她失败了。那笑容僵在脸上，比哭还难看。

“向前……”她终于开口了，声音试探着，带着一丝她自以为的亲昵和熟稔，“这么多年不见，你……你还好吗？”

我没有起身，甚至没有笑一下。我只是放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她。

然后，我伸手指了指对面的那张椅子。

“请坐，柳雯静同志。”我的声音不大，但清晰地回荡在这间空旷的办公室里，“有什么事，请讲。”

这声“柳雯静同志”，像一盆兜头浇下的冰水，瞬间浇灭了她所有精心准备好的情绪和开场白。她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在我指定的椅子上坐下，只坐了三分之一，姿态谦卑得像一个来申请困难补助的普通职工。

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像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眼圈一红，两行眼泪就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向前……不，林厂长……”

来源：光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