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秉德，1937年生，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字同宇）长女，12岁起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生活了十余年。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周秉德，1937年生，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字同宇）长女，12岁起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生活了十余年。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问：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情景吗？

答：1949年我12岁，伯伯知道我快小学毕业了，就让父亲把我接来北平（北京曾用名）读中学。那年7月初我从天津来到北平，第一次进了中南海。那时伯伯还没搬到西花厅，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毛主席做邻居。

我进门的时候伯伯不在家，出去开会了，我跟着他的卫士长成元功进来的。等伯伯开会回来后，成元功叔叔把我找过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伯伯。他看着我说，让我来看看你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接着他特别嘱咐我，旁边这个院子住的是毛主席，他晚上工作，白天要休息，你说话还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轻声小心些。

伯伯很快出去开会了。再见面的时候，讲得多一点。他说：我现在担任重要工作，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咱们共产党现在取得的胜利，和将要取得的胜利，是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流血牺牲才取得的，我和你七妈几十年以来都是随时准备着牺牲的，我们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你要记得不能忘了无数的革命烈士，要向烈士们学习。

1952 年，周恩来与周秉德合影

问：刚才听到您称呼总理是“伯伯”，称呼邓大姐是“七妈”，这是怎么来的？您第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答：我第一次进中南海的时候七妈不在北平，她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一直到8月28日才回到北平。回来的时候我跟着伯伯去北平火车站，车站很多人，都来迎接宋庆龄先生。我那时候虽然小，但知道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对她很敬重。当时我不敢上前，就在人群后面。一些长辈们走了之后，成元功叔叔就给我指，这就是你伯母了。我知道她完成了一件大事情，看见她感到很高兴，扬着头。我按天津的叫法，伯父叫大爷，伯母叫大妈，就喊大妈。她说你就是秉德吧，搂着我说：你就叫我七妈吧。

车站里挺吵的，我听成是“亲妈”，我心想我有亲妈，怎么还要让我叫你亲妈？又觉得可能是亲近，就叫呗。七妈、亲妈发音也很接近，七妈一直没听出来。还是后来我写信，称呼落在纸面上才发现这个误会。七妈说：“你叫我亲妈，那你自己亲妈怎么办呢？我是说让你叫我七妈，因为你伯伯在周家大排行里是老七，别人都叫我们七哥七嫂，你们孩子有的叫他七伯，你可以叫我七妈。”

后来就按她说的，改过来称她七妈。因为这个排七是大排行，伯伯和我父亲是亲兄弟，所以我叫伯伯就还是伯伯。我伯伯的堂兄弟们的孩子，有的就称呼他们为七爸七妈。

问：这段时间有没有跟着总理和邓大姐参加过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

答：就一次，还是七妈回来之前的7月7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带我跟着伯伯去了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我唯一的一次。

平时在西花厅，我们亲属不可以随便进伯伯的办公室，因为他办公桌上有文件信函等。连七妈都不轻易进去，她从来不随便动他的东西，只有他出差或出国，把钥匙搁七妈那儿存放。

1955年工资改革定级别时，按职务七妈应该定四级的，她知道伯伯的原则，对人事部门讲，自己不要定四级，定五级就好。结果到了伯伯那儿审批下来的是六级。伯伯的秘书、工作人员，也比毛、刘、朱家的秘书、工作人员都低了半格。从此我知道他的原则就是“亲者严，疏者宽”，对亲人、对身边人都是这样。

问：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吧？

答：是的，我小时候对这个“大家庭”没什么概念，还是伯伯给我们讲的。1964年8月，他利用两个星期天给我们开了家庭会议，有十来个人：我父亲带我们几个孩子；我堂哥周尔辉夫妇俩，当时他母亲正好在北京，也一起参加了；还有我六爷爷周嵩尧的孙子周华章、曾孙周国镇他们几位。

问：这个家庭会议是怎么开的？

答：是在1964年8月用了两个周末半天。当时全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伯伯把我们在北京的这些亲属都找去开个会，对我们进行教育。七妈先说：“今天咱们当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都得对形势、对咱们的家庭情况有一个认识。恩来就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接下来主要是伯伯讲，他说，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为什么说是封建官僚呢？因为他祖父做过县官，但也没做多久。为什么说没落呢？就是家里有房子，但是没有地，就没有什么财产。本来过去的县官收点银两收点贿赂，有钱，就可以置地。但是他很清廉，如果贪的话，就会有地，即使他去世了也有地可以收租，不会那么快就没落。

除了说周家的情况，伯伯还讲了他外祖父的一些情况。他外祖父也就是我曾外祖父万青选，做过淮安知府。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祖母万冬儿，是家里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她从小就很懂事，经常跟着父亲参加一些活动，处理事情。因此她与人交往、办事什么的都很能干。她嫁到周家以后，丈夫在外边，家里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妯娌之间、家庭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她都处理得很恰当。处理什么事情或者邻里关系等都很公正、合理。我伯伯也从小受她的影响。

我祖父是兄弟四人，最小的弟弟在大排行里排第十一。伯伯出生不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十一叔刚结婚才20岁，但已经病入膏肓，那时候的观念要给他留个后。当时伯伯还不满周岁，他的母亲已经又怀孕了，长辈们决定把伯伯过继给他十一叔，十一叔公很快就去世了，伯伯就住在十一叔婆屋里。其实也没和自己的母亲分开，就是前后院。所以说伯伯有两个母亲，他的生母万十二姑，他过继的母亲陈氏。

伯伯出生的时候他祖父刚刚去世，家里就开始败落了。他父亲只能到外面去给人家做些文书之类的工作。伯伯两个母亲都去世很早，九岁的时候生母去世，不到一年，过继的母亲也去世了。那时候伯伯只有十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九岁，一个三岁。母亲没有了，父亲在外面做事，也没有什么收入可以寄回来，家里边怎么办呢？伯伯兄弟三个被交由八叔公抚养，八叔公有残疾，是个瘸腿，八叔婆不识字。在这种情况下，伯伯就带着两个弟弟生活，撑起这个家来了。其实两个母亲去世之前，伯伯就已经承担起家里的担子了。她们去世以后，伯伯他们在院子里边种一些南瓜、番薯、豆子之类的菜和粮食。当然这点儿远远不够花费，有时候伯伯只得拿旧衣物到外面去典当。典当的时候他就听到有些人说：“哎呀，周家大少爷今天也来当东西了。”这种冷嘲热讽是常有的事情。伯伯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深深感到世态炎凉。

这次家庭会议时间比较长，说了很多家族里的事情，要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家庭。他说咱们家就是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不要觉得加入共产党就完全都是马列主义的了。每个人都在受各种各样的影响，有时候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就会受各种陈旧的、错误的思想影响，所以咱们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新中国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他常常说他要带着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

周恩来与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周荣庆（二弟周博宇之子）、周恩来、八婶母、邓颖超、周同宇（周恩来三弟）；前排左起：王兰芳（周博宇妻子）、周秉德、周秉华、周秉钧、王士琴（周同宇妻子）、周尔辉（周恩来堂弟周恩硕之子）

这次家庭会议开了两个周末的半天，第一次就是说我们家庭是个什么情况，第二次讲“过五关”，要求我们过好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生活关，这是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和要求。

问：这是不是家庭聚会人最多的时候？

答：不是。我堂兄周尔辉从老家淮安到北京来读书和工作了几年，他结婚时伯伯在西花厅为他摆了两桌餐，因为堂兄的父亲抗战时期已经牺牲了，母亲又在老家。那是周家人聚会人最多的一次。

问：给你六爷爷周嵩尧过生日是不是也是一次比较大的家庭聚会？

答：那比较早了，是在1952年，那会儿我十三四岁。六爷爷和我爷爷是堂兄弟，以前在中南海办过公，给袁世凯做过幕僚，新中国成立后他追求进步，能够融入新社会，很早就做了参事室的参事，有一年国庆的时候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他这个参事是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提名的，因为参事室需要这样一些了解旧社会政府机构情况的老先生们。伯伯看了觉得合理，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以他也是伯伯唯一批准任命的亲属。伯伯对六爷爷一直是很尊重的，有时接他到西花厅，谈清末民初政府机构里工作的一些情况，伯伯还拿笔记点什么。

那次给六爷爷过八十大寿是伯伯亲自安排的，六爷爷的孙子周华章、曾孙周国镇还有我们一家都在。开始我们光顾着跟六爷爷他们聊天，都没发现伯伯没在。快到开饭的时候，才看见伯伯从后边厨房过来，他亲自下厨去做了红烧狮子头。这是淮安老家的名菜了，他小时候家里再穷，过年过节总还可以吃上这个菜。

问：他很少下厨吧？

答：当然，平常他哪有时间，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我印象中就这一次。但是他其实很懂吃的，说这狮子头，怎么样就没有味道，怎么样味道就不对。他就要求狮子头里面必须要有马蹄（荸荠），要有脆脆的口感。

问：除了聚会，家里亲戚平时是不是也不轻易到西花厅？

答：是的。我父亲的职务低、待遇少。我父母那边房子小，我跟弟弟秉钧和妹妹秉宜三个人就在西花厅住了几年。当时我们住在西花厅东厢房，上学的周末、寒暑假也都住在那儿。当然东厢房也不是固定给我们的，我们去住校时孙维世、孙新世她们有时候来了，也都住在这个东厢房。

问：还有什么记忆深刻的？

答：对西花厅的海棠印象深。伯伯喜欢海棠大家都知道。我后来曾经数过一次，西花厅有19棵海棠树。我曾经去南开中学，看到那里有好多海棠树，我就猜想是不是伯伯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对海棠树有感情。我觉得海棠花是众多的花簇在一起的，不是像牡丹那样单独一朵一朵的，他可能更喜欢这种簇在一块儿的花丛吧。

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左一）及其弟弟、妹妹在西花厅合影

一天清晨，我已经起床在院子里看书，伯伯的几位警卫战士在打扫庭院。伯伯那天工作了一夜，早上起来在院子里活动一下，正好看到我坐在那看书，就走到我面前提醒：“秉德，你怎么还在这儿看书？”当时我不理解伯伯是什么意思。伯伯接着说：“你没看见那些叔叔们都在打扫院子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在这里看书？”这下我明白了，伯伯是国家总理，但我们和这些普通战士都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伯伯经常教育我说：“你必须时刻牢记，你就是普通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劳动者。”

问：您父亲参加革命工作是受总理影响的吗？

答：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父亲早在1925年就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毕业以后，他随军校参加北伐，一直到达武汉。在武汉时他请假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伯伯批评他擅离职守，给处罚，关禁闭。伯伯为这事批评了他应该不止一次，我父亲当时想不通觉得不服，离开了北伐队伍。

离开以后，应该是1928年初，我父亲去东北找他四伯父周贻赓。他说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你（指伯伯周恩来）为国家尽忠，去搞革命吧，父亲和四伯父都在东北，我去尽孝吧。当时两位老爷子是在吉林，后来觉得哈尔滨可能工作的机会多一点，我父亲就到哈尔滨去做小职员，在那儿结婚。我就是在哈尔滨出生的。

问：总理他们出国参加六大的路上是不是还到家里去了？

答：是的。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伯父伯母从上海坐轮船到大连，再转去莫斯科。在船上被警察拿出照片盘问，说你就是周恩来，是要去俄国的！他说不是，我姓王，我要到长春看舅舅。七妈把接头的证件撕掉，扔在马桶里冲掉。虽然没被扣下来，但下车后有人跟踪。他们就没有按原定的计划行动。下船以后就改道去长春，再到吉林。因为事先也没有联系过，他们到了吉林先住进小旅馆，请旅馆的服务员递了封信到四伯父家里，说我们现在住在某某旅馆，想到家里去住几天方便不方便。落款当然不能用真名，落的是他的乳名大鸾。当时我父亲刚好也在四爷爷家，一看笔迹知道确实是他大哥，而且知道他们临时住的这个小旅馆前一两天还有共产党人被抓走，很不安全，就赶紧去把他们接回家里。过两天后他们又转车去俄国。当时四爷爷家除了四爷爷四奶奶，还有我的爷爷和我父亲。

解放前，四奶奶在天津跟我妈还回忆过：国民党总是污蔑共产党不讲理，是野蛮人，是土匪。我看你这个七嫂（邓颖超）就很懂事，我们平常说话她就站在旁边，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动筷子她从来不先动筷子，这不是很懂事、很文明嘛。

问：后来再见面就是解放以后了吗？

答：我父亲在哈尔滨工作一段后再去天津办货栈，开展我们党的外围工作。天津解放后我父亲1949年3月来到北平，在香山见到了他的兄嫂。

关于我父亲的工作问题，伯伯说：“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安排，要由组织上来定。”他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书，学习了几个月理论、政策。9月份毕业，毕业以后，由组织给他分配工作，到了钢铁工业局，就是冶金部的前身。我父亲当时没有用本名周恩寿，他以字为名，叫周同宇。伯伯知道分配结果以后，就专门跟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说，给周同宇的工作，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家里人的职务就要尽量低。按照他的要求，我父亲在钢铁工业局做些一般的工作，相应的我们家房子小，朝向也不好。

问：您父亲后来是提前退休了吧？

答：我父亲身体确实不好，胃溃疡很严重，经常得请病假。伯伯、七妈他们也曾帮着联系治疗。伯伯认为，经常请病假不能够坚持正常工作，这样工资全拿不应该，让他提前退休。其实那时候我父亲离正式退休也就差一年。

本来我父亲职位就低，待遇就少，退下来工资就更少了。我们家孩子多，六个孩子，这之后一直都是伯伯拿自己的工资给我们家补助。每个月到发工资的时候，伯伯的卫士长成元功就拿个信封装着伯伯给我家的补贴交给我，我就写个收条，今收到生活补助费多少多少钱，然后我再把这个钱送到我妈妈那儿去。

问：补贴了多长时间啊？

答：从1955年实行工资制以后，一直到1968年左右，我最小的两个弟弟妹妹上山下乡。

这十几年都是我每月去领钱送给父母。钱不断增加，最初是100元，后来增加到150元。我父亲退休以后，家里收入低了，他身体又不好，伯伯觉得必须让他再有点营养，就又加到200元。那时候我以为伯伯是中央领导人肯定工资很高，这点钱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一直到他过世之后，看到他卫士的回忆，我才知道，他工资只有四百块两毛八分钱。我就觉得特别懊悔，我们家拿了他一半的工资收入啊！我们家这么多孩子，都让他给承担、给照顾到那么大，我们用了他一半的钱。当然，他本来就是一个俭朴的人，他不是为了我们才这么俭朴，他还帮助其他很多同志，比如工作人员，其他的亲友遇到一些事情，他都有帮助。可我总觉得他也可以稍微吃得好一点，他不是不懂得吃穿有什么样的讲究。我想这是太少有的了。

我父亲很遗憾的是，伯伯去世的时候他没能去遗体告别。那时候“四人帮”还在，根本不可能让他去。他就只能把哥哥的照片放在家里台子上，默默地流泪。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才给他做出结论：经过审查，没有问题。

后来我父亲和七妈见面还说到这个事情。他们之间感情还是很好的。他们同龄，七妈大几个月，我父亲一直叫她姐姐。因为伯伯留法的时候，我父亲和七妈都在天津，我父亲那时候有什么事情也找她。七妈还给我父亲织了双毛线鞋。他那么小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又离得那么远，现在天津有个姐姐给他织了毛线鞋，他该多高兴啊，他说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暖和的鞋。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七妈送了个很大的花篮，我们把它摆在最中间。

问：您是什么时候搬离西花厅的？

答：1964年9月，那会儿我要结婚了。之前因为家里孩子多，房子小，所以我上学就住校了，工作也是住在机关，就是周末的时候回到西花厅。

记得当时伯伯问我，说你要结婚啦？你七妈给你送东西了吗？我说送了，送了好多东西。伯伯说，那我还没送你东西呢，送个什么好呢？当时客厅里面摆着一张大照片，那是我七妈在庐山开会的时候，拍了一张庐山含鄱口的照片，那张照片拍得特别好，那个云像在流动一样，当时《中国摄影》杂志还刊登过。伯伯和七妈都很喜欢这张照片，特意放大了一个21寸的，配了镜框摆在客厅。伯伯就把这张他们都很喜欢的照片送给了我。别人家里边床头都摆结婚照，我没摆过，一直都摆这张照片。

问：从什么时候起主要靠通信交流了？

答：我工作不在北京的时候，就给伯伯和七妈写信了。伯伯没有直接回过信，都是七妈回信。信里讲的主要是对我们的要求，再就是比如我谈男朋友了，他们去做些了解，告诉我情况。有一年夏天，成元功通知我跟着伯伯的车去北戴河看望七妈。我从来没有跟着他们去北戴河休过假。那次是伯伯有事回北京，七妈有事找我谈，我就跟着专车去了。对我们这些孩子婚姻的事情，七妈都很关心。当时我谈的男朋友正在苏联留学，她就通过驻苏使馆留学生处了解一下情况。七妈告诉我说，经过了解，这个人学习还可以，不过学习时候帮助别人还不够，另外就是有时候与苏联女孩接触有点随便。我一听这个情况，我说不行，这个人我就不

谈了。

后来我还有一个男友，也是留学苏联回来工作的。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冬天的一天，七妈穿上大衣，戴上围巾，让我和她到院子里去转。她说你看这个人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在苏联会有老师有同学。现在中苏关系恶劣，他的那些老师、同学会不会被克格勃利用，有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我一听立即表态，那得服从大局。

问：您现在回想起伯伯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答：劳累，我就看见他总是很劳累，经常是累得很辛苦的样子，特别是到最后十年。他原本身体是很好的，1965年3月他出访去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去世，伯伯率代表团去吊唁。很冷的天，别人都是大毛帽子、皮大衣、大皮靴去送葬，他穿的就是西服背心、西服、呢子大衣，就这么走过去，他们送葬都是走路的，走了很长的路，但是他能够顶得住，身体特棒。1966年初邢台地震，他到震中去看望慰问，鼓励大家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上千人的场合不用喇叭就能跟大家讲，他讲话声很洪亮的。

他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过于劳累。当时各种群众组织都要找他，他就得去把这些对立的事情平息下来，挽回局面，保护一些干部。当时那些“造反派”不讲理啊，别人说可能那些人也不听，觉得只有周恩来说话才管用。一是他的威望在那儿，别人去恐怕不太容易解决问题；另外就是他的责任心重，他总觉得他必须要做，也从不往外推。所以这个派的那个派的都找他，他都得耐心地做工作，整夜整夜地去谈话，去引导，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只能这样冲锋陷阵！原本他的工作就多，全国的事情、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他都得操心，所以经常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摧残实在很重很重。

问：您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什么时候？

答：1974年6月1日伯伯住院，5月31日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吃午饭，跟我谈了话，还给了我两张照片，是他和七妈分别在大寨村的照片。那天他穿的衣服是睡衣。我心里想，平常看到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随时就有事要出去，怎么这回穿得这么轻松呢？当然我没说出来。但是他吃饭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今天很随便吧，我明天要去住院了。给你两张照片，都是在大寨虎头山照的，送给你吧。”

当时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我没感到给我照片有什么特别意义，我想着他住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住一段就回来了，没想到是那么重的病。这点上，西花厅大家都是有纪律的，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讲。后来一看住院这么久，才觉得当时我想得太简单了。

伯伯住院以后和我通过电话，我也跟七妈说想去看他。七妈说人家有规定，除了她以外，除非有工作要谈，别人都不可以去看望。

问：听说中间通过一次电话，都讲了些什么？

答：他住院以后，记得是1975年5月12日，他以前的护士王力把我找去，跟我说，秉德，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你伯伯，他前几天到北京医院来看望病人，约了我们几个以前在他那里工作过的医生和护士在走廊里见个面，边走边说说话，问问这个问问那个，然后就说，我可能还有半年时间吧。她们听后都非常难受。王力就对我说，秉德，你看你伯伯怎么说这个话呢，你一定要去好好地劝劝他，不能有这么悲观的情绪。

听到这个我觉得太突然了。我立即骑车去西花厅找七妈。我说我要去医院看望伯伯，我伯伯有一句特别不该说的话，我得好好劝阻伯伯这个思想，让我去看他吧。七妈说人家有规定，只能我去，你不能去啊！我说那我得和伯伯通个电话，七妈就给我接通了电话。伯伯就问我，工作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公婆怎么样？我说伯伯你别问我这些了，我要“质问”你一句话。他说怎么了？我说你到北京医院时候说什么话了？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因为你说的是错话。他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呀，人都总有那一天嘛，我开句玩笑嘛。我说玩笑不能这么开呀！他说人总是要有这么一天的，你是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你应该想得通啊。我说你不应该有这个情绪，你要有这个情绪的话，会影响你的治疗，你的养病，对你不利。

周秉德在接受采访

我从来都不敢用责备的语气对他说话，但是那次我真的是带着情绪，有点批评的口气。他淡然地说：“哎呀，人总会有那么一天嘛！你放心呐，而且我走了以后有人做得会更好啊。已经有人接手我的工作了，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啊。这个要想通，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想得通。”我说那我们家里头更不能没有你。他再三地说，没有我谁都可以啊，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我说你不应该有悲观的情绪，这样对你治疗是有影响的，对你康复更有影响。就这样反复说了很多。

问：这次通电话是你和伯伯最后一次接触吗？

答：不是，过了一周多，5月20日那天中午，七妈给我打电话，说伯伯下午要回西花厅了，让我过去。我就急忙骑着自行车赶了过去。几个月没有见面，这时看到伯伯眼睛还是很有神，但是感觉他非常瘦弱，也没劲儿，坐的沙发前面摆了一个斜坡的木头架子，可以放脚，这样腿可以不往下沉得太多。他和我聊了聊，问我的孩子，问我的公公婆婆，问我的工作，等等。临走时我就特别想跟他照个相，但是当时还有几个人，两位秘书也都在。他说哎呀这么多人呢，咱们下一次吧，就没照相。

问：这次见面就是最后一面了？

答：是的。伯伯走的那天我是在上海出差，早晨六点多钟听到广播的消息，我蒙了，一下子就天旋地转了。我坚持着到商店去买了黑纱，请人家帮我买机票回来，马上到西花厅去。

问：你到西花厅见到邓大姐那个情景印象一定很深吧？

答：我以为七妈会在床上躺着哭得昏天黑地，结果到了一看，她在客厅里站着等我。我抱了她就哭，她反过来安慰我：“不哭不哭，咱们要坚强，要坚强！”当时她没有哭。11日，中共中央为伯伯举办隆重的告别会之后，我们陪着七妈送葬送到八宝山。下车以后，她拉着我的手说：“秉德，往前走。”就这么走过去，到了玻璃棺材跟前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了：“恩来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再多看你一眼吧，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啊！……”那时候她才痛心地大声哭出来……

告别仪式上，在伯伯棺木前，七妈的花圈上写了“悼念恩来战友 小超哀献”，这是他们一辈子的称呼。伯伯一直叫七妈“小超”，一直就跟我们说，你小超妈妈呢，小超呢，当着秘书他们也经常是“小超在哪儿”，一辈子都叫“小超”。

问：他们感情很好吧？

答：他们关系非常密切，非常恩爱，我见到他们争论只有一次，是伯伯给何香凝副委员长的寿辰送花篮，交代说落款写周恩来。七妈立刻就说怎么只有周恩来，没有邓颖超啊，我还做过她多年的秘书呐，怎么没有我？重男轻女。就这一次她与伯伯争论。

两个人关系实在是很好，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生活上主要是七妈关心伯伯，伯伯的衣服、穿戴、饮食搭配，什么时间该休息，这些七妈都是很细心地关照。因为伯伯的事情太多，工作也特别忙，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我们家里这么多亲戚朋友，周家的一些事情，也都由我七妈去考虑、安排。伯伯对七妈在生活上可能关照得没那么细，吃东西穿衣服这些肯定他是不管的，但是对她的健康还是非常关注的。七妈身体不太好，该去检查身体，该去医院找大夫看病这些事情，伯伯都很关心。伯伯工作忙，回家经常在半夜，为不打扰我七妈睡眠，他总是绕远走后面的小路回到办公室或者卧室。

七妈的身体也是以前落下的病根。1927年3月下旬她在广州曾经生下过一个男孩。但是因为孩子太大难产，孩子有10磅，相当于是9斤，没能活下来，实在是特别遗憾！如果在的话，这位大哥比我大10岁。七妈产后没能得以休息，当时正是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际，白色恐怖严重，七妈和她母亲一起化装乘坐小船到香港，又乘轮船转到上海。产后十多天过于劳累，精神又紧张，身体受到极大损伤，导致此后再也没有生育孩子的身体条件。这是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牺牲。

问：总理去世以后，您是去帮忙整理过遗物吧？

答：伯伯遗物，生活用品，七妈交代，分别留给我们亲属、工作人员作为纪念。1976年三四月份，七妈请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同把伯伯的生活用品，大致分了十多份，给我们家的有七份，包括我们六个兄弟姐妹还有我母亲一共七份，让我来给每家分些遗物留作纪念。

伯伯去世以后，我就想尽可能多地去西花厅陪陪七妈，骑车或者乘公交车，有时间就去。有一次去看她的时候，桌上摆了一个黑皮夹。她说：这是后来在你伯伯办公桌里发现的，有这么一个小皮夹子，我想就留给你吧。

周恩来随身带着的皮夹子，里面放着周恩来父亲周劭纲的照片

这样就把这个皮夹子给了我。说是皮夹子，实际上就是很粗糙的马粪纸外边加上一点黑色帆布包的。用的时间久，黑布边已经磨损，所以看得出来里面是马粪纸。七妈对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工作在敌占区，拿个大公文包很不方便，所以你伯伯有些重要的内容就放在小皮夹里，这就是那个时候用的，随身带着的。

现在里面放的是什么呢？我拿出来看：有一张照片，正面是我祖父的照片，背面写着“爹爹遗像”，这是伯伯亲笔所写。还有几封信，折得很小很小。一封是1939年伯伯因臂伤赴苏联治病时，在医院给七妈的信。当时七妈住在宾馆，两人有时见面，有时就通个信。还有两封是1947年转战陕北的时候写给七妈的，一封是3月17日写的，主要是报平安吧；另一封也差不多，写得很简单。就这么三封信。

问：您觉得总理把这张照片放在这个皮夹子里是一种什么心情？

答：我想伯伯是很看重父子感情的，他和我祖父的感情是很深的。我祖父没有考上功名，没有做过什么大的事情，只是一般的小职员，做个文书，做个抄写，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可以供给家里兄弟三个。

伯伯参加革命以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的时候，我祖父还跟着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平时就是远远地关心他，这个儿子参加革命了，随时都很危险，他很担心，只能默默地陪伴、跟随儿子，可能的时候帮着做点联络的事情。

问：老爷子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答：1942年，当时我祖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红岩村，跟伯伯、七妈在一起。我祖父去世之前伯伯自己也生病住院，要做手术。他住院期间赶上我祖父快要过生日了，就专门写信给我七妈，说老爷子过生日吃寿面，是生日当天吃还是等我回来以后吃，由老爷子定。他是挺注重这种父子亲情的，所以专门有这么个嘱咐。

周秉德与廖心文（左）、张军锋（右）一起合影

那时候我祖父发烧生病，我七妈照顾老爷子，就写字条告诉说他父亲生病了，发高烧。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病发展很快，我伯伯还没出院，我祖父就去世了。七妈和董必武还有办事处的同志一起料理的后事，考虑伯伯伤口还没有愈合，大家商量决定先不告诉他。但是送报的小报童到医院去的时候，说院子里边的周老太爷病故了。伯伯当时手术刚刚做完，还没有到可以出院的程度，但一听这个消息就马上出院。到了家，伯伯跪在那儿，痛哭不已。他身体很虚弱，但还是按照老习惯尽孝，当然可能心里也是觉得对父亲有那种亏欠、歉疚的感情，一直就跪在那里，守灵守了一夜。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