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遗忘的倒霉蛋》讲述了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并肩作战的历史。1943 年，为配合西线诺曼底登陆，美国向苏联提议在东部战场开辟空军战线，双方在苏联控制的波尔塔瓦地区（今属乌克兰）建立了三个空军基地。

《被遗忘的倒霉蛋》讲述了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并肩作战的历史。1943 年，为配合西线诺曼底登陆，美国向苏联提议在东部战场开辟空军战线，双方在苏联控制的波尔塔瓦地区（今属乌克兰）建立了三个空军基地。

作者沙希利·浦洛基详尽地记述了波尔塔瓦基地从筹备、建立、运营到最后关闭的整个历史，展现了美苏双方从陌生到熟悉、从团结一心到关系恶化的过程。这是大同盟如何从底层开始瓦解的故事，也是美苏冷战起源的另一种叙事。

经授权，我们节选了其中第十七和第十八章的内容，分享给读者。

导致新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始于 1945 年 3 月 8 日。当时，美国驻瑞士情报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意大利北部会见了德国党卫军副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商讨驻意大利德军可能投降的事宜。当时的沃尔夫正在执行一项经希特勒批准的、旨在离间同盟国的任务，因为他尚未得到代表德军指挥官进行谈判的授权，此次会谈也收获甚微。然而，杜勒斯就此次会面向盟军驻意大利指挥官提交了报告，这么一来，众人对德军可能投降一事都抱有更高的期待。英美指挥官都派了代表前往意大利，上级要求哈里曼告知莫洛托夫即将到来的谈判。莫洛托夫也请求让苏联代表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会谈。

哈里曼虽将莫洛托夫的请求转达给华盛顿，但他本人对此持不赞成的态度。迪安也是如此。他们推断说，以苏联人的行事风格，是不会邀请盟国参加德军在东线的投降谈判的，因此西方盟友也没有必要让苏联人参加这样的谈判。美军参谋部同意他们的推断，便建议苏联派遣代表前往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盟国总部所在地——卡塞尔塔，并表示真正的谈判将在那里举行，而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谈判不过是前奏。莫洛托夫表示抗议，要求终止瑞士谈判。“伯尔尼事件”演变成同盟国间的又一次危机。

斯大林谴责罗斯福和西方盟友背着他单方面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他宣称，他已得知德军同意将西线战场向盟军敞开，如此一来，盟军可以长驱直入，直插“德国心脏”，但同时德国将会在东线继续和苏联红军作战。尽管斯大林暗示这个消息来自军事情报，但他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最重要的是，这番话暴露了斯大林对西方盟友的恐惧，以及对英美德之间可能达成协议来阻止苏联继续向欧洲纵深推进的担忧。在罗斯福的回复中，开篇和结尾都有“震惊”一词。在 3 月 29 日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斯大林再次表示，美方的立场“激怒了苏联指挥部，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在 3 月 31 日的回电中，罗斯福提到了“一种令人惋惜的恐惧与不信任的氛围”。在当日发出的另一份电报中，罗斯福写道：“我不想向你隐瞒，自我们在雅尔塔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后，最近涉及双方利益的事态的发展令人担忧。”

大同盟明显陷入了困境，没有人比身在莫斯科的迪安更清楚这点，苏联人就美国空军在他们国土上做出的一系列行为提出了连珠炮似的抗议。就在科瓦廖夫停止给美军颁发进出波尔塔瓦的飞行许可证的两天后，也就是科瓦廖夫召开紧急会议并制订对美军基地作战计划的前一天，即 3 月 30 日，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转给迪安一封信，信中满是对美军在苏联领土上的所作所为的谴责。安东诺夫措辞严厉地提及，美军曾三次拒绝服从苏联方面的命令并引起摩擦。

3 月 11 日，负责战俘事宜的威尔梅思中校拒绝服从苏方命令，没有离开卢布林，他设法在那里一直待到了月底。这是第一起风波。

第二起风波与上尉唐纳德·布里奇有关，3 月 22 日他驾驶飞机降落在波兰梅莱茨附近的苏联空军基地，加油后继续起飞，但这么做并未得到苏联的许可。一位名叫梅拉梅多夫的苏联上尉因此事而自杀，因为其上级和“施密尔舒”官员可能要对他问责。

第三起事件尤其让安东诺夫将军感到不满。此事涉及一位“空中堡垒”飞行员迈伦·金中尉。1945 年 2 月初，金的飞机被德军高射炮击中，但他成功地降落在波兰附近的一座苏军基地。苏联人帮他修好了飞机，并同意他飞回英国。然而，当飞机在波兰东北部什丘琴附近的一个苏军基地加油时，苏联人发现金和机上其他人员试图将一名身穿英国军服的波兰人带走。金说此人是“侧翼机枪手”，但一位苏联红军少校揭穿了他的谎言，冲着金大喊，并威胁说要向他开枪。金把自己的腕表递给了少校，试图向他行贿，但少校拒不放行。金和机上其他成员被苏联人拘押了近七周。直到 3 月 18 日，苏联人批准金前往基辅后，他们才重获自由，但金却开着飞机一路飞到了波尔塔瓦。

汉普顿上校亲自调查了此事，并于 3 月 29 日将调查结果反馈给迪安。就在报告提交的第二天，安东诺夫的信也递到了迪安那里，事情有了出乎意料的反转。安东诺夫指责金将“一位从英国来到波兰的恐怖分子”带上了飞机。据安东诺夫所言，这名间谍曾参与波兰“家乡军”的反苏活动，后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派往波兰，金却试图将他带回英国。安东诺夫写道：“以上所述事实粗暴地践踏了基于美苏友好关系之上的基本权利。”安东诺夫不仅要求迪安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还让他向苏联通报美方对信中提及的违规人员所采取的措施。

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

麻烦事还没完。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31 日，迪安收到了来自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首席联络官斯莱文中将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发生在匈牙利的一起事件，一架 B-24 轰炸机在苏联控制的机场迫降，随后带着一位名叫莫里斯·沙得罗夫的 37 岁的苏联红军上尉飞往意大利，沙得罗夫是俄亥俄州人，出身于一个俄国移民家庭，于俄国 1905 年革命爆发后来到美国。1925 年，他回到了苏联，并一直生活在此。1944 年春，他驻守在波尔塔瓦，但他与美国人的接触引起了“施密尔舒”官员的注意。1944 年 4 月 23 日夜，就在美国飞行员抵达波尔塔瓦的几周后，沙得罗夫在企图前往美军基地的途中被苏军拘留了。几天后，他请求上级举办一次晚会，他想邀请美国朋友前来参加。当时基地的“施密尔舒”指挥官斯维什尼科夫中校得知此事后，下令将沙得罗夫逐出基地。

1945 年 3 月，沙得罗夫再次遇见了美军飞行员，不过这次是在匈牙利。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查尔斯·罗利中尉，并对他说自己想要回到出生之地美国。罗利让沙得罗夫跟苏联工程师一起帮忙维修美国飞机，然后把他伪装成飞行测试员带上了飞机。罗利飞到了意大利并在巴里着陆。沙得罗夫随后向美军请求庇护，但美军指挥官拘留了他并对他进行审问。美国军人在没有得到苏联机场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起飞，还带走了一位苏联军官，这让苏联指挥官甚是恼火。斯莱文谴责相关的美方机组成员，称苏联人帮他们修理罗利的飞机，美国人却辜负了苏联人对他们的一番信任。他要求遣返沙得罗夫，并严惩罗利及其机组人员。

安东诺夫与斯莱文对迪安一通炮轰，谴责美国人辜负了苏联作为盟国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他们还命令波尔塔瓦的科瓦廖夫将军禁止一切美军飞机进出基地。3 月 28 日，科瓦廖夫下发了美国飞机停飞的禁令。此时，22 个美国技术员正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的不同地点维修飞机。他们因此无法返回基地，基地指挥官也无法给他们提供食物补给和维修所需的零部件。三架修好的飞机只能停在原地，因为没有飞行员能将它们飞回波尔塔瓦。进出波兰的飞机，以及波尔塔瓦至莫斯科、波尔塔瓦至德黑兰的航线统统停飞了。三位基地的美国护士此刻正在莫斯科，她们同样无法返回。因停飞造成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结果是：六名急需前往德黑兰做手术的伤员被迫滞留在基地。

科瓦廖夫的命令彻底震惊了美国人。因为他除了说这是莫斯科的命令之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这让基地的美国人不知如何是好。苏联反间谍人员在美国人和苏联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美国人对苏联人的种种不满的迹象。他们拒绝向苏联人提供对方想知道的信息，不是回答工作日已经结束，就是反问苏联人这么问的理由是什么。他们抱怨滞留在基地的人员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还质问苏联人为什么不让他们的伤员撤离基地，同时要求苏方同意三位护士返回基地。尽管苏联人不断将筹备伙食的后勤人员从莫斯科调往波尔塔瓦，但他们仍不允许美国护士返回。

对于苏联方面行为的骤然改变，美国飞行员表示无法理解。富兰克林·霍尔兹曼告诉“施密尔舒”线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个人纠纷就让航班停飞。我们双方已兵临柏林城下，根本没时间去争执，我们需要飞机为军事行动保驾护航。”曾参与英美战俘协助事宜的军士长马特勒斯认为，美国飞机之所以会停飞，是因为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使团与苏联当局的关系日益紧张。查夫中士则告诉“施密尔舒”线人，美国驻莫斯科使团将责任归咎于基地的美军指挥官。

基地人员也反过来指责莫斯科。已晋升为上尉的乔治·费舍尔在报告中写道，波尔塔瓦基地的美国人对苏联人和美军驻莫斯科的长官都不满意。他们认为美国驻莫斯科使团“为苏联人做了太多让步”，才导致了苏联人的这种行为。费舍尔后来写道：“在苏联颁布禁飞令的这段痛苦、沮丧和困顿的时间里，我很难描述弥漫在基地的真实情绪。从漠然到绝望，从反感到怀有短暂的期望，再到努力忘记来自苏联和总部高层的愤怒指责，如此循环往复。”

我们双方已兵临柏林城下，根本没时间去争执

“总部高层”此时正竭力缓和导致美军飞机停飞的冲突。3 月 31 日，也就是迪安收到安东诺夫抗议信的第二天、斯莱文写信给迪安抱怨美国飞行员企图将波兰人和苏联军官带出东欧的当天，迪安在莫斯科的副手、美国空军指挥官埃德蒙·伊尔给波尔塔瓦的汉普顿去了封信。伊尔告诉汉普顿，美苏关系因美方人员未能满足苏方要求、未能遵守苏方规章而格外紧张。他要求汉普顿叮嘱好自己的手下：“为了缓和现今的紧张关系，我们要防止发生摩擦和争执，要举止有度，不要诽谤他人。”

被夹在谨慎的上级和好斗的部下之间，汉普顿变得越发恼怒，他不打算再隐藏自己对苏联政府的看法。佐里纳少校从充当“施密尔舒”线人的译员那里，得知了不少汉普顿对苏联的想法。代号为“科兹洛夫”的伊凡·斯沃罗博夫中尉 4 月 1 日向佐里纳转述了汉普顿对另一位译员嘉琳娜·沙贝尔尼克所说的话：“你们的自由只是嘴上说说，而事实上则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统治。你们的国民受到了恐吓，你们被禁止和外国人交往。”沙贝尔尼克的代号为“莫斯克维克卡”，作为费舍尔曾经的同学，她补充了更多细节。汉普顿曾告诉她：“你们的人民生活很糟。你们的报纸经常报道美国的失业者，可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苏联有工作的人都高。”汉普顿有时还涉嫌“施密尔舒”口中的反苏宣传。他向沙贝尔尼克提供英文书刊，其中包含 1937 年叛逃至法国的苏联前外交官兼情报官亚历山大·巴尔明——佐里纳口中的“祖国的叛徒”——写的一篇文章。

不只是秘密警察注意到了汉普顿对基地苏联同僚的不满日益增长，在递呈给美国空军指挥官和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的大量报告中，汉普顿也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敌意。费舍尔在回忆录中这样讲述自己的长官：“我们都患上了反苏狂热症，我们要进行神圣的改革运动。我们能做的就是推动我们的上级——美国空军驻巴黎总部和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做出改变。我们用大量的信息轰炸他们，发去了一封又一封的加密电报。我们详细解释了波尔塔瓦危机，讲述了苏联人的不当行为和失信行为。我们不断催促他们采取行动：我们主张更加关注盟友和敌人，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但高层并未回应。不过没关系，这反而激励了我们，要大声疾呼，勇猛前进。”

与此同时，苏联当局认为事态的发展有些过火，是时候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了。斯大林希望大同盟至少能维持到战争结束。4 月 5 日，他下令莫洛托夫宣布 1941 年 4 月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无效。这向美方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表明苏联人很看重雅尔塔协议中苏方对日宣战的内容，并为在太平洋战区与华盛顿结盟奠定外交基础。在 4 月 7 日的一则讯息中，斯大林向罗斯福保证，他从未怀疑过罗斯福的“诚实与可信”。这位领导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了，他也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美国不会单独在西线谋求和平。

同时，平息波尔塔瓦事态的措施也在进行。一个高级委员会于 4 月初从莫斯科来到基地，旨在调查科瓦廖夫将军为可能发生的武装接管东线司令部所做的准备。在科瓦廖夫下令做好攻占美军总部作战计划的两天后，也就是 4 月 2 日，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占领美军总部的佐里纳少校向驻莫斯科的“施密尔舒”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表达了对科瓦廖夫的计划可能引起美苏公开冲突的担忧。“施密尔舒”长官对此十分重视，这份报告当日便转呈给斯大林。斯大林做出如下批示：“请让科瓦廖夫同志保持镇静，严禁他采取任何未经授权的行动。”4 月 3 日，苏联空军副参谋长费多罗夫中将和“施密尔舒”高级官员别洛夫中校飞抵波尔塔瓦，调查此事。

调查证明，佐里纳所述情况皆属实。科瓦廖夫确实下令拟定好进攻计划。看上去，科瓦廖夫只是过于尽责罢了，但“施密尔舒”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假设。科瓦廖夫会是潜伏在内部的敌人吗？他是在企图挑起盟国冲突，然后使德国人受益吗？“施密尔舒”官员深挖档案，搜寻一切可能与科瓦廖夫相关的信息。佐里纳很快发现，1938 年，在“大清洗”的高潮时期，作为一名出生于波尔塔瓦地区的乌克兰人，他曾因涉嫌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而被调查。该组织主要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市的苏联红军军校的学员中展开活动，科瓦廖夫曾在那里担任教官。两位接受调查的军官证实，1928—1937 年，科瓦廖夫曾暗中监视苏联红军军官、侦察军事设施。他还被指控向军校学生灌输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科瓦廖夫则辩称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他很幸运，调查的关键人物——军校长官奥纽福瑞·纳胡利亚克拒绝把科瓦廖夫牵涉其中，而他自己因从事阴谋活动被枪决。另一名对科瓦廖夫做出不利指控的军官随后撤销了证词。科瓦廖夫全身而退。

他也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美国不会单独在西线谋求和平。

另一则可能伤及科瓦廖夫颜面的信息，是关于他在情人节参加美军基地舞会的报告。“施密尔舒”官员认为这场有损苏联红军军官荣誉的舞会是在 2 月 14 日举行的，但科瓦廖夫在报告中说他是 3 月 1 日参加舞会的。“施密尔舒”关于科瓦廖夫报告的备忘录写于 3 月 27 日，此时距离科瓦廖夫制订对美作战计划只有几天时间。“施密尔舒”官员发现，前一天科瓦廖夫还对美国人如此理解包容，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要与之战斗。显然，在科瓦廖夫的上级看来，这两种态度相互抵消，都不足以构成犯罪。莫斯科的最高委员会训斥科瓦廖夫过度狂热，但仍授予他基地的军事指挥权。他的政治忠诚并未受到质疑。不过，科瓦廖夫还是得到了如下指令：一定要避免和美国人发生公开冲突。

在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内，迪安及其助手伊尔将军也在寻找平息波尔塔瓦事态的方法。他们决定更换基地指挥官。苏联人尽管训斥了科瓦廖夫，但还是保留了他的职位。而美国人决定，即使不能光荣地把汉普顿送走，也要让他和平地离开。

4 月 7 日，此时还是禁止美军飞机进出基地的禁令生效期间，伊尔告知汉普顿，他将从波尔塔瓦调往现驻巴黎的美国空军总部。他将在“不受成见”的情况下被解职，对基地二把手马文·亚历山大中校的安排也一样。4 月 10 日，伊尔签署了两位军官的委任令。基地人员认为，迪安把汉普顿送走不仅是为了缓和美苏的紧张关系，也是对他引起危机从而造成航班停飞的斥责。尽管安东诺夫与斯莱文在 3 月底的来信中并未列明基地军官的违纪问题，但航班的停飞使基地指挥官成为美军高层发泄怒火的靶子。基地指挥官的调离向苏联人释放了信号：美国人正在倾听他们的话，并准备纠正过错。

4 月 11 日，美国人通知科瓦廖夫将军，汉普顿即将离开。然而，由于航班停飞，汉普顿在基地又多待了几天，等待离开苏联的机会。新任长官很快接管了他的职责，此人正是汉普顿的前作战部长官、费舍尔的密友——迈克尔·科瓦尔少校。4 月 12 日，汉普顿收到了来自伊尔的新调令。科瓦尔在新职位上只待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原因是斯莱文将军反对任命科瓦尔。斯莱文将军解释说：“科瓦尔本人对苏联空军军官并不友好，还时常怀有敌意，这是双方关系僵化的导火索之一。”科瓦尔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诚如我们所见，他卷入了多起对苏冲突，多次被“施密尔舒”官员列在有间谍嫌疑的美军军官名单上。斯莱文要求解除对科瓦尔的任命，迪安和伊尔很快做出了妥协。伊尔将科瓦尔也调去了巴黎空军总部，并致电汉普顿，让他离开时捎上科瓦尔。指挥权就这样交到了来到基地不到两个月、帮助送回利沃夫战俘的特林布尔上尉的手中。

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外交官正竭尽全力安抚苏联人，以熬过此次危机。撤换基地指挥官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找出有违规行为的美军军官是计划的另一部分。试图私自将波兰公民带往英国的迈伦·金中尉以及把苏联少校莫里斯·沙得罗夫从匈牙利带往意大利的唐纳德·布里奇上尉，将接受军事法庭对他们的审判。

1945 年 4 月 13 日凌晨，罗斯福病逝的消息传到了位于莫斯科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大使馆的当值官员通过公共广播接收到这一消息，随即致电哈里曼的住处。此时是凌晨 1 点，但哈里曼家还无人入睡，一场欢送晚会正进入高潮，这是为约翰·梅尔比举办的晚会。约翰·梅尔比是一位外交官，即将回国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凯西·哈里曼接了电话，听到对方的汇报后，她将消息转告给自己的父亲。两人走到梅尔比身边，把此事告诉了他。其余客人都被打发走了，哈里曼也没有就晚会的突然结束做出任何解释。众人散去后，哈里曼父女、梅尔比和另外几位重要人士聚在大使的办公室商讨局势。他们决定立刻将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告知莫洛托夫。长期受失眠困扰的斯大林经常工作到次日凌晨，他要求自己的下属也和他一样。当哈里曼打电话告诉莫洛托夫这一突发事件时，他确实还在办公室。莫洛托夫坚持要立刻赶到大使馆表达哀悼之意。

斯大林似乎也很难过，这是 4 月 13 日晚上哈里曼拜访克里姆林宫时的印象。斯大林对他说：“罗斯福总统逝世了，但他的事业必须继续下去。”应哈里曼的要求，斯大林决定收回自己早前的决定，改派莫洛托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成立开幕式（他原本打算派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前往），这也是罗斯福的期望。如今，听到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斯大林决定实现罗斯福的愿望。他或许还希望莫洛托夫去了解一下未经考验的罗斯福接班人——美国前副总统、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

斯大林与杜鲁门

尽快与杜鲁门接触也是哈里曼的首要议程。就在罗斯福去世前的几周，哈里曼一直打算飞往华盛顿见他，劝说他在对苏和对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现在，哈里曼决定加快行程，尽快飞往华盛顿，在新一届政府确定对苏政策方面为杜鲁门总统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出发前，哈里曼于 4 月 15 日再次拜访了斯大林，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陪同他参与了此次拜会。当时，赫尔利已经离开了华盛顿，正准备前往中国重庆。

这不是一次友好的会面。当着赫尔利的面，哈里曼就苏控东欧地区近期局势的发展与斯大林起了争执。这次会面的主要议题是波兰政府的组建，然而最激烈的分歧是美国空军的问题。斯大林指责美军飞行员支持波兰地下组织和苏联红军作对，并举出美军中尉迈伦·金试图将一名波兰地下特工偷偷带出波兰的例子。哈里曼感到不高兴，他告诉斯大林，做出这样的指控无异于质疑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忠诚。斯大林回答说，他只是在质疑一名下级军官的判断，还补充说美国人缺乏纪律。哈里曼则宁可将此称为“一名战士的愚蠢行为，他或许有几分勇敢，但很愚笨”。两人间的谈话变得愈发激烈，愈发不符合外交惯例，这让赫尔利颇为吃惊。他并不知道美国飞行员的问题在外交官与苏联人的日常交往中已经变得这么重要。

4 月 17 日，哈里曼动身前往华盛顿，此刻他的内心满是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来自他本人和他的美国伙伴，以及刚接到撤离命令的基地军官在过去几个月与苏联人相处的经历。哈里曼还决定要把他们眼中的苏联政治和苏联人的行事方式告知华盛顿。他向杜鲁门和美国政府其他领导人递交的情况简报，在美国新政府对苏联的态度转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月 13 日清晨，罗斯福总统离世的消息通过英国和德国广播传到了波尔塔瓦基地。对原本士气就很低迷的美军将士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打击。基地的飞机已停飞两周多了，那里的人无所事事。被击落的美军飞机上的机组人员来到基地，却又滞留在此，他们觉得自己要么是被忘记了，要么是被抛弃了。汉普顿上校、亚历山大中校和科瓦尔少校已被免职，却因停飞而无法离开，他们的滞留使美军中普遍存在的沮丧感愈加浓厚。人人都对苏联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愤不平。有人甚至觉得，如果数月前斯大林没有让他们的总统前往雅尔塔进行这场危险又劳累的旅行的话，总统说不定还活着呢。

科瓦廖夫从莫斯科方面得到美国总统逝世的消息后，再次将部下召集到一起。他命令他们列队向美国军营前进，以此彰显苏军的团结。科瓦廖夫用这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来表达同情，着实让美国人感到惊讶。苏联红军队列的到来使美国军人不再对此无动于衷。次日，他们也举行了阅兵。他们列队行进，走在前排的护旗手高举美国国旗，这是基地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展示国旗。之前，为了不和苏联人产生隔阂，美国人放弃了以醒目的方式展示国旗的举动。而如今已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美国人已不再羞于展示他们的标志。

当天，美国军官集合起来纪念他们的总统时，一律身着 A 级制服，这是富兰克林·霍尔兹曼在波尔塔瓦第一次看到他的长官们这身打扮。新任指挥官罗伯特·特林布尔在仪式上发言。他朗声宣读：“今天，东线司令部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导”指的是汉普顿上校，此时上校就坐在前排，身边是参加仪式的苏联代表团领队科瓦廖夫。霍尔兹曼回忆说，特林布尔在发言里先提到了汉普顿，后来才是罗斯福，这引得台下观众一阵惊诧。作为一名大学生，霍尔兹曼认为特林布尔没什么文化，是个想法简单的老好人，在基地面临困境时，特林布尔不得不填补基地指挥官职位的空缺，但却难以胜任。

4 月 15 日，特林布尔以基地指挥官的新身份拜访了科瓦廖夫，并告诉对方，他接到上级的指令，要尽一切所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科瓦廖夫解释说，基地双方关系变得紧张是因为被击落飞机上的机组成员滞留此地无法回家。数小时后，科瓦廖夫下令允许滞留人员飞往德黑兰。停飞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不过对基地的封锁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科瓦廖夫，或者更确切地说，科瓦廖夫背后的莫斯科高层领导们希望借罗斯福离世的机会，表明苏联人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波尔塔瓦，都愿意和新的领导层展开合作。他们对基地的美国军官只有一个问题——“杜鲁门总统是谁？”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回答。

苏联红军队列的到来使美国军人不再对此无动于衷。

次日，他们也举行了阅兵。

禁飞令的部分解除提振了基地美军飞行员的士气，然而，几乎没有人对美苏合作的前景感到乐观。在巴黎的美国战略空军指挥官们也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理由继续保留波尔塔瓦基地。到了 3 月底，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攻势，使美国有可能在离日本本土较近的岛屿上修建军事基地。由于政治矛盾以及漫长补给线带来的后勤问题，美军对苏联军事基地的需求正不断减弱。苏联迟迟不在布达佩斯地区开辟新的基地，给美军使用东欧地区基地的总体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军在西线的快速推进也使得这一需求变得无关紧要。美国人现在可以利用在西欧和中欧最新占领的机场来支援轰炸计划的实施。

随着在远东和布达佩斯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在 4 月中旬被取消，美国战略空军决定关闭波尔塔瓦基地。4 月13 日，这个提议交到了乔治·马歇尔手上，就在这一天，特林布尔开始全权负责基地事宜并主持了罗斯福的悼念仪式。4 月 19 日，马歇尔批准了关闭基地的提议。4 月 27 日，苏联正式解除了所有航班进出基地的禁令。此时，苏联人明白，他们一直期盼的事实现了——美国人要走了。

美苏战时关系即将翻过旧的一页，但美方的怨恨将会持续下去。4 月 20 日，在华盛顿，哈里曼报告杜鲁门，苏联人正在发动“一场对欧洲的野蛮入侵”，并且他们误将美国人的大度视为软弱。杜鲁门也很乐于接受这个看法。

4 月 23 日，哈里曼在和杜鲁门及其顾问会谈时，又得到一个完善自己想法的机会。此时在总统办公室的还有迪安将军。这场会谈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头脑风暴，为的是在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的前夜给他提供建议。奉斯大林之命，莫洛托夫将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先在华盛顿作短暂停留。会谈的关键议题是新一届波兰政府的组建。苏联人提出了一项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苏联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的比例为 3∶1。哈里曼在迪安的支持下，坚称苏联人的立场违反了雅尔塔协议，因为苏联人在协议中已同意组建新的政府。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哈里曼对雅尔塔协议的解读。持怀疑态度的人中就包括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军方认为苏联人实际上兑现了他们在军事领域的所有承诺。史汀生怀疑哈里曼和迪安在莫斯科的经历使他们心存偏见。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在一些小事上因苏联人的所作所为而遭受了长时间的困扰。”他对此表示同情，但也担心他们反苏的观点会占据上风：“他们要求总统采取强硬的立场和措辞。”

史汀生对局势的判断非常准确。当天晚些时候，杜鲁门和莫洛托夫会见时，杜鲁门要求苏联兑现雅尔塔协议上关于波兰的承诺。莫洛托夫向杜鲁门抗议：“这辈子还没有人这样对我讲话。”杜鲁门反驳道：“履行你们的协议，就不会有人这么跟你讲话。”哈里曼记得，杜鲁门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也让他惊诧不已，因为这可能会让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说罗斯福的对苏合作政策正被抛弃。然而，哈里曼当时的行为却并未显示出对杜鲁门立场的担忧，他认为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去影响苏联在东欧的行动。

在 5 月 10 日和杜鲁门的私下会谈中，哈里曼建议以缩减《租借法案》的援助项目来威胁苏联，以此向莫斯科表明杜鲁门在波兰和东欧问题上的提议是严肃认真的。杜鲁门签署了一份被解读为即刻终止援助的政令。政令从 5 月 12 日起生效。因为运往英国的援助也受到了影响，此举随即招致苏联和英国的抗议。政令立即被收回，因为美国人还是希望苏联参与对日作战，苏联人也需要新的武器、弹药和食物补给。

白宫态度的转变看起来越来越像美苏关系的改变。杜鲁门的行为昭示着：为了确保苏联不在东欧确立势力范围，他甘愿冒着苏联不加入联合国的风险——这一点是罗斯福永远不会考虑的。哈里曼在促成这种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劝说杜鲁门妥协是没有出路的，苏联人需要美国人更甚于美国人需要苏联人。这种想法也深深根植于波尔塔瓦基地的美国军官的心中，他们非常清楚，苏联人驾驶着美国飞机，开着因《租借法案》而被援助的汽车和卡车，却视美国人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的人。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