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百里秦川屹立的帝王之宅，在万夫莫开的函谷险关卫护下豪气尽显。华美的宝殿耸立千尺，巍峨的行宫高逾百丈。凭栏远眺，城中的屋瓦鱼鳞般相连，直到天边云角；仰头望去，阙楼的檐楹如飞架空中直冲云霄。就连光芒万丈的太阳，绚丽无比的云彩，都甘愿隐身在这层层叠叠的宫阁间；至于

图为大唐不夜城贞观之治雕塑群。（图虫创意）

《帝京篇（其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有道是“自古英雄尽解诗”，惯于在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的唐太宗李世民，笔下自有一种凛然生威的至尊之气。

八百里秦川屹立的帝王之宅，在万夫莫开的函谷险关卫护下豪气尽显。华美的宝殿耸立千尺，巍峨的行宫高逾百丈。凭栏远眺，城中的屋瓦鱼鳞般相连，直到天边云角；仰头望去，阙楼的檐楹如飞架空中直冲云霄。就连光芒万丈的太阳，绚丽无比的云彩，都甘愿隐身在这层层叠叠的宫阁间；至于呼啸的烈风，滚滚的烟尘，更是悠然栖息在雕花的珠窗中穿入飞出。

《帝京篇（其一）》是《全唐诗》开卷第一首，格调沉稳雄浑，写出了长安作为帝王之都的森严气象和雄视八方的王者风范。一共10首的《帝京篇》，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唐代的开国序曲，也拉开了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大幕。

豪迈的格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公元626年9月4日，长安城内鼓乐喧天，时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了。从晋阳起兵的浴血征伐，到玄武门之变的惊心动魄，再到唐高祖李渊的匆忙禅位，这位昔日的秦王勒住身下的坐骑，一个潇洒转身，已经位居人主。

虽为大唐第二任君主，李世民却是这个帝国的真正奠基者。亲历过创业的千难万险，他比谁都清楚，稳定天下，巩固政权，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是眼下最要紧的事。

纵观中国历史，“贞观之治”堪称君臣关系最为和谐的“蜜月期”。这个新生的王朝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上至君王下至群臣，皆同心同德，立志要将大唐打造成一个河清海晏的盛世。

那么，陪伴在李世民身边的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房玄龄、高士廉、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些早先秦王集团的核心人员，曾经和李世民出生入死，忠心耿耿，更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自然被委以重任——房、高两人官至宰相，后二位则执掌兵部和吏部大权。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对敌方阵营重要成员也大胆重用。要知道，这些人可是一群誓将李世民碎尸万段的“乱臣贼子”。

魏徵、王珪、薛万彻，三个响当当的贞观重臣，都曾是东宫太子李建成集团的核心人物。

魏徵曾任太子洗马。“洗马”一职自秦朝设置，汉代又称“先马”，本是太子的侍从官，因出行时在前为太子引路而得名；东汉以后，职责改为掌管东宫图籍。身为太子李建成的洗马，魏徵在当年的夺嫡之争中屡屡献策，好几次都差点置李世民于死地。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质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却不卑不亢地回答：“先太子早听我言，必无今日之祸!”还援引春秋时管仲射中公子小白带钩的典故，说明“人各为其主”的道理。李世民听后非但不怒，反而欣赏他的刚正不阿，当即“改容礼之”，还将正被流放的李建成另一谋士王珪召回，与魏徵一同封为谏议大夫。

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时，曾率东宫、齐王府两千余人驰援李建成和李元吉，事败后逃入终南山。即便当时李世民已下令“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羽，一无所问”，薛万彻仍藏匿不出。直到李世民几次派人招抚，他才被这份诚意打动。后来，这位曾将枪尖对准李世民的武将，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在攻伐西突厥、吐谷浑和薛延陀的战役中屡屡冲锋陷阵，立下大功。

若说李世民对“内敌”的宽容，彻底瓦解了东宫太子集团的残余势力，消弭了“后玄武门时代”的诸多隐患，那么他对待外敌的胸襟，更让他拥有了笑傲历史的资本。

李世民即位的第十二天，突厥人便想给个下马威——颉利可汗率领突厥骑兵逼近渭河便桥，还派身为东突厥执失部酋长的执失思力叫阵。作为颉利可汗的心腹大将，执失思力面对唐太宗时气焰嚣张，结果被当场扣押。后来渭河之围解除，执失思力获释，随颉利可汗北撤。没过几年，东突厥被唐军剿灭，执失思力再次被俘。这位骁勇的武将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唐太宗竟任命他为左领军将军，更将自己的妹妹九江公主许配给他。感恩戴德的执失思力自此倾心效力唐廷，凭借自己在突厥的威望，成功招降了浑、斛萨等部族，又多次率军出征，先后大败吐谷浑、吐蕃、薛延陀。这个最终陪葬昭陵的少数民族将领，用这份罕有的荣宠向后世昭示：在唐代，在贞观年间，有一位帝王以何等的气度和胸襟征服了他，让他甘愿肝脑涂地，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辞!

贞观的审美：美美与共的大国气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世民是唐朝审美观念体系的奠基人，或者说是开拓者。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正月初三，朝堂上鼓乐齐鸣，李世民大宴群臣。

“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宴会上奏响的《秦王破阵乐》，其前身本是李世民击败刘武周之后将士们即兴创作的军歌，但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已蜕变成一场气势雄浑、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特意融入的龟兹曲调高昂激烈，极富号召力；声传百里的大鼓轰鸣，更彰显着李世民的赫赫武功。

就在众人沉醉于这宏大乐阵时，李世民却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过去受命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此而成，今陈此乐，是为了追思创业维艰，以示不敢忘本。”

话音刚落，素善逢迎的右仆射封德彝便附和道：“陛下以神武平定海内，怎是文德所能比呢？”李世民听罢摇头反驳：“翦灭战乱需靠武功，但守成还应赖文德。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此言大错！”

这番话堪称贞观元年的转型号令。如果说在此之前，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还在马背上左冲右突，那么从今以后，身为皇帝的李世民已经在《秦王破阵乐》的弦歌声里，悄然完成从“以武立国”到“以文治国”的转变。

看重文治的李世民，采取了迥异于前代的开放国策。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打破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桎梏，确立“以儒为主、儒道释并尊”的治国方略。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论慎所好》）李世民坚守儒家主体地位，充分吸取了汉武帝以来的治国经验；但对于道家、道教和佛教也一概不加排斥——尤其因李氏自称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后裔，对道家、道教更添一分亲近。

学者陈望衡、范明华指出，儒家独尊地位的失落所带来的，不只是道家、道教和佛教的兴旺，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学艺术的繁荣，是审美生活的丰富，是精神世界的解放。

唐朝初年讨论雅乐建设时，大臣杜淹提出：“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新唐书·礼乐志》）这一观点直指核心命题：国家兴衰与乐舞是否有关？是否存在“亡国之音”？李世民的回答振聋发聩：“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新唐书·礼乐志》）

这一论断的直接意义，是为诸多所谓“亡国之音”洗去了罪名，更让民间艺术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要知道，在隋文帝时期，乐还分雅、俗二部，至唐，这二部取消了，更名“部当”（《新唐书·礼乐志》），俗乐自此进入宫廷和士人生活。

李世民的突破不仅如此，他还打破了儒家固守的“夷夏之辨”。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朝因为近邻西域，受外域文化影响更多，不少统治者本就有胡人血统。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虽恪守儒家传统，明令排斥胡乐，但其制定的《七部乐》仍包含《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可见胡乐的渗透难以阻挡。若说隋朝对胡乐的接纳尚存理论障碍，到了唐代，这种壁垒几乎荡然无存。李渊家族本就有鲜卑血统，虽然汉化，却对异域文化无排斥之心。李渊延用隋朝雅乐体系，李世民即位后将其扩为十部乐，其中容纳了大量西域音乐，尽显包容气度。

作为一代雄主，李世民对唐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或许不仅在于打开了一座吸纳天下文化精华的大门，为唐文化铺就宽广道路，更在于确立了一种精神——美美与共的开放精神。

风雅的传承：真实的情感回归了

唐诗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李世民功不可没。

李世民虽然出身于军旅，但他雅爱诗歌，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还是秦王的时候，李世民就在秦王府首开文学馆，延揽天下英才。当时聚集了一批文学高手，号称“秦门十八学士”，包括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等。

即位之后，作为对文学馆的延续，李世民又开设了弘文馆，继续吸纳顶尖文士。这些诗人都要值班轮岗，随时等着皇帝召唤。李世民再忙，一旦得闲，都要拉着大家吟诗作赋。终其一生，李世民写了不少诗文，今存有文7卷，赋5篇，诗一卷69首，载于《全唐文》和《全唐诗》中。

大家都知道，初唐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南朝以来的绮丽之风，这种绮丽之风十分诱人，李世民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的诱惑，闲暇之时也会写那种齐梁风格的宫体诗。不过，毕竟是一代雄主，李世民的头脑是清醒的，“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贞观政要·论简约》）然后采取断然措施，以身作则，不再玩齐梁那种绮丽的文字游戏，戒奢、防骄、纳谏、任贤、王道等成为其诗中重要的主题。

《帝京篇》是李世民的代表作，一共十篇，全面展示了他的志向、胸襟和气魄。在序中，这位目光远大的皇帝是这样说的：“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也好，做皇帝时吸纳的一大批文人诗人也好，总而言之，目的是要尊重文学。而且这些文人学士，地位显赫，其中元老有之，重臣有之，宰相有之，六部首脑有之，闲官虚职亦有之。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宫廷诗人队伍，成就可能不大，影响却不能不大。

事实上，“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既是李世民的文学宣言，也是其治国宣言。尽管他的诗歌还未完全跳脱齐梁浮华绮丽的文风，但必须承认，挟帝王之威的李世民，正是他的率先垂范，积极倡导，以文载道，以文治国，开启了中国泱泱唐诗的精彩序幕。

正如《全唐诗》的编纂者在评价李世民时所言：“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来源：西安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