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型社会拥有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不可让渡之物”（Inalienable Possessions）。这类不可让渡之物具有隐蔽的物性，作为认知、思想、真理、声望、符号、区隔、象征与记忆的载体而存在。此外，不可让渡之物还具有浪漫的诗性，审美存在于文化既定的语法之中，

本文作者罗易扉教授

摘要

小型社会拥有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不可让渡之物”（Inalienable Possessions）。这类不可让渡之物具有隐蔽的物性，作为认知、思想、真理、声望、符号、区隔、象征与记忆的载体而存在。此外，不可让渡之物还具有浪漫的诗性，审美存在于文化既定的语法之中，并且具有审美区隔和审美建构的意义。小型社会的人工制品（Artifacts）具有自我编码的物质语言，在物的社会生命史中携带寓言式的思想，并形成一套隐秘的“温和寓言”（Comforting Allegory）。在物的人类学视野中，小型社会展现了一套映射世界与社会的物体系。物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的外化，从认知、伦理、资本、真理与审美层面塑造社会。物不仅通过隐蔽的物性反映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还通过审美诗性形成一套象征秩序。

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艺术；物性；诗性；温和的寓言

一、引言：物的意义生产

我们用后世的物想象前世，而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人类的物质世界遍布隐秘的文化象征与隐喻。器物作为连接自然世界、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媒介，承载着闪耀的人类造物思想，并被镶嵌在古老而沉默的人工制品之中。无论是中国武梁祠后壁中盛满想象的扶桑树，还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布满故事的画像砖，古物中都凝聚着中国人关于往昔的文化记忆。同样，古老而遥远的异国他乡亦是如此。希腊人得墨忒耳授予特里普托勒摩斯的农耕器具，以及特里普托勒摩斯乘坐由神牛拉动的黄金四轮战车，成为传播农耕文明与种植技术的信使。奥古斯帝国时代的古罗马大理石门刻有宏伟的神话故事，奢华的装饰象征着王者的权力、繁荣和壮丽。从中国汉代的器物到远方帝国的珍品，这些迷人的古物承载着人类的造物思想。人类通过器物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记述了从上古神话信仰到今日天下秩序的演变故事。造物思想融合了人类的伦理观念、审美标准及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套承载地方性知识的物体系。人类通过造物建构了一套隐蔽的象征体系，使器物成为一种温和而含蓄的意识形态寓言。

得墨忒耳像

古今中外经典中充满了以物比德的迷人叙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下如此动人的诗词：“知觉之门将开，万物显出本相：如其所是，绵延无止。”布莱克通过一种诗意的表达，描述知觉开启和万物本质的展现方式。人没有天然的健康道德观念，只有通过后世的教化才能习得。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充满了以物起兴的叙事，并采用物体现“诗教”的观念，例如，“诗教”中所言“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指出百姓的温柔敦厚与通达远大，那是《诗经》与《尚书》教化的结果。庄子在论及礼乐的功能时所言“《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指出《礼》用于表述行为规范，《乐》用于传递和谐的音律。纵观中外古今经典思想史，无论是中国古代典籍还是外国现代诗词，都记述了物如何实现教化意义。物通过其承载的文化伦理与象征，转喻为一套社会统治秩序，进而转化为一套隐秘的教化体系。那么，物如何成为镶嵌一套意识形态的“寓言”？物的隐秘“寓言”又如何编织到物体系之中？对于那些往日时间之物的知识，我们是通过想象还是重返物的世界来获取？这是一条布满歧义的隐秘小径。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因此本研究选取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作为代表，通过追溯小型社会器物的原初朴素意义，以及通过后世之物去理解器物体系的隐喻，来论证器物是社会观念的寓言体系。

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具有多重被遮蔽的意义。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区，小型社会的物承载着认知、思想、真理、声望、符号、区隔、象征与记忆等含义。本研究讨论了相互关联的概念，并将“物性”定义为指代物品的特殊内涵，包括认知、思想、真理、声望、符号、区隔、象征与记忆等隐含功能。根据这一对物性的定义，“物的寓言性”表现为物品隐藏的象征性，物具备了一套意识形态的隐蔽寓言，在这套物质寓言体系中，物具备了认知、思想、真理、声望、符号、区隔、象征与记忆等多重物性。基于人类学中物的多层内涵与外延，本研究将小型社会的“不可让渡之物”释义为某一个特定小型社会所拥有的特殊物品，指该社会特有的人工制品。这些制品包括祖先图像、仪式节庆用具、面具、编织、鼓、木雕、房屋、木器、乐器、金属器、服饰、瓷器、家具及剪纸等。它们承载着该社会的信仰体系，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认知意义以及内在固有的精神价值体系。在对小型社会人工制品研究中，人类学者更关注物的器用研究，而忽视了物的隐形意义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物本民主的观念，尝试通过回到事物本身，解蔽物的隐性物性。同时，将物作为理解社会的媒介，通过物思考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将物置入具体语境中进行叙事，追问小型社会器物的象征意义。本研究从物的人类学方法出发，并结合符号学、审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取向，理解小型社会中人工制品的特殊社会意义。本研究考证了不可让渡之物的神圣性意义生产，论证了物所携带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从具体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使用人类学与社会学分析物的社会结构与物体系，运用审美人类学探寻物的诗性与表象关系。从政治人类学取向理解物的意识形态建构意义，从文化学理解物所编织的文化意义。通过符号学解读物的认知意义，从象征人类学理解物的象征意义。通过跨文化艺术史方法的交叉研究，思考物与人类共同建构的思想家园，论证物的物性与诗性之隐性存在。

阿道司·赫胥黎著《知觉之门》

二、作为认知之物与思想之物

物是一套完备知识体系的外在显现形式。物不仅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反映与真理、价值、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物作为人类社会符号系统，不仅反映家庭与社会结构，还体现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人工制品作为人类生产的器物，显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类学者将此称作是文化表征，并视其为一种散漫的文化表征与话语表述（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s）。物作为文化表征的具体体现，展现了物体系中可让渡与不可让渡（Alienable and Inalienable）的关系、分享与保留（Sharing and Withholding）的关系以及变换与恒定（Translation and Silence）的关系。物质文化中存在被遮蔽的意识形态，反映了文化交往中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

（一）远方图物与铸鼎象物

中国古代思想史记载了物与认知的故事。商代甲骨卜辞使用甲骨占卜作为与天地沟通的器具，反映了商代人的价值观。商代器物纹样通常以成对的动物纹样出现，这种现象体现了商代人的世界观。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将商代世界观称为二分倾向，认为成对的动物图案反映了制度与思想的二分倾向。1964年，张光直在讨论商代的二分制度时指出，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与王室内分为昭穆两组具有关联。他认为商周艺术中动物纹样具有宗教功能，这些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政治象征与家族财富的价值。显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纹样被视为巫觋与天地沟通的媒介，拥有这类沟通工具即意味着掌控权力。张光直也支持此观点，他认为古人将“物”铸入王室青铜器之中，王朝将所辖九州方国的兽形图纹或各氏族图腾摹绘下来，并分别涂画或铸造在鼎器之上，且王室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图案也存在分层分级。因此，这些记述显示了器物与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物与教化体系相关，中国古代《左传》有云：“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川，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段记述表明，通过物而实行人的教化，早期夏朝之所以具备良好的德行，是因为他们将远方的物化成图像。九州的长官贡纳金属于夏，将这些图像铸在鼎上，从而使民众通过鼎上的图案知晓神物与恶物。

器物反映族群的认知、思想与情感关系。物作为人与社会的一种媒介，围绕物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在物的人类学视野中，物具有多重意义。“物不仅仅反映社群的社会关系，还传递着物的生产故事。在物被赋予文化表征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其他文化形式，如歌曲和舞蹈。在美洲西北海岸社区的物体系中，通过物权可观察族群间的亲缘关系、和谐关系或冲突关系”。物的生产故事反映了社会活动，进而揭示相关人群的社会关系。通过描绘物的社会生命史，可以追踪物在流通中的意义变迁。社区成员利用物作为情感媒介，分享彼此的情感与价值观。物不仅传递社区成员的文化认同，还承载着特定的某种情感，如赞美或敬畏。因此，无论是有形的物还是无形的文化，均能反映特定社群的认识、情感与思想关系。

张光直著《美术、神话与祭祀》

（二）思想之物与人神秩序

物通过物质文化象征参与建构社会秩序。物质文化是社会秩序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在西非中央集权小型社会中，物的象征意义和使用方式参与了社会秩序的建构。这些部落拥有族群的神像或面具，用来象征众神、神灵或祖先。部落对神像的制作、使用与保存有严格规定，甚至将制作手法与过程列为部落秘密。西非神像不仅是族群的象征，还象征着部落首领的权威。在部落争端处理中，神像被摆放在法庭上，以示祖先与神灵的公正意志。不同部落偶像形式各异。例如，嫩贝（Nembe）部落在祭坛和神龛中，使用无图案的织物作为圣物。而在莱加文化中心的布瓦米（Bwami）会社中，物的布置秩序与会社的权力财富秩序相关。布瓦米的入会仪式作为一种道德教育形式，数千件物品被精心展示。在布瓦米的仪式布置中，动物、神像与自然物品（如树叶）并置。这些人工制品的器身遍布闪耀的装饰，堪称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莱加仪式中并置物品的顺序也有严格规定，物的位置表达了社会的秩序。因此，物质文化通过象征意义、使用方式和布置秩序等方面，参与了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规训。这些物体不仅象征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还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关系，从而教化与表达社会秩序。

物中隐含着地方习俗与宗教神性意义。在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新爱尔兰岛，马兰甘（Malangans）雕像习俗隐含了交错的亲属关系与习语关系。马兰甘地区因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而闻名，原住民通过艺术、舞蹈和雕刻表达本土信仰。马兰甘雕像作为塞皮克人传统和信仰的象征，通常以木雕形式描绘祖先或神话人物，具有复杂的图案与鲜艳的颜色。这些艺术品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从小型物件到大型的多人物装置。制作马兰甘雕像需要熟练的艺术家和社群成员共同努力，过程始于选择一棵合适的树，并将其雕刻成所需形状。完成雕刻后，艺术品会使用从植物或矿物中提取的天然颜料进行绘画。马兰甘雕像在仪式活动中广泛使用，尤其是与死亡和哀悼相关的活动。这些雕像被视为祖先的视觉表现，有助于生者与灵界的沟通。人们相信马兰甘具有神圣的力量，能够保护社群，确保丰收并带来好运。

一张马兰甘面具

三、作为真理之物与声望之物

（一）作为真理权力的象征

不可让渡之物是资本、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在世界各地的小型社会中，奢华的首饰、稀有动植物制品或精美工艺品往往代表权力和地位。非洲酋长或首领的头饰与冠冕象征着地位和统治权，例如，非洲加纳阿善提人（Ashanti）首领所佩戴的金色冠冕，装饰有珍贵的宝石和羽毛。赞比亚卢巴族（Luba）首领佩戴的“明光帽”（Mwadiwa），通常由羽毛、铜片和装饰制成。尼日尔图阿雷格族（Touareg）酋长佩戴的“塔米什特”（Tamashast）头饰，通常由蓝色布料和银饰制成。肯尼亚马赛人（Maasai）酋长佩戴的“奥洛洛帽子”（Oloolop）头饰，则由珍贵的豹皮和狮鬃制成。南非祖鲁族（Zulu）首领佩戴的“伊哈迪斯”（Isicholo）头饰，采用编织草帽和装饰组成。这些小型社会的不可让渡之物，作为权力的象征而世代传承。美国人类学者凯瑟琳·亚当斯（Kathleen Adams）在《作为政治的艺术：印度尼西亚答纳托拉雅的身份认同、旅游及权力重塑》中，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答纳托拉雅（Tana Toraja）地区的人工制品，确认了物与认同、权力及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她通过旅游品对身份与权力的重塑作用，表明了旅游艺术品在政治表达中的媒介作用。

不可让渡之物是真理、神性与宗教的符号。在人类学中的小型社会，一些人工制品被认为象征着真理或具有象征性意义。这些物品通常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用来表达和传递某种真理或价值观。例如，印第安部落的传统编织品中，有许多代表真理的象征物品。印第安人在日常生活和传统庆祝活动中使用毯子，毯子被视为象征着温暖、保护和团结。箭头在印第安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代表勇气、力量和智慧，也象征着与自然界和神灵的联系。蛛网图案（Spider Web）是一种常见的编织图案，代表着生命的连续性和相互联系，象征着人类与大自然、社区及其相关个体之间的联系。太阳符号（Sun Symbol）是印第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象征，代表光明、力量和能量，并且在许多印第安部落的艺术和编织品中出现。鹰羽毛（Eagle Feather）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它们代表着智慧、荣誉和精神力量，并在仪式和庆典中被广泛使用。事实上，每个不同的部落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象征物品和含义。神像作为合法传承的标志器物，也是权力争夺中的重要目标。贝宁皇家艺术同样如此，物展现了宗谱中的权力关系，反映了传统王国中艺术与政治的隐秘关系。在当代仪式中，“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以显性的形式出现，而在小型社会中则常常是隐蔽而非显性的。综上所述，小型社会的人工制品不仅是“神物”的象征，也是“权利的符号”的隐蔽存在。

Kathleen M. Adams著Art as Politics: Re-crafting Identities, Tourism, and Power, in Tana Toraja, Indonesia

（二）作为声望资本的符号

物在社会流通中逐渐形成隐蔽的声望象征。在社会流通过程中，物经历了跨阶层、跨族群与跨文化的意义重塑，从普通之物变为特殊之物，从而获得了象征价值。物在其社会生命史中经历了身份迁移与意义变迁，这是物的“神话”过程。在不同语境之中，物展现出不同的意义。物不仅是真理、地位与权力的象征，也可作为真理、神性与宗教的符号。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科皮托夫（Igor Kopytoff）和施坦纳（Rudolf Steiner）研究了器物的跨界旅行，以及器物旅行对生产观念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世界各地文化中都记述着物与声望的故事，例如，在斯里兰卡庆典中，仪式舞蹈中的魔鬼面具采用绚烂的颜色涂绘。这些面具具有不同装饰颜色及图案，在原住民面具文化中起到部落区分的功能。不同图案的面具还具有身份等级的区隔意义，因此面具成为了权力与真理的区隔之物。在北美热带丛林文化中，还存在一种神秘的烟草文化。美洲原住民将烟视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物质，因此掌握烟草的人便是部落的宗教首领。

物是确定物权、身份与阶层的声望象征。不可让渡之物作为身份符号，不仅与身份、遗产及政治相关，还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原住民常通过诉求物权来维护个人权益及生存权，他们通过各类艺术形式获得身份关系，通过组织文化节获得社区身份认同，或创立博物馆来缔造族群认同感。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经历了复杂的殖民史，他们力图通过物权去实现族群认同，确立领土归属与群体自治权益，其中阿纳姆树皮画是原住民争取土地权的经典案例。他们通过树皮画中的符号线索追溯土地的历史与归属权，以确证自己是土地的主人。通过确立身份归属，原住民能够确定独立权利。加拿大土著艺术家夏洛蒂（Charlotte Townsend Gault）研究了美洲西北海岸艺术，并发现西北海岸原住民通过追溯物的线索来确认身份。物不仅是群体身份的标识，还涉及原住民的身份政治。笔者在研究美洲非裔艺术个案时，发现当代美洲非裔艺术研究中体现了一种典型问题意识，即“将‘物’作为一种国家认同‘武器’，实现了文化政治上身份认同。当代美洲非裔文化呈现‘回到原初’与‘再非洲化’思潮，正是在此非裔文化再挪用过程之中，非裔宗教物质从宗教私密文化流转到国家公共文化象征，从而实现非裔文化国家认同意义”。原住民的物可作为阶层的声望符号，贾克·马奎（Jacques Maquet）在研究日常之物中认为，物之中“内蕴丰富的声望符号象征”。艺术品也具有多重的声望符号象征，成为一种阶层的声望符号象征。

Jacques Maquet著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

四、作为符号之物与区隔之物

（一）作为符号标识与身份建构

物具有身份、族群及性别的符号标识功能。在中国梭戛地区，人们通过头巾与服装来区分村落，因此头巾与服装具有身份的标识功能。在美洲部落中，文身与刺青用作身体装饰，可以辨识部落的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世界各地的玩具文化中，玩具通常被区分为男童款或女童款。例如，在现代中国，粉色通常被视为女性色，而蓝色被视为男性色，这反映了社会对颜色与性别的建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当地原住民使用不同材料编织比伦姆串绳袋。在仪式上，人们根据自身身份选择不同款式与颜色的比伦姆袋。因此，比伦姆袋成为当地原住民身份的明确标识。墨西哥维乔人的手工艺品丰富多样，在人类学中被视为具有身份标识功能，这些手工艺品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例如，纸雕（Papel Picado）用于庆祝活动和传统节日中，刺绣（Bordado）用于制作服装、家居用品和装饰品，常常采用花卉、动物和传统图案等元素。维乔人的木雕（Madera Tallada）用于制作雕像、家具和装饰品，并展现大自然、神话和传统故事等主题。因此，无论是日常生活器具还是博物馆中展示的器物，在特定的语境下，皆可作为身份、族群及性别的标识。

物在日常生活及节日仪式中具有标识意义。例如，墨西哥维乔人居住在西部地区，以其精美的维乔陶器而闻名，这些陶瓷在人类学中具有丰富的器物意义。陶瓷不仅作为家居装饰品在维乔人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还用来制作花瓶、碗、盘子等，用于日常生活和特殊仪式场合。维乔人的陶瓷被用来制作各种形状的神像和祭坛，服务于宗教仪式和崇拜活动。这些陶瓷器物象征着神圣和灵性，与传统信仰紧密相联。此外，维乔人的陶瓷还用于制作乐器，如鼓和哨子。这些乐器在宗教仪式、庆祝活动和社区聚会中使用，为维乔文化增添了音乐和表演元素。陶瓷还被用于制作服饰装饰和首饰，如项链、耳环和手镯等，这些陶瓷装饰品不仅美化了外观，还承载了文化和宗教符号的意义。维乔人的陶瓷上常常绘制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图案，这些图案传达了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促进族群认同感和传统知识的传承。总而言之，器物在人类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反映宗教和信仰，还承载着文化、历史和身份认同。安东尼· 谢尔顿（Anthony Shelton）在研究前哥伦布艺术与中美洲民族志时，涉及了墨西哥维乔人手工艺品，杰莱米·库特（Jeremy Coote）则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之物。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在《小型社会艺术》中分析了各类物，并在《美国缪斯：艺术与美学的人类学远游》一文中，明确提出“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艺术”的观念。这类人类学者主张回到物的本土语境，以解释物所承载的社会关系与意义。

Richard L. Anderson、Karen L. Field编Art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Contemporary Readings

（二）作为审美区隔与物的政治

审美趣味体现为一种隐形的社会等级。物通过审美区隔来表征阶层，这一过程即物的“神话”过程。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艺术品不仅可作为社会区隔的象征，还涉及从日常生活偏好到审美趣味的符号区隔与概念区隔。自1974年以来，人类学者弗朗切斯科· 佩利兹（Francesco Pellizzi）从事中美洲民族志及当代艺术批评，他指出，审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场。审美不仅存在于特定的权力语境中，还受到权力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托尼·弗洛里斯（Tony Flores）同样认同美学的政治人类学观念，认为审美存在于权力语境中。人类学者沙曼（Russell Sharman）研究哥斯达黎加“黑圣母”圣石时发现，妮格莉塔（LA Negrita）的神灵石图像风格反映了不同时期掌权者对雕像风格的影响。这表明，灵石的风格受到来自于权力者影响。物通过展现炫耀美感的文脉，从而获得权力的神圣力。权力者通过拥有炫耀美感的物，展示了物与权力之间的隐蔽关系，因此，物成为一种权力的隐蔽表征。

物因权力渗透形成审美区隔与物的政治。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者采取物的社会生命史作为方法论，研究物的社会生命史过程。物在流动中产生价值转换，物的能动性影响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活，进而导致审美与政治的价值转换。审美区隔是审美权力渗透到物的过程，审美与权力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人类学者关注。贾克·马奎和罗素·沙曼等学者通过对非洲小型社会及中美洲民族志研究，揭示了物通过展现美感如何赋予权力神圣的力量，他们指出，精英阶层通过艺术实现精英制造和区隔。贾克·马奎研究非洲社会的审美与权力关系，认为非洲小型社会的器物与权力直接相关。非洲的权力器物常被赋予炫耀性的装饰，以显现权力的神圣性。罗素·沙曼则揭示了审美区隔与文化精英制造之间的面纱，他指出，精英阶层通过发明艺术形式来实现精英制造，并使精英艺术的生产与消费合法化。例如，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利蒙艺术家团体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美学等级系统，他们建立了一套区分等级关系的概念，包括艺术与手工艺、艺术家与工匠、男性与女性、精英与庸俗、西方精英主义与非西方手工制品。在这些成对的概念中，隐含着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等级区隔，闪耀的权力审美之物笼罩着一层被审美所遮蔽的朦胧面纱，审美不仅是一种被建构的文化存在，也是一种权力政治的渗透过程。

哥斯达黎加“黑圣母”圣石

五、作为记忆之物与象征之物

（一）物的族群记忆与遣返原居地

不可让渡之物承载着族群的文化记忆。器物通过文化表征其背后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其社会生命史反映了曾经的文化与历史。在过去几十年的人类学论争中，关于原住民博物馆的展示、档案、书写、原真性、挪用及文化交际的议题日益激烈。其中，不可让渡之物的遣返原居地、物权及展示权问题无疑成为原住民议题的关键论争。在人类学中，圣物归属为“不可让渡之物”。这些物品携带着非西方社会特定族群的信仰体系，并具有固有的精神价值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对于在殖民时期流失的文物产生了“遣返原居地”（Repatriation）的诉求。此类个案在世界各国比比皆是，其中希腊埃尔金石雕个案即是举世闻名的例子。在不可让渡之物的人类学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经典的成功遣返案例。例如，肯尼亚部族的木质人形雕像称为韦冈欧（Vigango），是米吉肯达人用来纪念逝者的纪念性雕像。肯尼亚人相信这些雕像与部族的祖先与神灵崇拜有关，因此将其视为部族的圣物。制作韦冈欧需要昂贵的成本，而且涉及部族人的信仰世界。对于米吉肯达人来说，韦冈欧具有非凡的意义。与普通雕像不同，韦冈欧被禁止移动。部族人相信，如果移动韦冈欧，将会招致先人的诅咒，并会招致不幸。因此，这种不可让渡的“神圣”之物被严禁买卖或商品化。当这些物品流失到西方社会时，相关族群可以提出将其遣返原居地的要求。

物的不可让渡性可作为判断物权的标准。如何裁定不可让渡之物的所有权与物权，成为原住民与博物馆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时，对于原住民物的所有权与展示权应如何处理，个人与族群对于物权的裁定逐渐提上日程。例如，原住民具有特殊意义的头饰或者装饰是否应列入古玩珍奇目录之下，这是原住民和博物馆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笔者认为物的不可让渡性可作为判断物权的一种标准，用以裁定博物馆与私人家庭对物权的判定。关于这一点，艾伦·胡佛（Alan Hoover）与理查德·英格利斯（Richard Inglis）曾策划了一次展览，为后续的原住民展览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此次展品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博物馆所藏的近代西北海岸原住民物品，如罕见的努卡努特族（Nuu-Chah-Nulth）仪式布帷等。由于牵涉展品的物权与展出权问题，博物馆与原住民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双方举行了神圣的遣返原居地仪式。在长达四小时的遣返仪式中，布帷在神圣的歌舞表演中得到尊重的遣返。在神圣的仪式过程中，拥有物权的兰克家族（Frank）发言人解释了布帷图案的含义、秘密历史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博物馆承担保护神圣布帷的责任，而家族拥有布帷的展示与使用权。这个案例展示了不可让渡之物的成功遣返，物品通过尊重原住民文化的仪式回归到原住民社会的知识语境中。

Alan L. Hoover编Nuu-Chah-Nulth Voices: History, Objects & Journey

（二）物的展示伦理与遗产政治

不可让渡之物的展示方式涉及遗产政治。原住民将物作为政治诉求的武器，而博物馆的展示不仅涉及博物馆伦理，还关系到遗产空间中“物”与“人”的关系。“原住民博物馆虽然以‘物’作为收藏，然而其受众为‘人’。博物馆展示体现了人的伦理意识与知识运作，只有建立平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知识体系，才能体现博物馆的意义，也才能实践博物馆展示之终极对于‘物’的关怀目的”。不可让渡之物承载着族群的信仰与集体记忆，博物馆藏品是连接历史与现在的媒介之物。“博物馆是族群意识及意义建构的空间所在，亦是原住民身份认同塑造与建构的空间。博物馆馆中之物构造起由事件与叙述构成的意义世界，其空间意义不仅是在物质意义上的，更闪耀在精神意义之上”。物作为国家及族群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能够唤起族群的集体意识，凝聚族群精神。

戴面具的夸夸嘉夸族人旧照

不可让渡之物的遣返过程涉及遗产伦理。原住民对于不可让渡财产具有物权，这些物品需采取适当的陈列与收藏方式。面对这一新的现实问题，需要一套完备的原住民遗产管理与展示方法，夸夸嘉夸族博物馆的遗产管理被认为是典范。夸夸嘉夸族（Kwakwaka’wakw）成功请求遣返了一批历史物品，这批物品为1921年阿勒特湾的珍贵收藏（Alert Bay Collection），属于丹·克兰默（Dan Cranmer）的夸富宴收藏 （Potlatch Collection），包括450件原住民仪式庆典物品。遣返后，物品的归属权回归到原住民手中，并由阿勒特湾的乌米斯塔文化中心（U’Mista Cultural Centre）与玛吉角（Cape Mudge）的夸夸博物馆（Kwagiulth Museum）管理。两个中心采取了不同的展览方式，各自做出了良好管理。事实上，这批物品的遣返原居地过程非常漫长而艰难，牵涉大量原住民的私有物权问题。例如，面具、碗及纹章等物品原本为个人财产。为了更合理地管理，展示中心与原住民进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这些物品从个体财产被认定为族群的集体物权。虽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谈判和认定过程，但两个博物馆坚持不懈地与各方洽谈，最终成功遣返了这批不可让渡的夸富宴物品。在这段遣返的漫长岁月中，学界引发了关于遣返原居地的激烈论争。但就公众及个人而言，争取物权本身即是一种身份抗争形式。文化遗产与政治的关系极为敏感，不可让渡之物牵涉族人的情感问题。由于物承载着原住民的浓浓情感，因此物品需要以极为虔敬的方式展示与收藏。

夸夸嘉夸族面具

六、作为社会接受关系的表征之物

（一）作为社会接受关系的表征之物

人工制品是社会接受与涵化关系的媒介。物与社会习俗、神话及权力之间存在特定的关联与意义，物品作为意义的载体，在艺术品中尤为显著。人类学者运用物的人类学方法，研究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语境。他们普遍认为，“基于物所承载的错综文化体系，物的表征对于特定群体具有独特的含义。因此，物成为‘社会接受关系’的载体（Social Relations of Reception）”。

物成为文化叠加与文化混杂关系的结果。在物的生产关系之中，不同形式的制作赋予物不同的意义。从物的“接受关系”（Relations of Reception）来看，物并非单纯地承载意义的聚集体。物本身是文化叠加的外在体现，“物与艺术、物质文化、文化表征及其所处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且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种含蓄意义的‘温和寓言’（Comforting Allegory）”。虽然物的意义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变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没有稳定的意义。汤姆斯（Thomas）使用术语“Entanglement”（缠结）来描述殖民遭遇“Encounters”（邂逅）带来的变迁。口述史、神话及考古学中的证据表明，在本土与非本土之间发生了器物的流动，通过器物的流动产生了复杂的跨文化关系，这些器物所承载的丰富文化体现了跨文化的“缠结”关系。

物显示本土社会与外部社会的交往关系。在美洲西北海岸社会，物品具有多重意义，可通过器物的“接受关系”来追溯。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接触，西北海岸沿海地区的族群和部落在婚姻、贸易以及战争中发生了文化涵化现象。当代年轻一代既承袭传统文化又有创新，他们通过现代设计保持文化连续性。例如，在同一个空间中悬挂雕刻面具、原住民古老的房屋柱子和现代运动衫，显示出当代设计与部落文化之间的亲密关联。物品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意义，特别是那些携带文化表征的物品（Objects-as-representations），它们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些物品不仅展示了过去的历史，还反映了本土社区与外部世界的接受关系。比如在当代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出现的国际多元文化现象中，澳大利亚原住民女性主义艺术家艾米莉·克瓦瑞（Emily Kngwarreye）关注女性问题，并通过作品反思这些问题，回应了一种反传统的政治与审美立场。原住民对于点画的运用具有悠久历史，克瓦瑞和凯瑟琳·皮塔莉（Kathleen Petyarre）运用点画绘制女性社群的仪典与表演，表达对殖民主义历史的抗争与控诉。电影制作人与摄影家翠茜·法特（Tracey Moffatt）与城市原住民艺术家瑞尔（Rea）的作品受到波普艺术影响，在激进的政治语境中呈现出多样化观念。这类女性主义艺术灵活运用跨越媒介和跨文化的手法，显现了与外部世界错综复杂的纠缠联系。

艾米莉·克瓦瑞

艾米莉·克瓦瑞作品Wildflower Dreaming

（二）作为文化涵化关系的表征之物

原住民的物质文化显露出文化涵化关系。在特定时期的建筑、服装、仪式器物及贸易物品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殖民历史与殖民关系。在前接触殖民历史时期，部落之间的贸易、通婚和战争导致了彼此纠缠的关系。在混沌不明的缠结关系中，历史赋予物品多重意义。因此，物被赋予了多重叠加关系与意义，其意义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动不居。在当代西方文化与艺术中，由于文化涵化出现文化混杂与文化挪用现象。这引发了关于原住民物的原真性问题的讨论，并成为人类学界的讨论热点。人类学者通过研究殖民时期殖民者所收藏的物品，回溯西方与非西方的接触历史，因此这类物品自然成为殖民关系的显现。

文化交往地带存在着物的文化涵化现象。当代艺术家基于传统再发现并再创造文化，从而产生文化涵化现象。原住民艺术家于克斯维卢普顿（Yuxweluptun）提醒公众，真实的原住民历史可能被以各种方式隐藏，尤其是在联邦时期印第安事物部的正统历史中被遮蔽。然而，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坦诚地显现真实的历史与情绪。他认为，尽管物品静默无言，但可以诚实地展现真实信息。举例来说，他在绘画中鲜明地表达了对土地权的诉求，并描绘了原住民梦想“逃离他们（殖民者）的文化”的图景。艺术家乔·大卫（Joe David）的雕刻作品吸收了传统元素，表达了现实政治气氛。原住民传统雕刻品通常用作房屋柱子或长屋外的传统凳子，来欢迎渡水而来参加夸富宴的人。大卫的作品原型来源于曾祖父的雕刻，记录了先祖在殖民时期与欧洲人接触的故事。他解释道：“通过我的雕刻，人们可以找到扎根于历史的根源，这些故事与经验连绵不断。我的先辈曾经问道，‘欧洲人能理解这些吗？他们能理解我们与土地和水路之间的关系吗？他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传统艺术、仪式及历史’。”此外，艺术家卡拉· 沃克（Kara Walker）的作品也体现了类似风格。尽管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处理方法不同，作品的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但艺术家不仅表达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还成为身份认同接受关系的一类媒介。

卡拉· 沃克作品Burn

（三）作为反殖民的武器与物的抗争

原住民艺术家将艺术作为抗争的表达形式。在一些原住民小型社会地区，他们将艺术作为反霸权的策略，并通过艺术重塑社会关系。德国人类学家朱利叶斯· 利普斯（Julius Lips） 反对原始主义进化论观念与殖民式凝视，他观察到原住民艺术家画作中欧洲人图像，显示出对欧洲殖民者的反抗情绪。电影人梅蒂斯（Metis）与洛雷塔·托德（Loretta Todd）旗帜鲜明反对挪用原住民文化，加拿大艺术史学者夏洛特·高尔特（Townsend Gault Charlotte）也持相似观点。她在考察加拿大西北海岸地区时发现，原住民图像反映了文化被不当挪用时的愤怒。夏洛特使用术语即“Whitewashing”一词来描述这种愤怒情绪。该词暗喻了西方叙事背叛了真实历史，是对殖民时期“白人”滥用权力的批评语词。

原住民作品中包含艺术与政治的隐蔽关联。当代原住民社会中，资本与权力的纠缠无处不在。原住民利用艺术作为政治诉求的武器，争取身份与文化认同感。社会主流阶层通过空间设计制造权力隐喻，例如亚特兰大奥本大街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空间，其设计未能反映本地人的意愿，而是展示了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社会秩序。主流社会权力通过道德与意义的空间生产，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在奥本大街的地方意义塑造过程中，设计旨在培养地方身份认同关系，将公民塑造成“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美国公民”，而非“关注种族问题并谋求社会变革的社会公民”。苏格兰原住民哈里斯挂毯（Harris）图案显示了原住民对故乡的遥远守望，反映了他们与故土自我认同的渴望。这些图案不仅表达了原居民身份认同的诉求，也作为对抗英国的一种“武器”，显示了对土地权的诉求，并传达了哈里斯岛民的强烈归属感。因此，挂毯成为“抵抗文化”的象征隐喻。

Jeremy MacClancy编Contesting Art: Art,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Modern World

七、物的不可让渡性与神圣性生产

（一）物的不可让渡性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安妮特·韦娜重返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进行田野调查时提到“不可让渡之物”（Inalienable Possessions）的概念，认为这些物品因其不可让渡性，能够通过物权确定与祖先的关系。另一位人类学者简·施耐德（Jane Schneider）研究了布与人类的关系，通过研究布考察物与人的关系，发现布在政治与社会流通中经历了意义与身份转化。布的社会生命史，从制作、穿戴到销毁，象征了布的循环、再生与衰程。布象征生与死、现在与过去，以及祖先权威与当代政治权力。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研究礼物的神圣性，发现印第安部落神圣物具有不可让渡性。这些物品不仅是政治与宗教的层级标识，也用来确认身份及等级。部落首领因拥有神圣之物而掌握力量与权力。物不仅作为神圣之物，还作为力量之物，构成宇宙与社会秩序的基础，构建了一个“不可见”的社会现实。物被“神话”的过程，即物的神圣性生产过程。因此，“艺术作为原住民物质文化具有特有的不可让渡性。物在不同语境中发生松散的意义联结与价值流变，随着语境迁移而变迁意义”。小型社会的器物通常还具有宗教和神秘色彩。例如，在中东地区，蓝眼睛被称为“邪恶之眼”，是一种护身符，具有保护、驱邪与护身功能。

物通过多种特殊化途径实现神圣性生产。人类学者研究了不同种类的小型社会器物，并对不可让渡之物做出各类研究。南希·穆恩研究了加万社会的库拉交换，发现库拉通过既定的“路径”与价值“偏移”，实现了物的象征价值交换。通过岛与岛之间的库拉交换行为，库拉获得了神圣价值。阿帕杜莱研究了物的神奇增值过程，即物从普通之物变成了特殊之物。物经过“特殊化”与再“商品”化过程，从而赋予物特殊价值。此外，安妮特·韦娜研究了不可让渡之物，发现物的神圣性是被赋予的。沿着这个思路，莫里斯·古德利尔研究了物的意义生产。他认为普通之物通过被授予礼物的身份，在流通过程中不断赋予权力与义务。物在此作为社会交往与交际的媒介，从而获得交往媒介的身份。皮埃尔·布迪厄发现，物体作为一种区隔媒介，通过赋予意识形态，成为审美阶层的区隔之物。审美提升了物的价值路径，贾克·马奎发现，通过审美获得了权力与政治意义。罗素·沙曼认为，通过制造精英文化之物，可以获得精英阶层的地位与身份。托尼·弗洛里斯讨论的物，则指向一种美学的政治，通过美与政治的关联，使得物实现一种美学政治的目的。弗朗切斯科·佩利兹讨论的物，同样通过审美建构艺术阶层的声望。安东尼·谢尔顿与杰莱米·库特讨论的物，则认为物本身就是意义的载体。

皮埃尔·布迪厄

（二）物的神圣性生产

人类通过制造闪耀感来赋予物的神圣意义。特罗布里岛（Trobriand）独木舟船板图案传说赋予库拉交易者一种魔力，人类学学者阿尔弗雷德·盖尔认为，独木舟的器物图案具有物的能动性（Agency）。雍古族（Yolngu）人制作的交错闪耀线条绘画体现了神圣之力，明亮的光芒和闪耀可以引起内心的敬畏和震撼，因此被视为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人类对这种闪耀感的追求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文化与宗教中，在许多国家与地区的宗教仪式和庆典场合中，人们使用火焰、蜡烛或华丽的灯饰来营造闪耀效果。闪耀的光芒被认为与神灵或神性有关，展示了神圣力量的存在和影响。在艺术和建筑领域，闪耀元素常用于表达神圣或庄严感。例如，在教堂和寺庙的建筑设计中，窗户上的彩色玻璃、金色壁画或闪亮的雕塑都旨在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这些闪耀元素不仅传达了美感，还使人们感受到超越物质世界的存在。

物通过身份特殊化过程获得神圣性与意义。从“普通之物”转为“特殊之物”，物的“特殊化”过程即物的“神圣化”过程。在人类学经典的特罗布里安群岛库拉交换中，反映了物从普通之物到神圣之物的生产过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岸的物体系中，库拉交换体系实现了社会交换。“库拉”是一种在群岛之间流通的交换物品，遵循一套交换规则。该物体系由精美的臂环（Mwali）和项链（Soulava）贝壳构成，臂环沿逆时针方向在库拉圈中传递，而项链沿顺时针方向传递。库拉交换沿着封闭的循环线进行，不同方向的岛屿有各自的库拉伙伴。臂环作为礼物送给其他岛屿上的库拉圈朋友，通过库拉交换建立借与还的义务。他们还用装饰品与其他物品交换，但这种交易仅限于库拉伙伴之间。库拉交换不仅建立了岛屿之间的伙伴关系，还促进了商贸活动的发展。然而，库拉真正的意义不仅在于交换贝壳，更在于通过艰难的航程告诉盟友他们的重要性，周期性地传递物品使部族团结在一起，并形成库拉盟友关系。库拉的故事承载了原住民的品德故事，物的传说赋予拥有者声望与财富。库拉圈中物具有相对固定的交换路径，贝壳具有相对固定的流通路径与盟友。库拉交换体系连接了原住民所在的各个岛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库拉圈地区。库拉象征接受、赠送、责任和义务，通过物维系岛民之间亲密的伙伴联系。在日积月累的库拉圈交换活动中，库拉逐步积累了拥有者的声望象征。库拉交换形成了一套赠礼及交易系统，成为岛上族群的核心生活。库拉在库拉圈的流动过程中，发生了物质价值与象征价值的交换，从而生产了物的象征价值。通过交换与流通活动，库拉实现了神圣性生产，成为原住民的神圣物品，象征地位与财富。贝壳不断重塑伙伴关系，使库拉成为一种象征与声望资本。就这样，物与人的交换行为实现了物的神圣意义的生产。

一件Mwali

一件Soulava

八、结语：物的温和寓言

世界通过一件件具体之物被表征，观念存在于沉默的人工制品中。物性是隐蔽的，它承载着丰盈的寓言与表征。诗性则是自由的，流淌着明澈的审美与浪漫。物性与人的栖息、日常及思想相关，而诗性则指向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物因物质语言与思想而变得澄明，并因物的诗性散发出审美的光芒。

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具有隐蔽的物性。小型社会人工制品具有特殊的物性，物作为认知之物、思想之物、真理之物、声望之物、符号之物、区隔之物、象征之物与记忆之物而存在。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还具有浪漫的诗性，物的审美经验遍及生活各处，从食物采集之物到神圣的人工制品。审美存在于文化既定的语法之中，并具有审美区隔及审美建构的意义。诗性表现为人类浪漫主义经验的象征符号，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成长与物质记忆。

小型社会不可让渡之物是温和的寓言。在人类社会的物体系中，物（Artifact）是人（Human）的关系的延伸，物是人的观念的具体外化，呈现人类的记忆与思想。在小型社会中，物作为一套物质语言体系，携带着隐秘的寓言式思想与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之上，浪漫、现实与政治在物之中显现，他们以一种“温和的寓言”方式结盟，通过物表征人在社会中的隐形而丰盈的关系。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