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初春的一个阴天，北京西站候车厅里，人潮翻涌。一个四十岁出头、胡茬未剃的男人把行李袋往脚边一放，低头刷着手机余额，零星数字在荧光屏上闪烁，他苦笑了一下。旁边旅客好奇瞟他一眼，他自嘲地咕哝一句：“这就是命。”这个人名叫李旭。若把时钟拨回十二年前，他还顶着

2023年初春的一个阴天，北京西站候车厅里，人潮翻涌。一个四十岁出头、胡茬未剃的男人把行李袋往脚边一放，低头刷着手机余额，零星数字在荧光屏上闪烁，他苦笑了一下。旁边旅客好奇瞟他一眼，他自嘲地咕哝一句：“这就是命。”这个人名叫李旭。若把时钟拨回十二年前，他还顶着“千万富翁”“李老板”的光环，日夜穿梭在三里屯、工体的霓虹之下。

1983年，李旭出生在昌平北郊一条老胡同。父亲李师傅开出租，母亲常年在医院做护工，家庭积蓄捉襟见肘。高中毕业那年，李旭的母亲突发脑出血，留下偏瘫后遗症。为了补贴医药费，李旭一边自学编程，一边在一个写字楼帮人维护局域网。七年码农生涯没有房无车，每月工资只能勉强覆盖房租和母亲药费。那时，李旭最怕的就是同事午休时的闲聊——所有人谈房贷、谈旅游，他只能假装忙碌地摆弄交换机。

2011年8月，北京城迎来新一轮旧城危改。李家祖传的两进四合院位于西直门大街北侧，划进三环辅路拓宽范围。征收协议下来时，李师傅险些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三套回迁房外加现金补偿，总价值高达一千二百多万元。那晚，李旭接到父亲电话，他正在机房加班。“赶紧回家，房子要拆！”父亲的声音带着颤抖。李旭赶回胡同，看到街坊们三三两两站在灯下议论。他心口扑通直跳，却不知这通电话把命运的齿轮推向了另一条轨迹。

拆迁款一到账，李旭做的第一件事是递辞职信。第二天早晨，他把旧背包往老板桌上一扔：“以后修电脑的事，跟我没关系。”和同事道别前，他还扔下一句近乎挑衅的话：“挣钱这种事，咱先歇歇。”办公室里谁都没说话，一瞬间所有目光都落在那张银行卡上。李旭感到久违的优越感攀上胸口——仿佛多年来窝在机柜后的阴影，在这一刻被散尽。

最初几个月里，李旭用钱的方式还算“克制”。他给父亲换了辆桑塔纳志俊，给母亲请了专职护理，又按妻子的意愿把昌平老房翻修成精装两居。但酒香很快引来朋友，新朋友又带来新的消费场景。夜店酒水单上，一个香槟套餐三万六千，旁桌姑娘抛来好奇的目光，所谓“场面”不知不觉就成了李旭的刚需。2012年春节后，他平均每晚要往工体跑一次，点酒、买单、刷卡，如同例行公事。有人在吧台靠近他：“李老板，明天兄弟结婚，得仰仗你撑个场。”他抬手挥了挥：“没问题。”

2013年夏天，李旭第一次踏进澳门葡京。彼时他自认为“见过世面”，兜里揣着五十万现金外加黑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赢点零花钱再走。骰子翻滚的声音让人血脉贲张，他一晚上净输七十万，却愣是不肯收手。事后，有朋友劝他：“钱多不是错，关键要会留。”李旭一笑置之：“老天爷既然把钱给我，也许就想看我怎么玩。”

可被老天“观戏”的代价超出想象。2014年底，三套回迁房里已有两套被抵押给金融公司。赌博、夜场、豪车、收藏，他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把千万家产转成账单、利息与挥霍无度的回忆。李旭和妻子的婚姻亦在此期间走到尽头。办完离婚手续，妻子问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他耸肩：“过一天算一天吧。”一句吊儿郎当的话，硬生生堵住了往昔感情的退路。

2016年，欠款数字逼近一千五百万，催债电话像闹钟一样准点响起。走投无路之际，李旭打起了“东山再起”的主意：开酒吧、弄微商、做影视投资，每一笔都折戟。究其原因，他只图“一夜翻本”，从不肯俯身做细活。到2018年春天，最后一套回迁房也挂牌出售。合同签完，他对着空荡的客厅沉默许久，忽而对中介苦笑：“我也算解套了吧？”

同年夏天，李旭受邀参加网络栏目《和陌生人说话》。录制现场，他穿着借来的西装，面对镜头坦白自己的败局：“我秒杀不了欲望，只能被欲望秒杀。”掌声稀稀拉拉，更多人用同情和警惕的眼神审视着这个“失败教材”。节目录制结束，主持人轻声问他以后有什么规划，他低头揉着鼻梁：“先找份工作，能活下去再说。”

旁人或许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抗不过意外之财的诱惑。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当财富来得过于容易，人的精神堤坝若无足够的修补，财富会像决口的洪水，裹挟着虚荣与欲望奔腾而下。李旭口中的“命”里，既有社会大潮的一股推力，也有自身缺少财商教育与心理准备的拉力。北京城这些年跑马圈地，土地一级开发造就了无数“拆二代”。有人拿到补偿后改造自家胡同，开起民宿；有人移民海外，购置物业当“房东”；也有人像李旭，将纸上富贵一把火烧掉。不同的结局，与数字无关，却和认知深度紧密相关。

更耐人寻味的是，李旭的经历并非孤案。2010年至2015年间，东南沿海某村集体拆迁，四十多位村民获赔款三百万起步。两年后，再度回访时，已有七户负债累累。原因如出一辙：改车、换表、夜场、赌局。村支书感叹：“有些暴富带来的不是富，而是祸。”这句话若李旭听见，或许会点头称是，只是那时他已经无力回头。

2019年，李旭曾试图在朋友的家具厂打工，每月三千元。有人问他：“堂堂拆二代，如今跑去搬木板，不觉得掉价吗？”李旭想了想，缓缓回答：“没什么掉不掉价，掉价的是那几年。”这回答被车间里年轻工人私下议论了好几天。大家好奇，他耗尽千万后，是不是还能东山再起？李旭心里明白，欠债加利息需要十多年薪水才能填平，这已不是“再起”与否，而是能否保持基本体面。

2021年，他在昌平租了一间十平米隔断房。年迈的父亲搬来与他同住，母亲则常年在康复中心。电费预付，两个人对着小电磁炉煮面，偶尔给母亲送水果。夜深时，李旭会翻出旧手机里夜店合照，把亮度调到最低，盯几秒便关掉屏幕。父亲有一次无意看见，对他说：“人要守心，钱才守你。”李旭愣了半晌，轻轻应了一声：“知道了。”

从2011年到今天，李旭的故事被许多人当作“拆迁暴富案例”来讲，也被当作“财商教材”来训。有人为他惋惜，也有人冷嘲热讽。对李旭而言，一切光环已散，留下的只是债务、责任与琐碎的生活。拆迁签字那天他曾对老同事拍胸脯：“哥们以后再也不给人修电脑！”谁也想不到，十年后他重新拿起螺丝刀，为邻居重装系统赚取一百元辛苦费。

北京的初春仍带寒意，候车厅里广播声此起彼伏，李旭提起行李准备检票。行李袋侧袋塞着两本书，一本《财务自由之路》，一本《心理自控力》。以前觉得晦涩无趣，如今却成了陪伴夜晚的读物。穿过闸机前，他停下脚步，抬头望了望灰白天幕，低声说了一句：“希望这回能踏实点。”然后快步走向站台，背影掩入人群涌动的潮声中。

来源：整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