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阿姨第一次把那碗猪脑汤端到我书房门口的时候，我正为一支跌停的股票焦头烂额。汤碗是那种最老式的青边白瓷碗，边缘还有一小块磕掉的豁口，被她洗得发亮。乳白色的汤汁上飘着几点碧绿的葱花，一股混杂着天麻和猪腥的气味，蛮横地钻进我满是咖啡味的屋子。

借来的光

一碗猪脑汤

李阿姨第一次把那碗猪脑汤端到我书房门口的时候，我正为一支跌停的股票焦头烂额。汤碗是那种最老式的青边白瓷碗，边缘还有一小块磕掉的豁口，被她洗得发亮。乳白色的汤汁上飘着几点碧绿的葱花，一股混杂着天麻和猪腥的气味，蛮横地钻进我满是咖啡味的屋子。

“先生，给小明炖的，您也喝一碗，补补脑。”她站在门口，围裙上还沾着水渍，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讨好的热切。

她口中的小明，是她儿子，陈明。那年刚上初一，瘦得像根豆芽菜，跟在她身后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看人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眼皮一耷，就把整个世界关在了外面。

我三十二岁，在陆家嘴做金融，一个人住在浦东这个一百四十平的房子里。父母在北方，一年见不上两次。请李阿姨，是想让这空荡荡的屋子多点烟火气。她手脚麻利，话不多，唯一的“毛病”，就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拴在了儿子身上。

陈明刚来时，成绩在班里是下游。李阿姨不懂什么函数抛物线，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变着法子给儿子“补脑”。猪脑汤、核桃露、DHA鱼油……凡是她从邻居或电视广告里听来的“灵丹妙药”，都一股脑地往陈明那瘦弱的身体里灌。

那天，我看着那碗还在冒热气的猪脑汤，心里烦躁，嘴上却没说什么。我让她把汤给孩子喝，自己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初中奥数题集，走到陈明那间由储藏室改造的小屋。

屋子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旧书桌，桌上的台灯是那种最老式的黄色灯罩，光晕昏暗。陈明正趴在桌上，对着一道几何题发呆，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这题，辅助线做错了。”我拿起铅笔，在草稿纸上轻轻画了几笔。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像一只被惊扰的林间小鹿。

我没理会他的局促，自顾自地讲了下去。从最基础的公理，到更巧妙的解法。起初他只是听着，后来，眼睛里渐渐有了光。那是一种被点燃的光，微弱，却很亮。

一个小时后，我走出那间小屋。李阿姨正等在外面，手里端着一杯泡好的龙井。

“先生，谢谢您，太麻烦您了。”她的腰微微弯着，是一种长年累月形成的习惯性姿态。

“没事，顺手而已。”我说，“李阿姨，以后别炖那些汤了，没用。孩子学习，得靠这个。”我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方法和逻辑，不是猪脑。”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眼神却落在我刚才画辅助线的那张草稿纸上，像在看什么稀世珍宝。

从那天起，我下班后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固定的“娱乐”——给陈明辅导功课。一开始只是数学，后来发展到物理、化学，甚至是英语。我发现这孩子不是笨，是基础太差，眼界也窄，像一棵被种在花盆里的树，根须被束缚住了。

我的书房成了他的第二个课堂。那些我曾经束之高阁的精装书，被他一本本翻得起了毛边。我们聊相对论，聊王小波，聊雅典的民主和古罗马的斗兽场。李阿姨会悄无声息地把切好的水果和温牛奶放在门口，然后又悄无声息地退开，像个虔诚的信徒，守护着一小片不属于她的圣地。

我常常能在门缝里，看到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从不打扰，只是偶尔在屋外长久地站着，听着里面传出的、她完全听不懂的讨论。我一度以为，那是一种混杂着骄傲和欣慰的注视。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当书房里的那盏灯为陈明亮起时，另一盏灯，在她心里，正一点一点地，被风吹得摇摇欲坠。

书房里的光

给陈明补课的第三年，他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李阿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在厨房里哭了半个钟头。出来时眼睛是肿的，却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只会说一句话：“先生，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好几层的东西，打开来，是一沓零零碎碎的钱，最大面额五十，最小的甚至还有几张一元的纸币，皱皱巴巴，带着一股樟脑丸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先生，这是我攒的，您给小明补课，不能让您白忙活。”

我把钱推了回去，心里有些酸楚，也有些说不清的满足感。那种感觉，比做成一单几百万的生意更让人熨帖。我告诉她，我不是图钱，我就是看这孩子是块料。

“好好培养，将来考个好大学，比什么都强。”我对她说。

她用力点头，眼泪又下来了。

高中离家远，陈明开始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来。每次回来，他都会先到我的书房，放下书包，和我聊聊学校里的事。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不再是那个只懂得点头摇头的闷葫芦。他会跟我争论一个物理模型的优劣，会跟我探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甚至会用还不太流利的英语，跟我讨论《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

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我输送给他的所有水分。他的世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膨胀。从安徽的那个小村庄，到上海的这间书房，再到书本里那个更广阔的无形世界。

而李阿姨的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小了。

她依旧每天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把我的白衬衫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但她和陈明之间的交流，却变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奇怪。

饭桌上，陈明会说起学校辩论赛的主题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李阿姨愣了半天，讷讷地问：“啥……啥正义？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陈明会提起他看的原版书《1984》，李阿姨会小心翼翼地插嘴：“是讲一九八四年生的事吗？那年你爸还在……”

饭桌上的空气常常在这样的对话中陷入尴尬的沉默。陈明不再试图解释，只是低头吃饭。而李阿姨，则会把一块又一块的红烧肉夹到儿子碗里，仿佛这是她唯一还能为他做的事。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陈明周末回家的换洗衣物，不再随手丢给妈妈，而是自己用洗衣机洗好、晾好。他不再穿李阿姨给他买的那些廉价运动服，而是用自己竞赛得来的奖学金，买了两件领子带logo的Polo衫。他喝牛奶，会先看保质期，吃水果，会先用盐水泡。

这些在我看来是“文明”和“独立”的标志，落在李阿姨眼里，却似乎是另一种东西。

有一次，我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跟电话那头的亲戚小声抱怨：“孩子现在有主意了……嫌我做的菜油多，嫌我买的衣服土……唉，也是，跟着先生，眼界高了，看不上我这个农村老婆子了。”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落寞和恐慌。

我试图安慰她，说孩子长大了都这样，是好事。她勉强地对我笑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先生，我知道是好事。”她说，“就是……就是心里空落落的。以前他什么事都跟我说，现在，他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了。我感觉，我这个做妈的，越来越没用了。”

书房里的光，对陈明来说，是照亮前路的灯塔。可对守在门外的李阿姨来说，那光太亮了，亮到刺眼，亮到让她看不清自己儿子的脸，也让她在光晕的边缘，显得愈发格格不入。她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旧物，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珍贵的宝贝，被精心打磨、抛光，然后摆进了一个她永远也进不去的橱窗。

奥赛金牌和一个陌生的拥抱

陈明高二那年，拿了全国中学生物理奥赛的金牌。这意味着他已经拿到了一只脚踏入清华北大的通行证。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激动地当即订了附近最好的本帮菜馆，要为他庆祝。李阿姨也很高兴，特意换了件干净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甚至还用口红抿了抿嘴唇。

席间，我频频举杯，说着各种“未来可期”的祝贺词。陈明脸上也带着笑，但那笑容很得体，很克制，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外交官，而不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李阿姨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不会用公筷，夹菜时的小心翼翼，让她显得更加笨拙。一盘响油鳝糊上来，她习惯性地想把里面的蒜苗都挑出来，因为她记得儿子不爱吃。

“妈，不用了，我现在吃了。”陈明微笑着，用自己的筷子夹了一口，吃得坦然自若。

李阿姨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饭后，我提议去外滩走走。夜晚的黄浦江边，灯火璀璨，游人如织。东方明珠塔变幻着色彩，像一根巨大的、通透的棒棒糖。

李阿姨显然是第一次来这里，她有些敬畏地看着对岸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那些她每天在无数个雇主家里擦拭过的窗户，原来汇集起来是这样一幅景象。

“真好看……跟电视里一样。”她喃喃地说。

我鼓励陈明：“去，跟你妈合个影，难得来一次。”

陈明点点头，很自然地走到李阿姨身边。李阿姨有些手足无措，下意识地想去挽儿子的胳膊，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陈明似乎察觉到了，他伸出手，轻轻地、礼貌地揽住了母亲的肩膀。

我用手机拍下了那一刻。照片里，陈明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身姿挺拔，脸上是标准的微笑，像一个完美的雕塑。而他怀里的李阿姨，却显得那么瘦小，她的身体是僵硬的，笑容是努力挤出来的，眼神里透着一丝茫然。

那个拥抱，与其说是亲昵，不如说是一种礼节。一种属于上层社会的、保持着安全距离的礼节。它温暖，却不烫手。它亲近，却不贴心。

回家的路上，李阿姨一直很沉默。

我以为她是累了。

后来，陈明回学校了。我把那张照片洗出来，装在相框里，想送给李阿姨。我走进她的房间，她正坐在床边，就着昏暗的床头灯，缝补着陈明的一双旧袜子。那是一双最普通的棉袜，脚后跟已经磨得半透明了。

“李阿姨，这袜子都这样了，扔了吧。我下次给小明买新的。”我说。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先生，不用。他脚上长的冻疮，只有穿我做的这种厚底布鞋，垫上这种棉袜子才不磨脚。他现在不穿了，说同学笑话……可我怕他冻着。”

她手里的针线穿梭着，像是在缝补一个正在远去的梦。

“先生，”她忽然开口，声音很低，“您说，小明以后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这种人了？”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什么叫“我们这种人”？

“他现在，越来越像您了。”她补充道，“说话客客气气，做事有条有理，什么都懂。挺好的，真的，我做梦都想他这样。可我就是觉得……觉得他离我好远。今天他抱我的时候，我都不敢动。我怕我身上的油烟味，熏着他那件白衬衫。”

那一刻，我看着她手里那双补了又补的旧袜子，再看看桌上相框里那个礼貌而疏离的拥抱，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好像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或许，我也在无意中，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清华，清华

高考结束，陈明毫无悬念地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张烫金的薄纸，像一道圣旨，降临在这个小小的家庭。

李阿姨捧着通知书，双手颤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把它贴在胸口，又举起来，对着灯光反复地看，仿佛那上面每一个字都闪着金光。

我提议，这次不去外面吃了，就在家里，让李阿姨做一桌拿手好菜，一家人，好好庆贺一下。

“对，对，在家里！”李阿姨立刻来了精神，一头扎进厨房，叮叮当当，像一个要去打仗的士兵。

那天晚上，桌上摆满了菜。从红烧肉到清蒸鱼，从炒青菜到炖鸡汤，几乎都是陈明从小吃到大的菜色。李阿姨系着她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满脸红光地进进出出，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多吃点，小明，看你瘦的。”

陈明依旧是温和而礼貌的。他给李阿姨夹菜，也给我倒酒。他说：“妈，你也吃。以后我上大学了，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这句话，本是暖心的话，可李阿姨听了，眼圈却一下子红了。

“没事，你想吃了，妈就去北京给你做。”她强笑着说。

我举起酒杯：“来，小明，叔叔敬你。你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以后前途无量，一定要记得，是妈妈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这份恩情，比天大。”

我以为我这番话，是在提醒他不要忘本。

陈明站起身，端起面前的果汁，很认真地看着李阿姨：“妈，谢谢您。以后，我会努力挣钱，给您买大房子，让您过好日子。”

他说得很诚恳，像是在做一个庄严的承诺。

可李阿姨的脸色，却在那一瞬间，变得有些苍白。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喝了一口面前的汤。

那顿饭，后半段的气氛变得很微妙。喜悦像一层浮在水面的油，底下却是暗流涌动。我们都在笑，但谁的笑意都没有抵达眼底。

饭后，陈明接了个电话，是同学打来的，约他出去唱歌，庆祝解放。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阿姨，有些犹豫。

“去吧，跟同学好好聚聚。”我大度地说。

李阿姨也说：“去吧，早点回来。”

陈明换了鞋，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妈，我可能晚点回来，你先睡，别等我。”

他说完就走了。门“咔哒”一声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李阿姨，还有一桌子没怎么动的饭菜。电视里放着热闹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声嘶力竭地搞笑，可屋子里却安静得可怕。

李阿姨开始收拾碗筷。她把剩菜一个个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冰箱。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

“先生，”她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您说，北京是不是很远？”

“还好，坐火车，一夜就到了。”

“那里的东西，是不是很贵？他一个月，生活费得多少才够？”

“您放心，这些我来负责。不会让孩子在外面受委屈。”我承诺道。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然后，我听到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地。

“先生，其实我宁可他没考那么好。”她说，“考个上海本地的大学，每天都能回家，我也能天天给他做饭、洗衣服。现在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一年才回来两次……我……”

她没说下去，只是拿起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张已经很干净的饭桌。

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句“过好日子”背后的苍凉。她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大房子，不是什么锦衣玉食。她要的，只是那个能让她为他做饭、为他洗衣、为他缝补袜子的儿子。她毕生的价值，都建立在这种“被需要”之上。

而现在，陈明用一句“让你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客气而残忍地宣布了：妈，你不再被需要了。

那张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对陈明来说，是通往星辰大海的船票。

对李阿姨来说，却是一张宣告她作为母亲的“核心功能”就此终结的退役通知。

你把他还给我

陈明去北京报到的前一晚，李阿姨在他的房间里，给他收拾行李，一直忙到深夜。

我路过时，看到她跪在地上，把一件件叠好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放进那个崭新的行李箱。她一边叠，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叮嘱，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件毛衣是新买的，北京冷，要记得穿……这是给你带的药，治拉肚子的，怕你水土不服……还有这个，是你最爱吃的辣酱，妈自己做的……”

陈明站在一旁，有些手足无措。他几次想开口说“妈，够了，带不了那么多”，但看着母亲的背影，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李阿姨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攥着陈明的手，手背上青筋毕露。

站台上，人潮汹涌。离别的气息弥漫在闷热的空气里。

“妈，叔叔，你们回去吧。”陈明接过行李，说道。

“到了学校，安顿好了，就给家里来个电话。”我叮嘱道。

李阿姨却一动不动，只是看着自己的儿子。她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绝望、不舍、和一种深切的悲哀。

火车鸣笛了，催促着人们上车。

陈明俯下身，想像上次一样，给母亲一个拥抱。

就在那一瞬间，李阿姨突然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她猛地后退了一步，躲开了那个拥抱。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先生，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

我愣住了。

陈明也愣住了。

“李阿姨，您这是……”

“我把小明养到十八岁，他好好的。虽然穷，虽然没出息，可他是我儿子。”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我的耳朵，“这几年，你把他教得有出息了，教得懂礼貌了，教得干干净净了。可他……他也不是我儿子了。”

她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么安静地、一行行地淌过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你看我的眼神一样。客气，尊重，可是……没有爱了。他跟我说话，就像在做报告。他给我承诺，就像在签合同。他觉得给我钱，给我买房子，就是孝顺了。这些都是你教他的吧？你们城里人，是不是都这样？”

“不是的，李阿姨，你误会了……”我急着想解释，却发现自己的语言是那么苍白无力。

她没有理我，她只是看着陈明，那个她一手养大的、此刻却显得无比陌生的儿子。

“你去吧。”她对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彻骨的寒意，“你去过你的好日子吧。就当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

说完，她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挤进了人群，那瘦小的背影，瞬间就被淹没了。

陈明僵在原地，脸上一瞬间血色全无。他想去追，可上车的队伍已经开始移动。他看着母亲消失的方向，又回头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迷茫。

“叔叔，我妈她……”

“你先上车，你妈那里，有我。”我推了他一把。

他被人群推搡着，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车。隔着车窗，我看到他那张年轻的脸上，满是泪水。

火车站的喧嚣震耳欲聋，我却觉得世界一片死寂。

李阿姨最后那句话，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

她说：“先生，谢谢你。但是……你能不能……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那一刻，我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点亮灯火的善人，却没想到，那光，最终烧毁了一个母亲的整个世界。我给了他一个金碧辉煌的未来，却斩断了他与过去唯一的、也是最温暖的脐带。

我毁了他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资格，心安理得地享受那种“助人为乐”的满足感了。

借来的光

李阿姨真的走了。她没有回来拿剩下的工资，也没有收拾她的东西。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我给她老家打过几次电话，都是她亲戚接的，说她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陈明在北京，每周都会给我打电话。起初，他总是在问他妈妈的消息，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自责。我只能一遍遍地安慰他，让他安心学习。后来，他问得少了，只是偶尔会在电话的最后，迟疑地、小声地问一句：“叔叔，我妈……还是没消息吗？”

再后来，他开始和我聊他的大学生活，聊那些我熟悉而他母亲陌生的名词：微积分、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出国交换……他正在那条我为他铺就的路上，飞速地奔跑着，离那个生他养他的世界，越来越远。

我换了新的保姆，一个同样来自外地的中年女人。她做事也很利落，但屋子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常常会在黄昏时分，下意识地望向书房门口，仿佛还能看到李阿姨端着一碗猪脑汤，局促地站在那里的样子。

我开始失眠。夜深人静的时候，李阿姨在火车站的那个眼神，那句“你把他还给我”，就会像鬼魅一样缠绕着我。

我毁了他吗？我让他拥有了更广阔的人生，更体面的未来，这难道是错的吗？可为什么，我的内心却被一种巨大的愧疚感所填满？

一年后的冬天，我收到了一个来自安徽的包裹。打开来，是一罐黑乎乎的、自家做的辣酱，还有几双纳得厚厚的布鞋垫。没有寄信人，但我知道是谁。

我打电话给陈明，告诉他这件事。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到了压抑的、低低的哭声。

“叔叔，是我错了。”他说，“我以为给她更好的生活就是孝顺，我错了。我忘了，她想要的，只是我。”

从那天起，我开始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每个月都会给陈明寄一个包裹。里面没有钱，没有书，没有那些“高级”的补品。我学着李阿姨的样子，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请新来的阿姨帮忙，做成辣酱、腌菜、酱肉，然后打包好寄过去。我还托人从安徽乡下，买那种最土的、手工做的布鞋和棉袜，一起寄给他。

我在包裹里夹了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别忘了脚冷的时候，穿上厚袜子。”

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我只是想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替李阿姨，也替我自己，去缝补一些东西。

我给了陈明一束光，一束借来的、属于我的世界的光。我用这束光，把他从他母亲的世界里，硬生生地拽了出来，让他站在了聚光灯下。他成功了，他光芒万丈。

可是，那个在黑暗中为他点了一辈子油灯的母亲，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光，灼伤了眼睛，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如今，我时常会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关掉所有的灯，只留一盏昏黄的台灯。就像当年陈明小屋里的那一盏。

我看着那束微弱的光，常常会想，或许，对某些人来说，有些光，是不能借的。因为借来的光，终究是要还的。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我们生命里，最温暖、也最不可替代的那一部分。

来源：千江有水千江月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