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师傅常拍着我肩膀，一口黄牙，喷着烟气说：“小东，好好干，将来这车间主任，八成是你的。”
我叫陈立东。
1988年，我28岁，在红星机械厂当一名八级钳工。
这身份，搁当时，算得上铁饭碗里的金饭碗。
我师傅常拍着我肩膀，一口黄牙，喷着烟气说：“小东，好好干，将来这车间主任，八成是你的。”
我嘴上应着“借您吉言”，心里却没什么波澜。
主任？一个月多十几块钱，多操八份心，图啥。
我有我的小日子。
老婆张兰是厂里子弟小学的老师，温柔本分。儿子陈硕刚会满地跑。下班回家，饭桌上有老婆做好的拍黄瓜和红烧肉，儿子举着小木枪对我“突突”，我觉着，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挺好。
打破这份安稳的，是我发小，李援朝。
援朝这名字，一听就知道他爹是干啥的。根正苗红，可惜他一点没遗传到。
他是我见过最不安分的人。
我们一块儿在工厂大院长大，我按部就班上学、进厂，他高中毕业就死活不念了，倒腾过邮票，卖过蛤蟆镜，去广州“倒”过的确良衬衫，反正什么来钱快，他就干什么。
被联防队追得满街跑，也被工商抄过摊子，但他从不消停。
每次见面，他都叼着根烟，眼睛亮得像两盏探照灯，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空气里都飘着人民币。
“立东，这世界要变天了。”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我正埋头给一个轴承抛光，头也不抬，“天变得再快，我这活儿也得干。”
“你就是死脑筋！”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砂纸，“深圳，你去过吗？那地方，钱都长在地上，弯腰就能捡！”
我擦擦手上的油，“那你去捡啊，在我这儿嚷嚷什么。”
“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商量正事儿的吗？”
那天，他拉我到工厂后面那片荒废的操场，坐上生了锈的单杠。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他给我画了一张巨大的饼。
他说他在深圳认识了一个香港老板，要合伙开个电子厂，专门组装收音机和录音机。
“现在谁家结婚不得有个‘三转一响’？那玩意儿，供不应求！香港老板出技术和渠道，咱们出钱出人，不出一年，我李援朝的名字，就能印在深圳的报纸上！”
他的眼睛里，是火焰。
我看着他，心里有点发毛。
“你哪儿来的钱？”
“我这些年攒了点，还差一大截。所以，我来找你了。”
他盯着我，目光灼灼。
“立东，咱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你是我最信得过的兄弟。你把钱借我，算我入股。等厂子开起来，我给你分红。不，我直接分你一半的股份！咱哥俩，有福同享！”
我沉默了。
我当时有多少钱？
我跟张兰，从结婚开始，一分一毛地攒，加上我爹妈给的，一共是三千块钱。
三千块，在1988年，是一笔巨款。
我们原本打算，再攒两年，买下厂里分的这套两居室的产权。
我看着李援朝，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那双燃烧着梦想的眼睛。
我承认，我有那么一瞬间，心动了。
谁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谁不想过那种“钱长在地上”的日子？
但理智很快把我拉了回来。
“援朝，这事儿太大了。我……我得跟张兰商量。”
“商量？你跟她一商量，这事儿铁定黄！”李援朝急了，“她一个教书的，懂什么叫机遇吗？立东，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错过这次，你真就打算在这破厂里，当一辈子钳工？”
“破厂”两个字，刺痛了我。
是啊，每天和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满身油污，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
我犹豫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失眠了。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李援朝的话，和深圳那片“长钱的土地”。
第二天，我试探性地跟张兰提了一嘴。
果然，她当场就炸了。
“陈立东，你是不是疯了？！三千块！那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你拿去给他李援朝打水漂？”
“那不是打水漂，是投资……”我底气不足。
“投资？我呸！他李援朝从小到大，干过一件靠谱的事儿吗？今天倒腾这个，明天倒腾那个，哪次不是灰头土脸地回来？你把钱给他，就等于扔进护城河里，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这次不一样，有香港老板……”
“香港老板？香港老板能看上他？你动动你那被机油糊住的脑子好好想想！他就是个画大饼的骗子！”
那晚，我们家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张兰哭了，骂我是个拎不清的傻子，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我吼了她，说她头发长见识短，不懂男人之间的情义和事业。
我们冷战了。
整整三天，家里安静得像冰窖。
第四天，李援朝又来找我了。
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拉碴。
“立东，我等不了了。香港那边催得紧。你……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一边是老婆的眼泪，一边是兄弟的期盼。
我咬了咬牙，从床底下那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里，拿出了用红布包着的三千块钱。
“援朝，这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我把钱塞到他手里。
“你嫂子那边，我还没说通。你……你得给我写个借条。”
李援朝拿着那沓厚厚的“大团结”，手都在抖。
他眼圈红了。
“立-东！”他一把抱住我，声音哽咽，“你放心！哥这辈子，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等我发了财，我把钱连本带利，十倍！不，一百倍还你！”
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写了张借条。
“借兄弟陈立东人民币叁仟元整，用于创业。他日功成，必百倍奉还。”
落款，李援朝。1988年10月26日。
字迹龙飞凤舞，透着一股压不住的豪情。
他把借条塞给我，转身就走，背影决绝，像个奔赴战场的将军。
我捏着那张还带着他体温的借条，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我赌的这一把，究竟是未来，还是我安稳的小日子。
纸终究包不住火。
我偷拿家里存款的事，还是被张兰发现了。
那天，她翻箱倒柜找户口本，打开了那个空空如也的木箱子。
她没哭，也没闹。
她只是坐在床边，看着我，眼神冷得像数九寒冬的冰。
“陈立동，钱呢？”
我拿出了那张借条。
她接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当着我的面，嗤啦一声，把借条撕成了两半。
接着，又撕。
碎纸片像雪花一样，从她指间飘落。
“陈立东，从今天起，这个家，你别想再安生。”
她说到做到。
那之后的日子，我过得像在地狱里。
家里再也没有热饭热菜。
我下班回来，迎接我的永远是空荡荡的厨房和她冷冰冰的背影。
她跟我说话，永远是夹枪带棒。
“哟，我们家的大投资家回来了？今天又在哪儿指点江山了？”
“陈立东，儿子下个月的学费，你准备好了吗？哦我忘了，你钱都拿去给你兄弟改变命运了。”
“你别碰我！我嫌你脏！你那手上沾的不是机油，是我的血汗钱！”
我从争辩，到沉默，再到麻木。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援朝身上。
他刚到深圳那会儿，还每周给我来一封信。
信里，他描述着那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高楼、汽车、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
他说厂子已经建起来了，第一批收音机马上就要下线。
他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浑身是劲儿。
“立东，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们就要成功了！”
每一封信，都是我熬下去的动力。
我把信藏在工具箱的夹层里，每次被张兰骂得狗血淋头，就偷偷拿出来看一遍。
我相信他。
就像小时候，我相信他能带我摸到最高的那个鸟窝一样。
然而，信，渐渐地少了。
从一周一封，变成半个月一封，再到一个多月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从意气风发，变得语焉不详。
他不再提香港老板，也不再提收音机的销量。
他开始说市场变化快，竞争激烈。
他说他遇到了点小麻烦，但能解决。
我心里开始打鼓。
我给他写信，问他到底怎么了，缺不缺钱。如果缺，我再想想办法。
我的信，石沉大海。
最后一封信，是1989年的夏天收到的。
信封都破了，字迹潦草，像是匆忙中写的。
里面只有一句话。
“立东，哥对不住你。”
然后，李援朝就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我疯了一样去打听他的下落。
我给他深圳的地址写信，全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戳。
我托去深圳出差的同事帮忙找，同事回来说，那个地址是个城中村，早就拆了。
我甚至去了他老家，他那个当军转干部的爹，一看见我，就把门重重摔上。
“我们家没有这个儿子！他死在外面了！”
老人隔着门板，声音苍老又愤怒。
李援朝，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带着我的三千块钱，和我所有的希望。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张兰知道了消息，把家里能摔的东西，全摔了。
“骗子！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陈立东，你满意了？你高兴了？为了一个骗子，你把这个家给毁了！”
我蹲在墙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像个傻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天字第一号大傻子。
那三千块钱的窟窿，我们家花了整整五年才补上。
那五年，我不敢抽超过五毛钱一包的烟，张兰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儿子想吃一次肯德基，我们都要犹豫半天。
厂里集资建房，多好的位置，多大的户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家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楼，我们还挤在这间阴暗潮湿的老破小里。
每次路过新家属楼，张兰都会冷冷地刺我一句：“要不是你那个好兄弟，我们现在也住进去了。”
我无力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李援朝这个名字，成了我们家一个禁忌。
也成了我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
午夜梦回，我常常会想，他到底去了哪里？
是创业失败，没脸见我，所以躲起来了？
还是他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子，卷了我的钱，跑去哪里逍遥快活了？
我更愿意相信是前者。
因为如果是后者，那我这二十多年的人生，就成了一个笑话。
时间是最好的抹药，也是最钝的刀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磨了过去。
我没当上车间主任，就在八级钳工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不好不坏。
张兰也还在当她的小学老师，评上了高级职称，脾气没年轻时那么爆了，但对我，依旧没什么好脸色。
我们就像两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刺猬，不再互相伤害，但也无法亲近。
儿子陈硕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毕了业，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他比我出息。
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怜悯。他觉得他爹这辈子，活得挺窝囊。
我认。
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转眼，到了2008年。
我58岁，已经办了内退，每天在家养养花，看看报纸，去公园跟老头儿们下下棋。
张兰还有两年退休，每天依旧风风火火。
李援朝这个名字，我已经快二十年没提过了。
我以为，他会像一颗沉入海底的石头，永远消失在我的生命里。
直到那天下午。
我正在阳台上给我的宝贝君子兰浇水，听见门铃响了。
是快递。
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小哥，气喘吁吁地扛着一个巨大的纸箱。
“请问是陈立东先生吗？您有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我愣住了。
我这辈子，就没网购过。谁会给我寄这么大个东西？
“是不是搞错了？”我问。
“没错啊，地址、姓名、电话都对。”小哥把快递单递给我看。
寄件人那一栏，是空的。
只有一个模糊的地址，像是从贵州某个小地方寄出来的。
我心里犯着嘀咕，还是签了字。
那箱子，沉得要命。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拖进客厅。
“什么东西啊？”张兰从厨房探出头来。
“不知道，快递寄来的。”
“你又乱买什么了？”她一脸警惕。
“我没有！”
我找来剪刀，划开层层叠叠的胶带。
打开纸箱，一股奇异的酱香，混合着陈年纸张的霉味，扑面而来。
箱子最上面，是一瓶包装精美的茅台酒。
“哟，茅台？”张兰眼睛一亮，“谁这么大方？”
我拿起酒瓶，下面还有。
不是酒。
而是一沓一沓，用牛皮纸袋装着的，厚厚的纸。
我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
里面是一份文件。
红色的抬头，印着“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股权证”。
户主姓名：陈立东。
身份证号，是我的。
股数，1000股。
我脑子“嗡”的一声。
什么东西？
我又打开一个牛皮纸袋。
还是一样的股权证。
户主，陈立东。
股数，2000股。
再打开一个……
整个箱子里，除了最上面那瓶酒，剩下的，全都是这个。
我把那些牛皮纸袋一个个拆开，把股权证一张张铺在地上。
客厅的地板，很快就被铺满了。
张兰也看傻了。
“陈立东，这……这是什么？假的吧？”
我没说话。
我的手在抖。
我的目光，落在了箱子最底下，一个已经被压得有点变形的信封上。
信封黄得发脆，上面没有邮票，也没有地址。
只有三个字。
“立东收”。
那字迹，歪歪扭扭，却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二十年的记忆。
是李援朝。
化成灰我都认得，这是李援朝的字。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几乎捏不住那封信。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立东吾兄：
展信安。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也许，你已经把我这个不肖的兄弟，忘得一干二-"净。
我有脸写这封信。我没脸。
当年，我拿着你的血汗钱去了深圳，我以为我能闯出一片天，能让你跟着我吃香喝辣。
我错了。
我太年轻，太天真，把一切想得太简单。
那个香港老板，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子。他卷走了我们所有的投资款，跑了。
厂子倒了，我一夜之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我欠了一屁股债，每天都有人上门追杀。
我不敢回家，不敢联系任何人，更不敢联系你。
我没脸见你。
我一个大男人，连死的心都有了。
我在深圳的桥洞里睡过，在垃圾堆里翻过吃的。
后来，我一路流浪，扒着火车，像条狗一样，跑到了贵州。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天无绝人之路。我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搬砖，认识了一个茅台酒厂的老工人。
他看我可怜，介绍我进了酒厂，当了一名最底层的酿酒工。
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念头：还钱。
我必须把欠你的钱还上。
我省吃俭用，除了吃饭，一分钱不花。发了工资，就托人去买厂里发行的内部职工股。
那时候，这玩意儿没人要，跟废纸差不多。他们都笑我傻。
我不管。
我把所有的股权证，户主都写了你的名字，用的你当年的身份证号。
我不知道这东西将来会不会值钱。
我只知道，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我把它们一年一年地攒下来，放在一个箱子里，当成我的命。
我想，等我攒够了三千块的本金，我就给你寄回去。
可我后来听说，茅台上市了，这些股票，好像值了点钱。
我更不敢联系你了。
我怕。
我怕这些钱，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怕你看到我，会想起那段不愉快的过去。
我这个罪人，不配得到你的原谅。
这二十年，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
你的脸，嫂子的脸，总是在我眼前晃。
立东，哥对不住你。
这箱子东西，是我这二十年的一个交代。
它值钱也好，不值钱也罢，你收下。
就当，我还了你当年的情分。
酒，是我亲手酿的。你尝尝，看有没有当年的味道。
这辈子，我们兄弟，大概是没机会再见了。
你多保重。
不肖弟，援朝，绝笔。”
信纸，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珠，砸在地板的股权证上。
“呜……”
我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子，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的委屈，怨恨，不甘，在这一刻，全都随着眼泪，喷涌而出。
他不是骗子。
他没有骗我。
他只是……用了他的一生，来还我当年的三千块钱。
“老陈，老陈你怎么了？”张兰吓坏了，过来扶我。
她捡起地上的信，看着看着，她的眼睛也红了。
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些股权证一张张捡起来，小心翼翼地叠好。
那天晚上，我们家谁也没睡。
儿子陈硕被我们一个电话叫了回来。
他看着满地的股权证，听我们讲完这个尘封了二十年的故事，整个人都懵了。
“爸，妈，你们确定……这是真的？”
他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
“贵州茅台，股票代码600519……”
“我查一下……2001年上市，发行价31.39元……”
“今天，2008年9月12号，收盘价……我靠！”
陈硕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
“多……多少钱？”我紧张地问。
“爸，妈，你们坐稳了。”陈硕深吸一口气，指着屏幕上的数字，声音都在发颤，“今天的收盘价，是136.25元一股。”
“136块？”张兰喃喃自语，“那这些……这些加起来有多少股？”
我们三个人，头对头，把那些股权证一张张地数。
1000股，2000股，500股……
最大的一笔，是1998年买的，足足有5000股。
最小的一笔，是2001年上市前追加的，只有100股。
陈硕拿着计算器，手指哆嗦着，一遍遍地加。
最后，他抬起头，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们。
“总共……三万六千八百股。”
“三万六千八百……”我重复着这个数字，脑子一片空白。
“乘以136.25……”陈硕按下了等于号。
计算器上，显示出一个长长的数字。
陈硕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五……百……零……一……万……三千……七百……块。”
五百万。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三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一动不动。
窗外，城市的霓虹闪烁着。
而我们这间破旧的老房子里，仿佛被一个巨大的，不真实的梦境笼罩了。
五百万。
这个数字，对于我们这个一辈子跟工资条打交道的工薪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我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有五十万吗？
“假的吧……”张兰的声音像蚊子哼哼，“这肯定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我们去证券公司一问便知。”陈硕稍微冷静了下来，“爸，这些股权证，都是记名的，而且有您的身份证号。如果是真的，那法律上，它们就属于您。”
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怀着一种去见证奇迹般的忐忑心情，打车去了市里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
我把那一沓厚厚的股权证，放在了客户经理的桌上。
那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一开始还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当他看清楚那些股权证上的红头和钢印时，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他拿起一张，对着光看了又看，又用放大镜仔细辨认。
然后，他叫来了他的主管。
主管是个中年人，更沉稳些。他一张张地翻看，脸色越来越凝重。
最后，他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看着我，像在看一个外星人。
“陈先生，您……您这些，都是真的。”
“而且，都是最早的那批内部职工原始股。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摇摇头。
“意味着，它们不仅仅是股票。它们是古董。”
主管深吸一口气，“按照今天的股价，以及历年的分红、送股，您这些股票的总价值……我们初步估算，已经超过了五百万。如果您想交易，我们需要上报总部，进行专门的核实和办理。”
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了一下。
是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
从证券公司出来，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张兰扶着我，她的手心全是汗。
“老陈，我们……我们发财了？”她还在梦游一般。
陈硕走在前面，一言不发。
回到家，我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谁也不说话。
那箱子股权证，被我们重新装好，放在客厅中央，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沉默了很久，张兰先开口了。
“老陈，咱们……先把房子换了吧。”
她看着这间我们住了三十年的老破小，眼神里是压抑不住的渴望。
“换个大的，带电梯的，朝南的。再买辆车，以后出门也方便。”
“我的那辆破自行车，早就该扔了。”
我点点头，“应该的。”
这些年，她跟着我，确实受委屈了。
“还有，”她看了一眼陈硕，“硕硕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婚事了。有了这笔钱，首付、彩礼，都不用愁了。咱得给他找个好姑娘。”
陈硕皱了皱眉，“妈，我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怎么不用我们操心？你以为现在姑娘都那么好找？没房没车，谁跟你？”张兰的嗓门又大了起来，但这次，底气足得像个将军。
“够了！”我吼了一声。
他们俩都愣住了。
我很少发火。
“钱，钱，钱！你们脑子里就只有钱吗？”
我指着那个纸箱子，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你们知不知道，这箱子东西，是怎么来的？”
“它是我兄弟，用二十年的光阴，用一辈子的尊严，换来的！”
“现在，它变成了钱。然后呢？换个大房子，买辆好车，娶个好媳妇，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把他忘了？！”
我的声音，在不大的客厅里回荡。
张兰和陈硕都低下了头。
“爸，那您想怎么样？”陈硕小声问。
我想怎么样？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
我想起了1988年的那个下午，李援朝坐在单杠上，眼睛里燃烧着火焰的样子。
我想起了他把那三千块钱塞进口袋时，那决绝的背影。
我想起了那封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和那句“哥对不住你”。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阵阵地疼。
“我要去找他。”我说。
“找他？”张兰愣住了，“去哪儿找？信上也没说他在哪儿啊。”
“贵州。茅台镇。”
“你疯了？！”张兰叫了起来，“那么远！你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找？再说了，他信上都说了，不想见我们。”
“他想不想见，是他的事。我找不找，是我的事。”
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这笔钱，是他给的。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收下。”
“我要当面问问他，这二十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
“我要告诉他，我陈立东，从来没有当他是个骗子。”
“我还要……我还要跟他喝一杯。”
我说着，拿起了箱子里那瓶茅台酒。
瓶身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灰。
张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她了解我。
我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就像当年，我决定把那三千块钱借给李援朝一样。
陈硕沉默了一会儿，开口了。
“爸，我陪您去。”
我看着他，有些意外。
“你工作不忙吗？”
“再忙也没这事儿重要。”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坚定，“我也想见见这位……李叔叔。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我爸记挂一辈子。”
就这样，我们父子俩，踏上了去贵州的路。
没有坐飞机，我们选择了坐火车。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摇摇晃晃。
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二十年前。
车窗外，山川、田野、村庄，不断地后退。
我一路无话。
陈硕也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给我递杯水，或者把我的外套拉一拉。
我看着他已经有了棱角的侧脸，忽然觉得，儿子长大了。
他好像，开始有点懂我了。
两天一夜之后，我们到了贵州。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带着酱香的味道。
我们没有停留，直接包了辆车，往茅台镇赶。
山路崎岖，越走越偏。
司机是个健谈的本地人。
“两位老板，来旅游啊？还是来买酒？”
“我们来找人。”我说。
“找人？茅台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人可不好找哦。”
“他叫李援朝，大概六十岁左右，二十年前来的这里，在茅台酒厂工作过。”
“李援朝？”司机想了想，“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是不是个子不高，瘦瘦的，不怎么爱说话那个？”
我心里一动，“对！是他吗？”
“哎呀，那你们可来晚咯。”司机一拍大腿。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什么意思？”
“他啊，早就不在酒厂干了。”司机说，“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就自己出来，在镇子边上开了个小酒坊。”
“小酒坊？”
“是啊。他酿的酒，味道正宗得很，就是不怎么会做生意，死脑筋，不肯勾兑，卖得又贵，所以生意一直不温不火的。”
“那他现在……还在开吗？”我紧张地问。
“开是还在开。不过……”司机叹了口气，“他身体好像不太好。前段时间，听说病得挺重，他那个酒坊，都关门好几天了。”
我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车子在茅台镇的边缘，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巷子口停了下来。
“喏，从这儿进去，最里面那家挂着‘李氏酒坊’牌子的，就是了。”
我给了钱，和陈硕下了车。
巷子很窄，两边是青瓦白墙的老房子，墙角长满了青苔。
空气里，酒糟的味道更浓了。
我们走到巷子底。
一扇斑驳的木门，虚掩着。
门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上面“李氏酒坊”四个字，已经有些模糊。
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伸出手，轻轻推开了那扇门。
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院子不大，堆满了酒坛和酿酒的工具。
一个瘦削的、佝偻的背影，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费力地劈着柴。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花白，稀疏得能看见头皮。
他咳得很厉害，每劈一下，整个身体都跟着剧烈地颤抖。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一动也不敢动。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是他。
虽然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太多痕-迹，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就是李援朝。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说要让名字印在报纸上的李援朝。
他好像听到了声音，慢慢地回过头来。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手里的斧头，“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的嘴唇哆嗦着，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震惊，然后是慌乱，最后，是无尽的羞愧和躲闪。
他想站起来，却因为太过激动，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援……援朝……”
我终于叫出了这个在我心里埋了二十年的名字。
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他也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挤出两个字。
“立……东……”
我们两个人，就这么隔着一个小院，遥遥相望着。
二十年的光阴，仿佛在这一刻，被压缩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还是陈硕先反应过来，他走过去，扶住了摇摇欲坠的李援朝。
“李叔叔，您好，我是陈硕。”
李援朝看着陈硕，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迷茫。
“这……这是……”
“我儿子。”我说。
我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
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和病容的脸，看着他那双因为长年劳作而变形的手。
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
“你个……王八蛋！”
我扬起手，想给他一巴-掌。
可是，我的手在半空中，却怎么也落不下去。
最后，我一把将他抱住。
这个曾经那么高大、那么健壮的男人，现在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你为什么不回来？！”我捶着他的背，放声大哭。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二十年！”
他也哭了。
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在我怀里，哭得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哥……我对不住你……我没脸见你……”
那天，我们在他那个简陋的小酒坊里，聊了很久很久。
他给我们讲了这二十年的经历。
比信里写的，要艰难一百倍。
被追债，被打断过腿。
最饿的时候，跟野狗抢过吃的。
在酒厂，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每天在高温高湿的酒窖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的肺，就是那时候熬坏的。
“那你为什么不把股票卖了？卖掉一点，你的日子就能好过很多啊！”我红着眼问他。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那是你的钱，我一分都不能动。”
“那是我们俩的钱！”我吼道。
他愣住了，看着我。
“你忘了？当年你说的，你发了财，分我一半。你没发财，这股票涨了，也算你发财了。那它就该有我的一半，也该有你的一半！”
李援朝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
“哥……”
“别叫我哥！”我打断他，“我陈立东，没你这么傻的兄弟！”
我把那瓶我从家里带来的茅台酒，放在了桌子上。
“这酒，是你寄给我的。今天，我们俩，把它喝了。”
“二十年前，我没能为你践č行。今天，我给你接风。”
我打开酒，倒了满满两碗。
酱香浓郁，瞬间溢满了整个小屋。
我端起一碗，递给他。
“援朝，喝！”
他颤抖着手，接过酒碗。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我的眼泪，和酒混在一起，流进嘴里，又苦又涩。
喝完一碗，我再倒。
“这一碗，敬我们逝去的青春！”
喝完。
“这一碗，敬这操蛋的命运！”
喝完。
“这一碗，敬我们这二十年，没断的情义！”
……
我们俩，就这么一碗接一碗地喝着。
陈硕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不停地给我们添菜。
那顿酒，我们从下午喝到了深夜。
我们聊起了小时候一起偷西瓜，一起打架，一起在工厂澡堂里唱歌。
聊起了我们共同的梦想。
我们笑着，哭着，骂着。
仿佛要把这二十年缺失的时光，都补回来。
最后，我们俩都喝多了。
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
第二天，我是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中醒来的。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硬板床上。
李援朝就躺在我旁边的另一张床上，咳得撕心裂肺。
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我赶紧起来，给他拍背顺气。
陈硕也闻声赶来。
“李叔叔，您感觉怎么样？我们去医院吧！”
“不……不用……”李援朝摆摆手，喘着气说，“老毛病了……咳咳……死不了……”
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心里针扎一样疼。
“不行！必须去医院！”我的语气不容商量。
我跟陈硕，半拖半架，硬是把李援朝弄到了县里最好的医院。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肺癌。
晚期。
医生看着我们，摇了摇头，“已经扩散了。手术的意义不大，只能化疗，尽量延长生命。”
拿着那张诊断书，我的手，抖得不成样子。
怎么会这样？
老天爷，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李援朝自己，反而很平静。
他看着诊断书，淡淡地笑了一下。
“我就知道……是这么个结果。”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丝释然。
“立东，挺好。能在走之前，再见你一面，跟你喝顿酒，我……值了。”
“你胡说什么！”我冲他吼道，“有我在这儿，你死不了！”
我立刻给张兰打了电话。
“把股票全卖了！一分不留！把钱全部打过来！援朝病了，我要救他！”
电话那头，张兰沉默了很久。
“老陈，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
“行。我听你的。”
这一次，她没有反对。
钱很快到账了。
我用这笔钱，给李援朝办理了住院，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
他一开始死活不同意。
“立东，别白费钱了……这是我的命……”
“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我按住他，“你要是敢放弃，我现在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他看着我，没再说话，眼泪却流了一脸。
那段时间，我和陈硕，就在医院里住了下来。
我每天给他擦身，喂饭，陪他说话。
陈硕跑前跑后，办理各种手续，咨询医生。
化疗的过程，极其痛苦。
李援朝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去。
但他很顽强。
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有一次，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抓着我的手，指甲都嵌进了我的肉里。
他看着我，气若游丝地说：“立东，要不……算了吧……太疼了……”
我握紧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额头上。
“援朝，撑住。你得撑住。”
“你想想，你还没看到我住上大房子，还没看到我儿子娶媳-妇呢。”
“你还欠我一辈子的酒，没还呢。”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地，又燃起了一丝光。
在医院的日子，漫长又煎熬。
那五百万，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
但我和陈硕，谁也没有心疼过。
我们只希望，能用钱，把他的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一天晚上，他精神好了很多。
他把我叫到床边。
“立东，扶我起来，我想看看月亮。”
我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
窗外，一轮明月，皎洁如霜。
“真亮啊。”他喃喃地说。
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
“立东，你……恨过我吗？”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
“刚开始，恨过。”
“后来，就不恨了。”
“我只是……想你。”
他笑了，笑得很虚弱。
“我也想你。”
“我这辈子，没老婆，没孩子，就你这么一个兄弟。”
“立东，下辈子，咱俩还当兄弟。”
“好。”我握着他的手，重重地点头。
三天后，在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
李援朝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嘴角，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的手里，一直紧紧攥着我从家里带来的那只，我们喝过酒的空碗。
我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了我们的家乡。
我没有把他葬在公墓。
我把他葬在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耍的那个山坡上。
那里，可以俯瞰整个红星机械厂。
我们曾经的家。
处理完李援朝的后事，那笔巨款，还剩下两百多万。
我们用这笔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房子。
张兰终于如愿以偿。
搬家那天，她亲手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在阳台上，摆了一副碗筷，倒了满满一杯酒。
“援朝，来，跟哥几个，一起喝一杯。”
张兰的眼圈红了。
她举起酒杯，对着那个空座位，轻声说：
“援朝，以前是嫂子不对。嫂子给你赔不是了。”
“谢谢你。”
后来，陈硕结了婚，娶了个好姑娘。
再后来，我当了爷爷。
日子，就像那条缓缓流淌的河，平静，安稳。
我常常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泡一壶茶。
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
我常常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下午。
那个穿着喇叭裤，眼睛里燃烧着火焰的年轻人。
他像一颗流星，划过我平凡的生命。
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最璀璨的光芒。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吗？
是的。
他让我住上了大房子，让我的晚年衣食无忧。
但我觉得，他给我最珍贵的，不是那箱茅台股票。
而是，他让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情义，可以跨越二十年的光阴，可以抵得过所有的误解和怨恨。
这种情义，叫兄弟。
我的孙子，今年五岁了。
他很喜欢听我讲过去的故事。
那天，他指着我书房里，那张我和李援朝唯一的合影，问我：
“爷爷，这个人是谁啊？”
照片上，两个十八岁的少年，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我摸了摸他的头，笑了。
“他啊，是爷爷最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去远方给我捡钱的傻子。”
也是一个，我愿意用一生去等待的英雄。
来源：时光雪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