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的全厂大会，杨厂长站在台上，头发比上个月又白了不少，手里那张薄薄的稿纸，他念了快半个小时。
1997年，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一股铁锈和煤灰的味道。
我们厂，红星机械厂，终究还是没扛住。
那天的全厂大会，杨厂长站在台上，头发比上个月又白了不少，手里那张薄薄的稿纸，他念了快半个小时。
其实内容就一句话：一部分同志，要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了。
“下岗。”
这两个字，他没说出口，但我们都听见了。
声音不大，却像一个炸雷，在我脑子里轰隆隆地响。
我叫李卫东，三十五岁，厂里八级钳工，凭这手艺，我养活老婆孩子，还分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这辈子就这么稳稳当当地过去了。
我爸当年就是红星厂的，我接他的班，我以为我儿子将来也能接我的班。
铁饭碗嘛。
谁知道，这碗是铁的，但锅被端走了。
我成了那“一部分同志”。
那天回家，老婆小芳正在厨房里炖白菜豆腐， Lele，我女儿，在小桌子上写作业。
屋里暖烘烘的，有饭菜香，有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这是我的家。
我站在门口，突然就不敢进去了。
小芳端着菜出来，看见我，“回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嗯了一声，换了鞋。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她把菜放桌上，走过来摸我额头，“没发烧啊。”
我抓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暖，上面还有洗菜沾的水珠，凉凉的。
“我下岗了。”
我说。
屋里一下就静了。
Lele写作业的笔停住了，抬起头看我，眼睛又大又亮，像两颗黑葡萄。
小芳的手在我手里僵了一下，然后，她反过来握紧了我。
“没事，”她说，“下就下吧，多大点事儿。”
她的声音有点抖。
“先吃饭。”
那天晚上的白菜豆腐，我吃着跟嚼蜡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煎熬。
我每天假装正常时间出门，其实就是在街上瞎逛。
去公园看老头下棋，去天桥上看车来车往，就是不敢待在家里。
我怕看见小芳那张故作坚强的脸，怕看见Lele小心翼翼的眼神。
我是个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柱子塌了。
一个月过去，家里的积蓄在一点点变少。
小芳没再问我找工作的事，但她开始接一些糊纸盒的零活，晚上在灯下做到半夜，手指头上全是胶水和伤口。
我看着心疼，像刀子割一样。
那天晚上，我看见Lele的白球鞋，鞋头已经磨破了，露出灰色的袜子。
她自己用白粉笔涂了涂，想盖住。
我蹲下来，摸着那个破洞，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不能再这么晃下去了。
我得挣钱。
可我能干啥？除了摆弄那些冰冷的铁家伙，我啥也不会。
我那帮一起下岗的工友，有的去给人蹬三轮了，有的去建筑队扛沙包了，还有的，在夜市上摆了个摊。
摆摊？
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at.
我一个八级钳工，国家认证的技术工人，去街上当小贩？
我拉不下这个脸。
可是，Lele那双破了洞的鞋，还有小芳手上那些口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脸面值几个钱？能当饭吃吗？
能给Lele换双新鞋吗？
我咬了咬牙。
干！
我跟小芳说了我的想法。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行，我支持你。”
她从床底下的小木箱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积oversight了。
“还差多少？”她问。
我心里一酸，“够了，够了。”
其实还差得远。
我去找了以前厂里的师兄，张海。他脑子活，早几年就停薪留职自己出去闯了，现在混得不错。
我跟他借五百块钱。
张海二话没说，点了八百块给我，“卫东，拿着。别嫌少，就当哥哥支持你。”
他拍拍我的肩膀，“别觉得丢人。凭自己本事吃饭，不偷不抢，啥时候都不丢人。”
我捏着那八百块钱，手心全是汗。
钱是有了，卖什么呢？
我去夜市上转了好几天。
卖吃的，我不会。卖衣服，本钱太大。
最后，我看见一个角落里，一个大叔在卖袜子。
十块钱三双，围了一圈人。
对啊，袜子。
这玩意儿谁都得穿，成本低，不占地方，还好存放。
就它了。
第二天，我揣着钱，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去了几十里外的批发市场。
那地方，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人挤人，车堵车，空气里全是各种货物的味道和南腔北调的叫卖声。
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最后找到一家袜子批发店，老板是个精瘦的南方人。
我挑了最普通、最耐穿的棉线袜子，男的女的，黑的白的灰的。
老板噼里啪啦按着计算器，“一共三百二十块。”
我把钱递过去，他给了我三大包货。
我把那三大包袜子捆在自行车后座上，沉甸甸的。
这不只是袜子。
这是Lele的新鞋，是家里的米和面。
是我的希望。
光有货不行，还得有“车”。
我花五十块钱，从一个收废品的师傅那，买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车斗一边高一边低，蹬起来嘎吱嘎吱响，像快散架了。
我把它推回家，擦洗干净，又找了块木板，铺在车斗上，勉强算是个“货架”。
万事俱备。
就差出摊了。
第一天出摊，我心里像揣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
我选了我们家附近最热闹的十字路口。
天刚擦黑，路灯一亮，人就多起来了。
我把三轮车停在角落，把袜子一双双摆好，旁边立了块纸板，上面用 Lele的蜡笔写着：纯棉袜子，十元三双。
字歪歪扭扭的，像我当时的心情。
我站在车后面，低着头，不敢看路过的人。
我怕碰到熟人。
怕碰到以前厂里的同事。
我把帽檐压得低低的，恨不得把整张脸都埋进领子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身边卖烤红薯的、卖糖葫芦的，生意都开张了。
就我这儿，冷冷清清。
有人路过，看一眼我的袜子，摇摇头就走了。
我心里发慌。
是不是我的袜子不好？是不是我价格定高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
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双都没卖出去。
我手心全是冷汗，腿都站麻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准备收摊回家的时候。
一个大姐停在我摊子前。
她拿起一双袜子，捏了捏，“你这袜子，纯棉的？”
“是，大姐，纯棉的，您看这料子。”我赶紧说，声音都因为紧张变了调。
“十块钱三双？”
“对，十块钱三双，您随便挑。”
“便宜点呗，八块钱三双卖不卖？”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进价都合一块多一双了，八块三双，我赚什么？
可这是我的第一笔生意。
我咬咬牙，“行，大姐，您是第一个顾客，就八块给您。”
大姐笑了，挑了三双黑色的，“给我装起来。”
我哆哆嗦嗦地找了个塑料袋给她装好。
她递给我一张十块的，我找给她两块。
那两枚硬币，在我手心，热乎乎的。
“谢谢大姐，您慢走。”
我看着她走远，心里那块大石头，好像终于落了地。
开张了。
我终于卖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卖到十点多，一共卖了三十多块钱。
除去成本，净赚了不到十块。
虽然少，但这是我下岗以后，凭自己本事挣的第一笔钱。
我骑着那辆破三輪，嘎吱嘎吱地回家。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
回到家，小芳和Lele都还没睡。
我把那皱巴巴的三十多块钱摊在桌子上。
“今天挣的。”
小芳看着钱，眼圈红了。
Lele跑过来，拿起一枚硬币，“爸爸，你真棒！”
我一把抱住她，鼻子发酸。
“爸爸明天给你买新鞋。”
“嗯！”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了一个“地摊小贩”。
每天下午四点出门，晚上十点回家。
风雨无阻。
摆地摊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里面的门道多着呢PHONE。
你得会看天，天冷了就多进点厚袜子，天热了就上点薄的。
你得会看人，学生模样的小年轻喜欢带花纹的，上班族喜欢黑白灰。
你得会吆喝。
我一开始抹不开面子，就杵在那儿，生意自然不好。
旁边卖盗版磁带的小伙子看不下去了。
“大哥，你这是卖东西还是站岗啊？你得喊啊！”
他教我，“你就喊‘看一看，瞧一瞧，纯棉袜子质量好，吸汗透气不起球，十块钱你买三双，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
我学着他的调子喊了两声，脸红得像猴屁股。
但你别说，真管用。
我一吆喝，围观的人就多了，生意也好了不少。
渐渐地，我跟周围的摊主都混熟了。
西边卖烤冷面的大哥姓王，东北人，特豪爽。
东边卖小孩玩具的大姐姓刘，说话细声细气。
还有那个卖磁带的小伙子，叫小马。
我们这群人，都是这城市里的边缘人。
白天，我们是下岗工人，是无业游民。
晚上，我们借着这昏黄的路灯，给自己挣一份活路，一份尊严。
我们有自己的规矩。
比如，谁的地盘就是谁的，不能抢。
谁家有点急事，旁边的人就帮忙照看一下摊子。
我们最怕的，不是刮风下雨，也不是生意不好。
我们最怕的，是城管。
那时候，还不叫城管，叫市容监察。
他们一来，就像狼进了羊群。
整条街，瞬间鸡飞狗跳。
我们这些摆摊的，得练就一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
只要街口一出现那辆白色的面包车，或者有人喊一声“来了！”
我们就得在三十秒之内，把所有东西收拾好，骑上车就跑。
跑慢了，货被没收，车被扣下，还得罚款。
那等于好几天都白干了。
我经历过两次。
第一次，我跑得快，拐进旁边的小胡同，躲过了一劫。
第二次，我没那么幸运。
我刚把袜子收进袋子，还没来得garnish上车，就被两个人堵住了。
一个高个子，一个矮胖子。
“姓名？”高个子拿着个本子，冷冷地问。
“干嘛的？”矮胖子一脚踩在我三轮车的脚蹬上。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同志，我……我就是卖几双袜子……”
“谁是你同志？”矮胖子眼睛一瞪，“这儿让摆摊吗？你懂不懂规矩？影响市容！”
我的货，我那三百多块钱进的货，被他们扔上了那辆白色面包车。
我的三轮车，也被他们推走了。
他们给我开了一张罚单。
二百块。
“去队里交了罚款，再来领你的车。”
高个子把罚单塞我手里，就上车走了。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站在原地，像傻了一样。
风一吹，我才觉得冷。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小芳看我两手空空，脸色惨白，就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骂我，也没哭。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人没事就好。东西没了，咱再想办法。”
我抱着那杯热水，手一直在抖。
“我没用。”我 choked.
“我连个家都养不活。”
小芳从后面抱住我，“胡说。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好的男人。”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恨。
我恨自己没本事，恨这世道不公平。
可是，恨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还是得爬起来。
我找张海又借了三百块钱。
他啥也没问，就是叹了口气，“卫东，这活儿不好干。要不，你来我这儿吧，我那儿缺个库管。”
我摇摇头。
“海哥，谢谢你。但我想再试试。”
我不想去麻烦他。
更重要的是，我不甘心。
我赎回了我的三轮车，又去批发市场进了货。
这一次，我更小心了。
我不再去那个热闹的十字路口，而是换到了一个更偏僻的居民区门口。
虽然人流量少点，但安全。
而且，我学会了“打游击”。
在一个地方不停留超过半小时，卖一会儿就换个地方。
就像一只警惕的兔子，随时准备逃跑。
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人也变得沉默寡言。
每天晚上回家，Lele都睡着了。
我看着她熟睡的脸，心里就想，再苦再累，都值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眼看到了年底，天越来越冷。
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戴着棉帽子，裹着军大衣，脚底下踩着两块泡沫板隔凉。
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天一冷，晚上出来逛的人就少了。
有时候一晚上，都卖不出去几双。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家家户戶都在准备过年，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喜庆的味道。
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小芳的单位今年效益也不好，只发了点米面油，年终奖一分没有。
我还指望年底前多挣点钱，给Lele买件新棉袄，给小芳买条围巾。
看来是泡汤了。
晚上，风特别大。
我躲在一个背风的墙角，冻得直哆嗦。
整整一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
我心里有点绝望。
要不，今天就收摊吧。
回家喝口热汤，也比在这儿挨冻强。
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的时候。
街口，突然亮起了刺眼的车灯。
那辆我最不想看见的白色面包车，悄无声息地滑了过来。
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人。
“来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整条街瞬间炸了锅。
卖烤红薯的大哥掀翻了炉子，抱起箱子就跑。
卖玩具的大姐手忙脚乱地把东西往一个大单子里划拉。
小马把磁带往怀里一揣，跳上自行车就没影了。
我也慌了。
我手忙脚乱地把袜子往三轮车里塞。
可是太晚了。
两个人已经朝我这边冲了过来。
“站住！别跑！”
我脑子一热，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跳上三輪車，死命地蹬。
那辆破车发出 protest般的呻吟。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
我不能被抓住。
绝对不能。
这是我最后的本钱了。
要是再被没收，这个年，我们家就真的过不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蹬得飞快。
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
我听见后面追赶的脚步声和叫骂声。
“前面的，给我停下！”
我不敢回头，只能拼命往前冲。
前面是个小胡同。
我想都没想，一拐弯就钻了进去。
我以为能甩掉他们。
没想到，这是条死胡to.
前面是一堵高墙。
我完了。
我刹住车，絕望地看着那堵墙。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能听见他们粗重的喘息声。
我转过身，看着那两个一步步逼近的人，手里捏紧了车把。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和冰冷的空气混在一起。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完了的时候。
旁边一扇不起眼的单元门，突然开了。
一个大妈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手里拎着一袋垃圾，看样子是准备下楼扔垃圾。
她看见了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两个气势汹汹的城管。
她愣了一下。
我当时的心情，是羞愧，是窘迫，是无地自容。
我像一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
那两个城管已经到了我面前。
“跑啊！你再跑啊！”其中一个指着我的鼻子骂，“挺能跑啊你！”
“车扣下，人跟我们走一趟！”另一个说着就要来拉我的车。
我死死地抓着车把，这是我最后的防线。
“同志，我……”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就在这时。
那个拎着垃圾袋的大妈，突然把垃圾袋往地上一放，几步走到我身前。
她张开双臂，把我，还有我那辆破三轮，护在了身后。
她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那一刻，她的背影，像一座山。
那两个城aggressor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阿姨，这没您事儿，您让开。”其中一个城管说。
大妈没让。
她看着那两个人，平静地，但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说：
“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我儿子。”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什么？
儿子？
我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的背影。
那两个城管也懵了。
他们面面相觑。
“阿姨，您别开玩笑，他怎么可能是您儿子？”
“我儿子怎么了？”大妈的嗓门突然提高了八度，“我儿子原来是红星厂的工人，厂子倒了，下岗了！没工作，没收入，孩子要吃饭，要上学！他不出来挣点钱，难道在家喝西北风啊？”
她越说越激动，指着我那辆破三轮。
“他没偷没抢，就卖几双袜子，挣个辛苦钱，犯了什么法了？你们至于这么追着他不放吗？大过年的，你们就非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她的声音在狭窄的胡同里回荡。
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那两个城管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阿姨，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规定？什么规定？”大妈不依不饶，“规定就是让你们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有本事你们去抓那些贪官污吏啊！欺负一个下岗工人算什么本事！”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
有心疼，有鼓励，还有一丝……责备。
然后，她又转回去，语气缓和了一些。
“两位同志，你们也不容易，大冷天的在外面跑。这样，你们看行不行，我让他把东西收了，马上回家，保证再也不出来摆了。你们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行吗？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这当妈的。”
她说着，竟然微微弯下了腰。
我心里一揪。
那两个城管沉默了。
他们看了看一脸倔强的大妈，又看了看我这个狼狈不堪的“儿子”。
可能是我脸上的表情太真实，太符合一个“落魄儿子”的形象了。
也可能是大妈那番话，触动了他们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
最终，那个高个子摆了摆手。
“行了行了，赶紧收了走人！下次再让我看见，决不轻饶！”
说完，他们转身走了。
胡同里，又恢复了安静。
只剩下我和那个大媽，还有一地的沉默。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个木偶。
刚才发生的一切，太不真实了。
她……为什么要帮我？
我们素不相识。
“还愣着干什么？”
大妈转过身，瞪了我一眼，“还不快把东西收拾好回家！真等着他们回来抓你啊？”
她的语气有点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却觉得特别温暖。
“阿……阿姨……”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谢您”这三个字，堵在喉咙里，太轻了。
“谢什么谢。”她摆摆手，弯腰捡起地上的垃圾袋，“赶紧走。”
她说完，转身就要上楼。
我急了，一步跨过去，拦在她面前。
“阿姨，您等一下。”
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皱巴巴的，有零有整，一共四十多块。
我把钱全都塞到她手里。
“阿姨，我……我没什么能报答您的，这点钱您拿着，买点好吃的。”
她愣住了，低头看看手里的钱，又抬头看看我。
“你这是干什么？”她把钱又塞回我手里，臉上有了怒气，“你以为我是为了你的钱？我要是图你的钱，刚才就不会帮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得脸都红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你很困难是吗？你一个大小伙子，有手有脚的，出来摆个摊，受这点委屈就算事儿了？我告诉你，比你难的人多了去了！”
她指着我的鼻子，“收起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赶紧回家去！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呢！”
我被她骂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拎着垃圾袋，转身就往楼上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喊了一声。
“阿姨！”
她停下脚步，没回头。
我对着她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
这一次，我终于说出口了。
她顿了一下，没有回答，继续上楼去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
我直起身子，眼眶湿了。
我推着三轮车，慢慢走出胡同。
外面的街道已经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直接回家。
我骑着车，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绕了很久。
我想了很多。
想我那可笑的自尊心，想那个大妈护着我时像山一样的背影，想她说的那句“这是我儿子”。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在那一刻，真的觉得自己找到了依靠。
这感觉，很荒唐，但又很真实。
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
小芳還在等我，桌上给我留着饭菜。
“回来了？”
“嗯。”
我把车停好，走进屋。
她看我情绪不对，“怎么了？又出事了？”
我摇摇头，坐下来，把今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小芳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走过来，抱住我。
“卫东，我们明天去谢谢那位阿姨吧。”
“嗯。”
第二天，我跟小⚫芳起了个大早。
我们俩把家里翻了个遍，想找件像样的礼物。
可是，什么都没有。
最后，小芳把她媽媽給她的一条全新的毛巾拿了出来，又去副食店称了两斤槽子糕。
用红纸包好。
虽然不值钱，但这是我们全部的心意。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那个胡同，那栋楼。
我记得大妈是从二楼出来的。
我们敲了201室的门。
开门的，正是那位大妈。
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
“你们是……”
“阿姨，您还记得我吗？昨天晚上……”我赶紧说。
她想起来了，表情有点不自然，“哦，是你啊。你们来干什么？”
小芳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阿姨，我们是来谢谢您的。昨天晚上，要不是您，我爱人他……”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妈连忙摆手，“快拿回去！我什么都没做，你们不用这样。”
她不肯收，我们也不肯走。
三个人在门口推让了半天。
最后大妈没办法，叹了口气，“行了行ry, 你们进来吧。”
我们跟着她进了屋。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的全家福。
照片上，大妈还很年轻，她身边坐着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两人中间站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大妈给我们倒了两杯水。
“坐吧。”
我们拘谨地坐下。
“阿姨，昨天真的太谢谢您了。”我由衷地说。
“多大点事儿。”大妈看着我，“小伙子，我昨天说话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没有，”我连忙摇头，“您骂得对。是我自己没本事，还玻璃心。”
大妈笑了笑，笑容里有点苦涩。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
“我也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大。”
“他原来也在工厂上班，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他就自己出去闯了，在南方。”
“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
“昨天晚上，我看见你被那两个人堵在墙角，那样子……”
她顿了顿，眼圈有点红。
“就跟我儿子当年出去的时候一样，一脸的倔强，一脸的不服气。”
“我当时就想，要是我儿子在外面，也遇到这种事，会不会也有人能站出来，帮他一把？”
我心里一颤。
原来是这样。
她不是在帮我。
她是在帮她那个远方的儿子。
或者说，她是在帮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牵挂。
我们聊了很久。
我知道了她姓王，大家都叫她王阿姨。
她的老伴，就是照片上那个穿军装的男人，几年前因病去世了。
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到头，就过年能回来待几天。
她一个人住。
临走的时候，王阿姨拉着我的手。
“小李啊，以后别去大马路上摆了，太危险。”
“你就来我们这楼下，这小区里住的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你需要挣钱养家，大家都能理解。”
“你就说，你是我远房侄子，来投奔我的。谁要是问起来，我给你担着。”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姨……”
“听我的。”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从那天起，我的“根据地”就转移到了王阿姨家楼下。
我真的成了王阿姨的“远房侄子”。
每天下午，我把三轮车停在楼下的空地上。
王阿姨会给我搬个小板凳，端杯热水。
小区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了王阿姨家来了个卖袜子的“侄子”。
大家看在王阿姨的面子上，都愿意照顾我的生意。
“王阿姨的侄子啊，那袜子质量肯定错不了。”
“小李，给我来三双女袜。”
“小李，我儿子脚大，有没有42码的？”
生意竟然比以前在外面“打游击”的时候还要好。
而且，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 sợ城管了。
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我每天把摊子摆出来，王阿姨没事就下来跟我聊天。
她会跟我讲她年轻时候的事，讲她那个让她骄傲又让她担心的儿子。
我也会跟她讲我厂里的事，讲小芳的贤惠，讲Lele的聪明。
我们成了忘年交。
有时候我收摊晚了，她会给我留饭。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或者几个刚出锅的包子。
她说：“你别跟姨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
我每次都吃得眼眶发热。
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在这个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是她，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
过年的时候，王阿姨的儿子回来了。
叫李伟，跟我名字就差一个字，长得跟照片上一样，高高大大的，很精神。
王阿姨特别高兴，拉着李伟的手，给我们介绍。
“小伟，这是你李哥，李卫东。”
然后又对我说：“卫东，这是我儿子，李伟。”
李伟伸出手，“李哥，你好。我妈都跟我说了，谢谢你平时陪着她。”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应该的，王阿姨对我，就跟我亲妈一样。”
那天晚上，王阿姨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了顿团圆饭。
那是我下岗以来，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
年后，李伟回了深圳。
我的小摊生意也步入了正轨。
我在小区里卖袜子，卖了整整两年。
这两年，我靠着这辆破三轮，一双双袜子，不仅养活了全家，还攢下了一点钱。
Lele穿上了新棉袄，新鞋子。
小芳的手上，也不再有糊纸盒留下的伤口。
我的腰杆，又重新挺直了。
99年夏天，一个机会来了。
我们小区门口，有个临街的小铺面要出租。
铺面不大，就十来个平方。
我动了心思。
我不想一辈子摆地攤。
我想有个自己的店。
我把想法跟小芳和王阿姨说了。
她们都支持我。
“卫东，想干就干！姨支持你！”王阿姨说。
我用这两年攒下的钱，加上又跟张海借了一点，把那个小铺面盘了下来。
我把它简单装修了一下，取名叫“卫东杂货铺”。
除了卖袜子，我还增加了毛巾、手套、鞋垫这些日用品。
开业那天，王阿姨是我的第一个顾客。
她买了一打毛巾。
“卫东，祝你生意兴隆！”
我的小店，就这么开张了。
有了固定的店铺，不用再风吹日晒，也不用再怕城管。
我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
后来，我的生意越做越好。
从一个小杂货铺，慢慢变成了一个小超市。
我们家也搬了新房子，Lele也考上了重点大学。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永远都忘不了1997年那个冬天。
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夜晚，那个把我护在身后的、瘦小的身影。
我和王阿姨，成了一辈子的亲人。
我管她叫“妈”。
她把我当亲儿子。
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就接她过来一起住。
小芳和Lele都对她特别好。
Lele毕业后，留在了我们这个城市。
她结婚的时候，是王阿姨亲手把她交到新郎手里的。
王阿姨说：“这是我孙女。”
所有人都笑了。
去年，王阿姨走了。
走得很安详。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和小芳、Lele，还有从深圳赶回来的李伟，都守在她身边。
她拉着我的手，又拉着李伟的手。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儿子。”
她笑着闭上了眼睛。
整理她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
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纸。
是我当年赎回三轮车时，城管开的那张二百块钱的罚单。
罚单旁边，还有一条全新的毛巾。
是我第一次去感谢她时，送给她的那条。
她一直没用，珍藏着。
我捏着那张罚单，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寒冷的胡同。
我仿佛又看见，一个大妈张开双臂，把我护在身后，对全世界宣布：
“这是我儿子。”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
是我下岗后不服输的倔强吗？
是我摆地攤的辛苦吗？
是。
但也不全是。
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那一天，一个陌生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一份没有血缘的亲情，一份足以抵挡全世界寒冷的温暖。
她让我明白，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善良，会毫无缘由地降临。
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的尊严，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挣回来的。
更是靠在最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为你弯腰，为你挡住风雨。
如今，我也到了当年的杨厂长、当年的王阿姨的年纪。
我常常会站在我的超市门口，看着街上匆匆忙忙的人群。
我会在那些年轻的、略带迷茫的脸上，看到当年的自己。
如果有一天，他们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
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
就像当年，王阿姨对我做的那样。
来源：新瓷握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