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生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稀疏,镜片很厚,他说的话隔着一层玻璃似的,嗡嗡作响。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天很蓝。
蓝得像一块刚被擦洗过的玻璃,透明得有点假。
医生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稀疏,镜片很厚,他说的话隔着一层玻璃似的,嗡嗡作响。
“晚期。”
“胰腺癌。”
“……做好心理准备。”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却有千斤重的纸,走出诊室,感觉自己像个走错了摄影棚的演员。
这剧本,是不是拿错了?
我叫陈默,三十六岁,未婚,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审计。工作性质决定了我这个人,凡事讲究数据,讲究逻辑,讲究证据。
现在,我手里这张纸,就是我人生的最终判决书。证据确凿。
我给我哥陈阳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很嘈杂,有孩子尖叫的声音,还有我嫂子张莉在喊:“你让他小声点!动画片声音开那么大!”
“喂,陈默啊,啥事?”我哥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耐烦。
我说:“哥,我拿到体检报告了。”
“哦,咋样?不是说让你别瞎花钱吗,公司体检还不够?”
我深吸一口气,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呛得我喉咙发紧。
“医生说是癌,晚期。”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
那种死寂,比刚才的嘈杂更让人心慌。
过了大概半分钟,我哥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干巴巴的,像是从生锈的铁管里挤出来的。
“……你、你确定吗?是不是搞错了?现在的医院就喜欢吓唬人创收!”
“三甲医院,专家会诊。”我说,“没搞错。”
他又沉默了。
我能想象出他现在的表情,眉头紧锁,眼神里全是算计。他不是在为我难过,他是在计算这件事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
“那……医生怎么说?还能治吗?”
“能治,但意义不大。化疗,靶向药,都是拿钱续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医生说,乐观的话,半年。不乐观,三个月。”
“要、要多少钱?”
看,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我报了个大概的数字,一个足以掏空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全部积蓄的数字。
电话那头,我甚至能听到他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
“这么多……”他喃喃自語,“你那点存款肯定不够啊……”
我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
“这样,你先别慌,我跟你嫂子商量一下,我们晚上过去看看你。”他匆匆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医院人来人往的大厅里,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孤立无援。
头顶的白炽灯亮得刺眼,周围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急或悲伤,但他们的世界,与我无关了。
我的世界,只剩下一个倒计时。
那天晚上,我哥和张莉一起来了。
张莉手里拎着一袋苹果,放在桌上时发出了沉闷的声响,像是某种仪式性的宣告。
她没看我,眼睛在我这套不算大的两居室里扫来扫去,眼神里带着一种评估员式的挑剔。
“怎么搞成这样了呢?平时让你注意身体,别老是加班熬夜,你就是不听。”她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三分责备七分撇清关系。
我哥坐在我对面,点上一根烟,猛吸了一口。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有没有别的方案?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问过了吗?”
“都一样。”我懒得再重复一遍。
“那你的意思是……就这么等着?”张莉的声调高了起来,“陈默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这么想!你得积极治疗啊!”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想笑。
“积极治疗,钱呢?”我问。
一句话,就把天聊死了。
客厅里再次陷入沉默。烟雾缭绕,我哥的脸在烟雾后面显得模糊不清。
“你自己的存款有多少?”他终于问。
我说了个数。
“那还差一大截呢。”张莉立刻接话,像是在等着我这句话,“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你侄子马上要上小学了,我们刚换了学区房,背着一身的贷款,实在是……”
她没说下去,但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哥把烟头摁进烟灰缸,下了决心似的看着我:“陈默,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套房子,当初爸妈也出了点首付,现在市值也涨了不少。要不……把它卖了?这样治疗的钱就有了。”
我的心,像被那根烟头烫了一下。
这套房子,是我毕业十年,一分一分攒出来的。我没日没夜地加班,过年都不敢休息,就是为了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窝。
现在,他们让我卖了它,去换那渺茫的几个月生命。
“卖了房子,我住哪?”我问。
“住我们家呗!”张莉立刻说,但脸上没有半点诚意,“就是我们家小,你侄子又闹,你这要养病,怕是休息不好。”
她顿了顿,抛出了真正的解决方案:“或者,你回老家去?爸妈那边房子也宽敞,空气也好,让他们照顾你。我们每个月给你打点生活费。”
回老ar家。
让两个七十多岁、身体也不好的老人来照顾一个癌症晚期的儿子。
说得真轻巧。
“把一个快死的人送回老家,是怕我死在你们新买的学区房里,不吉利吗?”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张莉的脸瞬间涨红了:“陈默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是为你好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为我好?”我笑了,“为我好就是盘算着我的房子,盘算着怎么把我这个麻烦甩掉?”
“你哥为了你的事愁得一晚上没睡好!你怎么能这么想他!”
我看着我哥,他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默认了张莉所有的规划。
那一刻,我彻底心凉了。
我说:“你们走吧。”
“陈默!”
“我让你们走!”我指着门,感觉全身的力气都汇集到了这根手指上,“我的房子,我的钱,怎么花,不用你们操心。我的命,是死是活,也跟你们没关系了。”
那天晚上,他们摔门而去。
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很久很久。
我没有哭。
只是觉得,这个世界,的冷。
我没听他们的,没卖房,也没回老家。
我办了住院手续,住进了一间三人病房。
钱,就用我自己的存款。能撑多久,算多久。
我不想死,但更不想为了多活几天,就变得毫无尊严。
住院的日子,是单调而重复的。
每天早上六点,护士会准时进来抽血、量体温。然后是早餐,永远是寡淡的白粥和咸菜。接着就是一整天的输液。
透明的液体顺着输液管,一滴一滴,缓慢地注入我的身体。
我常常盯着那个输液袋,想象着那就是我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我的家人,再也没来过。
我哥偶尔会打个电话,每次都匆匆忙忙,问的还是那几句:“钱还够吗?”“感觉怎么样?”
我回答“还行”,他就如释重负地挂了电话。
仿佛只要我还活着,还没开口要钱,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爸妈打过两次,在电话里哭哭啼啼,说他们年纪大了,过不来,让我哥多照顾我。
我知道,他们是被我哥和我嫂子拦住了。
也好。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头发因为化疗,开始大把大把地掉。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凸起,眼窝深陷。
镜子里的那个人,陌生的让我自己都害怕。
病房里的两个病友,换得很快。
一个是因为阑尾炎手术住进来的小伙子,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一个是心脏病的大爷,住了半个月,转到更好的单人病房去了。
只有我,像一棵被钉在这里的植物,慢慢枯萎。
林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她是我们这个病区的责任护士之一。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扎着一个利落的马尾,脸上有点婴儿肥,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她跟别的护士不太一样。
别的护士进来,都是公事公办,换药、打针,动作麻利,但眼神从不在你身上多做停留。
她不一样。
她每次进来,都会先笑着跟我打招呼:“陈哥,今天感觉怎么样?”
她的声音很清脆,像山谷里的泉水。
她给我换药的时候,动作很轻很轻,会一边换一边跟我聊天。
“今天天气不错哦,窗外的阳光多好,要不要我把窗帘拉开一点?”
“食堂今天的午饭是番茄炒蛋,我闻着挺香的,你要不要多吃点?”
“我昨天追的那个剧更新了,男主角太帅了!你也看吗?”
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嗯”或者“哦”地回应。
我没心情聊天,也没力气。
但她好像一点也不介ince介意,依旧每天笑嘻嘻地跟我说话。
有一天,她给我扎针,因为化疗,我的血管变得又脆又细,很难找。
前面的一个实习护士给我扎了两针都没成功,我的手背肿起了一个大包。
轮到林悦,她拿着我的手,轻轻揉了很久,才找到一根勉强可以用的血管。
下针的时候,她对我说:“陈哥,你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疼,我尽量一次成功。”
那一针下去,确实很疼。
但我没吭声。
比起心里的疼,这点皮肉之苦算什么。
针扎进去,回血很慢。她皱着眉,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角度。
“你以前……不是做审计的吗?”她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上次你哥来看你,我听他跟你嫂子在走廊上说的。”她一边盯着针头,一边说,“说你这个人,太较真,太死板,一辈子都在跟数字打交道。”
我的心沉了下去。
原来,他们在背后是这么议论我的。
“他们还说,”林悦的语气很平静,“说你这病,就是自己作出来的。不懂得变通,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我闭上眼睛,不想让她看到我眼里的情绪。
“陈哥,”她突然喊我。
我睁开眼。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我觉得,能把数字弄得清清楚楚的人,一定很了不起。”
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而且,较真,不是缺点。”她笑了起来,露出了那两个梨涡,“说明你正直啊。这个世界,就是需要多一点你这样较真的人。”
那天,输液管里的液体好像流得特别顺畅。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第一次,在这个冰冷的病房里,感觉到了一丝暖意。
化疗的副作用越来越严重。
我吃不下任何东西,闻到一点油味就恶心。吃进去的东西,很快就会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我的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
那天下午,我又吐了一次,吐得胆汁都出来了。整个人虚脱地躺在床上,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林悦端着一杯温水和漱口水进来。
她没说话,先是扶我起来,让我漱了口。然后把那杯温水递给我,看着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下去。
“想不想吃点别的?”她问。
我摇摇头。
我现在看什么都像催吐剂。
“我听说医院后面那条街,新开了一家卖粥的,他们家的白粥熬得特别烂,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她说,“什么都不加,就是米的清香。要不要……我下班了去给你带一碗?”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夕阳的余晖里,亮晶晶的,充满了期待。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她真的给我带了一碗粥。
用一个很可爱的保温桶装着。打开盖子,一股纯粹的米香扑面而来。
那碗粥,熬得像糊糊一样,几乎看不到完整的米粒。
我试着喝了一小口。
很烫,但很舒服。
那股暖流顺着食道滑下去,熨帖着我备受折磨的胃。
我居然没有吐。
我一口一口,慢慢地,把那碗粥都喝完了。
那是我生病以来,吃得最舒服的一顿饭。
“好吃吗?”她坐在我床边,托着腮,像个等着被表扬的小孩子。
“嗯。”我点头,“谢谢你。”
“不客气。”她笑得很开心,“你要是喜欢,我以后每天下班都给你带。”
从那天起,她真的每天都给我带一碗粥。
有时候是白粥,有时候是小米粥,有时候是加了剁得碎碎的青菜的菜粥。
她好像总有办法,能让我吃下去一点东西。
除了粥,她还会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
比如,一片从楼下花园里捡来的、形状很特别的枫叶。
比如,一本她正在看的、书页已经翻得卷了角的侦探小说。
比如,她手机里拍的、她家楼下那只很胖的橘猫。
她把这些医院外面世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搬进了我这个小小的、只有白色和消毒水味道的病房里。
我的世界,好像因此多了一点色彩。
有一天,她休息。
那天下午,我特别想喝她带的粥。医院食堂的粥,总是带着一股我不喜欢的味道。
我盯着墙上的时钟,一分一秒地熬着。
快到晚饭时间的时候,病房门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她来了。
抬起头,看到的却是我哥陈阳。
他瘦了点,也憔悴了些,手里同样拎着一个保温桶。
“我听护士说,你最近都吃不下东西。”他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我让张莉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喝点试试。”
我看着那个保温桶,又看看他,没说话。
他被我看得有点不自在,搓了搓手:“你……最近怎么样?”
“死不了。”我说。
他的脸僵了一下。
“陈默,你怎么还这样?”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怪我们。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
“我没怪你们。”我说,“我只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保温桶旁边,“这里是五万块钱。你先用着。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所有现金了。”
我看着那个信封。
五万块。
对于我的病来说,杯水车薪。但对于他们那个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家来说,也许真的是全部了。
“你拿回去吧。”我说,“我自己的钱还够。”
“你拿着!你是我弟!”他把信封往我这边推了推,语气有点激动。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疲惫。
我们是亲兄弟,从小一起长大。我记得小时候,他会把唯一的那个苹果分我一半。我被人欺负了,他会第一个冲上去跟人打架。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只剩下钱和责任了呢?
“哥,”我轻声说,“你是不是觉得,给了这笔钱,你的责任就尽到了,心里就能好过一点?”
他愣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你走吧。”我说,“把汤和钱都带走。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这种带着愧疚和算计的施舍。
他最终还是走了。
保温桶和那个装着钱的信封,都留在了床头柜上。
我没有碰它们。
过了一会儿,林悦来了。
她穿着便服,额头上还有一层细密的汗珠,显然是跑过来的。
“陈哥!不好意思我今天来晚了,路上堵车。”她一边说,一边献宝似的举起手里的保温桶,“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南瓜粥!甜甜的,肯定开胃!”
她看到了我床头柜上的另一个保温桶和那个信封。
她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
“你家人……来过了?”
我“嗯”了一声。
她没再多问,只是默默地打开她带来的保温桶,盛了一碗南瓜粥出来,递给我。
“尝尝看。”
粥是温热的,带着南瓜天然的甜糯。
我喝了一口,感觉心里那块被我哥搅起来的冰,融化了一点点。
“那个……”我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东西,“你帮我处理掉吧。”
“怎么处理?”
“汤倒了,钱……你拿去,帮我交住院费。”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的情绪。
“陈哥,”她说,“那毕竟是你哥。”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不想欠他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好。”
她拿起那个信封,又看了看那个保温桶。
“这鱼汤……闻着还挺香的,倒了可惜了。”她突然俏皮地眨了眨眼,“要不,我替你喝了?”
我看着她,忍不住笑了。
那是我生病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癌细胞已经开始全身转移。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昏睡。清醒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疼。
那种疼,不是刀割,不是针扎,而是从骨头缝里,一点一点,持续不断地往外钻。
止痛药的剂量越来越大,效果却越来越差。
我开始拒绝一切治疗。
化疗、靶向药,我都停了。我知道,这些除了增加我的痛苦和消耗我那点可怜的存款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我想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医生找我谈话,不同意。他说我的生命体征还算平稳,不应该放弃。
我哥也来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放弃治疗的消息,气冲冲地闯进病房。
“陈默!你是不是疯了!有病就得治!你怎么能放弃呢?”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看着他,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治不好了。”我说。
“怎么就治不好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钱不够我们再想办法!你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吼道。
“想什么办法?再卖一套房子吗?”我讽刺地问。
他噎住了。
“哥,你回去吧。”我闭上眼睛,“让我清净清净。”
“我不走!你今天必须答应我继续治疗!”
我们僵持着。
这时候,林悦进来了。
她看了一眼我们剑拔弩张的气氛,走到我哥面前。
“先生,您好。”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量,“病人需要休息,请您不要在这里大声喧哗。”
“你谁啊?我们家里的事你管得着吗?”我哥没好气地说。
“我是陈先生的责任护士。”林悦不卑不亢地说,“作为医护人员,我有责任保证病人的身心健康。您现在的行为,正在严重影响他的情绪和休息。”
她又转向我,语气立刻变得温柔起来:“陈哥,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我帮你叫医生?”
我摇摇头。
“先生,”林悦再次对我哥说,“如果您真的关心您的弟弟,就请尊重他的决定。他是一个成年人,有权利决定自己要不要接受治疗。您这样逼他,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我哥大概是被林悦身上那股专业而冷静的气场镇住了。
他愣愣地看了林悦半天,又看了看我,最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我……我只是不想他死……”他喃喃地说,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也许,在他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兄弟情分的吧。
只是,这份情分,被现实的生活、被金钱、被他那个自私的家庭,磨得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林悦给他倒了杯水。
“我们都知道您是为他好。”她说,“但是,生命的长度,有时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质量,是尊严。”
“陈哥他现在很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我们能为他做的,不是强迫他去接受那些只会增加痛苦的治疗,而是陪伴他,让他开心地、没有遗憾地走完最后这段路。”
她的这番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把最沉重的锁。
是啊。
尊严。
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哥那天最终还是走了。
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病房里,又只剩下我和林悦。
“谢谢你。”我说。
“谢我什么?”她正在给我擦拭因为盗汗而湿透的后背。
“谢谢你,懂我。”
她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我不是懂你。”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一下,“我只是……也经历过。”
那天,她第一次跟我说起了她自己的故事。
她的父亲,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什么都不懂。我妈和我,就听医生的,用尽了各种办法,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借了一大笔债。”
“我爸最后那半年,几乎都是在ICU里度过的。全身插满了管子,不能说话,不能动。每天都在受罪。”
“他去世的那天,我妈握着他的手,哭着说,‘老头子,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林悦说这段话的时候,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但她的眼睛里,却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海。
“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定要当一名护士。”她说,“我想,如果我能更懂一点,也许就能让我爸走得更舒服一点。”
“我不想让我的病人,再重复我爸的痛苦。”
她说完,低下头,继续给我擦背。
我看着她纤瘦的肩膀,突然很想伸手抱抱她。
这个看起来永远充满活力的女孩子,心里原来也藏着这么沉重的过去。
我们都是被命运碾压过的人。
只是她,选择把自己的伤疤,变成了治愈别人的光。
我开始写日记。
或者说,是口述日记。
因为我的手已经没有力气握笔了。
每天林悦下班后,都会坐在我床边,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帮我记下来。
我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第一次考一百分,我爸给我买了一辆小自行车。讲我夏天去河里摸鱼,被我哥按在水里喝了好几口水。
我讲我大学毕业,第一次拿到工资,给我妈买了一件她念叨了很久的羊毛衫。
我讲我工作后,为了一个项目,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项目成功那天,我一个人在天桥上,看着城市的车水马龙,觉得自己牛逼坏了。
我讲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孩。我们一起看过电影,一起压过马路。但最后,我因为自卑,因为觉得自己给不了她好的生活,没敢表白。
这些琐碎的、早已被我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片段,被我一点一点地重新捡拾起来。
每当我说起这些,林悦就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跳动。
她从不打断我,也从不评价。
她只是一个最忠实的记录者。
有时候,我说着说着,会突然沉默。
那些回忆,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它们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又重新活了一遍。
“怎么不说了?”林悦会轻声问我。
“累了。”我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她会放下手机,给我掖好被角,或者给我倒杯水。
有一次,我讲到我哥。
“其实,我哥小时候对我挺好的。”我说,“那时候家里穷,有什么好吃的,他都会让给我。他比我大五岁,从小就护着我。别人要是敢欺负我,他能追着人家打三条街。”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们俩穿着我妈做的棉鞋去上学,路上的雪很厚。我的棉鞋有点小,把脚磨破了。我哥二话不说,把他的鞋脱下来给我穿,他自己穿着我的小鞋,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几里路。”
“回到家,他的脚冻得又红又肿,还生了冻疮。我妈骂他,他也不吭声,就嘿嘿地傻笑。”
我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这是我生病以来,第一次哭。
不是因为疼痛,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温暖的过去。
林悦没有递给我纸巾,也没有安慰我。
她只是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我那只因为输液而布满针眼的手。
她的手很暖,很软。
那股暖意,顺着我的手背,一直流到我的心里。
“哭出来吧。”她说,“哭出来,就好了。”
我趴在枕头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我哭我那早已逝去的童年,哭我那变了质的兄弟情,哭我这短暂而又可笑的一生。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安稳。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天。
我哥背着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后背很宽,很暖。路边的松树上积满了雪,阳光一照,闪闪发光。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过来,眼前的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
我甚至分不清白天和黑夜。
唯一能让我确认时间的,是林悦。
她每天都会来。
有时候我醒着,她就陪我说说话,给我读我口述的那些日记。
有时候我睡着,她就坐在我床边,安安静静地看书,或者削个苹果。就算我不吃,她也会把苹果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让房间里有点水果的香气。
她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
我的后事,也是她帮我安排的。
我让她帮我找了个律师,立了一份遗嘱。
我的那套房子,卖掉。卖房的钱,一半给我父母养老,一半,留给她。
我那点可怜的存款,也都留给她。
律师问我,她是谁。
我说,她是我生命里,最后的光。
林悦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陈哥,我照顾你,不是为了你的钱。”她红着眼圈说,“我不能要。”
我看着她,笑了笑。
我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了,只能用口型告诉她:
“这不是报答。”
“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礼物。”
“拿着它,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去吃好吃的,去买漂亮的衣服,去环游世界。”
“替我……好好地活下去。”
她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她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让她帮我给我哥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哥,我不怪你了。你要照顾好爸妈。”
然后,我让她把我的手机关机,格式化。
所有与过去有关的联系,都切断了。
我只想安安静just静地,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
我最后清醒的那个下午,天气很好。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白色的床单上,暖洋洋的。
林悦坐在我床边,给我读着我口述的日记。
她读到我写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天桥上看车水马龙的那一段。
“……我当时就想,这个城市这么大,这么繁华,以后一定会有我的一席之地。我一定要在这里,活出个人样来。”
她的声音,有点哽咽。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着她。
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给她毛茸茸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
她真好看。
我动了动手指。
她立刻察觉到了,停下来,握住我的手。
“陈哥,你醒了?”
我看着她,想对她笑一下,却发现自己连牵动嘴角肌肉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她的脸,窗外的阳光,天花板的纹路,都开始旋转,融合,变成一片混沌的光。
我感觉自己变得很轻很轻,好像要飘起来了。
身体的疼痛,消失了。
心里的不甘和怨恨,也消失了。
只剩下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在意识彻底沉入黑暗之前,我好像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在叫我的名字。
“陈默……”
“陈默,你别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
是啊。
我不怕了。
因为我知道,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是一个人。
这就够了。
……
(林悦的日记)
2023年10月26日 晴
陈哥走了。
今天下午三点十五分。
走的时候很安详,脸上甚至还带着一点点笑意。
我握着他的手,直到他的身体完全变冷。
医生和护士长进来,对他鞠躬,然后给他盖上了白布。
我帮他办了所有的手续。
我给他哥打了电话,他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知道了,谢谢你。”
我按照陈哥的遗愿,联系了遗体捐献中心。
他说,他这副被病痛折磨的身体,如果还有什么用的话,就让它发挥最后一点价值吧。
办完这一切,我回到他空荡荡的病房。
房间里还残留着他身上的味道,混杂着阳光和消毒水的味道。
我坐在他睡过的那张床上,打开手机,翻看我为他记录的那些日记。
一千三百四十二天。
从他口述的第一天,到他离开的今天。
我看着那些文字,那些他生命里琐碎的、闪光的片段,眼泪又一次忍不住流了下来。
他的一生,太短了。
短得像一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匆匆结尾的电影。
他努力过,奋斗过,爱过,也怨过。
他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用力地活着,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可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
我拿到了他留给我的那笔钱。
很多很多钱。
多到我这辈子可能都赚不到。
我拿着那张银行卡,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我想起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替我……好好地活下去。”
陈哥。
我会的。
我会用这笔钱,完成你没有完成的梦想。
我会去吃遍所有你没吃过的美食,我会去看遍所有你没看过的风景。
我会带着你的那份生命,认真地、努力地、好好地活下去。
活出我们两个人的人样来。
我走到医院后面那条街。
那家卖粥的小店还开着。
老板娘问我:“姑娘,今天还要带粥吗?”
我摇摇头,说:“不了。”
然后,我走进去,找了个位置坐下。
“老板娘,给我来一碗南瓜粥。”
“在这里吃。”
来源:花少情更真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