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里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名字长得能噎死人，我记不住，也懒得记。

雪。

一九九一年的雪，跟不要钱似的，从天上往下倒。

我缩在军大衣里，感觉自己像个快要冻僵的鹌鹑。

这里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名字长得能噎死人，我记不住，也懒得记。

我只知道，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李，你确定吗？”

说话的是老葛，我这次的搭档，一个半辈子都在中俄边境线上混的老油子，半句俄语说得比他妈的东北话还溜。

我吐出一口白气，白气瞬间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结成了冰碴子。

“废话。”

不确定我来这儿干嘛？旅游吗？看你们苏联老大哥怎么玩完？

老葛搓着手，哈着气，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皱得像个核桃。

“这可不是倒腾服装，不是倒腾牛肉罐头。”

他压低了声音，鬼鬼祟祟地凑过来。

“这他妈是飞机！”

我斜了他一眼。

“飞机怎么了？不就是一堆会飞的废铁吗？”

我话说得轻松，其实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砰，砰，砰。

每一下都撞得我肋骨疼。

三个月前，我还在北京的秀水街当倒爷，把从南方批发来的“的确良”衬衫卖给想赶时髦的北京小年轻。

一天，一个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喝高了，吹牛逼。

他说苏联完了，彻底完了。

他说军队几个月发不出军饷，军官们穷得叮当响，开着坦克出来换吃的。

他说，西伯利亚的军用机场上，成百上千架飞机就那么扔在雪地里，没人管。

“新的！崭新的！连机油都没换过！”他挥舞着胳膊，满脸通红。

他说这话的时候，周围人都当笑话听。

我没笑。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飞机。

那玩意儿也能卖？

这个念头一旦钻进脑子，就跟藤蔓似的，疯狂生长，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缠满了。

我失眠了整整一个星期。

第七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把我攒了好几年的家底——三万块钱，缝进了内裤里，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

在哈尔滨，我找到了老葛。

老葛是我爸的老战友，当年在东北剿匪的时候认识的，过命的交情。

我管他叫葛叔。

我把我的想法一说，老葛当场就把嘴里的茶喷了我一脸。

“你疯了？！”

他瞪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人。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苏联！是军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后院，想拉什么就拉什么？”

我抹了把脸上的茶水。

“葛叔，富贵险中求。”

“求个屁！这是在拿命求！”

我没再说话，只是从内裤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那个沉甸甸的钱袋子，放在桌上。

“葛叔，这是我全部家当。”

“成了，我给你一半。”

“不成，这些钱，就当是我孝敬您的。”

老葛盯着那个钱袋子，又看看我，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报警抓我这个投机倒把的疯子。

最后，他长叹一口气。

“你小子，跟你爹一个德行，倔得像头驴。”

他把钱袋子推了回来。

“钱，我不要你的。”

“事儿，我帮你问问。”

“但是，丑话说在前面，这事儿九死一生。你要是把小命丢在那儿，我可没法跟你爹交代。”

我笑了。

“葛叔，我命硬。”

就这样，我跟着老葛，坐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像个垂暮的老人，慢悠悠地在无边无际的雪原上爬行。

车厢里充满了劣质烟草、伏特加和汗液混合的古怪气味。

走道里挤满了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国倒爷，他们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

在他们眼里，脚下这片正在分崩离析的土地，不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而是一座唾手可得的金山。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只不过，他们想的是挖金块，我想的，是把整座金山搬走。

我们眼前的这个军用机场，代号“红色黎明”，曾经是苏联空军的骄傲。

现在，它就是个巨大的废铁场。

铁丝网破了几个大洞，寒风在里面打着呼哨。

哨塔上没人站岗。

远处，一排排灰绿色的战斗机和运输机，像史前巨兽的骸骨，静静地趴在厚厚的积雪里。

身上落满了雪，翅一动不动，像是被冻住了。

我的心也快被冻住了。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

“就是这儿？”我问老葛。

老葛点点头，脸色比这鬼天气还凝重。

“带我们来的那个线人叫瓦西里，是这个基地的后勤官。”

“他说，基地的司令，伊万诺夫将军，已经三个月没见过卢布长什么样了。”

“他的士兵，靠着打猎和偷附近的集体农庄的土豆过活。”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冰冷得像刀子，割得我肺疼。

“走，见见这位将军。”

伊万诺夫的办公室，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个冰窖。

暖气早就停了。

他穿着一件厚重的、看不出原色的呢绒军大衣，坐在吱吱作响的木头椅子上。

身材高大，像一头熊。

但眼神里，没有熊的凶悍，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茫然。

桌上放着半瓶伏特加，一个豁了口的搪瓷杯子。

这就是一个帝国将军的末日景象。

老葛用俄语跟他寒暄，说了一大堆没营养的废话。

伊万诺夫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眼皮都懒得抬。

他显然对我们这两个凭空冒出来的中国人没什么兴趣。

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我直接从包里掏出两条“万宝路”和两瓶“二锅头”，放在他桌上。

伊万G诺夫的眼皮终于动了一下。

他的目光在“Marlboro”的红色标志上停留了几秒钟。

然后，他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

那是一双蓝色的眼睛，很深，像西伯利亚的冰湖。

“中国人？”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生了锈的齿轮。

我点点头。

“将军同志，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我让老葛翻译。

伊万诺夫发出一声短促的、像是嘲笑的鼻音。

“生意？我这里除了雪和生锈的铁，什么都没有。”

“不，你有。”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指着外面那些被大雪覆盖的飞机。

“你有这些。”

伊万诺夫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沉默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老葛的呼吸声，粗重得像个破风箱。

过了很久，伊万诺夫才缓缓开口。

“你们想买飞机？”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荒诞的、难以置信的意味。

“是的。”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他又笑了，这次是笑出了声。

“年轻人，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苏-27！是米格-29！是国家的利剑！”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昔日帝国的回光返照式的骄傲。

我没被他吓住。

我平静地看着他。

“将军，国家已经不在了。”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捅进了他最痛的地方。

伊万诺夫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猛地站起来，高大的身躯投下一片阴影，几乎把我完全笼罩。

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浓烈的伏特加和绝望的气味。

我以为他要揍我。

老葛吓得脸都白了，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但我没动。

我盯着他的眼睛。

我赌他不会。

一个连士兵都喂不饱的将军，他的骄傲，一文不值。

果然，伊万诺夫举起的拳头，在空中停顿了几秒，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了下去。

他颓然坐回椅子上，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你们想出多少钱？”他问，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知道，这事儿，有门儿了。

接下来的谈判，漫长得像西伯利亚的冬天。

伊万诺夫是个老狐狸，即使落魄了，也想从我们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油。

他一会儿说这是国家财产，需要莫斯科的批文。

一会儿又说飞机保养得很好，随时可以起飞。

一会儿又抱怨手下的士兵嗷嗷待哺，暗示我们要“表示表示”。

我跟老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老葛负责跟他称兄道弟，一杯接一杯地灌他伏特加，跟他回忆苏联“老大哥”的辉煌岁月，把他哄得眼泪汪汪。

我负责唱黑脸，一分一分地跟他抠价格。

我告诉他，我们不要那些先进的战斗机，那玩意儿我们买不起，也弄不走。

我们要的，是那些停在机库角落里的雅克-18教练机。

那玩意儿结构简单，结实耐用，飞起来跟拖拉机似的，最适合我们国内刚起步的航校。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便宜。

我们把价格从他开出的天价，一点点往下磨。

每天，我们都拎着香烟、罐头、二锅头去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气氛，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慢慢变得像个乌烟瘴气的茶话会。

我们跟伊万诺夫，跟他的副官，跟地勤，跟所有能说得上话的人喝酒。

喝到最后，大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仿佛我们不是来买飞机的，而是来扶贫的。

这期间，我见识了一个帝国的黄昏。

我看到飞行员用飞机的航空煤油给自己家的拖拉机加油。

我看到地勤把飞机上昂贵的钛合金零件拆下来，拿到镇上的黑市去换一瓶酒。

我看到士兵们为了一个牛肉罐头大打出手。

这里没有纪律，没有荣誉，没有未来。

只有混乱，饥饿，和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

每个人都在变卖自己能接触到的一切，从一颗子弹，到一架飞机。

他们在变卖自己的国家。

而我，只是一个嗅觉灵敏的秃鹫，闻到了尸体腐烂的气味。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敲定了价格。

四架雅克-18教练机。

连同一些备用的发动机和零件。

总共，二十万美元。

平均一架五万。

这个价格，在国内，连一辆好点的桑塔纳都买不到。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伊万诺夫拿着我们签好的草签协议，手在发抖。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李，你知道吗？我曾经开着这种飞机，在红场上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递给他一根烟。

他接过烟，深深吸了一口。

“现在，我把它卖给你，换我手下三百个兄弟一个月的面包和香肠。”

他苦笑了一下。

“你说，这是不是很讽刺？”

我沉默着。

历史的洪流下，个人的命运，轻如鸿毛。

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

我只是个商人。

签完协议，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更头疼的问题。

怎么把这四架飞机弄回国？

开回去？

开什么玩笑。

那需要向俄罗斯空管部门申请航线，需要办理一大堆复杂得能逼疯人的手续。

更何况，我们买的是“废铁”，没有任何合法文件。

就这么飞回去，半路上就会被当成不明飞行物给打下来。

拆了，用火车运回去？

这是我们最初的想法。

但伊万诺夫告诉我们，拆装一架飞机，需要专业的地勤和设备。

他们基地里，有能力干这活儿的人，要么跑了，要么醉得不省人事。

而且，就算拆了，这些“废铁”怎么通过海关？

难道跟海关说，我们是拉了一车厢的铝合金管子吗？

事情陷入了僵局。

那几天，我愁得睡不着觉，嘴上起了好几个大泡。

老葛也没了主意，天天唉声叹气。

难道这笔天大的生意，就要卡在最后一步？

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又去找伊万诺夫喝酒。

喝到半夜，两个人都醉眼惺忪。

我借着酒劲，把我的难题一股脑儿地倒给了他。

伊万诺夫打了个酒嗝，红着眼睛看着我。

“李，我的朋友。”

他拍着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差点把我拍散架。

“你为什么……不想想……让它自己……飞回去呢？”

我愣住了。

“将军，我刚才说了，没有航线，没有……”

他摇了摇手指，脸上露出一种狡黠的、属于俄罗斯人的神秘微笑。

“谁说……没有航线？”

“从这里，往东，一直飞，飞过乌拉尔山，飞过西伯利亚平原……”

他用手在地图上划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我们的基地。”

“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给你……加油，提供……呃……‘气象服务’。”

我的酒瞬间醒了一半。

我明白了。

他要给我开辟一条“内部航线”。

一条不被官方记录的，只存在于他们这些老战友电话里的秘密通道。

“那……飞行员呢？”我追问。

伊万诺夫哈哈大笑起来。

“飞行员？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飞行员！”

“他们现在……每天只能开着模拟器，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在莫斯科降落。”

“你给他们一个开真飞机的机会，再给他们一点……美元。”

他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我保证，他们会把你当成上帝。”

我的心狂跳起来。

一条秘密航线。

一群失业的王牌飞行员。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在这个一切都在崩塌的国家，天方夜谭，或许就是唯一的现实。

“将军，你确定这样可行？”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伊万诺夫又灌了一大口伏特加。

“李，记住一句话。”

“在俄罗斯，只要钱给到位，没有什么是不可行的。”

“如果不行，那就是钱没给到位。”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超乎我的想象。

伊万诺夫果然能量巨大。

他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些散落在西伯利亚各个角落的基地司令，都跟我们客气得像是亲兄弟。

我们雇了八个飞行员，两个负责一架飞机，轮流开。

都是飞了几千个小时的老手，雅克-18对他们来说，比自己家的汽车还熟。

每个人一千美元的酬劳，外加落地后一千美元的奖金。

当我把一沓沓崭新的美元递给他们时，那几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眼圈都红了。

其中一个叫安德烈的，紧紧握着我的手。

“先生，谢谢你。”

“我已经半年没给我在圣彼得堡的女儿买过新裙子了。”

出发前一天，我们搞了个简单的送别仪式。

在基地的食堂里，我们摆了几十瓶伏特加，烤了一整头猪。

所有人都喝多了。

伊万诺夫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喀秋莎》。

唱着唱着，这个钢铁般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他不是为我哭，也不是为飞机哭。

他是在为一个时代的远去，为一个帝国的葬礼，放声悲歌。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

四架涂着红星标志的雅克-18，在简陋的跑道上预热。

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了西伯利亚清晨的宁静。

我站在塔楼上，用望远镜看着。

安德烈坐在驾驶舱里，朝我竖了个大拇指。

然后，他推动了节流阀。

飞机开始滑跑，加速，机头昂起。

下一秒，它轻盈地离开了地面，冲向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天空。

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

它们像四只矫健的鹰，义无反顾地向着东方的朝阳飞去。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也要跟着飞出去了。

老葛在我身边，激动得直哆嗦。

“飞了……飞了……的飞走了……”

我没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拳头。

手心里全是汗。

这趟跨越数千公里的“偷渡”，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七天，是我这辈子最煎熬的七天。

我跟老葛，还有伊万诺夫，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守在电台旁边。

那是一部老掉牙的军用电台，时不时发出一阵刺耳的杂音。

但它，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每天，我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跟飞行编队联系。

“雄鹰一号呼叫红色黎明，我们已到达A-3区域，请求下一步指示。”

“红色黎明收到，准许在B-5机场降落加油，联系人，尼古拉少校。”

每一次通话，都简短得像密码。

每一次通话结束，我的心都要悬到嗓子眼。

我害怕听到任何意外。

天气突变，机械故障，或者……被不属于我们“内部航线”的雷达发现。

任何一点差错，都意味着机毁人亡，血本无归。

伊万诺夫比我还紧张。

他不停地在办公室里踱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地上的烟头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别担心，李，我的朋友。”他总是这样安慰我，也像是在安慰自己，“我的那些老伙计，都是最棒的。”

第四天，意外还是发生了。

我们在电台里呼叫了半天，都没有收到安德烈他们的回音。

只有一片死寂的“沙沙”声。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怎么回事？！”我冲着电台吼。

伊万诺夫的脸也白了，他一把抢过话筒，用俄语一遍又一遍地呼叫。

“雄鹰！雄鹰！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没有回应。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重得能滴出水来。

老葛一屁股坐在地上，喃喃自语：“完了……完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二十万美元，我全部的身家，还有八条活生生的人命。

难道就这么……消失在了西伯P利亚的茫茫雪原里？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电台里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夹杂着巨大噪音的信号。

是安德烈的声音！

“……红色黎明……我们遭遇……暴风雪……迫降在……一个废弃的农场……”

“……飞机……轻微受损……人员……安全……”

信号断断续续，但我们都听清楚了。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伊万诺夫一把抱住我，力气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

“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活着！”他大吼着，眼泪都流了出来。

接下来的救援，又是一番折腾。

伊万诺夫再次动用了他的关系网。

他联系上最近的军事单位，派了一架米-8直升机，带着维修技师和零件，飞往那个废弃农场。

两天后，安德烈他们再次起飞。

当我在电台里再次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时，我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红色黎明，雄鹰呼叫，我们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雄鹰，”我抢过话筒，用我那蹩脚的俄语，一字一句地说道，“欢迎回家。”

电台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传来了安德烈带着笑意的声音。

“谢谢你，老板。”

第七天傍晚。

我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

是我的国内合伙人，老赵。

他的声音激动得发颤。

“到了！到了！四架，一架都不少！”

“停在咱们的机场了！跟新的一样！太漂亮了！”

我拿着电话，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成功了。

我他妈的，真的成功了。

我把四架飞机，从一个解体的帝国，毫发无损地“偷”回了中国。

挂了电话，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无尽的雪原和血色的夕阳。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这不是喜悦的泪水。

是紧张、恐惧、疲惫、后怕……所有情绪在瞬间释放的决堤。

我像个一样，哭了很久。

老葛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子，可以啊。”

伊万诺夫也走了过来，递给我一瓶伏特加。

“李，我的朋友，祝贺你。”

我接过酒瓶，拧开盖子，仰头就灌。

辛辣的液体像火一样，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爽！

太他妈的爽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把基地里剩下的所有伏特加都喝光了。

我们谁也没提飞机的事。

我们只是喝酒，唱歌，说胡话。

像三个打赢了一场不可能的战争的老兵。

第二天，我把剩下的十万美元，装在一个黑色的皮箱里，交给了伊万诺夫。

他没有数，只是把箱子放在了桌角。

“李，什么时候走？”他问。

“明天的火车。”

他点点头，沉默了。

临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车站。

还是那个破旧的小站，寒风刺骨。

“以后……还会来吗？”他问。

我看着他。

这个曾经的帝国将军，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眼角的皱纹更深了，眼神里的光，也彻底熄灭了。

“也许吧。”我敷衍道。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站在站台上，没有挥手，只是庄严地，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坐在温暖的车厢里，看着他高大的身影在风雪中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

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他的朋友，还是那个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到北京，已经是半个月后。

老赵在火车站接我。

他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皇冠”，在当时，这车比大熊猫还稀罕。

“行啊你小子！”老赵一见我就给了我一个熊抱，“出去一趟，鸟枪换炮了！”

我看着他，感觉像是隔了一个世纪。

他还是那个精明的北京商人，而我，却像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老赵告诉我，那四架飞机，他已经联系好了下家。

是四川的一家新成立的民营航空公司，急需教练机来培训飞行员。

他们派来的专家看了飞机，赞不绝口。

“你知道他们出多少钱一架吗？”老赵伸出五根手指头。

“五十万？”我猜。

老赵摇摇头，神秘地笑了。

“五十万？那是人民币！”

“我说的是，美元！”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五十万美元一架？

四架就是……二百万！

除去给伊万诺夫的二十万，给飞行员的奖金，还有各种打点关系的费用……

我粗略算了一下，这趟下来，我至少能净赚一百五十万美元！

一百五十万！

美元！

在一九九一年，那是一个足以把人砸晕的天文数字。

那时候，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块钱。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赵哥，你……你没开玩笑吧？”我结结巴巴地问。

老赵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小李，你这次干得太漂亮了！”

“这已经不是投机倒把了，这是国际贸易！是为国家填补空白！”

他给我戴了一顶又一顶的高帽子。

我听着，心里却很平静。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所谓的“国际贸易”，背后是多大的风险和多少见不得光的操作。

钱很快就到账了。

当我在银行里，看着存折上那一长串的零时，我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

我只是觉得很累。

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疲惫。

我拿着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爸妈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我爸妈一辈子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连个独立的厕所都没有。

当我把新房子的钥匙交给我妈时，她拿着钥匙，手抖得不成样子。

“儿啊，你……你哪来这么多钱？”她担忧地问，“你没干什么犯法的事吧？”

我笑了笑，抱了抱她。

“妈，放心吧，你儿子有分寸。”

“这是做生意挣的，正经生意。”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这笔钱是怎么来的。

我只能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出息了。

有了钱，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不再是那个在秀水街跟人讨价还的价格的倒爷了。

我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我穿着笔挺的西装，出入各种高级酒店和写字楼。

我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官员，商人，外国人。

我学会了打高尔夫，学会了品红酒，学会了在酒桌上不动声色地谈下几百万的合同。

我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成功的商人。

但我知道，我骨子里，还是那个在西伯利亚雪原上，为了二十万美元跟人玩命的疯子。

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

我们这代人，没赶上革命，没赶上战争。

我们赶上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空气里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危险。

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身陷囹圄。

我们就像是站在时代的浪尖上，被巨大的潮流推着往前走。

你不知道下一秒，是会被拍在沙滩上，还是会被卷进更深的漩涡。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手里的冲浪板，用尽全力，保持平衡。

几年后，我因为业务关系，又去了一次俄罗斯。

那时候的俄罗斯，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莫斯科的街头，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灯红酒绿的赌场。

人们脸上的表情，不再是茫然和绝望，而是多了一丝生意人的精明和欲望。

一切都在向“钱”看。

我鬼使神差地，想去看看伊万诺夫。

我通过一些关系，打听到了他的下落。

他已经不在军队了。

他在莫斯科郊外，开了一个小小的汽车修理厂。

我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修理厂也很简陋。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穿着一身油腻腻的工装，趴在一辆拉达车的引擎盖下。

他胖了，也老了。

头发白了大半。

“将军？”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抬起头，满是油污的脸上，露出一丝迷茫。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我来。

“李？”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意外。

我们找了个路边的小酒馆。

没有伏特加，只有劣质的啤酒。

我们聊了很多。

聊他的修理厂，聊我的公司，聊这几年世界的变化。

他告诉我，他用我给他的那笔钱，给手下的那三百个兄弟，都发了一笔遣散费。

然后，他就退役了。

“我不属于那个新时代。”他说，“在那个时代，忠诚和荣誉，都可以明码标价。”

“我做不来。”

他举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

“倒是你，李，我的朋友。”

“你看起来，适应得很好。”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适应得很好吗？

也许吧。

我学会了在这个新的游戏规则里生存，甚至活得很好。

但我常常在午夜梦回时，闻到西伯利亚的风雪，看到伊万诺夫那个庄严的军礼，听到安德烈在电台里那声“谢谢你，老板”。

那些画面，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它们提醒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也提醒我，我的第一桶金，是踩在一个帝国的尸体上，用一群人的尊严和血泪换来的。

这笔生意，没有罪恶。

但它，也绝不高尚。

它只是那个疯狂年代里，一个疯狂的年轻人，做的一件疯狂的事。

仅此而已。

酒喝到最后，伊万诺夫问我。

“李，你后悔过吗？”

我看着他，很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我摇了摇头。

“不后悔。”

是的，不后悔。

如果时间倒流，回到一九九一年的那个冬天，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因为我知道，在那片冰冷的土地上，在那场历史的剧变中。

有人看到了一个帝国的葬礼。

而我，看到了我人生的第一缕曙光。

离开酒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莫斯科的街头，华灯初上。

我跟伊万诺夫拥抱告别。

“保重，我的朋友。”他说。

“你也是，将军。”我说。

我看着他转身，走回他那个小小的修理厂。

他的背影，不再高大，甚至有些佝偻。

像一个普通的老人。

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向了那片灯火辉煌。

我知道，我的路，还在前方。

那之后又过了很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伊万诺夫。

听说他的修理厂倒闭了，他回了乌拉尔山的老家，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度日。

老葛也金盆洗手了，拿着我给他的分红，在海南买了几套海景房，天天钓鱼晒太阳，活得像个神仙。

安德烈，那个带头飞行的俄罗斯飞行员，后来成了我的私交好友。

他用那笔钱，在圣彼得堡开了一家小小的旅行社，专门做中国游客的生意。

每次我去俄罗斯，他都会开着他那辆破旧的伏尔加，带我去涅瓦河边兜风。

我们一起喝着伏特加，聊着过去。

他总是会提起那次惊心动魄的飞行。

“李，你知道吗？那是我这辈子飞得最爽的一次。”

“比在红场阅兵还爽。”

“因为那一次，我们不是为国家飞，不是为任务飞。”

“我们是为自己飞，为家人的新裙子飞。”

我公司越做越大，从贸易到地产，从金融到科技。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李总”，“成功人士”。

我有了很多钱，多到我自己都数不清。

但我再也没有找回过，当年赚到那一百五十万美元时的感觉。

那种混杂着恐惧、狂喜、疲惫和虚幻的，几乎要将人撕裂的感觉。

那种感觉，一生只有一次。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我那间能俯瞰整个城市夜景的办公室里。

给自己倒上一杯昂贵的威士忌。

然后，我会闭上眼睛。

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雅克-18发动机的轰鸣。

眼前，又浮现出西伯利亚无尽的雪原和血色的夕阳。

我知道，我生命中最波澜壮阔的一段航程，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只是在平稳的巡航高度上，沿着既定的航线，飞向终点。

这或许，就是人生的代价。

你用青春和冒险，换来了财富和地位。

然后，再用余下的岁月，去怀念那个曾经一无所有，却拥有全世界的自己。

我打开抽屉，从最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已经有些泛黄的飞机模型。

那是一架雅克-18。

是我后来专门找人定做的。

我把它放在手心，静静地看着。

窗外，是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

而我的心里，却下着一场，一九九一年的大雪。

那场雪，从未停过。

来源：暮归念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