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在黄土高坡上，叫林家坳。村东头新盖了三间牛棚，关着的不是牛，是人。

那一年，我十九岁。

风从塬上刮下来，带着哨子声，把家家户户的门窗吹得跟闹鬼一样。

1971年的冬天，冷得邪乎。

我们村在黄土高坡上，叫林家坳。村东头新盖了三间牛棚，关着的不是牛，是人。

是县里送下来的“右派”。

我第一次见沈知远，就是在那牛棚门口。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是挂在衣架上。

一副黑框眼镜，一条腿用白线缠着，歪歪扭扭地架在鼻梁上。

他正在扫牛粪，动作很慢，像是随时会散架。

几个半大孩子围着他，朝他扔土坷垃，嘴里喊着难听的口号。

他不动，也不躲，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任凭土块砸在身上，发出噗噗的闷响。

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我看见他镜片后面的眼睛。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甚至没有悲伤。

像一口枯了很久的井。

死气沉沉。

那天晚上，我揣着一个还烫手的红薯，悄悄摸到了牛棚后面。

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咚咚咚地撞着我的肋骨。

我爹是村里的会计，为人最是谨慎，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们离那些“牛鬼蛇神”远一点。

他说，沾上了，一辈子都洗不清。

可我一闭上眼，就是那双死寂的眼睛。

牛棚后面有个小窗，糊着破报纸，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我撕开一个角，朝里面小声喊。

“喂。”

“喂，有人吗？”

里面没动静。

我又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发抖。

“那个……戴眼镜的先生？”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黑影才慢慢挪过来。

“什么事？”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把红薯从破洞里递进去。

“给你。”

他没接。

“快拿着啊，还热着呢。”我催他。

他还是不动，隔着那个小洞，我感觉他在看我。

“为什么？”他问。

我愣住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我看你没吃饭。”我胡乱找了个理由。

“你快走吧，被人看见了，会连累你。”他说着，就要把窗户的破洞堵上。

我急了，把红薯硬塞进去，塞到了他冰凉的手里。

“我走了！”

我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家，躲在被子里，还能听见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

从那天起，送饭就成了我最大的秘密。

有时候是一个窝窝头，有时候是半块玉米饼子。

运气好的时候，我娘做了菜团子，我就能偷一个揣在怀里。

每次去，我都提心吊胆，跟做贼一样。

村里的民兵队长李建军，一直对我有意思，总爱在我家附近晃悠。

好几次，我揣着东西出门，都差点被他撞上。

“岚子，干啥去？”

“我……我去我二姨家。”

“你二姨家不是在西边吗？你往东走干啥？”

我的后背瞬间就湿了。

“我……我先去趟茅房！”我指着东头的茅厕，落荒而逃。

李建军看着我的背影，眼神里全是怀疑。

我知道，我这是在走钢丝。

可我停不下来。

沈知远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他知道了我的名字，叫我“小岚”。

他告诉我，他以前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教历史的。

“历史？”我对这个词很陌生。

“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他在黑暗里轻声说，“所有的过去，都不会白白过去。”

他开始给我讲故事。

讲长城，讲故宫，讲那些我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地方。

他给我讲安徒生童话，讲《卖火柴的小女孩》。

我听得入了迷，常常忘了时间。

“你怎么懂这么多？”我问他。

他笑了笑，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虽然很淡，但那口枯井里，好像有了一点点水光。

“因为书啊。”他说，“小岚，书是好东西。人可以被关起来，但脑子里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他开始教我认字。

用小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

我的名字，林岚。

他说：“‘岚’，是山里的雾气。很美。”

我看着地上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心里像是开了花。

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说我的名字美。

我们隔着一堵墙，一个在黑暗里，一个在月光下。

那堵墙那么厚，又那么薄。

日子久了，我甚至有了一种错觉。

觉得这牛棚不是牢笼，而是我们俩的秘密花园。

当然，危险也如影随形。

一天晚上，我娘在我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写着字的废报纸。

那是我练习写自己名字的“作业”。

我娘不识字，但她认识我爹。

那天晚上，我爹第一次打了我。

他用那根磨得光溜溜的烟杆，一下一下地抽在我的背上。

“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他压着嗓子吼，生怕被邻居听见。

“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人！那是国家的敌人！你跟他搅和在一起，是想让我们全家都去陪他住牛棚吗？”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背上火辣辣地疼，可我心里不觉得委屈。

我只觉得，我爹不明白。

沈知远不是坏人。

他只是……只是和我们不一样。

我娘抱着我哭，眼泪把我的衣服都浸湿了。

“岚子啊，听话，咱不去了，好不好？咱就当没认识过那个人。”

我看着我娘花白的头发，点了点头。

那一晚，我答应了他们。

可第二天，当我看到锅里那几个白面馒头时，我又动摇了。

那是为了招待即将上门提亲的李建军，我娘特意蒸的。

白得晃眼。

我鬼使神差地，又偷了一个。

我不能不去。

我怕我今天不去了，明天，他就饿死了。

我到牛棚的时候，李建军正带着两个民兵在检查。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躲在远处的草垛后面，手心里全是汗，那个白面馒头被我攥得变了形。

我看见李建军走到沈知远面前，用脚踢了踢他用来睡觉的草堆。

“老东西，挺能熬啊。”

沈知远没说话。

李建军一脚踹在他腿上。

“问你话呢！哑巴了？”

沈知远踉跄了一下，扶着墙站稳了。

“还行。”他平静地说。

李建军冷笑一声，又在他身上搜了搜，什么也没搜到，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他们走远了，我才敢过去。

我把那个不成形的馒头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着上面我的指印，看了很久。

“以后别来了。”他说。

“为什么？”

“太危险了。”他抬起头，透过那个小洞看着我，“小岚，不值得。”

“没什么值不值得的。”我说，声音有点哽咽，“我就是……见不得人这么被欺负。”

他沉默了。

黑暗中，我听到一声极轻的叹息。

然后，我听见他小声地、郑重地说：

“小岚，等这一切过去了，我一定报答你。”

“我带你去北京，让你也上大学，让你看真正的故宫和长城。”

“我沈知远这辈子，欠你一条命。”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知道是被李建军吓的，还是因为他的话。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多了一个念想。

去北京。

上大学。

这个念想，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

我开始更努力地跟他学认字，学算术。

他没有纸笔，就用记忆教我。

他给我背唐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说：“小岚，记住这句诗。人的命，要像这草一样，要硬。”

我就这么偷偷摸摸地给他送了三年的饭。

从1971年的冬天，一直到1974年的春天。

这三年里，李建军的追求越来越紧。

我爹娘被他送的几斤肉、几尺布收买，铁了心要把我嫁给他。

我抵死不从。

我说，我宁可死，也不嫁给李建军。

我爹气得要跟我断绝关系。

我谁也没告诉，我心里藏着一个人，一个承诺。

一个去北京的梦。

1976年，那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发生了。

村里的大喇叭里，整天播放着激昂的文件。

空气里的味道，好像一夜之间就变了。

又过了一年多，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我们林家坳。

车上下来几个穿干部服的人。

他们径直走到了牛棚。

那天，全村的人都跑去看热闹。

我也去了。

我看到其中一个干部，握着沈知远的手，激动地说：“沈教授，让您受苦了！我代表组织，来接您回去！”

沈知远还是那副样子，瘦，憔悴。

但他站得笔直。

阳光照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

原来他没有那么老，只是头发白了。

他的眼睛里，那口枯井，好像活了。

他要走了。

我的心，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巨大的失落。

他被人簇拥着往车上走，路过人群的时候，他的目光在寻找着什么。

最后，他看到了我。

隔着攒动的人头，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看到他的嘴唇动了动。

我读懂了。

他说的是：“等我。”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他走了。

吉普车扬起一阵黄土，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李建军站在我旁边，酸溜溜地说：“看什么看，人家是城里的大教授，还能记得你个村姑？”

我没理他。

我相信沈知远。

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给我留了一个北京的地址。

是我央求他留下的，他写在一小片烟盒纸上，字小得像蚂蚁。

我把它当宝贝一样，用布包了好几层，藏在贴身的衣兜里。

我开始给他写信。

第一封信，我写了三天。

查着他教我认的那些字，一笔一划，写了满满两页纸。

我告诉他，我爹娘逼我嫁给李建军，我快顶不住了。

我问他，他说的还算不算数。

我把信寄出去，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我每天都去村口的小卖部问，有没有我的信。

一个月后，信来了。

是沈知远的回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他说他正在配合组织调查，处理很多事，很忙。

他说让我等他，他处理完了，就来接我。

信的最后，他说：“勿念。”

我把那封信看了几十遍，每个字都快被我看烂了。

虽然信很短，但我心里踏实了。

他说让我等他。

我就等。

我用这封信当挡箭牌，又一次拒绝了李建军。

我爹气得把我锁在屋里，不给我饭吃。

我娘偷偷给我塞吃的，哭着劝我。

“岚子，那是个什么人，咱们不清楚啊。李建军虽然人霸道了点，但好歹是知根知底的……”

“娘，你别说了。”我打断她，“我等他。”

我等了半年。

半年里，我又写了五六封信。

他只回了第二封。

比第一封更短。

他说，他恢复了工作，分了房子，一切都好。

让我自己保重。

还是那句：“勿念。”

信纸上，甚至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不是墨香。

是女人的雪花膏的香味。

我的心，咯噔一下。

但我很快又说服了自己。

他现在是大教授了，身边有女同事，太正常了。

我不能瞎想。

我要相信他。

可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信了。

我寄出去的信，像石头沉进了大海。

村里的风言风语也起来了。

“那林家的岚子，是不是魔怔了？听说天天等北京来的信。”

“还不是被那个老右派给勾了魂！人家现在飞黄腾达了，哪还记得她是谁？”

李建军也上门来嘲笑我。

“怎么样？林岚，等到你的大教授了没？人家现在身边肯定是女大学生围着，你算哪根葱？”

我把他推了出去。

“你滚！”

我趴在床上，第一次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怀疑。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难道，那三年的陪伴，那些深夜里的话，那些“带你去北京”的承诺，都只是一个梦？

不。

我不信。

1979年的春天，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连我们这个小山村，都感受到了变化。

知青开始返城了。

村里到处都是哭声和告别的场面。

我看着那些收拾行李，脸上带着希望和泪水的知青，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里冒了出来。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北京，当面问问他。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娘。

我娘吓坏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出那么远的门，我不放心！”

“娘，我必须去。”我的语气很坚定，“我必须去要一个答案。不然，我这辈子都过不去。”

我把这些年偷偷攒下的几块钱，还有我娘塞给我的十几块钱，缝在内衣的口袋里。

背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几个干馍。

一天凌晨，我悄悄地离开了家。

我不敢告诉我爹，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打断我的腿。

我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搭上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

又从县城，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最后，在省城的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站票。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充满了各种汗味、烟味、泡面味。

我被挤在一个角落里，连脚都伸不直。

两天一夜。

我就靠着那几个干馍和火车上接的开水，熬了过来。

当火车广播里响起“旅客们请注意，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站”时，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北京。

我终于到了。

走出火车站，我彻底懵了。

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自行车，还有那么高的楼房。

我攥着口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烟盒纸，像是攥着救命稻草。

我找人问路，一连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着我听不太懂的口音，不耐烦地摆摆手。

最后，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给我指了路。

我坐上了一辆我从来没见过的，像长龙一样的公交车。

下车后，又走了很久。

终于，我找到了那个地址。

北京大学，家属院。

那是一排排漂亮的红砖小楼。

门口有传达室，有站岗的解放军。

我被拦住了。

“同志，你找谁？”

“我找……我找沈知远，沈教授。”我小声说。

“有证件吗？跟他约好了吗？”

我摇摇头。

“那不能进。”

我急了，“我是他……我是他老家的亲戚。”

门卫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穿着打补丁的土布衣服，脚上的布鞋也磨破了。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鄙夷。

“你在这等着，我去通报一声。”

我在传达室外面，坐立不安地等着。

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我看到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头发烫成卷的女人，挽着沈知远的胳膊，从一栋楼里走了出来。

沈知远也换上了崭新的灰色咔叽布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也养胖了，白净了。

他戴着一副新的金丝边眼镜。

那一瞬间，我几乎没认出他来。

他不再是牛棚里那个瘦骨嶙峋、眼神死寂的老头。

他是一个真正的、体面的、有学问的大学教授。

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站起来，想喊他。

可那个女人先开口了。

她走到传达室窗口，声音清脆又带着一丝傲慢。

“师傅，就是她吗？”

门卫点了点头。

女人转过身，朝我走来。

沈知远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没有过来。

他的目光，和我对上了。

我看到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他甚至，对我，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对待一个陌生人的点头。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你就是林岚？”女人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

“我是沈知远现在的爱人，我叫许曼丽。”她自我介绍道，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优越感，“知远他……很忙，没时间见你。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我看着她，又看看她身后的沈知远。

他始终没有走过来。

“我……我从老家来的，我想跟他说几句话。”我的声音在发抖。

“说什么？”许曼丽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过去的事情，组织上已经有定论了。那些在乡下的日子，是他一辈子的伤疤，我们不想再提了。”

她顿了顿，从随身的手包里，拿出了一沓钱。

“这里是二百块钱。我知道，你以前……帮过他。我们很感激。这点钱，你拿着，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

我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把手缩了回来。

钱，散落了一地。

“我不要钱！”我冲着她喊，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看向沈知远，大声问他：

“沈先生！你跟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你说要带我来北京！你说要让我上大学！你说你欠我一条命！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的质问，像石头一样，砸在安静的家属院里。

一些路过的人停下脚步，朝我们指指点点。

沈知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许曼丽的脸色更难看。

她快步走到沈知远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然后，沈知远终于朝我走了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下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在牛棚时的温情，也没有了在村口告别时的不舍。

只有一种冰冷的、陌生的、不耐烦的审视。

“林岚同志。”

他一开口，我就浑身一震。

他叫我，“林岚同志”。

“过去的事，我很感谢你。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有我的工作，有我的家庭。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打扰？”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给你送了三年饭，我为了等你，得罪了全村人，我差点被我爹打死，我一个人跑到北京来找你……现在，你跟我说，我是在打扰你？”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许曼丽尖声叫道，“什么叫你给他送饭？那是特殊时期，人民群众对受迫害同志的同情！你怎么能拿这个当筹码，来要挟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要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知远，跟她没什么好说的了。”许曼行拉着沈知远的胳膊，“这种农村来的野丫头，就是想攀高枝，想讹钱。我们走。”

沈知远被她拉着，转身就要走。

我彻底崩溃了。

我冲上去，抓住了他的胳膊。

“沈知远！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打算兑现你的承诺？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放手！”他用力地甩开我。

力气很大。

我没站稳，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手掌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擦破了，火辣辣地疼。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整理了一下被我抓皱的衣袖。

然后，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林岚同志，我从来没有给你过任何承诺。也许是你自己，有什么误会。请你以后，自重。”

说完，他挽着许曼丽，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坐在地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我听不见了。

传达室门卫鄙夷的眼神，我看不见了。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那里的。

我像一个游魂，在北京的街上走了很久很久。

天黑了，我又冷又饿。

我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缩成一团，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还是站票。

回去的路上，我没哭。

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

我只是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他说的那句话。

“请你以后，自重。”

回到林家坳，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说话，不再笑。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娘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急得天天掉眼泪。

我爹看着我，叹着气，也不再骂我了。

村里的人都说，林家的岚子，傻了。

李建军又来了。

他没有嘲笑我。

他只是看着我，说：“岚子，忘了他吧。跟我过日子，我保证对你好。”

我看着他那张算不上英俊，但很真诚的脸。

心里一片麻木。

好，或者不好，又有什么区别呢？

1980年的秋天，我嫁给了李建军。

没有婚礼，没有嫁妆。

就是领了一张证，把他家的铺盖搬到了我家。

他成了上门女婿。

婚后的日子，很平淡。

李建军当上了村主任，说话做事，还是那副霸道的样子。

但他对我，确实没话说。

重活累活，他全包了。

有好吃的，第一个紧着我。

我还是不怎么说话。

他也不逼我。

有时候，他晚上看着我，会叹气。

“岚子，你心里那个人，就那么好？”

我没回答。

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

他只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拔不掉，也长不好，就那么在肉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曾经有多傻。

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相夫，生子，然后慢慢变老，死在这个小山村里。

我甚至开始学着，去做一个合格的妻子。

我给李建军做饭，洗衣，学着对他笑。

虽然那笑，比哭还难看。

他也挺高兴。

他说：“岚子，你笑了，真好看。”

1981年的春天，我怀孕了。

李建军高兴得像个孩子，把我当成了老佛爷一样供着。

我娘也天天过来，给我做好吃的。

我摸着自己渐渐隆起的肚子，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点暖意。

也许，就这样开始新的生活，也挺好。

我把我那些关于北京，关于沈知远的记忆，都打包起来，锁进了心底最深的角落。

我甚至把他给我写的那两封信，还有那张写着地址的烟盒纸，都找出来，烧了。

火苗舔着纸张，把那些字迹一点点吞噬。

我对自己说，林岚，都过去了。

可是，我忘了沈知远教我的那句诗。

“野火烧不尽。”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重新开始的时候。

一辆警车，开进了我们林家坳。

和当年接沈知远走的那辆吉普车不一样。

这辆车上，下来的是两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公安。

他们径直走到了我家。

李建军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公安，愣了一下，赶紧迎上去。

“公安同志，你们这是……”

为首的那个公安，拿出一张纸。

“你就是李建军？林岚是你爱人？”

“是是是，我是她男人。公安同志，我媳妇她……她犯啥事了？”李建军的脸都白了。

那个公安没有回答他，而是看向了我。

我正扶着门框，站在屋檐下。

“林岚？”

我点点头。

“你因为涉嫌在特殊时期，藏匿反动书刊，散播反动言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捕。这是逮捕令。”

他把那张纸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我一个字都没看清。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反动书刊？

反动言论？

我什么时候……

李建军急了，一把拦在公安面前。

“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媳妇她大字不识几个，她哪懂什么反动不反动的！”

“识不识字，我们有证据。让开！”

另一个公安推开了李建军。

他们走到我面前，拿出一副冰冷的手铐。

“咔哒”一声。

铐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娘听到动静跑了出来，看到这一幕，当场就晕了过去。

我爹扶着我娘，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建军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冲过来要跟他们拼命。

“你们不能带走她！她怀着孩子呢！”

“我们有证据！谁敢妨碍公务，一起带走！”公安厉声喝道。

我被他们推搡着，往外走。

整个村子的人都出来看。

他们的眼神，比三年前看沈知远的时候，还要复杂。

有同情，有惊恐，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

“看吧，我就说，跟那种人沾上，没好事。”

“这下好了，男人刚当上村主任，她倒要进去了。”

我听着这些议论，一步一步地走着。

手铐很冷。

我的心，比手铐还冷。

我不知道我藏了什么书，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话。

我只知道，这一切，肯定跟一个人有关。

沈知远。

我被带到了县城的公安局。

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他们开始审问我。

“林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你私藏的那些书，都交出来。”

“我没有书。”我说。

“还嘴硬？有人举报你，说你当年不仅给右派分子沈知远送饭，还从他那里拿了禁书看，并且到处散播‘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等反动思想。”

我愣住了。

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

这话，是沈知远对我说的。

那时候，他教我认字，鼓励我读书。

他说：“小岚，别信外面那些‘读书无用’的鬼话。人，什么时候都得读书。知识，才是唯一的财富。”

这话，我只对一个人说过。

我最好的朋友，春燕。

有一次，她劝我别念着那个老右派了，赶紧嫁人。

她说：“念书有啥用？你看那些知青，念了那么多书，还不是要回城里找工作？还不如我们，早早嫁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当时就急了，把沈知远的话搬了出来。

“读书怎么没用！沈先生说了，知识才是……”

难道，是春燕举报的我？

不可能。春燕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她不会害我。

“是谁举报的我？”我问。

审问我的人冷笑一声。

“你没资格问。我们再问你，沈知远是不是跟你说过，‘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的心，沉到了底。

这句话，也是沈知远说的。

在一个风很大的晚上，他看着天上的星星，幽幽地说的。

他说：“别看他们现在闹得欢，历史，会给每一个人，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句话，我谁也没告诉过。

只有天，地，我，和他，四个人知道。

现在，公安也知道了。

我明白了。

我彻底明白了。

举报我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沈知远。

那个我曾经用生命去温暖的男人。

那个我曾经以为是神祇的男人。

他，亲手把我送到了这里。

为什么？

我疯了一样地想。

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是因为我去找他，让他丢了面子吗？

是因为他的新婚妻子容不下我吗？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让我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

把我送进监狱，让我身败名裂。

这样，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在牛棚里，有过那么一段不堪的过去。

再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对一个农村姑娘，许下过什么承诺。

他的人生，就可以变得干干净净，完美无瑕。

好狠。

沈知远，你好狠的心啊。

我笑了。

在那个阴暗的审讯室里，我放声大笑。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审问的人被我笑毛了。

“你笑什么！严肃点！”

我止住笑，看着他们。

“我承认。”我说，“我就是散播了反动言论。你们说的那些话，都是我说的。”

“书呢？”

“烧了。”

“什么时候烧的？”

“嫁人前，都烧了。”

他们不信，又审了我两天两夜。

不让我睡觉。

我熬不住，晕了过去。

再醒来，是在一个卫生所的病床上。

一个女医生告诉我，我流产了。

孩子，没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一滴眼泪，都没有。

心死了，也就不会疼了。

李建军来看我。

几天不见，他像是老了十岁。

胡子拉碴，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岚子，对不起，是我没用，我没保住你，也没保住我们的孩子。”

我摇摇头。

“不怪你。”

我说。

“建军，我们离婚吧。”

他愣住了，然后发疯一样地摇头。

“不！我不离！我等你出来！不管判多少年，我都等你！”

“何必呢？”我看着他，“你现在是村主任，前途正好。跟我这种人绑在一起，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不管！”他吼道，“我只要你！”

我没再说话。

最终，我因为“思想作风问题”，被判了两年。

罪名不算重，但足够毁掉我的一生。

在被送往劳改农场之前，李建军又来了一次。

他塞给我一个布包。

“里面是钱，还有几件厚衣服。到那边，别舍不得花，该打点的要打点，别让人欺负了。”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

我看着他，这个我从来没爱过的男人，这个曾经我觉得粗鲁霸道的男人。

心里，五味杂陈。

“建军，”我叫他的名字，“谢谢你。”

他眼圈红了。

“傻瓜，跟我客气什么。”

在农场的日子，很苦。

每天都是干不完的活。

但我都熬过来了。

我想起沈知远教我的那句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用这句话鼓励我，又亲手放了一把火，想把我烧成灰烬。

可我偏不如他的愿。

我偏要像那野草一样，活下去。

两年后，我出狱了。

走出农场大门的那一刻，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李建军。

他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我的包袱。

他看到我，咧开嘴笑了。

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岚子，我来接你回家。”

我的眼泪，时隔两年，终于又一次流了下来。

我们没有离婚。

我回家后，他辞掉了村主任的职位。

他说，那玩意儿，谁爱当谁当去。

我们搬离了林家坳，去了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小镇。

他蹬三轮车，我摆小摊卖袜子。

日子很清贫，但很安心。

我们再也没有孩子。

但我也不觉得遗憾。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沈知远。

想起那双死寂的眼睛，想起他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想起他许诺过的北京。

我不再恨他了。

我只是可怜他。

他以为把我送进监狱，就能抹去他的过去。

可他不知道，有些债，是欠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中国变得我快不认识了。

我们的小摊，也变成了小卖部。

李建军的头发，也开始白了。

他还是那副样子，对我言听计从。

一天晚上，我们在看电视。

电视里正在播一个访谈节目。

被访谈的嘉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主持人毕恭毕敬地称呼他，“沈老”。

我看到了那张脸。

老了，但保养得很好。

金丝眼镜，一丝不苟的发型，得体的衣着。

他正在侃侃而谈，谈历史，谈人生，谈风骨。

他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有良知的，是要对得起自己内心的。”

李建军看了一眼屏幕，又看了一眼我。

“狗屁！”他骂了一句，拿起遥控器就要换台。

“别。”我按住了他的手。

我看着电视里那个道貌岸然的男人。

看着他身边的背景，那是一间豪华的书房，满墙的书。

主持人问他：“沈老，听说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吃了不少苦。是什么支撑您走过那段艰难岁月的？”

沈知远沉吟了一下。

然后，他对着镜头，缓缓地说：

“是信念。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念，是对真理的信念。当然，也要感谢在那段岁月里，一些善良的人民群众，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冠冕堂皇。

我笑了。

李建军问我：“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说，“就是觉得，这电视节目，挺有意思的。”

节目最后，主持人提到了沈老的新书发布会。

时间和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

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心书城。

李建军的脸色变了。

“岚子，你可别犯傻。”

我拍了拍他的手。

“放心，我早就不傻了。”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

我没有告诉李建军。

我穿上我最好的一件衣服，虽然也只是普通的布料。

我到了中心书城。

那里人山人海，长枪短炮的记者围了一圈。

沈知远坐在最中间，被一群人簇拥着。

他正在给读者签名。

我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终于，轮到我了。

我把一本他的新书，放在他面前。

他头也没抬，拿起笔，熟练地问：“您好，签什么名字？”

我没有回答。

他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声音，才疑惑地抬起头。

当他看到我的脸时，他手里的钢笔，“啪”地一声，掉在了桌子上。

墨水，溅出来，弄脏了崭新的书页。

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这个毁了我半生的男人。

我看着他惊恐万状的眼睛。

我笑了。

我笑得很平静，很坦然。

我没有骂他，也没有质问他。

我只是拿起那本被弄脏的书，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一页，一页，慢慢地撕掉。

撕完，我把那些碎片，轻轻地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堆成一小堆。

像一座小小的坟。

然后，我转身，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走出了书城。

外面的阳光很好。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心里那根扎了二十年的刺，终于，被我自己拔了出来。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沈知远，你烧不掉我。

我活过来了。

而且，会活得比你好。

来源：暮归念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