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爹娘觉得这名字不吉利，但我喜欢。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捧烧剩下的灰，风一吹，就该散了，散到这穷山沟外面去。

我叫陈烬，灰烬的烬。

我们村里，就我一个高中毕业生。

爹娘觉得这名字不吉利，但我喜欢。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捧烧剩下的灰，风一吹，就该散了，散到这穷山沟外面去。

可1983年这阵风，没把我往外吹，反倒把我往更深的土里按。

爹抽着旱烟，蹲在门槛上，半天，才闷出一句。

“赵队长……看上你了。”

我脑子“嗡”一下。

赵队长，我们生产队的头儿，一个跺脚能让全村地都抖三抖的男人。

他看上我？

我一个浑身补丁，成天抱着几本破书的穷小子，他看上我哪点了？

“是给他闺女……红薯。”爹的头埋得更低了，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此刻的心。

赵红薯。

这名字一出来，我眼前立马浮现出一个敦实的影子，像个移动的粮食垛子。

二百来斤，这是全村人半公开的秘密。

我爹的腿，是前几年在采石场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被石头砸断的。从此家里就没了正经劳力，全靠我娘那点工分和我爹给人编筐的零碎收入过活。

得罪赵队长，就等于掐断了我家的命脉。

我懂了。

这不是看上我，这是拿捏我。

“我不干。”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爹猛地抬头，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惊恐，手里的烟锅“啪”一声掉在地上，烟丝撒了一地。

“你疯了！这是赵队长！”

“赵队长怎么了？他还能把我捆了去？”我梗着脖子，一股邪火从脚底板蹿上天灵盖。

凭什么？

就因为我穷？就因为我爹的腿瘸了？

我读过书，我见过《人民画报》上印的上海，高楼大排，姑娘们穿着喇叭裤，烫着卷发。

我的世界不该是赵家那个二百斤的闺女，和她家那口永远飘着猪食味的院子。

娘从屋里出来，眼圈红着，手里端着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烬儿，先吃饭。”

我没接，胸口堵得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我不吃！吃了这顿，下顿呢？”我冲着他们喊，“你们就打算让我拿一辈子去换那点工分？”

娘的眼泪“吧嗒”一下就掉进了碗里。

“我们……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我爹捡起烟锅，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整个后背都佝偻了下去。

“是爹没用，是爹拖累了你。”

那一刻，我所有的愤怒和不甘，瞬间就被这句话击得粉碎。

我看着爹那条萎缩的腿，看着娘那双被农活磨得像枯树皮的手，还有这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

我还能说什么？

我还能坚持什么？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一个人跑到村后的河边，坐了一宿。

河水呜咽着，月亮冷得像块冰。

我把我那几本宝贝似的旧课本，一页一页撕下来，扔进河里。

再见了，我的大学梦。

再见了，陈烬。

从今往后，活着的，只是赵家的上门女婿。

婚礼办得很快，也很“体面”。

赵队长家杀了一头猪，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流水席摆了十几桌。

鞭炮屑铺了满地，红得刺眼。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像个被牵上台的猴子。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看热闹的怜悯。

“陈家这小子，有福气啊。”

“可不是，一步登天了。”

“就是赵家那闺女……嘿嘿。”

“你懂个屁，关了灯都一样，还能天天吃上肉，你小子羡慕不来吧？”

那些污言秽语像苍蝇一样往我耳朵里钻。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不是敬酒，是灌自己。

我想把自己灌死在这场荒唐的喜宴上。

赵红薯就坐在我旁边，她也穿着一身红，像一座红色的山。

她一直没怎么说话，就低着头，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菜，吃得很香。

我用余光瞥她，心里冷笑。

心可真大。

也是，对她来说，这的确是天大的喜事。

我，陈烬，全村唯一的文化人，长得也不赖，就这么成了她的男人。

她有什么不满意的？

酒席散了，我被两个半大小子架着，跌跌撞撞地送进了新房。

门“吱呀”一声关上，又“哐当”一声插上。

世界瞬间安静了。

屋里也全是红的，红窗花，红被面，红色的双喜字贴在墙上，连桌上的煤油灯罩都用红纸糊了一圈。

红得让人窒息。

赵红薯坐在床边，没看我，正慢条斯理地拆着她头上的假花。

我扶着桌子站稳，酒劲儿混着怨气，一股脑儿地往上涌。

屋里很闷，一股陌生的、带着甜腻的女人香和……汗味混合的味道。

我皱了皱眉。

我们就这么沉默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像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时间一点点过去，煤油灯的火苗“滋啦”跳了一下。

我终于忍不住了。

“你满意了？”我开口，声音沙哑得像一块砂纸。

她拆辫子的手顿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这么清楚地看她。

她确实胖，脸盘是圆的，下巴也是圆的，连眼睛都因为脸颊的肉而显得小了些。

但那双眼睛，很亮，亮得惊人。

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豆。

她看着我，没有新嫁娘的羞涩，也没有被冒犯的愤怒，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她就那么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十几秒。

看得我心里发毛。

就在我以为她要哭或者要骂的时候，她忽然笑了。

嘴角往上一咧，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别一副奔丧的脸。”

她的声音有点粗，但很清亮。

“这二百斤，你赚大发了。”

我愣住了。

彻底愣住了。

我设想过无数种我们新婚之夜的开场。

或沉默，或哭泣，或争吵。

但我从没想过，会是这样一句话。

赚大发了？

她是在嘲讽我吗？还是在自我安慰？

我看着她那双坦然的、甚至带着一丝戏谑的眼睛，心里那股邪火，莫名其妙地就熄了一半。

剩下的，是铺天盖地的茫然。

“你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就是，”她把拆下来的假花随手扔在桌上，拍了拍手，“以后你就知道了。”

她站起身，那体积确实很有压迫感。

“我先去洗洗，你自便。”

她从柜子里拿出脸盆和毛巾，就那么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打开门，去了院子。

我一个人站在那片红色的海洋里，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那句话。

赚大发了。

这天晚上，我们分床睡的。

其实就一张床，她在床上，我在床边的地上打了地铺。

她也没反对，只是在我铺被子的时候，从床上扔下来一个枕头。

“地上凉。”

我没理她，背对着她躺下。

土坯房的墙不隔音，我能清晰地听见院子里猪圈的猪哼哼，还有邻居家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

这些声音，我听了十几年。

但今晚，却觉得格外刺耳。

我睡不着，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身后的床上，赵红薯的呼吸声均匀而绵长，好像已经睡熟了。

我心里更烦躁了。

凭什么她能睡得这么心安理得？

后半夜，我被冻醒了。

八月的天，后半夜的地上还是泛着凉气。

我蜷缩着身子，牙齿都在打颤。

就在这时，一床被子从上面盖了下来，带着一股温热的、属于她的气息。

我浑身一僵。

“犟什么犟。”她含混不清地嘟囔了一句，翻了个身，又没了动静。

我躺在被窝里，身体渐渐暖和过来，心却更乱了。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屋里了。

地上的铺盖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墙角。

我走出屋门，一股浓郁的饭香飘了过来。

赵红薯正站在灶台前，宽厚的背影几乎把整个灶台都挡住了。

她听见动静，回过头。

“醒了？锅里有热水，赶紧洗把脸吃饭。”

她的语气，自然得好像我们是结发多年的夫妻。

桌上摆着两碗白花花的大米粥，一碟炒鸡蛋，还有几个白面馒头。

在我家，这是过年才能吃上的饭。

我爹从不上桌吃饭，此刻却被赵队长，也就是我的老丈人，硬按在了桌上。

我娘局促不安地坐在一旁，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亲家，亲家母，快吃，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别客气。”赵队长嗓门洪亮，满面红光。

他给我夹了一筷子鸡蛋。

“陈烬，多吃点，看你瘦的。以后在我们家，保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

我僵硬地扒拉着碗里的粥，味同嚼蜡。

赵红薯坐在我对面，吃得呼噜呼噜响，一个人就干掉了三个馒头。

我看着她，心里那点刚刚升起的、莫名的情绪，又被厌恶覆盖了。

吃，就知道吃。

猪一样。

吃完饭，赵队长把我叫到一边。

“陈烬啊，你读过书，脑子活。咱们队里正好缺个记分员，我看你就挺合适。”

这是早就安排好的。

用一个清闲的、体面的、工分还高的职位，来安抚我这个“牺牲品”。

“每天下工后，来队部记记账就行，不耽误你白天干别的。”

我还能说什么？

“谢谢爹。”我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

赵队长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道，差点把我拍个趔趄。

“好好干。”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成了队里的记分员，每天扛着锄头假模假样地去地里转一圈，然后就找个树荫，继续看我的书。

当然，看的不再是数理化，而是《大众电影》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闲书。

反正，大学是考不成了，人生也就这样了。

赵红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猪，喂鸡，做饭，然后下地。

她干活是一把好手，队里最壮的男人，干活都未必有她利索。

她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们住在赵家，但跟分家也差不多。

西边两间厢房归我们，吃饭也是我们自己开火。

赵红薯每天把饭做好，叫我一声，我吃完就走，两个人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她似乎也习惯了我的冷漠，从不多问，也从不抱怨。

她只是做她自己的事。

把我们的那两间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

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得没有一丝泥渍。

在院子角落开辟出一小块菜地，种上了黄瓜、豆角和西红柿。

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会看到她蹲在菜地里，庞大的身躯小心翼翼地给菜苗浇水。

夕阳照在她的侧脸上，竟然有种说不出的柔和。

但我很快就会把这个念头甩开。

装模作样。

她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我接受她，为了坐稳她“陈烬媳妇”的位置。

我是不会让她如愿的。

转机发生在一个月后。

那天，队里分自留地。

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山沟。

抓阄。

按户抓，抓到哪块是哪块。

全村人都挤在队部大院里，比过年还热闹。

我爹腿脚不便，我代表我们家去抓。

赵队长家自然不用抓，他早就给自己留了村口最好的一块水浇地。

轮到我了，我把手伸进那个破草帽里，随便摸了一个纸团。

打开一看。

“西坡，三号地。”

人群里发出一阵压抑的哄笑和同情。

西坡，那是我们村最差的地，石头多，土层薄，离水源也最远，种什么都长不好。

“旱涝保收”四个字，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简直就是一块废地。

我捏着那张纸条，手心冰凉。

完了。

分不到好地，就意味着未来一年的口粮都没有着落。

我爹的脸瞬间就白了。

我娘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我回到家，把纸条往桌上一拍，整个人都瘫在了椅子上。

“命。”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这就是我的命。

娶一个不想要的媳妇，分一块养不活人的烂地。

老天爷就是这么见不得我好。

屋里一片死寂。

我爹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娘的啜泣声像小猫一样，挠得我心烦意乱。

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赵红薯，站了起来。

她走到桌边，拿起那张纸条，看了一眼。

“西坡地啊。”

她的语气很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当是什么呢。”

她把纸条叠好，揣进兜里。

“行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天塌不下来。”

她转身看着我。

“陈烬，你不是读过书吗？帮我个忙。”

我抬起头，一脸莫名其妙。

“干嘛？”

“帮我写几个字。”

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破本子和一支铅笔头，递给我。

“写，西瓜，甜瓜。”

我更糊涂了。

“写这个干什么？”

“你别管，写就是了。”她不耐烦地催促。

我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过来，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那四个字。

她拿过去，宝贝似的看了半天，嘴里念念有词。

“西……瓜……甜……瓜……”

她竟然不识字。

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一个生产队长的女儿，竟然不识字。

这在当时的农村，其实很常见。但不知为何，我心里竟然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忍不住又问了一遍。

她把本子收好，看着我，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那是一种混杂着精明、兴奋和野心的光芒。

“陈烬，你等着瞧吧。”

她又说。

“我跟你说，你赚大发了，你还不信。”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了。

赵红薯已经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

“你干嘛去？”我睡眼惺忪地问。

“去县里。”

“去县里干嘛？”

“买种子。”她言简意赅。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买种子？买什么种子？西瓜甜瓜？你疯了！”

我从地铺上爬起来。

“那块地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吗？连棒子都长不出来，你还想种瓜？那东西金贵得很，要水要肥，咱们家哪有那个钱！”

我们村，从来没人种过那玩意儿。

大家都老老实实地种玉米，种高粱，种土豆。

那才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谁说我要种在那块地上了？”她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你真笨”的意味。

“不种在那，种在哪？”

“咱家院子，还有咱屋后那片空地，够了。”

我愣住了。

院子？屋后？

那点地方，能种出几个瓜来？

“你折腾那个干什么？就算种出来了，能当饭吃吗？”我还是觉得她异想天开。

“谁说要当饭吃了？”她系好鞋带，直起身子。

“陈烬，你读书读傻了吧？”

“你们文化人，是不是都觉得钱是臭的？”

“现在风向早就变了，报纸上天天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光看《大众电影》有什么用？多看看《人民日报》！”

我被她一顿抢白，说得哑口无言。

我这才发现，她虽然不识字，但消息却比我还灵通。

她每天去队部找她爹，听广播，听那些来来往往的干部聊天。

这个时代的脉搏，她摸得比我这个“文化人”准多了。

“钱……”我喃喃道。

“对，就是钱。”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有了钱，你想去上海，去北京，去哪都行。光靠那几本破书，你能走出这个村子？”

我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是啊。

我一直以为知识能改变命运。

可现实是，没有钱，我连去县城的车票都买不起。

她没再多说，背上一个布包就出门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我第一次没有去树荫下看闲书。

我扛着锄头，去了西坡那块烂地。

我想去看看，那块地到底有多烂。

也想……

也想给自己找点事做，省得胡思乱想。

地确实很烂。

锄头下去，一半是石头，一半是干得发白的黄土。

我挖了半天，手心就磨出了血泡。

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扔了锄头，一屁股坐在地上。

的累。

我忽然就想到了赵红薯。

她每天干的就是这样的活，甚至比这还累。

可我从没见她喊过一声累。

她好像永远都那么有劲，那么……有奔头。

傍晚，赵红薯回来了。

她一脸疲惫，但眼睛却是亮的。

她从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几个纸包。

“买回来了。”

她把种子摊在桌上，像看什么宝贝一样。

“这可是我托县农技站的李叔叔，专门从省城弄来的新品种，叫‘黑美人’。”

“黑美人？”我凑过去看。

那西瓜种子，黑乎乎的，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

“别小看它。”她拿起一粒种子，在眼前晃了晃，“李叔叔说了，这瓜，皮薄，瓤甜，水分大。一个能卖好几块钱呢！”

几块钱！

在那个一斤猪肉才七毛钱的年代，一个西瓜卖几块钱，简直是天价。

我有点不敢相信。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她白了我一眼，“我赵红薯，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接下来的日子，赵红薯把我们的小院和屋后空地，全都翻了一遍。

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大筐鸡粪，掺在土里当肥料。

那味道，熏得我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我嘴上抱怨，说她瞎折腾。

但身体却很诚实。

我会帮她挑水。

会帮她把地里的大石头一块块捡出来。

我跟自己说，我只是不想让她把院子弄得太难看。

播种那天，她格外郑重。

她用手指在松软的土地上，小心地戳出一个个小洞，然后把种子一粒一粒地放进去。

那神情，像是在安放什么稀世珍宝。

我蹲在一旁看着，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你……为什么这么想挣钱？”

她头也没抬。

“为了过好日子呗。”

“什么样的好日子？”

她停下手里的活，想了想。

“顿顿能吃上白面馒头，天天能吃上肉。”

这个回答，很朴实，也很赵红薯。

但我觉得，不止这些。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还为了……让你看得起我。”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阳光下，她满是泥土的脸上，那双黑豆似的眼睛，亮得有些灼人。

我避开了她的目光，低下头。

“我没看不起你。”我小声说。

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她笑了，没再说话，继续低头种她的瓜。

瓜苗很快就破土而出了。

嫩绿的，小小的两片叶子，带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

赵红薯把它们当眼珠子一样护着。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浇水，拔草，捉虫。

我看着她庞大的身躯，笨拙地蹲在瓜田里，一点一点地忙活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个女人，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村里人很快就知道了赵红薯种瓜的事。

闲言碎语又传开了。

“赵队长家那闺女，真是异想天开。”

“放着好好的庄稼不种，去种那玩意儿，中看不中吃。”

“等着瞧吧，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连我老丈人赵队长，都找了她好几次。

“红薯，你别胡闹了！咱家不缺那点吃的，你安安分分过日子不行吗？”

“爹，你别管了。”赵红薯态度很坚决，“这事我心里有数。”

赵队长气得吹胡子瞪眼，最后也只能由她去了。

大概是觉得，反正也折腾不出什么名堂。

我也很担心。

我怕她失败。

我怕看到她失望的样子。

更怕……村里人那些嘲笑，会变本加厉地落到她，也落到我头上。

那段时间，我这个记分员的工作，都有些心不在焉。

脑子里总是想着那几片瓜田。

西瓜藤长得很快，没多久就爬满了整个院子。

开出了黄色的小花。

赵红薯更忙了。

她要给西瓜授粉。

我看着她拿着一根毛笔，在一朵朵花之间，小心翼翼地点来点去。

“你干嘛呢？”我好奇地问。

“给它们‘娶媳妇’呢。”她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过来，忍不住笑了。

这个比喻，真是……绝了。

“笑什么笑，过来帮忙！”她瞪了我一眼。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

“对，就是你。你手巧，比我这粗手笨脚的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蹲了下去。

她教我怎么分辨雄花和雌花，怎么把雄花的花粉，轻轻地涂在雌花的柱头上。

我们的头，凑得很近。

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汗水和泥土的气息。

这一次，我却没有觉得难闻。

反而有种……很踏实的感觉。

那是我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和她一起做一件事。

瓜终于坐住了。

一个个青绿色的小圆球，藏在宽大的瓜叶下，一天一个样。

赵红薯每天都要把它们挨个看一遍，摸一摸，像在巡视自己的王国。

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满足的、骄傲的笑容。

那种笑容，很有感染力。

让我看着，心情也莫名地好了起来。

我开始期待。

期待这些瓜，能快点长大。

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意外发生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天阴得像要塌下来一样。

队里的广播突然响了。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据县气象站预报，今晚有特大暴雨，并可能伴有冰雹！请各家各户做好防范准备！”

广播连着播了三遍。

整个村子都炸了锅。

暴雨！冰雹！

这对庄稼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就是去看赵红薯。

她站在院子中间，仰着头，看着黑沉沉的天空，脸色煞白。

完了。

这两个字，像两块巨石，压在我们俩心上。

这些瓜，是她全部的心血和希望。

要是被冰雹砸了……

我不敢想下去。

“怎么办？”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赵红薯没有回答我。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哭了。

但她没有。

她猛地一转身，冲进屋里。

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把镰刀。

“陈烬，把咱家所有能盖的东西，都找出来！”

她的声音，嘶哑，但异常坚定。

“被子，褥子，草帘子，塑料布！快！”

我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要给这些瓜，搭一个“保护伞”！

来不及多想，我立刻行动起来。

我们把家里所有的铺盖都抱了出来，又冲到我爹娘那边，把他们的也搬了过来。

赵队长家也听到了动静，跑过来看。

“红薯，你这是干嘛？没用的！这么大的雨，什么都挡不住！”赵队长急得直跺脚。

“爹，你别管！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快帮忙！”赵红薯冲他喊。

赵队长愣了一下，看着自己闺女那双通红却倔强的眼睛，叹了口气，也加入了进来。

我们找来竹竿，在瓜田上方搭起架子，然后把被子、草帘子一层一层地往上盖。

天色越来越暗，风也越来越大，卷着沙土，吹得人睁不开眼。

豆大的雨点，开始“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快！快！”赵红薯嘶吼着，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她爬上摇摇欲坠的梯子，试图把边角的一块塑料布固定住。

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她庞大而笨拙的身影。

那一刻，我只觉得，她像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雨势瞬间就大了，瓢泼一样。

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

紧接着，冰雹来了。

鸡蛋大小的冰雹，夹杂在暴雨里，狠狠地砸下来。

砸在屋顶上，发出“砰砰”的巨响。

也砸在我们临时搭建的棚子上。

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棉被被砸穿的声音。

赵红薯死死地抓着棚子的边缘，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下面那片瓜田。

冰雹砸在她的背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我能想象那有多疼。

“红薯！快下来！不要命了！”我冲她大喊。

她像是没听见，依旧一动不动。

我急了，想爬上去把她拉下来。

可她却回过头，冲我吼了一句。

“别过来！都给我回去！”

她的头发湿透了，狼狈地贴在脸上，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但她的眼睛，却亮得吓人。

“这是我的命，我认了！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老天爷把它收走！”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

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捶了一下。

又酸，又胀，又疼。

我看着她，这个我曾经无比厌恶、看不起的女人。

第一次，从心底里，生出一种叫做“敬佩”的情绪。

暴雨和冰雹，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当一切平息，月亮从乌云后钻出来时，整个村子一片狼藉。

地里的庄稼，全都被打趴下了，叶子碎得像烂泥。

不知道多少人家的屋顶被砸出了窟窿。

哭喊声，咒骂声，此起彼伏。

我们院子里的那个棚子，也塌了一半。

上面的被子、草帘子，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赵红薯从梯子上滑了下来，一屁股坐在泥水里，浑身都在发抖。

我们谁也不敢说话。

谁也不敢去揭开那个棚子。

结果，已经注定了。

过了很久，赵红薯才慢慢地站起来。

她走到棚子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掀开了一角。

我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月光下，我们看到了……

奇迹。

大部分的西瓜，都完好无损。

它们静静地躺在藤蔓上，青绿色的瓜皮上，沾着晶莹的水珠。

只有少数几个靠边的，被冰雹砸出了几个小坑。

保住了。

大部分都保住了。

赵红薯看着那些瓜，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就是那么站着，任凭眼泪肆意地淌过她满是泥污的脸。

然后，她笑了。

笑着笑着，就蹲了下去，抱着一个西瓜，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有后怕，有委屈，但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我也想哭。

我也想笑。

我走到她身边，蹲下，笨拙地拍了拍她宽厚的、还在微微颤抖的后背。

“没事了。”我说，“都过去了。”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陈烬……”

“嗯？”

“我后背……好疼……”

我这才想起来，她用后背，硬生生扛了快一个小时的冰雹。

我赶紧扶她起来，回到屋里。

我让她趴在床上，撩起她的衣服。

我的心，猛地一揪。

她那宽厚的后背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已经高高地肿起，甚至破了皮，渗出血丝。

触目惊心。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找来活络油，倒在手心，搓热了，轻轻地，给她揉着。

她的身体很烫，微微地颤抖着。

“疼吗？”我小声问。

“疼……”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声音闷闷的，“不过，值了。”

我没再说话，只是手上动作，放得更轻，更柔。

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地，去触碰她的身体。

没有厌恶，没有抵触。

只有……心疼。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睡地铺。

她也没赶我。

我们就那么躺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药油味。

也能听到她因为疼痛，而变得有些急促的呼吸。

“陈烬。”她突然开口。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刚才没把我当傻子看。”

我沉默了。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挺傻的。”她自嘲地笑了笑，“为了一堆破瓜，命都快不要了。”

“不傻。”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她。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你很厉害。”

我说的是真心话。

她好像愣了一下。

“真的？”

“真的。”

她没再说话。

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

却听到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陈烬，你人……其实不坏。”

“就是嘴太毒了。”

我忍不住笑了。

“你也一样。”

“我嘴哪里毒了？”

“你说我奔丧脸。”

“你那会儿的脸，可不就跟奔丧一样嘛。”

“……”

我竟然无言以对。

黑暗中，我们俩都笑了。

那笑声，很轻，很轻。

却像一根羽毛，轻轻地，落在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瓜熟了。

一个个溜圆，墨绿色的瓜皮上，带着清晰的纹路。

最大的一个，足有二十多斤。

赵红薯决定，去县城卖瓜。

这又成了村里的一件新鲜事。

我们村，从来没人把地里的东西，拉到县城去卖。

大家都是等着供销社来收，或者自己换点油盐酱醋。

“能卖掉吗？”我有些担心。

“不试试怎么知道。”赵红薯信心满满。

她借来了队里的牛车，把一百多个西瓜，小心翼翼地码在车上，上面盖着湿润的草帘子。

“陈烬，你跟我一起去。”

“我？”

“对，你。”她看着我，“你读过书，会算账，脑子比我好使。再说了，你长得好看，往那一站，就是活招牌。”

我被她最后那句话，说得脸一热。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直白地夸我好看。

虽然，这个人是我名义上的媳妇。

去县城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

牛车走得很慢，晃晃悠悠。

我们俩并排坐在车沿上。

天很蓝，云很白。

路边的野花开得正艳。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像……也不错。

到了县城，我们找了个农贸市场的角落，把牛车停下。

赵红薯从车上抱下一个瓜，“啪”的一声，在地上摔成两半。

鲜红的瓜瓤，瞬间暴露在空气里，一股清甜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

“卖西瓜嘞！又沙又甜的黑美人西瓜！不甜不要钱！”

赵红薯扯着嗓子就喊了起来。

她那洪亮的嗓门，加上那摔开的、诱人的西瓜，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这瓜怎么卖啊？”一个大婶问。

“一毛钱一斤！”赵红舍伸出一个手指头。

人群里发出一阵抽气声。

“什么？一毛钱？你怎么不去抢！”

“就是，猪肉才七毛，你这一个瓜，不得一块多钱？”

大家议论纷纷，但就是没人买。

我有点急了。

赵红薯却不慌不忙。

她拿起一块瓜，递给那个最先问价的大婶。

“大婶，您尝尝，尝尝不要钱。”

大婶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咬了一口。

眼睛瞬间就亮了。

“哎呀！这瓜……真甜！”

“那是！”赵红薯一脸骄傲，“我跟您说，这可是省城来的新品种，咱们县，独一份！”

她又掰了几块，分给周围围观的人。

“大家都尝尝！尝尝就知道了！”

很快，人群里的质疑声，就变成了“真甜”“水分真大”的赞叹声。

“给我来一个！”那个大婶第一个掏钱。

“好嘞！”

赵红薯拿起一个瓜，在手里掂了掂。

“大婶，这个，十五斤六两，就算您十五斤，一块五毛钱。”

她算账，竟然是用心算的。

而且，又快又准。

我这个“文化人”，彻底成了摆设。

不对，是“活招牌”。

我只需要站在那里，保持微笑就行了。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不到两个小时，一牛车的西瓜，竟然卖掉了一大半。

赵红薯收钱收到手软。

那个小布包，被塞得鼓鼓囊囊。

我看着她被汗水浸湿的后背，和那张笑开了花的脸，心里也跟着乐开了花。

卖完瓜，天都快黑了。

我们数了数钱。

一共，卖了一百二十三块五毛钱。

一百二十三块五毛钱！

我爹娘，辛辛苦苦一整年，也攒不下这个数。

我拿着那沓有零有整的钱，手都在抖。

“发财了……”我喃喃道。

“瞧你那点出息。”赵红薯白了我一眼，但嘴角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

她从钱里，抽出二十块钱，塞给我。

“干嘛？”我一愣。

“给你的。”

“我不要。”我把钱推回去。

“拿着！”她把钱硬塞进我兜里，“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我也干不成这事。”

她顿了顿，又说。

“去买两本你喜欢的书，再扯块新布，做身衣裳。”

我的心，又被撞了一下。

她还记得，我喜欢看书。

她还记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

回去的路上，月光很好。

牛车依旧晃晃悠悠。

这次，我们没说话，但气氛却不再尴尬。

一种很微妙的情愫，在我们之间，悄悄地生根，发芽。

快到村口的时候，她突然问我。

“陈烬，你现在还觉得，娶了我，是亏了吗？”

我看着她被月光勾勒出的侧脸，那圆润的线条，似乎也没那么难看了。

我笑了。

“不亏。”

我说。

“赚大发了。”

赵红薯种瓜卖了一百多块钱的事，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天之内就传遍了全村。

这下，没人再笑话她了。

那些曾经说风凉话的人，再见到我们，脸上都堆着笑。

“红薯啊，你可真有本事。”

“陈烬，你小子真有福气。”

我爹娘，走路腰杆都直了。

我老丈人赵队长，更是见人就夸。

“我这闺女，随我！有经济头脑！”

只有我知道，她靠的不是头脑。

是那股不信命、不服输的劲儿。

还有，那被冰雹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背。

我们用卖瓜的钱，还清了之前为我爹治腿欠下的债。

剩下的钱，赵红薯给了我五十块。

“拿着，这是咱家的本钱。”

“咱家？”我注意到她这个用词。

“不然呢？”她瞥了我一眼，“你还想跟我分家啊？”

我没说话，心里却暖暖的。

她又用剩下的钱，买了肉，买了白面，还给我扯了那块她念叨了很久的蓝色卡其布。

那天晚上，我娘一边给我量尺寸，一边抹眼泪。

“好，好啊，烬儿终于穿上新衣裳了。”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崭新中山装的自己，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西瓜卖完了，赵红薯又盯上了我们家那块西坡烂地。

“这地，不能就这么荒着。”她说。

“那能种什么？连草都不爱长。”我泼她冷水。

“谁说要种地了？”

她又露出了那种“你真笨”的眼神。

“这地方，石头多，正好。”

“正好干嘛？正好硌脚吗？”

“盖猪圈！”她一拍大腿，“咱们养猪！”

养猪？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我不干！”我立刻反对，“太臭了！”

“臭什么臭！钱是香的就行！”她瞪我，“你以为光靠卖那点西瓜，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要干，就干票大的！”

“再说了，”她话锋一转，循循善诱，“盖猪圈，搬石头，这可是力气活。我一个女人家可干不来。你这个‘文化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吧？”

我被她堵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会拿捏我了。

于是，我这个本该在教室里写诗作画的“文化人”，就这么沦为了一个……建筑工人。

我们俩，每天就泡在那片烂地上。

我负责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块挖出来，垒成墙。

她负责和泥，砌墙。

她干活，还是那么利索，那么有劲。

庞大的身躯，动起来却很灵活。

我看着她被汗水浸透的衣衫，和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心里再也没有一丝嫌弃。

有时候，我会想。

如果当初，我娶的不是她，而是村里某个漂亮的、温柔的姑娘。

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

大概，还是那个守着几本破书，怨天尤人，做着白日梦的穷小子吧。

而那个姑娘，大概也会在日复一日的贫穷和劳作中，被磨掉所有的美丽和温柔。

猪圈盖好了。

赵红薯又去了一趟县里，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从食品站弄回来了十头小猪仔。

她把它们当宝贝一样，每天精心伺候着。

我也被她抓了壮丁，每天都要去割猪草。

我一个高中生，每天背着背篓，拿着镰刀，跟村里的半大孩子抢猪草。

这事要是放在以前，我能羞愤得一头撞死。

但现在，我竟然觉得……还挺有意思。

尤其是看到那些小猪仔，哼哼唧唧地抢着吃我割回去的草时，有种莫名的成就感。

“陈烬，你看，那头最能吃的，像不像你？”赵红薯指着一头最肥的猪仔，拿我开涮。

“我看更像你。”我也不甘示弱地回敬她。

她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

“像我好啊，能吃是福！”

我们俩，就在猪圈边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斗着嘴。

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猪圈的味道，似乎也没那么难闻了。

秋天的时候，我爹的腿，突然又疼得厉害了。

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让卧床休息，用草药热敷。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爹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人也迅速地消瘦下去。

我娘急得天天以泪洗面。

我也心急如焚，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去县医院，我们没那个钱。

就算有钱，人家也未必能治好。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赵红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天晚上，她把我拉到一边。

“陈烬，这样下去不行。爹的腿，不能再拖了。”

“我知道，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烦躁地抓着头发。

“去上海。”她突然说。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去上海！找大医院，找好医生！”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去上海？”我苦笑了一下，“红薯，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哪有那个钱？光是路费，就够我们喝一壶的了。”

“钱的事，你别管，我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她没回答我，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陈烬，你信我吗？”

我看着她那双在黑夜里，依旧亮得惊人的眼睛。

鬼使神差地，我点了点头。

“信。”

第二天，她就不见了。

我问我老丈人，他也支支吾吾，说不知道。

我心里很慌。

这个节骨眼上，她跑哪去了？

她不会是……卷着家里的钱跑了吧？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陈烬啊陈烬，你怎么能这么想她？

她不是那样的人。

三天后，赵红薯回来了。

风尘仆仆，一脸倦容，但眼睛里，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光。

她把一个布包，放在我面前。

打开。

里面，是一沓崭新的、还带着油墨香的钱。

我数了数。

整整八百块。

八百块！

1983年的八百块！

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你……你哪来这么多钱？”我的声音都在抖。

她没说话，只是把袖子撸了起来。

我看到，她的胳膊上，有一个清晰的、还在微微渗血的针眼。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你……你去卖血了？”

我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她咧嘴笑了笑，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那苍白的脸色，和干裂的嘴唇，却出卖了她。

“没事，就是抽了那么一点点，养几天就好了。”

“一点点？”我抓着她的胳膊，眼圈瞬间就红了，“赵红薯！你疯了！你不要命了！”

我从来没那么失态过。

我冲着她大吼，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恐慌和后怕。

她被我吼得愣住了。

然后，眼圈也跟着红了。

“我不这么干，哪来的钱给爹治腿？”她带着哭腔说，“陈烬，我不想看着爹就这么疼下去，我也不想……看着你这么愁眉苦脸的。”

“我宁愿爹的腿不治了，我也不要你去卖血！”我死死地抓着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伤身体！你这个傻子！你这个二百五！”

我骂她，用我能想到的，最难听的词。

但骂着骂着，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一个大男人，就那么蹲在地上，抱着她的胳膊，哭得像个孩子。

她也哭了。

蹲下来，抱着我，用她那宽厚的、温暖的身体，把我紧紧地裹住。

“陈烬，别哭了……不疼的，真的不疼……”

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像小时候，我娘哄我一样。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怨恨，都随着眼泪，流走了。

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这个女人，是我媳妇。

是我陈烬，这辈子，要用命去疼的媳妇。

我们带着爹，去了上海。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爹第一次，坐火车。

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我爹激动得像个孩子。

“快，真快啊。”

赵红薯就坐在一旁，给他削苹果，递水，照顾得无微不至。

到了上海，我们被这座大城市的繁华，惊得目瞪口呆。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还有那些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

我曾经在画报上，无数次幻想过的地方。

如今，我终于来了。

但我的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

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我爹的腿上，和身边这个，为了我爹的腿，而去卖血的女人身上。

上海的大医院，医生水平确实高。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了，是陈旧性骨折引起的神经压迫和局部坏死。

需要手术。

手术费，要五百块。

我们带来的钱，刚刚够。

手术很成功。

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麻药还没过，但脸上，却带着一种久违的、放松的表情。

“不疼了……”他喃喃地说。

我和我娘，都哭了。

赵红薯也红着眼圈，但她却笑着，对我说。

“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赚大发了。”

爹在上海住院的那一个月，是我和赵红薯，最亲密的一段时光。

我们住在医院附近一个很小的招待所里。

一张床，很挤。

晚上，我能清晰地听到她的呼吸，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

我不再觉得别扭。

反而觉得，很安心。

白天，我们轮流去医院照顾爹。

空下来的时候，她会拉着我，去逛南京路，去逛外滩。

她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她会指着高楼，问我，那上面住的是什么人。

会指着黄浦江上的轮船，问我，它要开到哪里去。

我会耐心地，一一解答。

我给她讲，我在书上看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

她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着光。

“陈烬，你懂的真多。”她由衷地感叹。

“你懂的，比我更多。”我看着她，认真地说，“你懂生活。”

我们在外滩，拍了一张合影。

照相馆的师傅，让我们靠近一点，笑一笑。

我有些不自然地，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她的身体，很柔软，很温暖。

她冲着镜头，笑得很灿烂。

我也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我们俩，站在一起，其实……挺般配的。

回到村里，已经是冬天了。

爹的腿，恢复得很好，已经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了。

家里的十头猪，也被赵红薯养得膘肥体壮，一个个都超过了二百斤。

过年的时候，我们把猪卖了。

又是一大笔收入。

还清了卖血欠下的“债”——那是赵红薯非要给那个“李叔叔”的营养费。

剩下的钱，我们手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除夕夜，我们一家人，加上赵队长夫妇，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真正的团圆饭。

桌上，有鱼，有肉，有我们自己种的菜。

我爹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一个劲儿地说。

“我这辈子，值了。娶了个好媳妇，生了个好儿子，又给我儿子，娶了个更好的媳妇。”

我娘在一旁，笑着抹眼泪。

赵队长拍着我的肩膀，大着嗓门说。

“陈烬，红薯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揍她！”

赵红薯瞪了他一眼。

“爹，你哪边的？”

一家人都笑了。

我看着眼前这热气腾腾的一切，看着身边这个，正给我夹菜的女人。

心里，被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填得满满当当。

晚上，外面下起了雪。

我和赵红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簌簌的雪声。

“陈烬。”

“嗯？”

“明年，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明年，我想……把咱们的猪圈，再扩大一倍。”

“然后呢？”

“然后，我想把咱们家这几间土坯房，推了，盖成砖瓦房。”

“然后呢？”

“然后……我想再给你买个‘黑美人’，不，买十个，一百个。”

她被我逗笑了，在被窝里，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没个正经。”

她安静了一会儿，又问。

“你……还想去考大学吗？”

我沉默了。

考大学。

那个曾经被我视为人生唯一出路的梦想。

如今，却觉得有些遥远了。

“不想了。”我摇了摇头。

“为什么？”

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她，借着窗外映进来的雪光，看着她的眼睛。

“因为我的大学，已经在我身边了。”

她的眼睛，好像湿了。

“陈烬，你……”

我没让她说下去。

我凑过去，吻住了她的嘴唇。

她的嘴唇，很软，带着一丝甜意。

像她种的那个，“黑美人”西瓜。

她一开始，有些僵硬。

但很快，就笨拙地，回应起我来。

那一夜，雪下了很久。

我们，也终于成了，真正的夫妻。

……

很多年后，我成了我们县里，最大的养殖专业户。

我们盖了村里第一栋二层小楼。

买了村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还有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山村。

因为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这里。

扎在了这片土地，扎在了这个家里。

扎在了我身边，这个依旧“二百来斤”，却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身上。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看电视，电视里正放着一部关于八十年代的纪录片。

儿子指着电视里那些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问我。

“爸，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想去上海那样的大城市？”

我看了看身边，正给我削苹果的赵红薯，笑了。

“想过。”

我说。

“但后来，我发现，我把全世界最好的宝贝，留在了家里。”

赵红薯瞪了我一眼，脸却红了。

“一把年纪了，还说这些不害臊的话。”

她把削好的苹果，塞进我嘴里。

真甜。

来源：雨落思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