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吴昌硕集体打卡，三座千年书法修罗场！嵩山三阙真香第一话

摘要：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阙”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不仅是庄园和宫殿的外大门，更是建筑群入口的标志性建筑。汉代学者刘熙在《释名》中描述：“阙，阙（缺）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这表明阙位于入口两侧，中央留有道路。阙的作用逐渐扩展，不仅作为登高望远的高台，还象征着

一“嵩山三阙”，两千年后突然成为书法一代宗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阙”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不仅是庄园和宫殿的外大门，更是建筑群入口的标志性建筑。汉代学者刘熙在《释名》中描述：“阙，阙（缺）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这表明阙位于入口两侧，中央留有道路。阙的作用逐渐扩展，不仅作为登高望远的高台，还象征着身份地位，甚至成为发布信息的场所。

《古今注》中提到“登之可远观”，《白虎通义》中也提到“别尊卑也”。据《中国汉阙全集》统计，现存汉阙有37处，主要包括第宅阙和墓阙，而通过古代文献和图像，我们还可以了解城阙、宫阙和祠庙阙的形制。

嵩山，又称泰室山或崇高山，是五岳中的中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与中华早期文明紧密相连，吸引了封建帝王和文人雅士的巡视与赞美。1961年，“嵩山三阙”（泰室阙、少室阙、启母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泰室山和少室山的命名，据说与大禹的两任妻子有关。涂山氏是大禹的第一个妻子，她生活和活动的范围被称为“泰室山”，因为涂山氏在此生下启，所以后人设立“启母庙”。

大禹的另一位妻子，涂山氏的妹妹，活动的范围被称为“少室山”。泰室阙是泰室山神祠庙（中岳庙）前的神道阙；启母阙是启母庙前的神道阙；少室阙是少室山庙（自唐代起，又称“少姨庙”）前的神道阙。在文献中，我们还会发现名称上的小差异，如“泰室”亦写作“太室”或“大室”，这是由于“大”“太”“泰”之间的分化和通假关系。启母庙（阙）又称“开母庙（阙）”，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使用了同义的“开”字替代。

汉阙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上，更在于阙上的画像和文字。这些画像和文字不仅是研究汉代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极具价值的艺术珍品。据统计，“嵩山三阙”共有200余幅画像，内容包括狩猎、宴乐、百戏、神话传说、孝行故事等。而“嵩山三阙”上的铭文，更是展现了汉代精湛的篆隶书法艺术。

太室阙建于东汉元初五年（118年），西阙上尚存篆书六字阳刻额题“中岳泰室阳城”。南面和北面各有阙铭一篇，南面铭文篆隶参半，字势纵长，保留了篆书的字形，北面的铭文则属于典型的汉隶风格，字形横向取势，一些字还凸显了波磔的笔画形态。尽管原石残损严重，但《汉嵩山太室石阙铭》雄奇浑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美感，又彰显着字体变化的趋势。

少室阙、启母阙建造于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前后，两者画像、阙铭的风格较为相近。少室阙的铭文主要集中在西阙，南面有篆书少室阙阙铭，北面有篆书阳刻额题“少室神道之阙”。东阙北面有阙铭两处，一处为隶书，字势纵长，另一处为同治年间所刻题记。少室阙铭（篆书部分）是铭文的精华所在，尽管石泐漫漶，但通过拓片依然可以看出它结字之从容舒缓，充满着对称、匀称的美。

与后世翻刻的《峄山碑》相比，少室阙铭的篆书展示出由于石刻残损带来的浑朴、苍茫之美，洋溢着金石趣味，且笔画相对更为自由浪漫。

启母阙虽然在“嵩山三阙”中损坏最为严重，但其铭文却最为华美。主要集中于启母阙西阙北面，有篆书启母阙铭及隶书《崇高庙请雨铭》。

启母阙铭“拙而弥古，疏而踰奇，秦斯专谨之法，至是而变”“其诘崛，似籀之余；其雄放，开隶之渐”（丁敬涵纂辑《马一浮书论类编》），马一浮说“杨孟文颂以篆势行之，开母石阙以隶势行之”，可谓对《石门颂》和启母阙铭的深刻剖析与比较。

《崇高庙请雨铭》为成熟的八分汉隶，字势开阔，结体横向取势，飞扬的波磔笔法和斑驳含厚的笔画质感结合在一起，在朴拙敦厚中，蕴含着动态之美。

总体而言，它朴茂近《孟孝琚碑》，但比《孟孝琚碑》更加端稳；单字近《石门颂》，但章法安排更加应规入矩。

在东汉碑刻中，以隶书书刻的例子最为常见，用篆书来刻石却是非常少见的，这大致是由于汉人对篆书的普遍陌生。在“嵩山三阙”铭文中，既洋溢着篆书线条的醇古遒厚，又显示了汉代隶书朴茂而不失灵动的笔画美，更不乏由于蚀泐风化而产生的那种“类似模糊、残缺的美感，平添许多沧桑古意，以及一些可能说不清楚的移情联想、向往和尊崇的心理”。

1796年，黄易开始了为期35天的嵩洛访碑活动，并绘制了《黄易嵩洛访碑图册》来记录他的这次“田野作业”。在这幅图中，黄易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了三阙的样子和环境，并配以文字描述，可谓详尽。在此期间，他还对三阙的图文进行了摹拓和研究。同年冬天，翁方纲收到了黄易寄来的《嵩洛访碑图》，在当年的“寿苏会”上，翁方纲将其与朋友们一同欣赏，并在次日逐个题跋。

1798年，翁方纲又收到了黄易寄来的“嵩山三阙”全幅拓本，并于当年三月初三，在“嵩阳真迹之斋”张挂，邀请朋友们一同观赏并作歌。这些学者、金石家的推动，无疑使得三阙成为了“名品”，一拓难求。

较早取法“嵩山三阙”的书法家以邓石如为代表。他曾说：“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

通过对比邓石如的篆书《白氏草堂记》与《启母石阙铭》，我们可以发现，邓石如的篆书作品充分展现了《启母石阙铭》的质朴和沉实。同时，在清末民初碑学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开始临习取法“嵩山三阙”，如何绍基、莫友芝、翁同龢、吴大澂、吴昌硕等。从他们的临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通过对《皇象天发神谶碑赵烈文旧藏明拓本》等汉人篆隶精品的取法，使得笔下作品展现出别样的浑穆、老辣、古拙甚至苍茫的气象。

二清代书学奉为拱璧

《启母石阙铭》与《少室石阙铭》作为汉代篆书的珍贵遗存，堪称精品，而《太室石阙铭》的书法字体则巧妙地融合了篆书与隶书的元素，它们在书法艺术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王昶在《金石萃编》中提到：“（少室阙）碑字漫漶已甚，存者唯数十字而已。书法古拙简朴，茂密浑劲。”伊秉绶在《黄小松司马拓嵩阳三阙文寄苏斋索题》中亦感慨：“秦相已远祭酒逝，汉篆零落真琼琚。”

直到碑学兴盛的时期，当时的书法家们才开始将这三阙铭文作为学习的典范进行临摹。

汉隶之存于今者，多砖瓦之文，碑碣皆零星断石，惟“太室”“少室”“开母”三阙字数稍多，且雄劲古雅，自《琅邪台》漫漶不得其下笔之迹，应推此为篆书科律。世人以郑文宝《峄山碑》为从李斯出而奉为楷模，误矣。

——杨守敬《平碑记》

茂密浑劲，莫如“少室”“开母”，汉人篆碑，只存二种，可谓世之鸿宝，篆书之上仪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清末民初，碑学昌盛，学习“嵩山三阙”的书家渐渐多起来。杨守敬评：“子偲（莫友芝，1811—1871）书学《少室碑》取法甚高。”吴昌硕（1844—1927）在临摹《少室石阙铭》时，采用了独特的章法，即有列无行的布局，使得字形呈现出大小不一、长短各异的活泼形态。他的作品中融入了隶书的意趣，圆转之处多采用方折的笔法，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