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台北的冬夜，被软禁在北投寓所的张学良，手里捏着张海外辗转送来的报纸。报纸头版左下角，一行小字挤在广告夹缝里——“周恩来逝世”。

1976年台北的冬夜，被软禁在北投寓所的张学良，手里捏着张海外辗转送来的报纸。报纸头版左下角，一行小字挤在广告夹缝里——“周恩来逝世”。

他对着那张纸坐了整夜，没点灯，烟蒂在黑暗里堆成小山，直到窗纸泛白，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情义两相全，肝胆照平生。”

十个字，在空荡的房间里飘着，像在回答谁，又像在问自己。

被蒋介石囚禁了整整四十年，与周恩来也已有四十年未见，这个被外界称为“历史罪人的”东北军少帅，为何要给昔日的“政治对手”写下这样的十字评语？

倒回1936年12月，西安城飘着雪，张公馆的壁炉烧得正旺。张学良穿着貂皮大衣在客厅转圈，手里捏着蒋介石的剿共电报，指节发白——日本人占了东北三年，沈阳城头飘着膏药旗，东北军几十万弟兄背井离乡，可南京还在催着打红军。杨虎城昨晚刚来过，两人在书房关了半夜，最后拍板：兵谏。

凌晨五点，有人来报，周恩来从延安到了。张学良披件大衣就往门口迎，看见个穿灰布棉袍的瘦高男人站在雪地里，眼镜上沾着雪沫，手冻得通红却没搓一下。进了客厅，炉火映着周恩来的脸，他没寒暄，坐下就问：“汉卿兄，兵谏之后，下一步怎么走？”

张学良愣了愣——南京派来的人都绕圈子，这人倒直接。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逼蒋抗日。可南京那边，何应钦已经调兵了。”周恩来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调兵是虚张声势，关键在蒋的态度。我们共产党，愿意联蒋，但得有条件——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

两人对着地图谈了三个钟头，从东北军的粮草谈到红军的布防，从蒋介石的性格谈到日本人的动向。张学良后来跟人说：“周先生说话，不绕弯子，一句是一句。他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心里那口气才算顺了。”炉火快灭时，周恩来起身告辞，雪还在下，他踩在雪地上，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张学良站在门口看着，忽然觉得，这趟兵谏，或许真能成。谁也没想到，这场共谋成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三天后兵谏成功，可汉卿陪蒋介石飞回南京那天，就再没回过西安城。

南京机场落地那天，蒋介石的手还搭在他肩上，转头就送进了宋子文的公馆“保护”起来。这一“护”就是半个世纪——从浙江雪窦山的禅房，到贵州桐梓的夜郎洞，再到重庆歌乐山的戴公馆，1946年底又被秘密押上飞机，降落在基隆港。

台湾的囚室比内地更逼仄，新竹的竹篱笆围着平房，高雄的海边能听见潮声，最后落脚北投的日式小院，院里有棵老樟树，他常坐在树下看报纸——都是过了期的，连《中央日报》都得由看守先筛一遍。

读书、练画、学英文，张学良把日子过成了苦行僧。于凤至走了，赵一荻陪着，两人在屋里分桌写字，他写“忍”字，一写就是半张纸。

1947年张治中去看他，两人在院子里走了三圈，张学良忽然说：“文白兄，不出三年，江山就要换人了。”张治中惊得差点崴了脚，他却望着远处的山不说话。

1949年南京解放那天，看守送来的报纸印着“共军攻克总统府”，他把报纸叠成方块，塞进抽屉最底层。

1975年蒋介石去世，台湾媒体要他写悼文，他只摇头：“我是罪人，没资格评说党国大事。”可没人知道，他托海外朋友带过信，每次都要问一句：“延安来的周先生，近来如何？”

朋友回信总说“安好”，直到1976年冬天，那封带着报纸的信，终于没再提“安好”两个字。

拆开信封，报纸边角卷了毛边。

他把报纸平铺在书桌上，台灯调得很暗，光只照着头版左下角那行小字——“周恩来总理于北京逝世”，字小得像蚂蚁，却烫得他指尖发颤。

指腹摩挲着“周恩来”三个字，墨迹晕开了一点，像滴在纸上的泪。

赵一荻端来的粥放在旁边，瓷碗沿凝了圈白霜，他没动。

整夜没合眼，烟灰缸里积了半缸烟头，烟丝散在报纸空白处。

窗外的风拍打着樟树叶，沙沙响得像当年西安的雪。

天快亮时，他忽然把报纸叠成方块，塞进抽屉最底层——和1949年那张“共军攻克总统府”的报纸摞在一起。

赵一荻推门进来，见他坐在书桌前，背挺得笔直，听见动静，他转过头，喉结动了动，吐出十个字：“情义两相全，肝胆照平生。”

这十字不是即兴感慨，是四十年恩怨纠葛里沉淀下来的判断。

“情义”二字里，藏着1936年那个雪夜的张公馆客厅——周恩来从延安到西安，坐了三天三夜卡车，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截杀的风险，进门时棉袍上还沾着黄土。

张学良记得，这人没喝一口热茶，先把一张手绘的东北军布防图摊在桌上，说“汉卿兄，东北军的根在东北，只有打回东北去，弟兄们才肯跟你”。

后来南京方面施压，何应钦调兵逼宫，是周恩来连夜找东北军将领谈话，说“我们共产党绝不做背信弃义的事”，硬是稳住了要炸西安城的少壮派。

“肝胆”二字，是两人都没说出口的默契。

张学良丢了东北，心里烧着一团火，蒋介石骂他“不抵抗将军”，共产党却派人送来《八一宣言》，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周恩来在西安时，指着地图上的长城说：“这道墙，该挡的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这话戳中了张学良的痛处——他要的从来不是地盘，是打回沈阳去，给东北父老一个交代。

后来他被软禁，辗转浙江、贵州，听见看守骂“共匪”，从不还嘴，只在日记里写“周先生是个能共生死的人”。

他后来跟赵一荻说过，西安那几天，周恩来最沉得住气，每句话都像秤砣，压得住台面，也压得住人心。

这评价藏在他心里四十年，从西安的炉火旁到台北的囚室里，从未对人言说，直到周恩来逝世，才借着晨雾吐了出来。

1990年恢复自由那年，张学良翻出书房角落一个积灰的木箱，里面是他在贵州软禁时偷偷藏的《申报》合订本，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6年西安事变，报纸边角都磨破了。

他让香港朋友转交给邓颖超，附了张字条，只写“旧物归主”四个字。

2001年夏威夷檀香山的公寓里，护士整理遗物时，在书桌抽屉最底层发现个泛黄的信封，没贴邮票，收信人处空着，里面信纸上用蓝黑墨水写着：“周先生若在，两岸或许不至于如此。”

那句话下面，被红铅笔重重画了两道圈，墨迹都洇透了纸背。

这十字，是张学良用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涯换来的清醒，也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见证者，对另一个逝去对手的知己之叹。

它超越了当年的党派之争，没提一句政治正确，却让后人看见，能让对手由衷敬佩的，从来不是权力，而是肝胆相照的磊落。

西安事变的共谋者，四十年未见的故人，最后用十个字盖棺定论，成了国共关系史上一段特殊的见证。

就像张学良晚年那封未寄出的信里写的“周先生若在”，有些身影，终究成了历史里的一声长叹。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