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中旬，陪都重庆的夜色闷热，电话铃声在《新民报》编辑部骤响，这通来自周公馆的邀请把时年45岁的张恨水“从铅字堆里生生拽了出来”。他没多问，只听到一句“明天务必光临”，心里便像塞进一团火。 第二天刚过午时分，周公馆派来的吉普停在报社门口。车窗外，市井

1945年8月中旬，陪都重庆的夜色闷热，电话铃声在《新民报》编辑部骤响，这通来自周公馆的邀请把时年45岁的张恨水“从铅字堆里生生拽了出来”。他没多问，只听到一句“明天务必光临”，心里便像塞进一团火。 第二天刚过午时分，周公馆派来的吉普停在报社门口。车窗外，市井喧嚣与山城薄雾交错，张恨水攥着帽子，心跳有点快。谁都明白，这座城市正因“和平谈判”而神经紧绷，而今天的私人会面显得格外异样。

周恩来笑着迎到廊下，却只说了一句：“主席点名想见张先生，别人就不作陪了。”礼数到位，分寸极轻。张恨水被领进楼上小书房，屋里淡淡烟味，毛主席正伏案批阅文件，见客来，起身相迎，声音爽朗。 短暂寒暄后，两人并排落座。没官话，没套话，开场一句竟是：“《金粉世家》结尾挺狠，读完我把稿纸摔桌上，心里窝着劲儿。”一句调侃，把书房里的空气刮得通透。张恨水放松了，话匣子打开，小说里的人情世故、北平的风月气息，被他三言两语点化成街巷烟火。毛主席接茬迅速，对《啼笑因缘》《巴山夜雨》情节如数家珍，文学火花窜个不停。

有意思的是，谈着谈着，话题拐到“诗能不能写近情”。毛主席突然停笔，从抽屉掏出一张薄笺，递过去。一首《蝶恋花》隽永缠绵，词牌婉转，却暗藏锋芒。张恨水读到“从此天涯孤旅”一句，抬眼，见灯光下的主人眉梢微颤。 “写给谁？”他脱口而出。 “杨开慧。”毛主席的回答含而不露，随后一缕低沉：“她29岁就走了。”

房间沉默了十几秒，只听得见炭火噼啪。为了化开这股凝重，张恨水自报家门般念起《卖菜篮》里的几句俚语诗，想逗笑。毛主席却摇头，神情认真：“夫人能担家务，你笔能养天下，可见贤内助。”这句赞许既是对张夫人的敬意，亦是对自己亡妻的遥想。情感共振，比任何安慰都更真切。

随后，毛主席第一次谈到那段少有人知的往事：1918年北大图书馆里，他与杨开慧常就着油灯抄录新刊；1921年春节，在长沙窄巷里举行的简单婚礼，没有戒指，却有一纸“同赴国难”的誓言；1927年后，两人天各一方，书信难达；1930年11月，长沙浏阳门外刑场枪声响起，29岁的杨开慧宁死不屈——国民党曾许诺“只要登报脱离毛泽东即可活命”，她拒绝了。叙述平静，却每一句都像铁钉砸进木板。

张恨水听得背脊发凉。文学虚构与革命现实在这一刻突兀碰撞，纸上悲欢显得轻飘。出于本能，他低声一句：“惜哉。”不多字，却掷地有声。 毛主席抽了一口烟，把烟蒂碾进烟缸，嗓音压得更低：“她是我忠贞的好妻子，好战友。”说到“忠贞”二字，眼圈泛红，泪水没克制住，顺颊而下。挥袖抹去，却越发清晰。张恨水不敢出声，只听得外廊风铃轻响。

气氛需要转折。毛主席突然笑道：“杨公（杨昌济）曾说我‘胸怀万卷’，其实欠他老人家一份学费。无奈人走事散，只能写诗偿债。”随后他轻声吟出《虞美人·枕上》开篇两句，词意哀婉。对话戛然而止，情绪却像山城雾气，久久散不开。

时间走到傍晚，警卫叩门提醒休息。临别前，毛主席把那张《蝶恋花》折好递给张恨水：“文学不该只管风月，愿先生笔下多写骨气。”一句嘱托，分量不轻。张恨水二话不说，郑重收入上衣内袋。两人握手，灯影拉长，彼此神情肃穆。

八年后，1953年深秋，北京西郊青松掩映处，杨开慧墓迁葬完毕。毛主席静立良久，只带走一撮黄土。据说那天他回到中南海，伏案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七句词，夜里烟灰磕满两盏瓷碟。几乎同一时间，远在成都的张恨水读到《诗刊》首发这首词，心头一紧，给友人写信道：“词里桂花酒，苦如黄连。”

历史继续往前推。1957年，毛主席探望次子毛岸青，病榻前又念起这首《菩萨蛮·黄鹤楼》。父子无声对泣，只剩窗外秋雨。此事流露的不是领袖的铁血，而是一个男人对亡妻的余情。试想一下，如果杨开慧得以见到新中国，那句“我不能再替你爸爸抄文章”或许会变成“请把稿纸添满”。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后不少老友写回忆录提到毛主席，都绕不开“情深”二字。无论是给李淑一的《蝶恋花》，还是赠柳亚子“吾观沧海”，字字之间藏着杨开慧的剪影。文学批评家们总爱从政治文本解读这些诗词，但在张恨水眼里，它们首先是伤痕，也是热血。

1945年的那场会面结束后，张恨水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小字：“大丈夫亦有泪，不轻弹。”没有多余评论，更无显摆。七十年后翻读，仍能嗅到书房里那缕卷烟味，以及词里那抹不肯散去的桂花酒香。

来源：妙言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