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缘经济问题关注使用经济手段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就产业篇而言，主要聚焦于如何使用经济手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着特朗普政府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的意图表述来看，经济安全的内涵大致可以界定为具有特定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规模优势。不仅要确保经济总

地缘经济问题关注使用经济手段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就产业篇而言，主要聚焦于如何使用经济手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着特朗普政府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的意图表述来看，经济安全的内涵大致可以界定为具有特定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规模优势。不仅要确保经济总量的规模优势，也要求这种总量的规模优势建立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等战略产业的基础上。为此，特朗普政府对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可交易性，抱有较拜登政府更开放的态度。国家层面的产业链韧性度量发现，美国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与贸易伙伴的地缘距离较远导致其进口韧性偏低，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美国对制造业的重视。自特朗普1.0以来，美国对外加征关税和对内促进投资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造成了去中心化风险，促进了所谓“友岸生产”，但特朗普2.0更多希望能够实现“回岸”生产。除夯实一般性的制造业基础之外，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还高度重视能够带来地缘经济权力的战略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以往美国主要通过供给侧卡脖子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特朗普2.0似乎寻求更多从需求侧发力。在地缘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繁杂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产业政策的使用，尤其是需求侧产业政策。需求扩张对于经营周边，尤其是促进与东南亚、东亚和中亚的合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言，也很重要。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看，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具有一定可替代性的不同手段，均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目标。维护国家安全则是国家战略目标的核心。在这方面，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阐述。一个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论述：“国家目标是为了生存，追求安全是其最优先的考虑，无政府状态使得追求安全的国家彼此争权夺利，因为权力是生存的最佳手段”。另一个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到的：“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1]。

当然，这种认识不仅基于地缘政治学理论，也是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是促成地缘经济学成为热门的现实因素。不过，国家安全的内涵比较宽泛，就产业篇的研究目的而言，倾向于更多关注如何使用经济手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国家安全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2]。美国商务部在2024年也明确表示：“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核心使命而开展的长期工作，对国家安全而言变得越发重要”[3]。

另一方面，经济安全似乎也是特朗普更为关心的目标。例如，在2025年2月，也即其第二届任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月，特朗普即发布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明确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4]。这种在国家安全观中特别强调经济安全的看法，并非特朗普2.0的心血来潮，而是对特朗普1.0的延续。正如欧盟议会在2019年一篇研究中所提出的：“在冷战期间和20世纪90年代，贸易对手和安全对手通常并不相同。冷战期间，苏联及其盟友是安全对手，但与贸易无关，而像日本这样的经济竞争对手则不是安全威胁。冷战后，美国的安全关注重点是打击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也不是经济竞争对手。同一个国家作为经济和安全竞争对手的崛起是美国安全和经济政策思维趋同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在特朗普执政之前也是如此。但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在贸易政策中开始广泛使用国家安全论点”[5]。这样一种变化对于美国地缘经济战略有什么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动机促成了这种变化？从产业的角度看，有什么含义，又应该如何应对？本章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特朗普2.0：更加重视经济目标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

前述欧盟议会对于特朗普1.0时期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转向。很多观点认为美国地缘政治理念是自由主义的，至少是在非特朗普执政期是自由主义的。但正如米尔斯海默指出的，美国“在公开场合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6]。

只不过在特朗普1.0、2.0时期，美国似乎连这层迷惑人的外衣也抛弃了，露出了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美国地缘经济战略也随之越发具有竞争性，导致全球化遭遇到明显挑战（图表6.1）。从分项指数来看，全球政治碎片化在2008年后就快速上升[7]。之所以全球地缘格局在2008年至2018年依旧能够大致保持一体化态势，贸易与金融分项指数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碎片化指数在2018年后的变动趋势表明，特朗普1.0时期的政策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不大，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贸易、金融等分项指标衡量的经济碎片化指数上升方面。考虑到经济而不是政治，在2008-2018年间的全球化中扮演着压舱石角色，特朗普政府推动越发具有竞争性的地缘经济战略，可能意味着全球化原有趋势的逆转，进入到了“慢全球化”[8]乃至逆全球化阶段。

图表6.1：全球地缘格局碎片化指数

注：贸易分项包括贸易开放、贸易限制数量、临时贸易壁垒、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金融分项包括FDI比率、资金流动比率、资本管制；政治分项包括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能源不确定性、冲突次数、制裁次数、联合国投票。政治分项在2008年后明显上升，是因为制裁、冲突加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

资料来源：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24)，中金研究院

图表6.2：2017-2023年间，东西方集团双边贸易增速低于全球其他贸易，但排除热点地区后增速高于全球其他地区贸易

注：有关西方集团（western bloc）、东方集团（eastern bloc）的界定，详见Gopinath等（2024）、IFRI。“东方到西方”指东方集团向西方集团出口，“西方到东方”指西方集团向东方集团出口，“其他”等于全球总出口额减去“东方到西方”和“西方到东方”的贸易量

资料来源：Gopinath, G.（2024），IFRI，UN Comtrade，UNCTAD，中金研究院

从结构来看，这种碎片化似乎主要体现在少数主要经济体之间。如图表6.2所示，与2017年相比，2023年集团间的贸易流量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水平，一旦排除少数热点地区（即俄罗斯对外贸易和中美双边贸易），集团间贸易不再落后于其他贸易流量。也就是说特朗普2.0之前贸易流动的碎片化主要集中在“热点”地区之间，而不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9]，有观点认为这体现出“全球化令人惊讶的韧性”[10]。

对此，或许还可以从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地缘经济战略差异的角度，给予另一种解释。两者的手段虽然都是高度竞争性的，但目标侧重点似乎还是有明显差异。拜登政府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虽有维护美国经济安全的意味，但也高度重视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形象与政治领导力。例如，拜登政府重视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并在联盟体系内强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11]。曾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沙利文，在2023年12月发表的《美国力量的源泉》一文中曾这样阐述美国发展绿色产业的意图：“如果一个国家对气候变化不认真，它就不能向世界提供可信的价值主张”[12]。

到了特朗普2.0时期，被拜登政府认为有利于增强美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绿色转型策略立刻被废止了。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转向重点发展美国具有优势的化石能源。特朗普政府这种不太重视政治影响力，而是更加重视经济利益的倾向，也反映在特朗普2.0对待美国盟友的态度上。以4月2日以来的对等关税为例，加征关税的对象不只包括中国，也包括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于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可交换性上，也抱有比拜登更开放一些的态度。例如，在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2月推出《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众号也发布了特朗普一段话：“我看到很多说法说我们不想要让中国到美国来。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他们在美国投资”[13]。

这种更多强调经济目标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并非特朗普2.0时期才有的，而是特朗普1.0时代的延续。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前的竞选活动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倾向[14]。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对美国历史的复兴，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美国建国初期的政策主张[15]，“美国优先论”不过是最新版本[16]。无论是离经叛道还是复兴历史，特朗普2.0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比拜登政府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更聚焦经济目标，意味着前述图表6.2所述的拜登时期的全球化韧性，能否在特朗普2.0时期延续存在不确定性。

当然，美国是价值观高度多元化的国家，在特朗普2.0结束后美国政府未来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或许又会向更加重视全球政治领导力的方向回归。但至少目前来看，更加强调通过竞争性手段实现经济目标，或许是特朗普地缘经济战略的更好刻画。这固然有可能导致全球经贸关系碎片化，但可能也意味着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可交易性增强。事实上，“交易外交”正是美国媒体定义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高频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本质是“纯粹的交易”[17]。

二、经济安全诉求：具有特定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规模优势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所谓更多强调经济目标的地缘经济战略，意味着对于竞争性经济手段的使用，更多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安全目标。因此，在美国地缘经济战略新动向下，无论是利用好潜在的交易机会，还是更好应对竞争性手段的挑战，有必要首先搞清楚，特朗普的经济安全诉求内涵究竟是什么。

特朗普1.0和2.0时期的政策表述可以给出一些启示。在特朗普1.0时期，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提出的政策重点包括：重新审视制造业外流的根本原因，并强调美国制造业竞争力降低不仅是全球化的结果，更是战略竞争对手针对的后果[18]。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其著作《没有自由的贸易》中也高度强调制造业的核心地位，认为制造业不仅关乎国家军事能力的维护，更是推动科技创新、为青年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的关键产业[19]。为重建制造业基础，特朗普1.0启动了一系列贸易谈判（对韩、美墨加等），提出“Buy American”（买美国货）口号，并对国防工业链条进行全面审视和战略补强，例如提高钢铁、铝材关税，以促进国产替代[20]。

进入第二届任期后，特朗普政府对于制造业的重视有增无减。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首日即签署《美国优先贸易政策（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指示商务部调查美国长期货物贸易逆差的成因，并要求采取必要行动[21]。次日，特朗普公开宣布“美国将再次成为制造业国家”[22]。2月初起，一系列关税政策持续出台：对来自加拿大[23]、墨西哥[24]的所有产品征收25%关税，对中国商品统一征收10%关税[25]；对进口钢铁和铝材进一步征收25%关税，并取消先前部分豁免国（如加拿大、墨西哥、乌克兰）的待遇[26]。特朗普还签署发布《美国优先投资政策》《保护美国公司和创新者免受海外勒索和不公平的罚款和处罚（Defending American Companies and Innovators From Overseas Extortion and Unfair Fines and Penalties）》备忘录，试图系统强化本土企业的全球竞争力[27]。2月末、3月初，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木材、铜进口进行调查[28]。3月3日，特朗普和台积电董事长在白宫共同宣布台积电将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以建设五座先进半导体工厂，这被宣传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具有重要意义[29]。4月2日，美国宣布征收对等关税[30]。

总之，从特朗普1.0、2.0时期的政策目标表述与实践，大致可以将其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所要实现的经济安全目标界定为：具有特定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规模优势。也就是说，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但是要确保本国经济总量的规模优势，也希望这种总量的规模优势，是建立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等战略产业的基础上。

三、产业结构含义：强调经济的制造业基础，尤其重视战略产业

（一）强化制造业基础：从产业链韧性看特朗普关税与投资政策的动机

在特朗普的经济安全观中，为什么这么强调夯实美国经济的制造业基础？一个常见说法是因为美国经济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这种观点的依据通常是看经济中的制造业占比。以2023年为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5%，低于中国、德国、日本，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图表6.3左图）。但如果看总量，美国制造业规模仅次于中国、远高于德国、日本等所谓的制造业大国（图表6.3右图）。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军工产业方面，2023年全球军工收入Top100企业中，美国企业为41家，销售收入合计超3000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一的位置[31]。既然美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二、军工产业规模全球第一，如果仅仅因为制造业占GDP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就认为美国经济出现了空心化，进而导致特朗普政府不惜采取可能伤害美国全球政治影响力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来夯实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对此，关于产业链韧性的一个特征事实或许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解释。

图表6.3：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左）以及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当年价，万亿美元，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OECD，中金研究院

以2019年为例，美国军工企业营收规模虽然位居全球第一，但美国军企的海外实体数量占比较高[32]，一旦地缘形势有变，美国军工产业链断裂风险或更高。更一般的来讲，这涉及到所谓的产业链韧性问题。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不同文献对于产业链韧性的解释和度量并不完全一致[33]。就维护国家安全而言，“依靠自身力量和自身才干的防御才是优秀的、安全的和持久的”[34]。当然，完全自给自足既不安全也不有效。本文仅借鉴这种思路从三个维度度量国家层面的产业链韧性：一是对外依存度，用总进口或总出口与GDP之比来衡量；二是贸易集中度，即进口或出口的CR10集中度；三是地缘距离，用与前十大贸易伙伴国的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和平均地理距离的算术平均数衡量。其中，地缘政治距离反映了两国在联合国投票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差异[35]，地理距离为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球大圆距离[36]。上述三个因子的取值越小，表明韧性越强。基于上述方法的产业链韧性度量结果显示，在2023年中、美、日、德四国中，美国的出口韧性最强、进口韧性最弱，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其进口伙伴的地缘距离较远（图表6.4）。

图表6.4：2023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从三个维度度量的产业链韧性

资料来源：UN Comtrade，Bailey等（2017），CEPII，世界银行，IMF，中金研究院

这或许可以为特朗普1.0、2.0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做出注脚，旨在实现回岸、友岸生产的政策，或有助于降低进口的对外依存度、集中度，缩小与主要进口伙伴的地缘距离，由此增强进口韧性。从具体的手段来看，相比于拜登政府在国际竞争中对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的运用大致各占一半不同，特朗普政府明显更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而且两届任期均高度偏好运用关税工具（图表6.5）。不过，特朗普2.0和1.0的经济手段运用也有区别，尤其是对于促进投资的态度上，特朗普2.0似乎正在向拜登政府时期靠拢，比1.0时期更积极。

图表6.5：特朗普1.0、拜登、特朗普2.0所使用的地缘竞争工具数量

注：2025年数据截至4月21日

资料来源：https://cifer.pbcsf.tsinghua.edu.cn/info/1093/2565.htm，https://www.huanqiu.com/，中金研究院

更多强调促进国内投资而非对外加征关税，是拜登政府区别于特朗普1.0时期的显著政策取向。如图表6.6左图所示，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1.0时期美国FDI流入量持续下降。然而，特朗普2.0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图表6.6中）。2025年1月至2025年4月间，外国公司已承诺在特朗普2.0任期内对美投资2140亿美元，比拜登政府同期增长397.1%。其中，半导体行业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领域，其次是通信和工业设备（图表6.6右）。

图表6.6：美国FDI流入（左）、FDI流入相关资本支出（中）、FDI流入行业（右）

注：特朗普第二任期数据截至2025年4月末，右图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FDI流入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fDi Intelligence[37]，中金研究院

虽然特朗普2.0和拜登政府均希望通过促进投资的方式来强化美国产业链韧性，但实现方式还是有明显不同。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均是试图通过投资补贴的方式来促进国内投资[38]。特朗普在2025年2月签署了《美国优先投资法案》，虽然也明确欢迎海外投资，但特朗普并不认同拜登通过财政补贴来吸引投资的做法[39]。从特朗普2.0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促进投资的方式大致有三个特点：①放松监管，例如在《美国优先投资法案》中承诺提供快速审批通道[40]；②以加征关税为筹码要求企业到美国去投资，这也是3月初台积电宣布在美投资1000亿美元建厂的背景（号称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FDI流入）；③提高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可交换性，例如拜登在今年1月卸任前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日本制铁集团（Nippon Steel）收购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特朗普则在5月份批准了该交易，因为这有望为美国带来149亿美元的投资[41]。

图表6.7：美国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造成去中心化风险

注：产成品指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最终商品出口。贸易流向图中体现了超过100亿美元（以2010年美元不变价记）的双边贸易，任意一条曲线代表按顺时针方向的上游节点出口商品至下游节点。节点直径代表该经济体对图中其他经济体的产成品总出口金额，曲线粗细代表双边贸易量的大小。紫色代表欧洲地区，橙色代表亚洲和澳洲地区，绿色代表美洲地区；曲线颜色与出口国颜色相同。由于亚洲开发银行（ADB）MRIO数据库自2023年起不公布分解数据，本文使用ADB公布的全球实际投入产出表MRIO（2010年美元不变价），基于王直等（2015）[42]方法手动分解得到图中的贸易金额

资料来源：王直等（2015），ADB MRIO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从特朗普1.0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2.0，数年来对外加征关税与对内促进投资，已经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产生了去中心化效果。如图表6.7所示，2023年中国、德国两大经济体产成品实际出口额分别较2022年下降了16%和12%；同期美国产成品实际出口额基本保持不变，贸易重心更加偏向加拿大、墨西哥等邻国；日本在全球产成品贸易中的占比上升，实际出口额增长了28%。为排除疫情扰动的影响，并识别出美国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不同产业在2023年相比于2019年的产能对外转移情况。

图表6.8：2019-2023年间在全球和美国需求变化的影响下，中国产能转移情况

注：本文使用ADB MRIO公布的全球实际投入产出表（2010年美元不变价），基于高翔、杨翠红（2015）[43]的方法手动分解得到图中的三种产业转移金额。中间品需求即购买方对中间投入的需求，最终品需求即购买方对最终消费的需求。以美国中间品需求引发的中国中间品产业转出（即产业转移测度为负数）为例，是指美国生产所需中间投入转向更多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购买，所以该中间品生产的全球分布格局随之变化。行业分类以ADB数据库为标准：初级产品包括农业、采矿业；低端制造包括食品饮料、纺织品、皮革、木材、纸张、橡胶等；中高端制造包括电气设备、精炼燃料、化学品、金属、运输设备、其他机械等

资料来源：高翔、杨翠红（2015），ADB MRIO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如图表6.8左图所示，看全球需求变化对中国产能的影响，整体仍是流入中国的态势，结构上主要由纺织等低端制造业推动，初级产品产能小幅流入，中高端制造业产能呈现净流出，主要是由全球中高端制造业最终品需求转移引发的中国最终品产业转移所致。美国需求转移则是导致中国中高端制造业产能转移的主要因素（图表6.8右图）。结合着图表6.9来看，与美国通过IT、研发、金融等服务业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同，中国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方面。也就是说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看，制造业的过快、过度外流或会导致中国地缘经济权力减弱。

图表6.9：2023年产业间跨经济体贸易流向图

注：该贸易流向图展示了不同经济体不同产业间超过100亿美元（以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的双边贸易。图中不包含同一经济体内部产业间的贸易流向，也不包括产业向终端消费的流向。任意一条曲线代表按顺时针方向的上游节点出口商品至下游节点。节点大小代表该经济体该产业对其他地区各产业的出口金额，曲线粗细代表双边贸易量的大小。紫色代表欧洲地区，橙色代表亚洲和澳洲地区，绿色代表美洲地区，蓝色代表其他地区（即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主要经济体之外的Rest of the World）。曲线颜色与出口国颜色相同

资料来源：ADB MRIO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但从图表6.7来看，似乎美国过去几年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实现的效果更多是“友岸生产”，突出表现为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产成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上升。而特朗普的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回岸”来增强美国的产业链韧性，这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2.0的关税大棒也挥向了美国的所谓盟友们。有关制造业之于地缘经济竞争意义的详细探讨，以及关税政策的有效性分析，详见第七章。

（二）重视战略产业的地缘经济意义：基于地缘技术经济学的分析

除了夯实一般性的制造业基础外，高度重视能够带来地缘权力的战略产业，也是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体现。地缘经济权力大致可以划分为微观权力和宏观权力两个方面[44]。微观权力大致可以理解为一国能够通过直接中断对目标（某一国家或企业）的技术、物资供给的方式进行施压，效果取决于目标对该国技术、物资的依赖程度，或者说该国技术、物资的不可替代性。宏观权力则更多强调一国利用自身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地位，通过影响第三方而对目标实施间接影响，有效性取决于该产业的网络效应与外部性。在当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度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权力常常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以芯片卡脖子为例，美国既使用了向特定目标禁售芯片的微观权力，也要求含有一定比例美国技术的第三国产品对特定目标进行禁售，即宏观权力的使用。

因此，从能够为地缘经济竞争提供微观权力、宏观权力的角度看，战略产业通常具有使用范围广、外部性强、可替代性弱等特点。满足这些目标的除了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和金融系统外，主要是高科技产业。“拥有能生产最新和最先进技术的产业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总是能转化成最先进的军备”[45]。从地缘技术经济学（geoeconomics of technology）的角度看，技术突破是国家地位不断变化的原因之一，技术进步能够通过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改变国家间的权力格局，因而“技术-经济”互动有助于理解大国实力的变化[46]。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对国家的地缘权力有同等贡献，一个可以参考的名单是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2024年版）》，里面列出了18项关键与新兴技术[47]。

从中国角度看，与这些技术相匹配的战略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面临去中心化风险的中国领先行业，主要包括新三样所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详见第八章的讨论）；第二类是面临卡脖子风险的中国相对落后产业，主要包括芯片产业链、大型工业软件、商用航空发动机等（详见第九章的讨论）；第三类是中美各有长短，大致处于并行竞争状态的产业，例如AI、创新药、平台经济、商业航天等（详见第十章的讨论）。

为维护美国在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力，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采取了竞争性策略。在2018 年的特朗普1.0时期，美国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授权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对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技术进行管制，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微处理器等 14 类技术[48]。拜登政府承继了特朗普1.0时期的卡脖子思路，例如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的分析表明，出口许可要求（export licensing requirement）是拜登政府在卡脖子和并行竞争领域最常使用的经济工具，对于光伏等去中心化行业则更多使用公共采购本地化（public procurement localisation）的方式来促进本土产能的形成。

到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战略产业的竞争性策略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除了前述在促进本土产能形成方面用惩罚性关税替代鼓励性补贴外，还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一个是关于绿色产业的去中心化，放弃了通过促进本土产能形成与中国竞争的策略，改为直接否认全球气候变暖，继续发展美国具有资源优势的化石能源产业；二是对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时期主要通过供给侧卡脖子来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做法进行了些修正，似乎在寻求更多从需求侧发力。以AI先进算力芯片为例，美国商务部于今年5月13日宣布撤销了拜登政府在1月即将卸任时发布的AI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49]。该规则根据不同标准将各个国家划分为三个层级，其中第一层包括17个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可获得无限制的芯片；第二层级包含约120个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新加坡、印度等，获得芯片数量受到限制；第三层级包括中国大陆（含港澳）、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等，被完全禁止进口美国的先进AI芯片[50]。

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政府认为，这种严格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会减少美国企业的销售额，“适得其反”地削弱美国的持续创新能力[51]，撤销这个扩散规则使得美国先进AI算力芯片生产商能够扩大向中东等地区的销售。中国并不在最先进算力芯片的放松之列，而且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同时发布了进一步限制中国AI芯片发展的指南，只不过与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时期主要强调对中国实施供给侧卡脖子不同，特朗普2.0也开始重视在需求侧围堵中国，明确表示在全球任何场景使用华为昇腾芯片均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52]。7月15日英伟达CEO黄仁勋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恢复H20在中国的销售，并宣布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且完全兼容的GPU[53]。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AI算力芯片实现了0到1的长足进步，也意味着在应对美国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方面，中国似乎也需要做出一些兼顾供给与需求的变化。

四、思考与启示

（一）需要更加重视产业政策的使用，尤其是需求侧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在学术界是个颇受争议的概念。通常而言，建构在新古典之上的主流经济学并不认可产业政策，认为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或者说只有在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领域，主流经济学才认可产业政策的正当性，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对经济实施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很多非主流经济学则对产业政策抱有更包容的看法，以发展经济学为例，它认为政府是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关键参与者，或者说至少是必要角色，应当在塑造本国经济结构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广泛作用[54]。除了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产业政策外，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内涵更为广泛，还包括组织资本市场、引导企业家进入特定领域、具有政策协调意味的政企圆桌会议等[55]。

虽然不同学派对产业政策正当性的理解不同，但就国家通过政策干预来影响经济结构这一本质而言，似乎分歧并不大。这一点也决定了应对地缘经济竞争需要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如前述，从经济安全角度看，地缘经济竞争的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具有特定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规模优势，意味着国家要应对地缘经济挑战、维护经济安全，需要通过政策干预影响产业结构。这正是产业政策的本质所在。因此，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看，本文对于产业政策的界定更偏向于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关心其对于国家战略的意义。具体而言，本文所称的产业政策是指以实现某种公共目标为目的、旨在影响经济结构的政策措施[56]，是具有选择性、针对性的政府干预方式，以改变或维持一个经济体内特定的生产和贸易模式、部门结构，将资源引导到被认为对地缘经济竞争至关重要的特定部门和活动中，尤其是制造业和战略产业。

事实上，产业政策不仅具有结构性作用，也具有总量意义。规模经济是理解这一点的关键，产业政策帮助具有规模经济潜力的企业和行业达到最优的产出规模。以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制造2025”对两国福利的影响为例，研究表明“中国制造2025”可以同时改善中美两国的福利，主要原因是中国生产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高额关税对中美两国均造成福利损失，因为关税抑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57]。既然产业政策能够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增进国家安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地缘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在越来越多的使用产业政策。如图表6.10所示，自2018年起，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使用数量呈现明显加速上升态势，产业政策占各国所采用经济措施的比重也呈现上升态势。

图表6.10：2010-2022年全球产业政策数量及产业政策占各国所使用的经济手段的比重

注：原文基于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中收录的公开政策文本，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来识别产业政策

资料来源：Juhász等（2023），中金研究院

由于各国面临的地缘形势不同，过去几年对于产业政策的使用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基于Juhász等（2023）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识别出的、可能属于产业政策的经济措施[58]，对GTA数据库中，中、美两国所使用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如图表6.11所示，在发生贸易摩擦的2018年后，美国对产业政策的使用数量一改之前的下降态势，开始转而上升，在新冠疫情期间呈现进一步加速上升的态势，在数量上大概有三倍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风险所做出的反应。同期，中国对产业政策的使用主要延续原有趋势，在类型上也是延续了原有结构，主要以财政补贴（financial grant）为主。美国对各类型产业政策的使用似乎比较平均，政府贷款、税收或社保减免、进口关税、生产补贴、公共采购本地化与财政补贴的占比似乎差别要小一些。

图表6.11：2009-2024年中、美所使用的产业政策数量和结构

资料来源：GTA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如果将这些政策进一步归并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两类，能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差别。参考OECD等的分类，供给侧工具直接影响微观企业或整个行业层面的生产活动，需求侧工具则直接作用于产品服务的销售环节（图表6.12）。典型的供给侧工具包括：投资激励措施，如用于吸引国内或国外企业投资的补贴及税收优惠；劳动力市场政策，如技能培训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减免社保缴费或提供税收抵免等方式为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开发性银行等公共金融机构向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支持和风险投资；研发支出税收抵免和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典型的需求侧工具包括：直接作用于家庭的汽车报废和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在销售端给予支持的公共采购等政策。

图表6.12：产业政策工具的分类

资料来源：Anzolin & Benassi (2024)、Criscuolo等(2022)，中金研究院

基于上述分类原则，本文将前述GTA数据库中可能属于产业政策的经济措施，归并为供给侧政策、需求侧政策，以及难以进行明确划分的其他类。如图表6.13所示，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前，供给侧政策占据着美国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2018年后，为了应对新的地缘形势，美国需求侧政策的占比明显上升；为应对2020年的疫情冲击，美国实施了大量供给侧政策；疫后，需求侧产业政策再次开始上升，再次占据了美国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从前述有关美国撤销“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的分析来看，这种为更好应对地缘经济竞争而更加重视需求侧发力的倾向，似乎在特朗普2.0时期也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在产业政策的运用偏好上，截至2023年中国的供给侧政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2018年前的占比就已经高于美国，近些年来伴随着地缘经济风险的日益凸显，中国供给侧产业政策占比似乎在持续上升。

图表6.13：2009-2023年中、美所使用的产业政策结构

注：2025年美国数据包括4月2日及之前宣布的政策资料来源：GTA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展望未来，地缘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繁杂，中国产业政策是要延续供给侧为主的结构，还是应该更多考虑需求侧政策，可能需要更多讨论。考虑到去中心化行业、卡脖子行业与并行竞争产业面临的地缘竞争形势存在较大不同，上述问题或许也没有统一答案。对此，后文第八章主要从绿色产业方面探讨去中心化的应对政策；第九章将结合着半导体、商业航空发动机、大型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的最新国际竞争态势，对产业政策发力点进行分析；第十章则会以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商业航天和创新药为例，探讨如何增强并行产业的国家竞争力问题。

（二）重视经营周边，用好地缘格局碎片化世界中的水平连接器

自2018年以来，地缘形势日益恶化，竞争性策略日益频繁的使用造成地缘格局碎片化，抑制了国际贸易和投资[61]，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直接的紧密联系在弱化。面对着卡脖子、去中心化和并行竞争的挑战，除了依靠本国产业政策来增强战略产业竞争力与国家地缘经济权力外，还可以考虑用好“连接器（connector）”国家。所谓“连接器”国家，是指与具有不同地缘政治倾向乃至意识形态的诸多经济体进行互动的国家。如前述，对于作为地缘经济主要竞争者的大国而言，与主要贸易伙伴地缘政治观点差异较大，将会拉长该国与贸易伙伴的地缘距离，导致该国面临产业链韧性偏低的风险。但如果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大国，而是处于竞争双方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么与不同地缘政治倾向的多个国家保持经贸联系，则有可能成为一种左右逢源的优势，使得这些连接器国家在应对特定大国的压力时可能表现出一些韧性[62]，并成为对立双方建立非正式联系的特殊渠道。

结合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粗略估计连接器国家及其连接的规模。研究表明，虽然2018年之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减少，但2020年之后美国通过东盟、墨西哥和加拿大间接进口的规模增加。例如，2019至2021年，美国通过越南间接进口的比例从2%上升到11%，通过墨西哥间接进口的比例从6%上升到9%，间接出口的中间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皮革和鞋类、设备制造、电子和光学设备以及运输设备[63]。

事实上，连接器国家不仅有助于应对去中心化风险，也可以在突破卡脖子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例如在冷战时期的1968年，面对来自于美国的技术卡脖子挑战，苏联为加速新兴的计算机技术进步，与经互会（CEMA）成员国共建了Ryad计划。其中，东德、匈牙利与西方计算机界接触较多，它们在外部设备技术和软件开发方面具有优势，对Ryad项目产生了积极作用[64]，扮演着研发连接器的角色。

不过，美国自拜登政府时期即已注意到这些连接器国家的作用。例如，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3月调查了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生产太阳能组件和零部件的八家公司[65]。结果是东盟在美国第二轮去中心化中受益有限，墨西哥、加拿大占美国的进口比重上升（图表6.14）。特朗普2.0时期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传统盟友加征关税的做法，既有平衡双边贸易的诉求，也带有封堵连接器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连接器国家的价值可能越发取决于其所扮演的连接器类型。

图表6.14：美国进口中各主要经济体的占比

注：截至2025年4月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中金研究院

从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将连接器国家划分为跨交易类型（across types of transaction）的垂直连接器和跨市场（across markets）类型的水平连接器。这两类国家在FDI多样化程度相似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出口特征：垂直连接器出口主要是面向美国这一个国家；水平连接器的出口目的地则是比较多样化的。垂直连接器，越来越多地利用制造大国的FDI为美国市场生产出口商品，从而替代制造大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但这也意味着它通常较难抵御来自于美国的压力；相比而言，水平连接器高度多样化的出口目的地通常意味着，单独一个贸易伙伴通常较难以对它施加足够大的压力。

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看，水平连接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面对地缘压力时更具有韧性，也是因为这些经济体距离中国的地理距离较近，重视经营周边有助于增强中国的产业链韧性。以东南亚诸国为例，它们形成了散布在海上的半环形地带。这个区域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中国在海上连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关键地带。对于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东盟，与其坐忧他国资本与东盟劳动力结合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不如主动推动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更有利于增强国家地缘经济权力。除了传统能源和高科技产业之外，东盟几乎是全部制造业、新能源金属、旅游等服务业对外合作值得优先考虑的区域[66]。至于东南亚所欠缺的传统能源，可以更多考虑中亚；高科技产业方面可以将视角聚焦东亚周边国家。

当前，全球地缘经济形势持续重构，对中国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合作格局形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更好经营与东南亚、东亚和中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契机，持续完善与这些地区的合作，将有助于增进国家经济安全。如何降低我国与周边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则是经营周边能否取得如期效果的关键。①对于国际经贸往来而言，最大的交易成本来自于国际关系。它不只决定了关税、非关税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显性交易成本，也会影响本地居民、企业偏好等隐性交易成本。因此如何抓住这些国家自身形势的变化，来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是降低跨国交易成本的重要课题。②对于东南亚、东亚和中亚而言，与这些区域进行经贸合作的交易成本不只来源于这些国家本身，也源于对这些区域具有深厚影响力的其他国家，需要有更为综合的方式来降低面向这些区域的跨国交易成本。③从全球供求格局来看，区域合作吸引力与内在稳定性，不只取决于我国供给侧的生产能力，更取决于我国需求侧扩张进而以超大规模市场消化区域产业链合作产能的能力，因而有必要实施更多的需求侧扩张政策。

[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2]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7/01/content_2893902.htm

[3]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4-12/The-Decisive-Decade-Advancing-National-Security-at-the-Department-of-Commerce.pdf

[4]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5]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19/639306/EXPO_IDA(2019)639306_EN.pdf

[6][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7]Fernández-Villaverde, J., Mineyama, T., & Song, D. “Are we fragmented yet? Measuring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its causal effec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4.

[8]Gopinath, G. “Cold War II? Preserv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mid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Plenary Speech at the 20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Colombia, 2023.

Goldberg, P. and Reed, T. “Is the global economy deglobalizing?”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23.

[9]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12/ifri_jean_how_geopolitical_tensions_reshape_trade_patterns_2024.pdf

[10]Setser, B. “The surprising resilience of globalization: an examination of claims of economic fragmentation. Strengthening America’s Economic Dynamism.” Washington, DC: Aspen Institute, 2024.

[11]王浩：《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

[12]Sullivan, J.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Foreign Affairs, 2023.

[13]https://mp.weixin.qq.com/s/lrZFY07TP1n-z7NXyFlyrg

[14]Helleiner, E. “The diversity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21.

[15]Helleiner, E. “Varieties of American neomercantilism: From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public to Trumpian economic nationalism.”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16]彭岳：《中美贸易战的美国法根源与中国的应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17]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22/02262e6bc4464f01b65b64c1642735be/c.html

[18]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8/12/09/why_economic_security_is_national_security_138875.html

[19]Lighthizer, R. E. “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 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 United States: Broadside Books, 2023.

[20]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Donald-J-Trump-Buy-American-Hire-American-President.pdf

[21]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merica-first-trade-policy/

[22]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23]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imposing-duties-to-address-the-flow-of-illicit-drugs-across-our-national-border/

[24]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imposing-duties-to-address-the-situation-at-our-southern-border/

[25]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imposing-duties-to-address-the-synthetic-opioid-supply-chai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6]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djusting-imports-of-steel-into-the-united-states/

[27]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defending-american-companies-and-innovators-from-overseas-extortion-and-unfair-fines-and-penalties/

[28]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addressing-the-threat-to-national-security-from-imports-of-timber-lumber/

[29]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another-historic-investment-secured-under-president-trump/

[30]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gulating-imports-with-a-reciprocal-tariff-to-rectify-trade-practices-that-contribute-to-large-and-persistent-annual-united-states-goods-trade-deficits/

[31]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industry

[32]Béraud-Sudreau, L., Marksteiner, A., da Silva, D. L., Tian, N., Kuimova, A., Wezeman, P. D., & Wezeman, S. T. “Mapping the international presenc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rms companies.” SIPRI, 2020.

[33]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Martin, R., & Sunley, P.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eopolitics and the Geometry of Global Trade.” 2024.

[34][西班牙]佩德罗・巴尼奥斯：《大国战略：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刘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

[35]地缘政治距离越远，两国政治倾向差异越大

Bailey, M. A., Strezhnev, A., &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36]https://www.cepii.fr/pdf_pub/wp/2011/wp2011-25.pdf

[37]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content/21cfc9fe-4a00-51a2-9277-a0760a15443d

[38]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invest/

[39]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rump-wants-kill-527-billion-semiconductor-chips-subsidy-law-2025-03-05/

[40]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41]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content/a4d955ac-c320-5961-8cbf-43fc6166b040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content/c1a09c7c-c7e1-44ac-bb73-452d0702c352

[42]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43]高翔、杨翠红：《国际产业转移：测度、演变及趋势》，科学出版社，2023年。

[44]Clayton, C., Maggiori, M., & Schreger, J. “A framework for geoeconom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4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46][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上、下）：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Butler, D. L. “Technogeo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world air routes, 1910–1928.” Political Geography, 2001.

[47]http://www.casisd.cas.cn/zkcg/ydkb/kjqykb/2024/kjqykb2404/202406/t20240606_7185480.html

[48]https://www.bis.gov/emerging-technologies

[49]https://www.bis.gov/press-release/department-commerce-rescinds-biden-era-artificial-intelligence-diffusion-rule-strengthens-chip-related

[50]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5/01/15/2025-00636/framework-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diffusion%20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15/subtitle-B/chapter-VII/subchapter-C/part-740/appendix-Supplement%20No.%201%20to%20Part%20740

[51]https://www2.itif.org/2024-chinese-innovation-exec-sum.pdf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5/ai-diffusion-rule-repeal-trump?lang=en

[52]https://www.bis.gov/media/documents/general-prohibition-10-guidance-may-13-2025.pdf

[53]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507/15/WS6875c6fba3106af2b3c74182.html

[54]Juhász, R., Nathan, L., Oehlsen, E., & Pérez, V. C. “The who, what, when, and how of industrial policy: A text based approach.” STEG Working Paper, 2023.

[55]Juhász, R., Nathan, L., Oehlsen, E., & Pérez, V. C. “The who, what, when, and how of industrial policy: A text based approach.” STEG Working Paper, 2023.

Juhász, R., Lane, N., & Rodrik, D.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3.

[56]Juhász, R., Lane, N., & Rodrik, D.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3.

[57]Ju, J., Ma, H., Wang, Z., & Zhu, X. “Trade wars and 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economic conflict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4.

[58]对于哪些经济措施可能属于产业政策，参考Juhász, R., Nathan, L., Oehlsen, E., & Pérez, V. C. “The who, what, when, and how of industrial policy: A text based approach.” STEG Working Paper, 2023.

[59]Anzolin, G., & Benassi, C. “How do countries shift their export specialization?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Ireland, Spain and Sweden (1995–2018).” Socio-Economic Review, 2024.

[60]Criscuolo C, Lalanne G, Díaz L. “Quantifying industrial strategies (QuIS): measuring industrial policy expenditures.” OECD, Paris, 2022.

[61]https://cepr.org/voxeu/columns/geoeconomic-fragmentation-new-ebook

Campos, R. G., Estefania-Flores, J., Furceri, D., & Timini, J.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3.

[62]Gopinath, G., Gourinchas, P. O., Presbitero, A. F., & Topalova, P. “Changing global linkages: A new Cold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5.

[63]UIBE, ADB, IDE-JETRO, WTO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GVCs in turbulent times.” 2023.

[64]Goodman, S. E. “Soviet comput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n overview.” World Politics, 1979.

[65]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2/04/01/2022-06827/crystalline-silicon-photovoltaic-cells-whether-or-not-assembled-into-modules-from-the-people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2/12/08/2022-26671/antidumping-and-countervailing-duty-orders-on-crystalline-silicon-photovoltaic-cells-whether-or-not#citation-5-p75222

[66] 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一带一路”新十年》，中信出版社，2023年。

本文摘自：2025年9月4日已经发布的《第六章 地缘经济新格局下的产业发展战略》

谢超，分析员，SAC 执证编号：S0080520100001，SFC CE Ref: BTM576

李彤玥，分析员，SAC 执证编号：S0080524020005，SFC CE Ref: BTJ991

吴云杰，分析员，SAC 执证编号：S0080523020001

李根，分析员，SAC 执证编号：S0080523030009，SFC CE Ref: BUO963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