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已經分別討論過的三個綱要領域，可以根據它們的類型而清楚地相互區別開來。這並不排除相互借用。根據記者的典型看法，深度報導應該以娛樂的方式寫出來（但這意味著什麼？容易閱讀嗎？）；而且小報裡頭許多引起轟動的新聞都是由於它們的娛樂價値而被選取 [1] ( 但是這裡

第九章 統一與結構耦合

我們已經分別討論過的三個綱要領域，可以根據它們的類型而清楚地相互區別開來。這並不排除相互借用。根據記者的典型看法，深度報導應該以娛樂的方式寫出來（但這意味著什麼？容易閱讀嗎？）；而且小報裡頭許多引起轟動的新聞都是由於它們的娛樂價値而被選取 [1] ( 但是這裡也應該是指較廣義的娛樂，而不是指「解除自我製造出來的不確定性」這個已於前面精準表達過的意義） 。 尤其，廣告 —— 它所關連到的實在不會特別對市場產生鼓舞的作用 —— 必須讓某些東西進來，也就是必須採納娛樂和關於早就已知的東两的深度報導。美國報業於十九世紀首先確立了在廣告方面的獨立性，然後才另外創造了新聞和娛樂 [2] 。這個興起史所產生的效果一直都還起著作用 —— 這特別是因爲個別報紙，尤其是《紐約時報》，利用這個能鑄造出類型的作用，來將自己和它們區別開來。今天人們尤其看得到專爲電腦技術、汽車、園林生態維護、假日旅遊等等而設的報紙專欄或是頁面，在這些專欄或頁面中，廣告披上事物訊息的外衣。電視裡流行的古文物研究特別地生產出圖像知識與辨認知識，而這些知識有利於綱要領域間的轉移。也就是說，在個別的綱要領域裡，人們可以觀察到向其他綱要領域的借用 。 正是幽默的廣告會使用接收者的隱含知識，但卻不必讓他們直接記起這些知識。就連深度報導在風格與圖像順序這兩方面也會添加進娛樂因素，以便不讓人覺得無聊。但是，一般說來（如果生產不是爲了欺騙），人們很容易就辨認出哪一個綱要領域引領著生產出來的東西。如果這個看法眞的被懷疑，人們可以輕易地用經驗加以檢驗。

自然，對綱要領域的辨認來說，特殊訊號是必要的，它們爲節目定下了框架。在報紙廣告那裡，必須能夠清楚辨認出，所關乎的不是一則新聞，而是廣告。在電視那裡，例如在 “ 不斷轉台 ” 的時候，也許不會立即清楚辨認出，所關乎的究竟是娛樂節目還是新聞或深度報導。人們只需想想由 “ 世界大戰 ” 這個節目而變得有名的混淆就可以了，在這個節目中，許多觀眾相信所關乎的確實是外星生物的登陸。電影很典型地在開始與結束時被標記爲電影。廣告則幾乎立即被辨識爲廣告。外部框架只有在被播放的時候，才是可辨認的，但對有經驗的觀眾來說，存在著許多內部訊號，這些內部訊號使歸類得以可能 [3] 。然而這個歸類問題之所以出現，只因爲一個統一的、技術性的媒介被使用著，而這個媒介可以被使用於非常不同的形式。

儘管如此，要接受「大眾媒體系統的統一」這個命題並不容易 —— 這個系統奠基於三個非常不同的支柱，即新聞 / 深度報導，廣告，娛樂。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這三種溝通方式的不同。雖然人們可以用經驗說服自己，所有三個領域都使用相同的傳散技術，而且人們可以固定在同一份報紙或同一個無線電廣播或電視播放時刻看到所有三個領域，但是，正是當人們從訊息 / 非訊息這組符碼化出發時， 人們才會對不同的實現方式，在個別媒體領域中激擾與訊息的不同製造方式，有深刻的印象。

毫無疑問，新聞、廣告、娛樂會依據各自在進一步溝通中的不同使用方式而相互區別開來。被新聞或深度報導告知訊息的人，可以轉達這個訊息，或者也許可以將天氣擺在一旁，而談論這個訊息，以便讓進一步的溝通得以運轉。在廣告那裡，這是較無意義的，而且在娛樂那裡，進一步的溝通也不在於故事被繼續編織，或是人們從這個故事中學到教訓和宣達教訓。人們也許會交換品味判斷，並 將自己表現爲有能力作判斷。毋寧，總體來說，大眾媒體溝通的三個形式所具有的貢獻也許在於創造進一步溝通的前提，而這些前提本身不會被一併溝通，而且正是在這個創造中，這三個形式達成一致。這個道理適用於人們即刻獲知訊息時，而且也同樣適用於人們在當下接受文化培養〔 Kultiviertsein 〕時，這個文化培養涉及到對價値、生活形式、流行與退流行所下的判斷。於是，藉由大眾媒體，人 們也能估計，「與別人有不同意見，並表達出自己的意見」是有益的還是被認爲是挑釁的。由於大眾媒體製造了一個人們可以當成出發點的背景實在，所以人們可以從這個背景實在中抽離出來，並以個人意見、對未來的估計、偏好等等，來突顯自己。

因此，人們不會在當時實現的全部訊息中（也就是不在大眾媒體符碼中被賦予正値的那一邊），而是在由此所製造出來的記憶中，發現大眾媒體的全社會功能[4] 。對於全社會系統而言，記憶就在於人們可以在每個溝通中將對實在的特定主張預設爲已知，而不必特地將這些主張引入溝通並說明這些主張的理由。這個記憶在全社會系統的所有運作中 —— 也就是在所有溝通中 —— 都會一併起著作用； 在人們側視著已知的世界時，這個記憶有助於持續監控這個世界的一貫性；而且這個記憶會將過於危險的訊息當成可能性極低的東西而加以排除。據此，當時被處理的實在片段（論題），就會疊加上一個不要求共識的第二實在。每個人作爲觀察者都可以受到其他人的觀察，同時又不必產生「人們生活在不同的、不可共量的世界裡」這種感覺。如此一來，在對自己獨有的判斷進行溝通時，也許就會出現一種運動家風度，這種運動家風度能夠以一個共同假定的實在爲依據，而不會（或只在模稜兩可的情況中）冒著「被以心理治療的方式加以闡釋」這個危險。大眾媒體可能會以不同方式直接關連到被傅達的訊息，而且可能主要是以「即時新聞」這個方式；但是，在製造一個隱性日常文化，以及持續再生產全社會溝通的遞迴性時，諸綱要領域會共同起著作用，並灌溉著彷彿同一畝田 —— 必要時，人們可以從這畝田收割穀物。

也就是說，大眾媒體作爲媒介 a 並不是因爲它將訊息從知者傳遞到無知者那裡。大眾媒體之所以是媒介，是因爲它準備了背景知識並持續提供著背景知識，人們可以在溝通屮把這些背景知識當成出發點。起構成作用的區別不是知 / 無知，而是媒介 / 形式 [5] 。媒介準備了一個龐大但仍然有限的可能性領域，當溝通暫時固定在特定內容時，溝通就可以從這個可能性領域裡頭選取出形式。這恰恰就是新聞 / 深度報導、廣告以及娛樂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做出貢獻的地方。

新聞 / 度報導、廣告與娛樂之間的差異的再生產，其更進一步的理由也許在於，大眾媒體藉由這些領域同時維持不同的結構耦合，並因此也再生產對其他功能系統的不同依賴方式。廣告無疑是經濟系統特有的一個市場，這個經濟系統帶有獨特的並以特殊市場爲取向的組織。但廣告並不僅止於此。這是因爲廣告必須藉由大眾媒體這個社會系統的特有動力來實現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而不只是 —— 如同在其他生產出來的東西那裡的典型情況一樣 —— 藉由技術上或物理 — 化學 — 生物學上滿足特定需求的能力，來實現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也就是說，在廣吿領域中經濟也同樣依賴於大眾媒體系統，如同大眾媒體系統依賴於經濟一樣；而且，就像在結構耦合情況中很典型的，人們無法確認出事物邏輯上的不對稱以及階序。如同在恆溫器那裡，人們只能察覺到一個模控論循環，在這個循環中， 究竟是暖氣裝置藉由恆溫器而調節室內溫度，還是室內溫度藉由恆溫器而調節暖氣裝置，取決於觀察者 [6] 。

在娛樂的情況中，同樣的事態就比較不清楚。「透過訊息序列解決自我製造出來的不確然性」這個娛樂原則，也可以在藝術中找到，尤其是在小說中，但也可以在音樂、舞蹈、戲劇中找到。因此人們很容易將娛樂視爲平庸藝術。但是如此一來，平庸 / 不平庸這組區別說明了什麼？也許這組區別就在於訊息的問題化，或更精準的說：這組區別就在於追問訊息的自我指涉是不是被一併觀察到。如果是自我指涉的，那麼訊息在藝術作品的遞迴網絡中會得到評價，也就是說，訊息會被關連到這個訊息（而不是其他訊息）的選擇對藝術作品形式所做的貢獻。如果是平庸的，那麼訊息就只會被體驗爲驚訝，被體驗爲愉悅地揚棄仍然開放的未規定性。因此絕對有可能的是，人們不一併反省被訊息序列排除掉的可能性，而平庸地體驗藝術作品，或是平庸地複製藝術作品。而下列的事實尤其說明了這個道理，即，許多娛樂藉由一些材料被構築起來，而這些材料在過去首先是爲藝術作品而發展出來的 [7] 。人們在這裡將幾乎不可能談及相互的結構耦合，因爲人們看不到藝術如何能從「自己平庸化爲娛樂」一事中獲益 —— 除非說藝術流向某些形式，而這些形式漸漸不適合當作娛樂，也就是說藝術被迫堅持與娛樂有別。但人們可以觀察到娛樂對於藝術系統的依賴，並因此也可以觀察到一個多多少少寬闊 的地帶，在這個地帶中，歸類至藝術或娛樂是不清楚的，而且一直取決於觀察者的觀點。

人們在新聞與深度報導中又會遇到一個不同的情況。在這裡，媒體系統與政治系統之間存在著清楚的結構耦合。政治從媒體的 “ 提及 ” 中獲益，而且被這些提及所激擾（例如安瑞奧第被福拉第尼的漫畫所激擾 b ) 。媒體的新聞多半會要求政治的回應，而這個回應通常又會在媒體中再次呈顯爲評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同樣的溝通同時具有一個政治的與一個媒體的相關性。但這個道理始終只適用於 個別事件而且是針對特定目的。因爲在政治系統中更進一步的處理，尤其是在民主以及以政黨形式存在的對立這兩個條件下，遵循著一條不同於媒體所走的路，在媒體中所關乎的是一種待續的故事。這些不同的遞迴網絡最終說明了：這樣的事件 —— 對於一階觀察者來說可能呈顯爲當時唯一的事件，一則 “ 政治新聞 ”—— 是以相當不同的方式被指認出來，而這取決於指認是在哪一個系統中進行。

人們可以在媒體與運動的關係中察覺到相似的結構耦合。更進一步的論題領域（藝術，科學，法律）反而只是被邊緣地碰觸到 —— 法律很典型地（但也只在個別情況中）被媒體的事先譴責所激擾，或被一種深度報導所激擾，這種深度報導所造成的影響，從 “ 後果責任 ” 〔 Folgenverant- wortung 〕的角度來看，在接下來的法律意見形成過程中幾乎無法忽視 [8] 。一個模範例子是： 1992 與 1993 年在洛杉 磯發生的 “ 金恩案審判 ”c 。無論如何，對新聞的分類不只遵循類邏輯，也遵循此新聞在社會的其他系統中製造出來的牽連性，而這很典型地以「系統對系統的歸類」這一形式來進行。

最後但也很重要的是：大眾媒體在所有綱要領域中似乎都不是爲了製造一個有共識的實在建構 —— 或者，如果它目的在此，也不會成功。大眾媒體的世界包含並且再生產大量的意見分歧。這不只發生在衝突被報導出來時，人們對操弄不禁產生疑慮時，或純粹私人的實在觀點被 “ 現場 ” 直播出來時。大眾媒體也一直在做著讓自己喪失信用的事。它評論自己，駁斥自己，修正自己。在此，關鍵的是論題，而非意見。 “ 森林滅絕 ” 被談論得很多很多，以致於人們最終知道，自己其實不知道森林滅絕的原因，但起碼知道，對於森林滅絕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由於論題與看法的複雜性，人們再也不能將意見分歧歸因到被事先給予的固定結構，例如階層或意識型態上的政黨分裂。我們僅僅學習到去對觀察進行觀察，並在分歧要到來時，將衝突本身體驗爲實在。訊息越多，不確定性就越高，而人們也就越試圖宣稱自己的意見，將自己和這個意見相同一，並一直堅持這個意見。

從上面的描述中，理論可以得出什麼結論？

我們不認爲，上述的綱要領域各自建立起自己的，運作上封閉的（！）功能系統 [9] 。同樣，難以說服我們的是，無論如何所關乎的都是其他功能系統的附屬零件，這些功能系統將大眾媒體當成一個技術手段，藉以傅散溝通。這個設想一直都沒有考慮到大眾媒體的特有動力以及 “ 建構效果 ” 。大眾媒體作爲成功的社會溝通，並不能被化約爲單純的技術。如果人們一開始就主張，所關乎的是大眾媒體系統在它自己綱要層次上的分化，那麼這些問題就能夠避免掉。

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得出一個可再發揮的想法，即，系統使用它的綱要，來讓它與其他功能系統的關係多樣化；而這是在結構層次上進行的，因爲在運作層次上，與外界的接觸是不可能的。人們也可以在其他功能系統中認識到這樣的安排。例如，法律系統按照司法判例、立法、契約，將自己綱要的效力來源分化開來，以便能分隔開與自己、政治、經濟的關係 [10] 。而藝術系統則按照自己在感知環境時所要求的不同媒介，而區別出非常不同的藝術種類（雕塑藝術、詩、音樂等等）。在所有這些情況中，我們同樣都發現，人們很難將處於這個分化中的系統視爲統一。法學家很難將 “ 法官造法 ” 或甚至是契約視爲法律的來源，而藝術系統一般而言正是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才被描述爲一個包含 “ 諸種美的藝術 ” 的系統，甚至在這之後也存在著至今未曾停止的爭辯，即，文學是否屬於藝術系統。

大眾媒體分隔成諸綱要領域（而且還有在綱要領域之內的分隔），這件事使人們能夠看見秩序的瓦解 —— 人們過去曾將這個秩序標示爲階級社會 —— 並因此有助於瓦解階級結構。這不意味著，再也看不到社會中的知名人物，而且也不意味著，齊平化過程已經開始。但是，以塊裂化的作法 d 來指引人們解讀節目內容的意涵，摧毀了一種幻覺，即，部分人口一直e處於優勢或劣勢。大眾媒體的生 產不是立基於一個準封建的階級結構，而是立基於籌備者〔 Arrangeuren 〕與對特定領域有興趣的閱聽人成員之間的角色互補。因此，人們會在政治、經濟、運動、演藝圈中一再看到某一類的名字、臉孔。人們在媒體中看見豪華的房子與家具，這些房子與家具很明顯是買來的而不是繼承來的，而且不讓人推測出擁有者的文化涵養或影響力。如此一來，塊裂化的知名人物就取代了支配階層；而且就只有 「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在 “ 背後 ” 起著作用」這件事還屬於現代神話；這可以向觀眾解釋爲什麼他們自己沒有那麼優秀。如此一來，如果這被建構爲全社會實在，而且總是一再得到證實的話，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對抗這個實在。人們把對簡化性解釋的需求引入到那個隠匿性質〔 qualitas occulta 〕中，此隱匿性質使得人們有可能將被感知到的實在化約到力量 / 犧牲者這個圖式上。

我們可以總結這個分析：功能系統在自己的符碼層次上，也就是藉助於一組主要差異，將自己指認爲統一，並在自己的綱要層次上，將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加以分化。「符碼化 / 綱要化」這組差異，在系統的反省中，同時就是「同一 / 差異」這組差異。如此一來，系統仍可承受的綱要分化，其組織以及程度就取決於特殊的系統功能，並取決於這個系統在分出時所需的全社會條件。

[1]在討論我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科學院所做的演講時，州議員舒-托瑙曾指出這一點。

[2]記者對客觀報導的熱情一事興起的脈絡，請參閱Schtidson前揭書（1978)。對於美國報業中廣告的傻勢地位，也請參閱亞當斯在作《北美評論》1871年以後的編輯的經驗，引自：Education of Henry Adams：An Autobiography，Boston 1918，頁308：“編輯要成功，訣竅並不難學；最大的訣竅在於取得廣告，取得十頁的廣告，編輯就成功了；五頁的廣告，他就失敗了。”

[3]對於這組在“諸訊號系統”之間的區別，請見Raymond Williams，The Sociology of Culture，New York 1982，頁 130以下。

[4]正如同經濟的功能也不在於製造財富，政治的功能也不在於執政，等等。

a中文的媒體與媒介在德文中是同一個字：Medium。

[5]對此更詳細的描繪，請見Niklas Luhmann ,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1990，頁 53 以下，頁181 以下。

[6]順帶一提，人們在此不應斷言觀察者的數量是相同的。在廣告的情況中，有較多的觀察者斷言經濟支配廣吿，而非廣告支配經濟。但這只表示，如果人們想要在「社會如何中斷循環」此一問題上得到結論的話，就必須觀察觀察者。

[7]藝術與娛樂的區別在Clement Greenberg 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被強調：Avant-Garde and Kitsch ( 1939)，引自同一作者，Art and Culture，再版，Boston 1961，頁3-21，這篇文章顯然是針對蘇維埃與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嘗試，即，用政治來規訓藝術。但是，在此之前人們早就嘗試著從現代藝術出發，來消除“高級”藝術與“低級”藝術之間的隔閡。對此，請見Victor Burgin，The End of Art Theory: Criticism and Postmodernity，London 1986，頁2以下。

b福拉第尼是著名的義大利政治漫畫家，曾於1999年遭到政府官員的控告：而安瑞奧第是義大利前總理，喜箝制新聞自由，曾於1979年教唆黑手黨殺害記者皮克瑞里。附帶一提，激擾的德文irritieren有激怒的意思。

[8]一個値得注意的例外是，報刊和電視以仔細計畫過的方式處理由義大利檢察官和法官領導的反貪污運動。這個處理過程有著很有意識進行的媒體政治運作，如此一來，就沒有人會對由此所引起的後果負起政治責任。

c1991年，黑人金恩遭多名洛杉磯警官施暴，過程被哈樂迪拍攝存檔，於新聞媒體播放，引起社會一片譁然。1993年洛杉磯法庭宣判多位施暴警官無罪，當地黑人憤恨不平，暴動四起。

[9]有人的確這麼考慮新聞領域。但如此一來，就把廣告和娛樂剩下來了，而且人們必須將這兩個領域轉給其他系統，例如轉給經濟系統或者一個（難以指認的）消磨“空閒時間”的系統。

[10]請見 Niklas 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1993。

d這指的不是階序中的上下之別，而是在平面上分裂成一塊塊。例如，在運動領域中我們會想到一批人，在政治領域則會想到另一批人，而這些知名人物之所以知名，不再是因為他們位居階序的上層。

e這指的除了是時間上一直居於優勢或劣勢之外，指的也是在所有社會領域都居於優勢或劣勢。

本文转自公众号 | 大尾魯曼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