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聞與深度報導這個綱要領域，作爲訊息的製造與處理，是最清楚可辨的。在這個領域裡，大眾媒體以事實這個形式來傳散無知，而事實必須不斷更新，才不會讓人們察覺到「傳散無知」這件事。我們習慣每天播出的新聞，但儘管如此，人們仍應注意到這種看法在演化上是可能性極低的。正是當

第五章 新聞與深度報導

新聞與深度報導這個綱要領域，作爲訊息的製造與處理，是最清楚可辨的。在這個領域裡，大眾媒體以事實這個形式來傳散無知，而事實必須不斷更新，才不會讓人們察覺到「傳散無知」這件事。我們習慣每天播出的新聞，但儘管如此，人們仍應注意到這種看法在演化上是可能性極低的。正是當人們將新聞和令人驚訝的、新的、有趣的、値得告知的東西的想法聯繫起來時，就會更容易瞭解到， 不是每天用相同格式來報導某事發生，而是等待某事發生，然後讓它成爲已知。十六世紀時，人們以字報、歌曲、犯罪故事這些形式來等待處決等等的事情發生，然後讓這些事情成爲已知 [1] 。如果人們想要基於「下星期也將會有足以印刷的訊息」這個期望，來啓動一個企業，那麼，顯著的企業精神、一個首先必然充滿風險的市場評估以及一個足以應付訊息蒐集的組織，就屬於上述的等待形式。對當 時的人而言，以班•強生爲例 [2] ，系列地生產出新消息，完全證明所關乎的必然是欺騙。後來，一個過渡的工具也許已經是如下的想法：人們不必在同一個媒體裡區別新聞與娛樂，而且新聞——不管是眞是假——至少是以娛樂的方式呈現出來。此外，一種適合於此的風格也必須被創造出來，它在較未知的脈絡中給人們一個印象：某事發生了，而旦是剛剛發生了——亦即，這件事實際上並不能藉由一般的過去時態或現在時態呈現出來。必須透過一切專爲此而建立的新聞書寫風格，來給予人們一個印象，好像說過去的事情還在當下，還在引人興趣，還在告知著人們 。 對此，只需暗示一個連續性就夠了，這個連續性是從事物上一次的已知狀況出發，並且越過現在而到達即將直接來臨的未來，據此，爲什麼人們會對訊息有興趣，就同時變得可以理解了。事件必須被編寫爲事件——而且必須在時間中被揚棄掉，這個時間開始以這樣的方式較快速地流逝著。整個社會對這些事件所進行的觀察幾乎同時與這些事件本身一起發生著。

如果人們考慮這個從「可能性極低」到「或許有可能」的演化轉變，那麼就可以清楚看到，正是在這個隸屬於稍後成爲大眾媒體的東西的部門中，出現了專業化，而這個專業化在今天就被我們稱爲新聞業。只有在此，專業所具有的典型趨勢才能夠被辨識出來，像是特有的培訓，特有的而且廣爲大眾接受的職業指稱，以及自我頒佈的關於「做得好」一事的特有判準 [3] 。以新聞與深度報導的方式提供 出來的訊息，其前提以及其所要人們相信的是：它是重要的，它是眞的。錯誤有可能出現，有目的的不正確報導也有可能出現，但這些在稍候可以獲得澄清。受到不正確報導所牽連者有權利要求更正。新聞記者、報紙、編輯等等的聲譽，依靠於他們能進行好的或充分的調査。因此不正確的報導毋寧是由外界散佈的。人們通常以「說明消息來源」這個方式保護自己，若在其他情況下發生錯誤，則會 以向外尋找理由的方式來解釋。當然，如一般所知的，人們必須顧及到錯誤率。但重要的是，人們不能將錯誤率高估爲一個或多或少是典型的常態情況。錯誤仍舊是個別事件；因爲若不如此，新聞與深度報導這個綱要領域的特殊性就會被瓦解掉。這門專業將眞提供給社會（這門專業也涵括在社會中）使用。對於不眞，人們需要特殊的興趣，而這些興趣是無法被一般化的。

而大眾媒體只有在嚴格限制的、而且與科學研究清楚區別開來的條件下，才對眞的東西有興趣。因此，問題不在於眞，而在於無可避免的、但也是系統所欲求與調節的選擇性。就像地圖無法在規模與細節上精確地對應到它所描繪的地域，或者像項狄 a 無法敘述他所過的生活一樣，在訊息與事態之間，在運作的實在與被再現的實在之間，不可能有點對點的對應。但是，系統與環境的關係，也不單純是「單方面化約複雜性」這種關係。反而，藉著分出、外部決定的中斷以及運作性封閉，系統在其內部創造出過剩的溝通可能性，亦即高自由度，這些高自由度使系統必須對自己施加限制——而且它有能力這麼做！異己指涉與自我指涉的區別相應於這組外部複雜性與內部複雜性的區別。這個雙重化所具有的意義是，在面對如其所是的環境時產生自主性，並以自由選擇來對抗那個可假定爲被決定 的環境，也就是說，將一個自我決定領域帶到一個被決定的，但卻是未知的世界 [4] 裡面——如此一來，這個自我決定領域就能在系統中被看作是由自己的結構所決定的。

從經驗研究我們可以得知，要傳散爲新聞或是深度報導，其訊息選擇的重要判準爲何 [5] 。訊息本身只能呈現爲一個（無論多小的）驚訝。此外，訊息作爲溝通的一個成分，還必須是能夠被理解的。選擇的原則現在似乎是，這些要求爲了大眾媒體的目的而被強化，也就是說，人們也必須更注意訊息對於盡可能多的接收者而言的易理解性。附帶一提，在這裡“選擇”並不意味著選取的自由。這個概念也關連到大眾媒體這個功能系統，而不是關連到它的個別組織（編輯部），這些組織在選取新聞時的決斷自由比人們所推測的要少得多。

如果我們現在首先針對新聞（這有別於深度報導）來看，那麼我們會發現幾個典型的選擇判準 [6] ：

(1) 驚訝被顯著的不連續性所強化。訊息必須是新的。它必須與既存的期望斷裂，或者決定一個保持開放的有限可能性空間（例如：運動事件）。新聞的重複並不受歡迎 [7] 。提到新穎，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僅止一次的事件。但是對新穎的辨識需要熟悉的脈絡。這個脈絡可能是類型（地震、意外、高峰會、公司倒閉）或甚至是暫時的事情，如事件或改革，對此每日總有某座新的東西可供報導，直到 一個決斷出現。也存在著對新穎的系列性生產，例如在股票交易或是運動中——在這些當中，每天都有新東西發生。驚訝與標準化相互增強，以便產生訊息値，否則這些訊息値就不會出現，或是不會以能進行傳散的形式出現。

(2) 衝突較受到喜愛。衝突作爲論題，好處是暗示一個自己製造出來的不確然性。藉著指向未來，衝突延遲了最後勝負訊息的揭曉。這會製造出張力與——在溝通的理解這一面來說——猜測過程。

(3) 一個能特別有效引起注意的東西是數量。數量始終是訊息性的，因爲一個特定的數字不過就是人們所提及的數字——既不是一個較大的數字，也不是一個較小的數字。這個道理並不取決於，人們是否理解事物脈絡（也就是說，不取決於人們是否知道國民生產毛額或排名第二是什麼東西）。如果人們增加比較的數字，不論是時間面向的數字（上年度的通貨膨脹率）還是事物面向的數字（例 如：區域的），那麼訊息値就能在數量這個媒介中有所增加。因此，藉由量化，新聞就能製造出沒來由的「啊，我懂了！」的效果，並同時爲那些精通者製造出更多的訊息。此外，大的數字額外擁有較高的訊息份量，尤其是在一些地域上與時間上密度極高的事件中（在一個意外中造成許多死亡，在一個詐欺案中損失慘重）。

附帶一提，數量並非如其所呈顯的那樣無辜。也就是說，從時間的進行來看，在數量那兒也會出現前面所談到的雙階段式效果（第三章倒數第三段）。如果某個東西增加數量，那麼它同時就減少數量。它過去的數量同時變得少於現在的數量。如此一來，回到過去人們相當滿意的舊數量似乎就是退步。一個承諾成長的社會以自己的過去持績威脅自己。在反向進行的階段或否定性評價那兒，當然就會發生相反的情況：例如，下降的出口量或上升的失業率。

(4) 此外，與在地的關連會讓一個訊息有份量，這大概是因爲人們知道在自己的地區裡會被告知各種訊息，以致於任何進一步的訊息都會得到重視 [8] 。《前進日報》主要報導維吉尼亞州的夏洛特維爾這個地方的事件。一隻狗咬傷郵差只有在最密切關連到自己的區域時才會被報導出來。一整群狗必須將郵差咬爛，才會被報導到更遠的地方，而且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孟買，那麼也不會在柏林報導出來。 因此，距離必須由訊息的份量、少見性、或神秘性來加以補償，而這些同時傳達了一個訊息：在我們這裡幾乎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 5) 違反規範也會特別受到注意。這個道理適用於違反法律，而且尤其適用於違反道德符碼，而近來也適用於違反“政治正確” [9] 。在媒體的呈現中，違反規範經常具有醜聞的特色。這會強化共鳴，使一幕幕情景變得栩栩如生，並排除掉醜聞發生時可能表示的理解與原諒。在醜聞的情況中，對醜聞的表態有可能變成更進一步的醜聞。

比起藉由其他方式，大眾媒體藉由報導這些違反規範和醜聞，更能製造共同關注感和義憤感。在規範文本本身中人們可能讀不出這個道埋，違反才眞正製造了規範——而這個規範先前在大量有效的規範中就只是“有效”而已。當然，前提是沒有人認識這種偏離 b 的全部範圍，而且也沒有人知道別人在相應的情況中會如何行爲。但是在違反 ( 而且是：被相應挑選出來的違反）被當作個別情況報導出來時，這一方面強化了義憤感並由此間接強化了規範本身，另一方面也強化了人們曾稱爲“多數無知” c 的東西，亦即，更加使人們無法認識偏離本身的常態性 [10] 。而且這不是以訓斥或意圖教化的冒險形式出現——訓斥或意圖教化在今天更可能引發反社會化的潮流——而是以一個僅止於報導的無害形式，這個形式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做出「並非如此！」的結論。

舉個與此相關的實際例子：人們從許多犯罪社會學的研究得知，即便是嚴重犯罪程度的違法，在青少年中也不是罕例而是常例 [11] 。這個出發點導致人們要求除罪化，並將預防行爲納入教育之中。然而由於此違法率無論如何並沒有隨著年輕人年紀增長而持續，因此人們難以判斷預防措施的功效，而且對這個議題的意見也依舊是分歧的。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限縮例子，也就是說，在傷害難民與傷害其他外國人的重大犯罪這個脈絡中，那麼，這個現有知識仍然沒有得到注意。鑒於這樣一個青少年犯罪“論題的更換”以及其所帶有的政治意涵，人們無法回頭求助於「常態性」這種說法。這個問題支配著報導，而無法用常態的暴力犯罪、性犯罪和財產犯罪來代償。一種政治上的行動壓力也因此而生，它不再讓大眾媒體以常態的角度進行報導。

除了對違反規範的報導外，還存在一個對於反常的東西（「人工湖裡有鰐魚」之類）的偏好，這個東西關連到一般所期待的狀態，而且如果被歸到娛樂部分會更好。持續重複關於違反規範的訊息，後果可能是高估社會道德腐敗的程度，尤其是當被報導的大多是“起主導作用”的知名人物的行爲時。人們幾乎不可能認爲這樣的效果會發生在其他的反常例子之中。（沒有人「去檢査自己的游泳池是不是也躲著一隻鱷魚。）但是，這只證實了，規範比事實更經不起偏離——在事實那兒，人們是藉由「或許有可能 / 可能性極低」這組區別來調節自己的期待。

(6) 當道德評價能夠加到違反規範上時，亦即當違反規範能夠被用來尊敬或鄙視個人時，違反規範就會被特別挑選出來報導。就此而言，大眾媒體在維持與再生產道德中具有一個重要功能。當然，這並不能被理解爲彷彿大眾媒體有能力去固定倫理原則，或提升社會的道德水準，讓人們做出好的行動。在現代社會中沒有一處具有這樣的能力——教皇、宗教會議、國會、《明鏡週刊》 d 都辦不到。人們只有靠著被逮到的罪犯才能展示，這樣的判準是必要的。被再生產出來的僅僅是道德符碼，也就是好的與壞的或惡的行動之間的區別。設定判準，最終是由法律系統負責的。大眾媒體只是持續讓社會自我激擾，在個體與溝通層次上再生產出道德敏感度。然而，這會造成一種道德的“解鑲嵌”，一種道德性談論，這種談論被課以無法控制的義務 [12] 。藉助於轟動的案例——惡棍、犧牲者與能人所 不能的英雄——道德被呈現出來並持續獲得更新。接收者很典型地不會將自己歸到這些團體中。他仍舊是——觀察者。

(7) 爲了讓違反規範能夠被辨認出來，也爲了讓讀者 / 觀眾更容易建立自己的意見，媒體偏好將事情歸因於行動，亦即行動者。人們無法全然說明那些雖然不是強迫性的，但卻能引發行動者行動的複雜背景。如果那些背景被論題化，那麼討論便會圍繞在功過的問題上。當人們聽到一個帶頭的政治人物做了一個決斷，人們還是不知道誰做了這個決斷——也許除了柴契爾夫人之外。

針對著一個正是在經驗社會學中普遍出現的錯誤，我們必須強調，行動或行動者都不會作爲經驗事實而被給予 [13] 。 一個行動或行動者的界線（以及由此而來的統一）既是看不到的也是聽不到的。無論如何，所關乎的都是相符於制度和文化的建構物 [14] 。根據較廣義的韋伯的看法，我們也能說，行動正是被一個起類型化作用的理解所構成。這個道理使得我們能夠在媒體對行動的文化制度化所做的貢獻中，理解大眾媒體的功能：在媒體與「日常經驗中呈現爲眞實者」之間來回複製行動模式，並因此磨掉和再建不尋常的行動。

同樣地，對個人的興趣也是被再生產出來的，而這是藉由一些形式來進行的，這些形式並不依賴於人們能進到當時個體的生化過程、神經生理過程或心理過程中 [15] 。尤其在那些人們認爲自己的未來取決於行動和決斷的時代，對個人的重視就會明顯地增加。對社會而言，個人是未知的未來的有形象徵。一方面，他們都是（或可能是）已知的，而如果是經由電視，那麼他們的臉孔、身體、運動習慣也是已知的；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們之後會如何行動。「或許能影響他們的行動」這個希望便立基於此。如果——尤其是在政治領域中——另外出現了對個人的自我表演與意圖宣稱不信任的情形，那麼個人的功能依然不會消失，即，讓人們看見對未來的未知；而這個功能是發生在經驗世界中，這個世界總的說來是而且一直是如其所是。

藉著關連到行動與個人，大眾媒體系統爲自己創造了重要的歧義性，而這是與日常溝通相銜接的。多義性的確會出現在每個溝通中，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考察，這個多義性如何以及在哪裡被定位，以實現特殊功能 [16] 。將行動和個人加以論題化有一特殊功能，即，掩蓋住系統界線，並因此掩蓋住不同系統的運作模式之間的區別。行動和個人這兩個概念不能被侷限在社會過程、意識過程、生化過程或神經生理學過程中。反而，這兩個概念預設著，所有這些過程都有助於行動和個人的形成，而同時人們又不必經由這兩個概念來弄清楚，這些過程如何共同地起作用。顯然，這種不清楚有助於快速溝通。但同時它也操控著能被銜接上來作爲進一步溝通的東西——以及不能被銜接上來的東西。

(8) 對時事性〔 Aktualität 〕的要求使報導集中在個別情況——偶發狀況、意外事故、故障失靈、新的想法。被報導出來的是事件，這些事件已經在剛剛發生了，如果報導讓它們成爲已知的話。對遞迴性的要求使稍後的報導關連到這些事件——例如，將這些事件加上一個典型的意涵；將這些事件編入一個可繼續被敘述的敘事脈絡之中。有時，所報導的偶發狀況促使新聞去報導類似的事件，然後報導事件“系列”。凱靈爾和哈通把這些事件稱爲“關鍵事件” [17] 。顯然，事件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會傾向於進行遞迴並建構起系列。額外的報導能夠有助於這種增値，能夠關連到災害的程度、勉強逃過一劫的大災難、局外人 ( 亦即，可能是任何一個人）受到波及、以及疑慮擔負責任的人有所掩飾。這些條件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所推測旳「公共領域的興趣」而改變。一直以來，媒體給予其報導的內容和方式一種特別的細微差異，並藉此決斷出，什麼東西只在特殊處境中具有重要性而必須被遺忘，而什麼柬西必須被一直記起。大眾媒體系統使用或者重新製造圖式來進行遞迴，而這些圖式在媒體中的效用並不或幾乎不依賴於，它們被個別情況的具體狀態所印證。

(9) 最後要提出來討論的特別情況是，意見的表達也能被當成新聞而傅散 [18] 。報刊、廣播、電視等有很大一部份的材料之所以出現，乃是由於媒體在其自身中反映自身，並且再次將此情形處理成事件。人們可能會被詢問意見，也可能會主動發表意見。但是如果沒有大眾媒體的話，這些事件是不會發生的。世界好像額外塡入了噪音、倡議、評論、批評。在做出決斷之前，知名人物會被詢問需要什 麼和期待什麼；在做出決斷之後，他們會被詢問對於決斷的看法。藉此，就能強調出原本就會發生的事。即便評論也能再度引發批評，而批評也能引發評論。大眾媒體能以這種方式增加自身的敏感度，並且適應——從媒體自身中產生的——公共意見的改變。對此有一個不錯的例子是，美國關於越戰意義的態度改變，直到今天（或許正因爲這一個態度改變），美國在進行任何一項軍事行動時，媒體都還會記起越戰。

相應地，選擇的判準在此也必須雙重化。事物本身必須夠有趣。而且意見表達必須出自一個由於地位或個人而具有高度聲望的來源。讀者的來信也是預先選擇過而刊出的——部份是基於來信者的地位、姓名或所屬的組織，但也不能讓選擇太過明顯，如此一來，讀者來信這一欄就能被認為是一般民眾的意見表達。因此，這種意見新聞有著雙适功能：一方面，它強調意見對象是什麼。由於意見被 表達出來，所以「意見對象是什麼」一直是被討論的論題。而且這個論題會藉由新聞重複使用意見來源的意見而強化這個來源的聲望。眞實事件和意見事件以此方式持續相互混合，並因此爲閱聽人建立黏稠的意見群，在這團意見群裡人們雖然仍能區辨出論題，但卻再也不能區辨出訊息的源頭了 [19] 。

(10) 所有這些選擇判準都會被強化，並被更進一步的選擇判準所補充，因爲恰恰是組織在進行選擇，並對此發展出自己的例行程序 [20] 。組織的工作在於讓已事先在大眾媒體系統中盡可能選擇過的訊息適應於專欄和樣版。如此一來，最終要選取什麼訊息，主要就取決於時間和可用空間（可用的發送秒數、可用的欄位）。適用於此的判準是在「可重複使用」這個考量下儲存起來的，也就是說，這些判準本身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特別刺激的，既不被以道德方式說出，也不包含衝突。所有這些考量都會在「組織的綱要化」這個層次上消失，因爲這些考量都會讓組織的工作承受太多負擔。組織的綱要本身正好對立於這些綱要認爲“有新聞價値”而推薦的東西。組織正是藉著以其他方式工作來實現自己的全社會功能。

如果人們將這十項選擇判準當作形式——這些形式一併帶有另外一邊，而且持續記起這另外一邊——那麼値得注意的斷裂就出現了。不連續性沒有說到未來；行動、決斷、個人、在地興趣，沒有排除「干擾自外部而來」這個可能性。數量幾乎沒有說到發展機會——相反，作爲貨幣供給者的政治則是耽溺於發展機會的幻覺中。新聞製造並再生產出未來的不確定性——這與人們日常感知中已知的世界之連續性是相對立的。

這種自我強化的選擇判準網絡，特別會去處理每日新聞的生產。新聞應該要和不依賴於每日事件的深度報導區別開來。深度報導告知人們可能的新消息所具有的脈絡。它的新消息價値不在於對所有人而言皆以相同速度流逝的時間，而是源於閱聽人被推測的知識狀態，或源於部分閱聽人被推測的知識狀態——深度地報導某些疾病的特徵、遠方國家、科學發展、生態或氣候狀況等。這裡也關乎著 帶有眞理要求的訊息、被表達爲切合實際的事實。大量“專業書籍”尤其會實現這個目的，即，補充新聞本身的速度性、短暫性本質。它和娛樂沒有關係，我們會再回來討論兩者的區別。

至少從十年前開始，人們已能觀察到在新聞與深度報導的差異中的液化現象 e 。這個液化在於，被播報的新聞以電子形式儲存起來，並能持續重複使用。如今這個情況已發展到了極廣的程度，以致於在需要時，曾是新聞的東西能轉變爲深度報導。系統便重新從訊息中生產出訊息，因爲系統製造出深度報導脈絡，在這個脈絡中，被長久棄置並遺忘的新消息再次取得了訊息値。作爲社會學家，人們想要知道，這個二度使用的目的何在，以及是在什麼機會下被啓用。顯然，人們首先會想到「傷害名譽」這個意圖——藉由使個人的過往再次成爲已知而摧毀他們；但也會想到例如，意圖展示政治機構的怠惰，這些機構未曾對早就已知的東西有所回應。如果這個推測果眞被證實了，就有可能引發人們去追問，媒體基於何種動機而要再次闡明老舊到幾乎難以査證的眞理。

雖然眞或對眞的推測，對新聞和深度報導來說無可或缺，但大眾媒體並不是遵循眞 / 不眞這組符碼，而是在自己的認知性綱要領域中，遵循訊息 / 非訊息這組符碼。這可以從一件事看出，即，不眞並沒有被當成反省値來用。對於新聞和深度報導來說，「不眞能被排除出去」這件事是不重要的（或頂多在沒有被一併報導的調査研究的過程中，「不眞能被排除出去」這件事才是重要的）。訊息不是以科學的方式被徹底反省，即，必須以眞的方式確定，不眞能在眞被斷言前被排除出去。報導的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報導的選擇，而這一點深深影響了人們所稱的媒體溝通的氣候調節 f 。

即使人們區別出新聞和深度報導中不同的選擇判準，還是有可能犯錯：關於媒體建構實在，人們製造出總是過於簡單的圖像。的確，問題在於選取，但選取本身是一個複雜的事件——而旦不論這個選取依循什麼判準。每個選取都會將特定的同一性加以去脈絡化與濃縮 g ，這些同一性根本無法自己擁有“同一者”自身（ = 實體），反而，這些同一性只有在「重複關聯」、「遞迴使用」此一指涉關聯中，而且只爲此，才必須被指認出來。換句話說：只有當人們意圖回到某東西時，同一性才會被給予。但這同時意味著：確證和一般化。受到指認的東西被轉移進一個圖式裡，或是與一個已知的圖式相結合。它獲得了某個標示，並因下述情形而得到證實——而這樣的證實又足以造成下述情形——即，它在其他處境中再被使用時，仍能保有相同的意義。所有選擇——這個道理適用於日常溝通，也同樣適用於大眾媒體所突顯出來的溝通——因此都以濃縮、確證、一般化和圖式化之間的關聯爲基礎，而這個關聯不會以同樣方式出現在被溝通的外部世界中。這個道理是以一個命題爲基礎，即，正是溝通（或者就是：大眾媒體系統）才能賦予事態以意義。以另外一個概念來說，意義濃縮、論題、客體是作爲大眾媒體溝通系統的“固有値”而出現 [21] 。它們在系統運作的遞迴性關聯中被製造出來，而且不會依賴於環境對它們的證實。

隨著「同一性取得」所具有的這個特徵，一個形式就建立起來了，它的內部透過可再次使用性而突顯出來，它的外部則從眼前消失。但選擇始終也製造出「顯現出來的產品」的外部，亦即，不選擇或世界其他部分的“未標記空間” h 。標記強調出於某種理由而成問題並因此使人感興趣的東西。但是標記藉此同時讓「還存在著其他東西」這件事變得清楚。對溝通的理解——這裡也和其他地方一樣——需要訊息 / 告知這組區別。因此，「訊息是眞的」完全相容於「將告知觀察爲偶連的，也可以擱置的，由決斷產生的，被動機所決定的」一事。

在社會記憶裡，塡滿了以這個方式持續更新的同一性。在此，記憶不要理解成過去情況或過去事件的儲藏庫。媒體和其他認知系統都無法擔有這個儲藏庫。反而，重要的是持續地差別對待遺忘與記起。變得可用的溝通容量，藉由再度使用必要的意義統一，而恆新地進行載入 [22] 。記憶建構了重複，亦即冗餘，它帶有對當下實現者的持續開放，帶有持續更新的可激擾性。如同人們能從大腦的神經 生理學研究中得知的，這完全相容於系統的運作封閉性，而事實上，這正以此封閉性爲條件。因爲，如果環境本身變得主動，而沒有在系統中得到過濾的話，那麼對「对再次認識性」的自我測試就完全無法進行。記憶彌補了，事實上過度彌補了，「系統無法藉由自己的成效而在運作上接觸環境」一事，而且同時使系統有可能暫時聚焦在暫時處境上。標記熟悉的東西，會阻止當一運作跳往另一運作 時自身所期待的（與幾乎完全起作用的）遺忘，並同時將由此被活躍化的重新載入束縛到學習過程上。被記起的東西不需配有“過去的”這一個時間指標，而我們將看見，這對於「藉由重複來打廣告」有多麼重要。如果被記起的東西只是因爲系統要持續對溝通（以及神經記憶與心理記憶）進行一貫性測試而被提出來，那麼這個東西也能被經驗爲“新的”。因爲如果沒有記憶，事實上就沒有東西能作爲“新的”（ = 偏離的）東西而出現，而且如果沒有對偏離的經驗，就沒有記憶能夠建立起來。

如果可能性極低的訊息被突顯並被選取出來報導，那麼對選擇根據的追問也會很自然的出現 。 系統的、「專門選擇訊息」的符碼化與綱要化，彷彿自動讓動機疑慮出現了。自從印刷術引入以來，這個問題就存在了。既非世界本身也非智者的智慧，既非符號的本質，也非書寫的努力，可以解釋符號的產生。近代早期在面對「所有事物關聯 [ Sachbezüge ] 都成爲偶連」一事時，實驗了兩個不同的答 覆。其中一個答覆——關聯到理解——說，只有新的東西、驚訝的東西、人工的東西才能被享受，因爲所有其他的東西本來就如其所是。這是藝術理論的答覆 [23] 。另外一個答覆涉及到溝通的告知層面，並且期待在這兒找到旨趣。這是政治理論的答覆（在當時的意義下，政治被理解爲不折不扣的公共行爲）。它導致目的與動機的區別，溝通的顯性理由與隱性理由的區別。葛雷仙在社會溝通的一般理論中，將這兩個答覆結合起來。溝通是美麗外表的製造，藉由這個美麗外表，個體對其他人有所隱瞞，並因此最後也對自己有所隱瞞 [24] 。

今天，人們至少在大眾媒體系統中，還找得到這兩個相互減輕負擔的答複。一方面，可能性極低的東西變成了制度。它被期待。它被看作能引起注意的來由。另一方面則出現了背景推測，最廣意義上的政治推測。大眾媒體“操弄”著公共意見。大眾媒體追求著沒有被一併溝通的旨趣。大眾媒體生產著“偏誤”。可能，大眾媒體所有寫出來或播送的東西都切合實情，但這並沒有回答底下的問題：它 追求什麼目的？可能，大眾媒體重視商業上的成功，或是意識型態選項的推動，政治傾向的支持，社會現狀的維持 ( 而這正是藉由轉移對「恆新的新消息」的注意而出現的），或僅僅是自己商業上的成功。大眾媒體似乎同時在保護與毀壞它自己的可信任性。它“解構”自己，因爲它藉由自己的運作來再生產「記述式〔 konstativ 〕文本成分與施行式〔 performativ 〕文本成分」這組恒久的對立。

以上這些分析也適用於電視。至少，電視在播放新聞時，必須接受特有的限制，這個限制發揮著「可信任性」這個額外的好處：在拍攝事件時，電視受縛於這個事件實際進行的時間。電視不能在事件之前或之後，而只能在同一時間去拍攝事件（例如足球比賽、龍捲風、示威活動）。電視在此也有許多起塑造作用的介入方式——用較多的攝影機拍攝與運用蒙太奇，選擇角度與剪接，而且當然還有：選取專爲播放的事件以及播放的時間。藉由數位化，操弄的可能性也許增加了。但儘管如此，這一切都還是在一個特有的明證性中，這個明證性要回溯到拍攝時間與實際時間的同時性（這種同時性當然不是指，播放與收看的同時性），並因此不同於以文字將文本固定下來的作法。電視眞的“沒有時間”去操弄完全基本的素材。

在「用語言製造實在」與「用圖像製造實在」兩種情形中，對實在的測試最後是藉著同一系統中某些運作抵抗其他運作，而不是藉著再現世界的如其所是來進行。語言越來越必須放棄對實在的保證，因爲所有被說出的東西也能被反駁，相對於此，實在的再生產轉移到了可移動的、在視覺上 / 聽覺上同步化的圖像中 [25] 。的確，在這兒人們必須看出「重播」這件事，而且不應將播報的時間點和眞實事件的時間點相混淆；但是，圖像的速度與圖像在視覺上 / 聽覺上的和諧避開了在特定點上揭露出來的矛盾，並且給人一種印象，好像說，電視所播放的是一個已經測試過的安排。無論如何，並不存在著像字對字的矛盾那樣意義下的，圖像對圖像的矛盾。

重要的是，將始終有限的「操弄可能性」，以及始終有限的、時而誇大時而不徹底的「對操弄的疑慮可能性」看成是系統内部的問題癥結，而不是大眾媒體在其環境中製造出來的效果。只要讀者或觀眾參與，那麼理解（按照我們理論的預先規定）就跟著出現在系統中，因爲只有在系統中理解才能促成更進一步的溝通。不言而喻，系統會對環境造成各式各樣與不可計算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大眾媒體本身這個系統中，如何回應一再生產出來的「在獲知訊息時一種無助的疑慮」這種窘境。

在疑慮媒體操弄之時，訊息與非訊息這兩個符碼値重新合而爲一。它們的分隔被揚棄了——而且是以一個方式被揚棄掉，而這個方式不能成爲訊息，或是頂多能成爲新消息而已。當符碼化系統的統一反饋回系統時，系統頂多達及個別的運作，而不會達及它自己。系統必須與人們對操弄的疑慮同在，因爲它是以這個方式展開特有的弔詭——即訊息 / 非息這組差異的統一——並將這個弔詭送回到系統之中。沒有自我生產的系統能夠揚棄自己。而這一點也證實了，我們所面對的是系統符碼的問題。系統也許能夠藉由其日常的運作方式來回應人們對不眞的東西的疑慮，而不能回應人們對媒體操弄的疑慮。

[1] 對此，除了報業的通史外，也請見Lennard j. Davis，Factual Fictions: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 1983，頁42以下。此外，他所分析的資料也表明，提供新東西並將這種提供當成行銷的理由，這樣的必然性於十六世紀首先出現在娛樂部門，而且是起因於印刷品價格低廉；科學顯然在其後才加以仿效，給出一個專門以新事實和新的事實解釋為主的真理概念。

[2] 請見喜劇《新聞的内容》(The Staple of News)(1625年初次演出，1631年初版，引自Ben Jonson的版本（C.H. Herford Precy 與Evelyn Simpson所編）第六冊，Oxford 1966，頁277-382)，尤其是第二幕後面的“致讀者”這段補述（頁325): “此處發佈的新聞編得就像《年代》的新聞一般（每週都騙人錢）。要批 評它，最好針對這間荒謬的新聞内容處的成立。在那裡，時代看見了自己的愚蠢，看見了自己對内容輯錄的渴求，這些輯錄每週六出版，内容全是捏造，沒一句真話。”因此，這個批判從生產新消息的組織推論出不真。但在同一齣劇裡，人們也指出「驚奇/讚賞」的符號：

“先生，我驚嘆您規劃這地方的方法；裡面所有事物都這麼有組織，這麼恰當，這麼完備就像智慧娶了秩序。”

第一幕，第五場，第66-69行（前揭書，頁295)〔譯按：驚嘆原文為admire，根據魯曼的看法，admire同時包含了驚奇與讚賞的意思。請見本書第62頁，注24〕

[3] 從毋寧是研究專業的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們也發現一個與“新聞業”相關聯的觀看方式，這個觀看方式無視於媒體技術上的其他傳散形式。對此最新的研究，請見Bernd Blöbaum，Journalismus als soziales System: Geschichte, Ausdifferenzierung und Verselbständigung、Opladen 1994。

a 史騰（1716-1768)所著小說《項狄傳》的主人公。這本小說打破了「小說必須有故事」以及「必須按時間順序描述」這兩個前提。小說各處充滿了離題和插曲至還在中間插入卷首的題獻和序曲。史騰譲主人公的獨白貫串全書：他從自己的祖先嘮嘮叨叨地講起，直到要說自己時，卻無話可說。

[4] 而且如果世界是未知的，它也能一直保持未知，不論它到底有沒有被決定。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保持開放（並留給哲學家去回答），因為不論答案是什麼，都沒有區別。換句話說：訊息沒有機會出現在這個問題中。

[5] 這種對新聞要素或「可能的報導本身所具有的新聞價値」的追問，來自於 Johann Galtung 與 Marie Holmboe Ruge 的建議，請見其著，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 1965)，頁64-69。對於一張典型的清單——雖然遺漏了重要項目，但也有力地劃分出其他項目——請見例如Malcolm Peltu，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Media，收於 Harry Otway 與 Malcolm Peltu 所編，Regulating Industrial Risks: Science，Hazards and Public Protection ， London 1985，頁128-148 (頁137-138)。從曰益增加的風險意識這個觀點來看，人們會發現以下的選取：（1)直接與事件取向：（2)戲劇化與衝突：（3)負面性，因為壞消息通常都是戲劇性與衝突性的；（4)對人的興趣；（5)可拍攝性：（6)簡單的故事線： (7)時事性話題（現時消息的框架）：（8)媒體互咬：（9)獨家：（11)訊息來源的地位：（12)對在地的興趣。

[6] 在系統理論與演化理論中一個較新的語言使用也談及“吸子”〔Akktraktoren〕，以便指出吸引特定運作的結構條件。為了避免目的論上的誤解，我們仍舊使用“選擇判準”一詞。

[7] 如果這個重複仍證明是適當的，就可以得到原諒。“如昨天報紙某處已報導的.....”或是以子句的方式，偷放進來協助那些尚未得知最新消息的接收者來理解。

[8] 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 1992，頁174，提到1912年一份蘇格蘭報紙的頭條：“亞伯丁人落海失蹤”。這個意外就是鐵達尼號沈沒。〔譯按：亞伯丁位於蘇格蘭。〕

[9] 一個特別戲劇化的情況是，人們公開討論1994年8月初法院對德國國家民主黨主席迪克判以處罰的理由。曼海姆的法官們犯了一個轟動的錯誤，他們將一個應處罰的行動中的“性格剛強”看成是可減輕處罰的——而他們在「交通違規犯、小偷等不斷再犯」這件事中幾乎想不起這個論據。這個錯誤碰觸了政治禁忌，因此，當大衆媒體把對這個錯誤的認識傳散開來時，法務部長與總理被迫對此錯誤表示反感，而這種表示幾乎逾越了從憲法角度所劃出的界線，如法治國家、分權制度與司法獨立。也値得注意的是，大衆媒體迫使一個如此迅速的回應出現在自己之内，以致於完全沒有時間等著看司法是否會修正自己。大衆媒體對這一個微不足道情況的大肆報導可能導致一個問題，即，哪些負擔是德國這個法治國家能夠承擔的。

b偏離的德文是Devianz，一般譯為偏差，但這個譯詞有濃厚的價値意味，今改譯偏離，以避此嫌。

c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是傳播科學的概念，意思如下：團體中的成員雖然不同意所處團體的規範，但由於認為其他多數成員同意這個規範，因此基於恐懼孤立，而表現得仿佛自己同意一般。

[10] 對此請參閱 Heinrich Popitz，Über die Präventivyvirkung des Nichtwissens: Dunkelziffer, Norm und Strafe，Tübingen 1968。如果人們把大衆媒體對個別情況的報導包含進來的話，就很容易得出結論：正是對個別情況的醜聞化，導致這種行為的廣泛分佈被低估，而注意力更被引向規範本身。

[11] 請參閱例如 Günther Kaiser， Jugendrecht und Jugendkriminalität: Jugendkrimim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Gesellschaft, Jugendrecht und Jugendkriminalität，Weinhein 1973，頁43。

d德國境内發行量極大且深具批判性的週刊。

[12] Richard Münch，Moralische Achtung als Medium der Kommunikation，收於同一作者，Dynamik der Kommunikationsgesellschaft，Frankfurt 1995，頁 214 以下。他由此推論，道德作為現代社會的象徵一般化媒介，遭遇膨脹與緊縮的趨勢。這兩種趨勢大概是同時出現的（而不只是交替出現）：人們對道德已談了很多，最近甚至對倫理也談了很多，但人們卻不敢相信它們，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藉田“給出”道德象徵來克制自己。

[13] 然而，這還沒有解釋社會學行動理論為何固執地緊握這個錯誤不放，為何奇特地抗拒枇判。所關乎的似乎是主體的一條前方防線，藉著這條防線，主體還不必取自己的名字，還不必設想關於自己的概念。

[14] 對此請見 John W. Meyer、John Boli 與 George M. Thomas， Ontology and Ration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Account，收於 George M. Thomas 等，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onstitution Stat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Newbury Park CaL 1987，頁 12-37。

[15] 順帶一提，這相應於persona/Person的古老詞史與概念史。對此也請見Niklas Luhmann，Die Form “Person”，收於同一作者，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第六冊，Opladen 1995，頁 142-154。

[16] 對此，自從 James G. March 與 Johan P. Olsen，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J Bergen 1976 發表以後，人們在較新的組織研究中發現了個案研究。也請參閱Martha S. Feldman，Order without Desig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olicy Making，Stanford Cal. 1989。以前，人們把歧義性特別看成是對壓力或角色衝突的解決之道。

[17] 請見 Hans Mathias Kepplinger與 Uwe Hartung，StörfallFieber: Wie ein Unfall zum Schlüsselereignis einer Unfallserie wird，Freiburg 1995；Hans Mathias Kepplinger 與 Johanna Habermeier，The Impact of Key Events on the Presentation of Reality，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3)( 1995)，頁371-390。

[18] 即便是這一點，長久以來也被不信任地觀察著。在班·強生，《新聞的内容》，1625 / 1631，第一幕第五場，第21-54行 (前揭書，頁295)中，我們讀到：

“看看各式各樣人的意見吧！對一些人來，

印刷出來的意見就是新聞；

他們只相信從印刷品中看見的東西，

除此之外，就沒有勇氣相信其他東西。”

[19] 一個特別的問題是，媒體作為組織或作為記者精神特質，是不是也參與這一個混合？或是，至少在這裡將新聞與評論嚴格區隔開來是不是有價値，如同特別在盎格魯薩克遜報紙中，這個區隔隔是很普通的一樣？

[20] 對此請見 Manfred Rühl，Die Zeitungsredaktion als organisiertes soziales System，Bielefeld 1969，以及同一作者,Journalismus und Gesellschaft: Bestandsaufnahme und Theorieentwurf，Mainz 1980。在他之後，有一些經驗研究證實了他的命題，即以例行的程序選取有新聞價値的東西。一個概要的介紹，請見Marcinkowski前揭書（1993)，頁98以下。 在此特別讓人驚訝的是，轟動的東西是多麼作為例行程序的產物而出現。

e曾是各自獨立報導出來的新聞，稍後可能經由深度報導而集中在一起，彷彿是瓦斯變成液態一樣。

f根據紐勒—紐曼的沈默螺旋理論，媒體溝通的氣候調節即指，大衆媒體對個體周圍的意見氣候的形塑。也就是說，大衆媒體調節了個體對其他人的意見的感知。這種感知會影響到個體的行為：當他感知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時，如果他持贊成意見，就會因此沈默，反之，如果他亦持反對意見，就會勇於表達。如此，便形成了意見不同者越來越沈默，意見相同者越來越勇於表達的一個嫘旋狀過程。

g此處的濃縮即史班賽—布朗意義下的濃縮。用第一形式法則來說，就是：“一個命名再做一次，它的値是那個命名的値。”亦即，一個命名重複一次，値仍舊不變。附帶一提，下文的確證也同樣是在他意義下的確證，亦即，一個命名的値就是這個命名再做一次而出現的値。請見George Spencer Brown，Laws of Form，頁1(第一形式法則）、頁5(濃縮）、頁10(確證）。

[21] 請見 Heinz von Foerster，Objects: Tokens for (Eigen-）Behaviors，收於同—作者，Observing Systems，Seaside Cal. 1981，頁274-285：德譯本，收於同一作者，Wissen und Gewissen: Versuch einer Brücke，Frankfurt 1993，頁103-115。

h未標記空間與史班賽-布朗的「未標記狀態」事實上是同一個概念，但魯曼較常使用前者，而史班賽-布朗《形式法則》一書中則始終使用後者。後者意指一種與標記狀態區別開來的狀態，也就是與命名的値區別開來的値。對此的詳細描繪與證明，請見 George Spencer Brown，前揭書，頁 15-18。

[22] 這個道理也適用於神經記憶與心理記憶，而這些記憶回溯到計算著一貫性的大分子單位。請見Heinz Förster，Das Gedächtnis: Eine quantenphysikalische Untersuchung，Wien 1984。也請見同一作者，Quantum Mechanical Theory of Memory，收於同一作者所編，Cybernetics: 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Transactions of the Sixth Conference 1949，New York 1950，頁 112-134；同一作者，Was ist Gedächtnis, daßes Rückschau und Vorschau ermöglicht，收於同一作者，Wissen und Gewissen：Versuch einer Brücke，Frankfurt 1993，頁299-336。

[23] 對於十六世紀義大利藝術討論的開端（十七世紀時，「只有新東西才讓人喜歡」這一句話已經是陳腔濫調了），請見Baxter Hathaway，Marvels and Commonplaces: Renaissance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1968，頁158 以下。

[24] 很明顯，這相應於一個舊的修道院傳統，這個傳統試圖藉由避開溝通來讓僧侶更誠心地進行宗教經驗。同時，也就是在十七世紀，楊森教派信徒將個體本身對他人動機的不透明性等同於對自己動機的不透明性。

[25] 對此，請參閱 Wlad Godzich，Vom Paradox der Sprache zur Dissonanz des Bildes，收於 Hans Ulrich Gumbrecht與K. Ludwig Pfeiffer 所編，Paradoxien, Dissonanzen, Zusammenbrüche: Situationen offener Epistemologie，Frankfurt 1991，頁747-758。

本文转自公众号 | 大尾魯曼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