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它不像蝗灾、旱灾那样能让你抬头望天跺脚骂地，它就是不出声地钻进大街小巷，一个晚上就能抬走半座城的人，可咱中国文明没被它干断了，人口曲线反而总是在一轮轮猛跌之后又硬挺挺地抬起头来，靠的啥，靠的不是哪个神医开了挂，而是一整套拿血和泪给硬生生磨出来的“ ancien
“瘟疫”这两个字，在二十四史里冒出来整整322次
它不像蝗灾、旱灾那样能让你抬头望天跺脚骂地，它就是不出声地钻进大街小巷，一个晚上就能抬走半座城的人，可咱中国文明没被它干断了，人口曲线反而总是在一轮轮猛跌之后又硬挺挺地抬起头来，靠的啥，靠的不是哪个神医开了挂，而是一整套拿血和泪给硬生生磨出来的“ ancient CDC ”。
建武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8年，南阳郡闹“大疫，死者万数”，刘秀没让太常卿去烧香拜佛，反倒是下了一道听起来特别没人情味的命令，郡县都得设置“病徙坊”，但凡是生病的人，都得关进一个空亭子院里，吃饭拉屎都不能出院子，里正天黑了就得把门封上，这说白了不就是方舱隔离、封控管理嘛
亭长手里拿着个二尺长的木板，上面刻着“疾者入，健者出”，简直就跟今天的健康码一个意思，谁要是敢偷着跑出去，直接就给你罚去当官奴充军边疆，这么硬气，背后其实是东汉刚经历了王莽篡位、赤眉之乱，人口都没了十分之四，再死下去就真的没人了。
时间一下子到了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217年，又是“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曹丕在《与吴质书》里写“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建安七子一下子就没了五个，太医院也拿不出什么特效药，只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切断传染链”上，邺城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口罩”，用麻黄、细辛这些药材塞进布做的小袋子里，上朝的时候系在袖子内侧，吸气的时候隔着这个囊
这玩意儿真能防住病毒吗，现在的药理学证明麻黄碱确实能缓解支气管痉挛，起码能让当官的说话不咳嗽，朝会能开下去，整个行政体系就不会崩掉，那时候曹魏还颁布了“掩胳令”，但凡是尸体，必须在太阳出来前用生石灰盖住脸深深埋掉，一寸都不能露出来，后来考古的在亳州曹操宗族墓里，还真就掘到了厚到半尺的石灰层，里面还混着碳化的稻壳，用来吸湿防渗，这技术细节真是满满的。
唐代直接把这套东西升级成了“疠人坊”的国家制度，长安城里总共设了六个坊，归太医署直接管，还让和尚道士轮流去做心理安抚，坊门早上开晚上关，送饭都用辘轳吊个篮子，绳子长三丈，墙外面的人连个影子都碰不着
开耀元年有个叫王焘的进士被贬官，亲眼看到“疠者至，则舁入坊，脱故衣，投沸汤，付新袍”，旧衣服全都集中扔进“高温消毒柜”，也就是一个巨大的铜锅里，放上花椒、艾叶一起煮开三次，再拿出去晒七天，循环着用，王焘把这整个流程写进了《外台秘要》，给世界留下了最早的书面“消毒标准作业程序”。
北宋就更绝了，朝廷在汴梁搞了个“漏泽园”，表面上看着是个义冢，实际上配套的是疫病时期的“火葬场”，宋朝人知道土埋没有火化快，但火葬又冲击儒家那个“身体发肤”的观念，所以官方就玩了个文字游戏，说疫病死的“非其罪也，天也”
可以“先焚后瘗”，先把尸体烧了再把骨灰埋了，这样既全了孝道又断了传染，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记着，漏泽园“有窑八，昼夜不熄，一尸投之，顷刻灰化”，考古队后来在今天开封南郊真找到了对应的遗址，窑壁烧结的温度能到1000℃，直接拿北宋官窑的技术来烧病毒，你说硬核不硬核。
到了明代，抗疫这事儿都被写进了《大明会典》的常设条款里，隆庆三年南京大瘟疫，应天府尹张鸣瑞就在聚宝门外“掘深沟，广二丈，引江水灌注，浮尸悉投其中”，这等于是把护城河当成了一个“流动隔离带”，水冲走的不是人命，是传染源，更细致的还有“绳诊”，郎中不直接给病人搭脉，而是牵一根丝线，一头系在病人手腕上，另一头医生自己拿着，隔着窗户诊脉
今天看起来跟耍杂技似的，却是中医“望闻问切”里最极致的无接触版本，丝线随时都能烧掉，医生当天再配上“辟瘟丹”，用大黄、苍术、雄黄一起磨成粉，拿蜡丸封起来，官府每天发两粒给守门的兵卒，含在舌头底下，就跟含着消毒片差不多。
清代更是把“防疫”搞成了一场全民情报战，康熙四十一年五月，杭州“鼠疫”突然起来，巡抚张泰交在《申报督院文》里留下了一张“疫情地图”，城里分成八个厢，每个厢设一个“地甲”，天天查户口，谁家有发热的就在门口插个三角小旗，旗子的颜色还分寒热，巡逻的兵丁一看见旗子颜色就知道这户人家是缺米还是缺药，第二天衙役就送药送炭上门，这套“色标管理”后来被来中国的传教士李明带回了法国，1752年巴黎就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卫生警戒旗”，比英国约翰·斯诺那个“霍乱地图”早了整整一百年。
你别以为古人只会搞行政管制，他们更早就意识到了“数据”的价值，乾隆五十八年北京闹“鼠瘟”，太医院判吴谦奉旨编了本《疫疹一得》，第一次把“发病人数、死亡时辰、用药次第”做成了表格，每天更新，贴在九个城门口，老百姓一看那个折线图就知道疫情是涨是跌，商贾们也好决定是开市还是歇市，这比英国伦敦的“周死亡公报”还早了三十年，数据一公开，恐慌反而降下来了，药铺也不再被挤兑，价格也稳住了。
技术之外，还有“经济抗疫”，万历十五年山东闹鼠疫，户部发了两万两银子，但不是直接发钱救济，而是搞“以工代赈”去修曲阜的孔庙，流民有活干有饭吃，城池也修好了，疫情过去之后祭孔的旅游经济马上就回血了，同样的思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遇到疫情，就改道去了松江，命令三千织工“赶制万民伞”，既把人隔离开又让他们开工，丝绸出口不但没降反而还升了，古人早就明白，让人闲着，比病毒本身更可怕。
当然，他们也踩过不少坑，东晋的葛洪在《肘后方》里推荐“悬虎头于门上”驱疫，结果建康城的老虎都被打光了，野味市场没货了，蝙蝠反而被大量抓来吃，间接给下一次人畜共患病铺平了道路，唐末成都有人“以符水咒疗”，节度使陈敬瑄一次就活埋了三百个说“妖言”的人，结果疫情没止住，民变倒先起来了，历史都是用血写的，科学之外，任何极端搞法都会遭到反噬。
1910年冬天，东三省爆发肺鼠疫，清廷起用了31岁的伍连德，他在哈尔滨傅家甸第一次搞大规模焚烧尸体，结果被乡绅们联名抵制，伍连德就搬出《大明会典》里“先焚后瘗”的条文，又请出孔子的六十二代孙孔令贻来站台，说先圣也同意“疫疠非常，权宜从变”，三天之内，两千具棺材全都被烧了，大火三天都没熄，那条S形的疫情曲线应声就断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瘟疫，也是古代防疫逻辑跟现代公共卫生的一个交接点，伍连德后来说，“我不过把两千年前的办法，用口罩和显微镜又做了一遍。”
从“病徙坊”到方舱，从石灰深埋到生石灰消毒，从丝线诊脉到远程问诊，中国古人手里没有显微镜，却硬是用制度、数据、物流、心理战，把一次次掉下人口悬崖的我们又给缝了回去，他们的智慧不是什么玄乎的“祖传秘方”，而是清醒地承认病毒不讲政治、不讲道德，人能做的就是比它多算一步，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最该记住的不是某个药、某个方子，而是那份“再惨也要把流程跑通”的冷峻和务实，病毒一直都在，庆幸的是，中国人也一直是那群总能在灰烬里播种、在断壁中修墙的人。
参考文献
1.张泰交：《申报督院文》，清康熙刻本，浙江省图书馆藏。
2.王焘：《外台秘要》卷四十“疠疫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点校本。
3.吴谦：《疫疹一得》，清乾隆六十年太医院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来源：忆空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