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們接下去討論之前，首先有必要更仔細分析自我指涉 / 異己指涉這組內建於系統的區別。對每個外部觀察者來說，例如我們，一件明顯的事實是，正是運作上被生產出來的系統界線——即系統與環境的差異——被複製進系統裡頭。因此，在系統能於其內部將這個以此方式製造出來的差異

本文转自公众号 | 大尾魯曼

第二章 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

在我們接下去討論之前，首先有必要更仔細分析自我指涉 / 異己指涉這組內建於系統的區別。對每個外部觀察者來說，例如我們，一件明顯的事實是，正是運作上被生產出來的系統界線——即系統與環境的差異——被複製進系統裡頭。因此，在系統能於其內部將這個以此方式製造出來的差異應用成區別，並因此應用成自己進行觀察時的圖式之前，系統首先就要運作而且要持續運作下去，例如說能繼續保持生命或繼續溝通下去 [1] 。因此我們必須將差異與區別區別開來，而這就需要確立系統指涉（在這裡是指大眾媒體），或換句話說，確立一觀察者的觀察，這個觀察者能夠將他自己和他正在觀察的東西區別開來。

若更抽象地說，並使用數學術語來表達的話，那麼這裡涉及的（對作爲觀察者的我們來說），就是一組區別“再進入”已被這組區別區別開來的東西裡頭。如史班賽 - 布朗做的形式計算所指出的 [2] ，再進入是一個計算的界線運作，這個計算一直都在一階觀察的層次上，也一直都在二値區別的範圍裡頭 [3] 。再進入必須一開始無可表述地被當作前提，（因爲觀察需要一組區別，而且也因此以「觀察 / 區別」這組區別爲前提），但在結束時仍能被標示出來——不過這只能用一種方式來達成，而這種方式會造成“無法解決的未規定性”，這個未規定性不再能用嚴格的數學算術形式與（布林）代數形式來處理 [4] 。

一項重要的結果是——馮·佛斯特早先已強調過 [5] ——這種計算再也不能被當成一種工具，用來以再現的方式確認“客觀”眞理；相反，這種計算變得“雙重穩定 ” ，因而產生了自己的時間，它透過自己的運作序列，彷彿“消耗”這個時間，就像電腦一樣。因此，內部生產出來的未規定性就在諸運作的先後接替之中被解決了，而這些運作能夠一個接著一個先後實現不同的東西。系統取得了它自己的時間，而且建立起所有的運作，並期待著其他的運作將跟著出現。大眾媒體這個系統也如此運行，它假設自己的溝通在下一個小時或隔天仍會持續進行。每一個節目承諾了另一個節目。這裡所關乎的絕不是目前如其所是的世界的再現。

系統必然需要一個“想像狀態”，以便那些掙脫計算的運作能持續下去，而這會造成進一步的影響 [6] 。人們也可以說，再進入是一個被掩蓋的弔詭，因爲它將不同的區別（系統 / 環境，自我指涉 / 異己指涉）當成同一組區別。當系統進行感知時，「如其所是的世界」與「被觀察的世界」這組區別變得模糊了 [7] 。雖然存在著許多文化上可依賴的方法來修正錯誤；而且自馬克思、佛洛伊德以來，當人們知道，所有人都被隱性旨趣和動機所引導時（這個知識已由大眾媒體傳達出來），也存在著一些方法來疑慮自己。正是爲了這些目的，社會才有“批判”的知識份子與治療師。但在運作性實在中，這些都只是準備用來修正的東西，亦即未來的觀點〔 Zukunftsperspektive 〕，然而在運作實現的當下，如其所是的世界和被觀察的世界是無法區別開來的。

爲了解決兩個世界的混淆所產生的弔詭，所需要的是想像或有創造力的想法，雖然這些有創造力的想法反身指涉到剛達成的系統狀態，但並沒有被這個系統狀態決定。這個系統狀態進到下一個溝通裡頭，成爲激擾、驚訝、新穎，而這個「新東西之新穎」的起源、出處的神秘，無法藉由系統的運作得到澄清 [8] 。系統將自己——無法藉由自己的運作來達及——預設爲自己製造出來的激擾，然後將激擾轉成訊息，這些訊息是系統爲社會（並且是爲社會中的自己）生產出來的。這就是爲什麼系統的實在總是系統自己運作的相關物，總是自己的建構。

雖然大眾媒體在運作上是封閉的，但溝通的論題確保大眾媒體不會拋棄社會，離開社會。論題是溝通無可避免的要求 [9] 。它再現了溝通的異己指涉。它組織了溝通的記憶。它將各種討論集結成歸屬在一起的一群，以便人們在溝通過程中辨識出，論題是被改變了，還是被保留與持續了。所以接下來，在論題的層次上，異己指涉與自我指涉在系統自己的溝通內會持續地相互協調 [10] 。論題，例如愛滋病，不是大眾媒體的產物，它只是被大眾媒體吸收，然後用一種特別方式處理，並經歷著不同發展階段，這種發展階段不能從醫學診斷那裡得到解釋，也不能從醫生病人之間的溝通那裡得到解釋 [11] 。而最重要的，公開遞迴地討論這個論題——這是「早就已知 a 」和「對進一步訊息的需求」這兩種情形的前提——尤其是大眾媒體的典型產物，同時也是溝通持續所需要的條件；而確保這個公開的遞迴，會回過頭來對大眾媒體環境中的溝通產生影響——譬如，回過來影響醫學研究或製藥工業的計畫，這個工業可能從政治上所要求的強制測試中獲利數十億。

因此論題促進了大眾媒體和其他社會領域的結構耦合；在這麼做時，由於論題相當彈性與多樣，因此大眾媒體能夠憑藉著論題，達及所有社會領域。但相對於此，在大眾媒體的全社會內部環境中的系統，例如政治、經濟或法律，經常努力爲大眾媒體提供論題，並讓大眾媒體切實接受這些論題。大眾媒體在整個社會上的成功是基於它堅持接受論題，而且這無關乎社會對於訊息、意義建議、可辨識的評價，採取正面或負面的立場。大眾媒體系統對一個論題產生興趣，出發點常常是，這兩種立場都有可能。

論題公開之後，就能被看待爲已知；的確，可以當成前提的是，論題是被已知爲已知的，同時，對於個別論題的個人意見與討論，大眾媒體則是保持開放——這完全類似於：貨幣這個媒介能起著作用以確保社會接受它，其基礎在於，將貨幣的個別應用保持開放。在這兩種情況下， 對於個別意見或偏好的放任程度，會隨著論題與價格的不同而變化。「對變化的調節」此一設置打破了「共識與歧見、順從與個體性之間是互斥的關係」這種老套的、只從個體出發的說法。透過結構複雜性的增加，與適當媒介的演化，社會能夠實現更多不同的控制程度。此外，「已知被已知」一事確保溝通加速進行。溝通能以可當成前提的東西爲基礎，並專心將當時特殊的驚訝再次引入（讓這些驚訝作爲新的東西）。

一個觀察者（這個觀察者也可能是大眾媒體系統裡的組織）可以將溝通的論題與溝通的功能區分開來。例如，他可以對自己或對別人說：如果我們不播報某則新聞，如果我們取消氣象報告或近來出現的電影放映機〔 Bioskope 〕，我們將失去讀者。對此，溝通必須被反省爲溝通，亦即，必須實現自我指涉。論題 / 功能這組區別相應於異己指涉 / 自我指涉這組區別。觀察者使用這組區別，就能自由地選擇論題，而最重要的，就能自由地忽略訊息。他不需要受眞理單獨驅使，並因此讓自己不依賴於事先的規定。甚至，如果觀察者注意到功能，並能權衡被揭發的東西所帶來的轟動與風險，那麼他也能製造錯誤的或可能錯誤的訊息。

大眾媒體這個系統藉由運作性封閉製造出系統 / 環境這組差異，並因此必須在自己內部作出自我指涉 / 異己指涉這組區別，並在不斷改變的自身狀態中具體化這組區別。人們可以在這樣一個系統那裡辨識出這個系統所受到的影響。因此，所關乎的絕不是，藉助於大眾媒體系統去認識——不管是多麼被扭曲和有待修正——世界是如何生就，然後讓這些認識隨處可取。系統的自我描述能夠這麼宣稱。然而相反的，受過系統理論訓練的社會學觀察者，會描述出：系統是——以及如何地——在自我建構出來的時間界域裡，將運作連結到另一個運作，而且一再重新關連系統自己的訊息狀態，以便能造就出新奇的東西、驚訝，並因而造就出訊息値。我們很容易就理解，對操弄的疑慮會在這裡出現。當世界無法被模仿成如其所是那般，也無法被模仿成它隨時間改變的那般，就不難知道，人們會把利益當成是能隨意操弄系統的施力點，換句話說，就是將系統的運作和條件歸到外部原因。然而，對系統本身來說，這始終是徒勞的個人看法，而這些看法可以歸因到那些表達的人的身上。另外，其他的懷疑則以科學上多少可證明的因果理論爲基礎，這些因果理論如果有機會的話，能夠被報導出來。大眾媒體系統能夠取用這些判準，但只在一個形式下進行，系統依照這個形式能夠將所有東西轉換成大眾媒體溝通的論題。這裡所據以爲基礎的事實，是而且始終是運作上的封閉和——因此受到限制的——建構論式的系統運作模式。因此，迫切的問題就有了全社會理論的轉向。它必須是：什麼社會會用這種方式描述自己與它的世界？

[1]對此，請見A. Moreno、J. Fernandez 與 A. Etxeberria，Computational Darwinism as a Basis for Cognition，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ystémique 6 (1992)，頁205-221。

[2]請見 George Spencer Brown，Laws of Form，新印於 New York 1979，頁56以下，頁69以下。

[3]對此詳細的闡釋，請見Elena Esposito，Ein zweiwertiger nichtselbständiger Kalkül，收於Dirk Baecker所編，Kalkül der Form，Frankfurt 1993，頁 96-111。

[4]Spencer Brown前揭書，頁57。請讀者也注意一項重要的說明，即，這個未規定性並不是起因於自變項的使用——這些自變項再現了對系統來說無可規定的世界狀態——而是起因於計算本身的結構。亦即，未規定性問題無法透過將可能得自世界狀態的値放入數學等式的自變項中來解決。我們可以詮釋如下：在二値計算層次上無可解決的未規定性問題是系統分出所造成的結果，這個分出迫使系統藉由一個再進入，亦即藉由僅可於内部使用的「自我指涉/異己指涉」區別，來回應由分出而被給予的「系統/環境」差異。

[5]請見他在Whole Earth Catalogue這份期刊中的評論，Frühjahr 1969，頁14。德譯本收於Baecker前揭書（1993），頁9-11。

[6]Spencer Brown前揭書，頁58。

[7]即便在一般的溝通研究中，這個矛盾也被視為必然的。例如，請見Jurgen Ruesch 與Gregory Bateson，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New York 1951，第二版，1968，頁238 : “我們絕對無法非常清楚知道，我們指涉的到底是如其所是的世界，還是我們所看見的世界。”

[8]這也無法藉由系統運作所取向的二元區別而出現，或者無論如何都無法藉由一個二値的，取向於「真/不真」的陳述邏輯而出現。對此，請見 Gotthard Günther，Die historische Kategorie des Neuen，收於同一作者，Beiträge zur Grundlegung einer operationsfähigen Dialektik，第三冊，Hamburg 1980，頁 183- 210 ；同一作者，Logik, Zeit, Emanation und Evolution，收於同一本書，頁95-135。

[9]請參閱 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Frankfurt 1984 ，頁213以下，頁267以下。

[10]對此，請參閱 Frank Marcinkowski，Publizistik als autopoietisches System，Opladen 1993 ，頁1993，頁46以下。

[11]若要更仔細說明這一點，請考慮與例如同性戀或吸毒這些論題相近的論題而非醫療，以及更進一步，與存於這個論題方式中的政治挑戰相近的論題。

a在大衆媒體系統中，已知就意味著衆所皆知，並因此，下面所談的「已知被已知」就是衆所皆知被衆所皆知。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