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库门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位斯文清秀、身穿灰色长衫的年轻人，戴着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沈从文、张兆和

那是193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大约十点钟。

阳光斜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

石库门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位斯文清秀、身穿灰色长衫的年轻人，戴着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自称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

张家的看门人吉老头儿告诉他：“三小姐不在家，您进来等一下吧。”

谁知这位客人一听，非但不进门，反而退到对面墙边，站在太阳底下发愣。

吉老头儿有点不好意思，忙说：“您别走，我去请二小姐出来。”

张家大小姐常常不在，二小姐张允和就成了八个妹妹弟弟中的“头儿”。

一听呼唤，她“哒哒”地从绣楼跑下来，走到大门口。

认出是沈从文，张允和便说：“沈先生，三妹去公园图书馆看书了，一会儿就回来。您请进来坐吧。”

沈从文一听，反而显得不知所措，吞吞吐吐挤出三个字：“我走吧！”

这话像是说给张允和听，又像是自言自语。

张允和赶忙把话接回来：“外面太阳大，太热了，您到这阴凉处等吧。”

可他依然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张允和没办法，只好说：“那您留个住处的地址吧。”

他结结巴巴地告诉她，自己住在一家旅馆。

天啊，张允和心想：这怎么办？三妹张兆和怎么可能去旅馆找他呢？

沈从文转过身，低着头，挨着墙，慢慢走在半边洒满阳光的街上。灰色长衫的影子投在墙上，也跟着缓缓移动。

张兆和回来吃午饭时，张允和埋怨她：“明明知道沈先生今天来，你还跑去图书馆，躲他是不是？还假装用功！”

张兆和不服气：“我哪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本来天天都去图书馆的呀！”

张允和说：“别说了，吃完饭你马上就去。人家毕竟是老师！”

她把旅馆名称和房间号告诉张兆和。

张兆和一愣：“旅馆？我不去！”——原来，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正是张兆和的老师。

张允和劝道：“老师特地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总不太合适吧。”

张兆和还是摇头。

张允和左想右想，终于说：“还是得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毕竟是老师呀！”

张兆和只好答应，又问：“那我该说什么呢？”

张允和出主意：“你就说，我家有很多小弟弟，都很好玩，请你来家里坐坐。”

张兆和点头：“好，听你的。”她终于动身了。

不到一个小时，张兆和就带着沈从文回到了家。她让五个弟弟轮流陪着沈从文。沈从文很会讲故事，孩子们都听得入迷，尤其是最小的五弟。故事一个接一个，直到小家伙们都被叫去睡觉。

而张允和，早就识趣地避开了。

那是沈从文第一次到张家做客。

几天后，他回到当时任教的青岛大学。

第二年，经沈从文介绍，张兆和也去了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

那么当年在苏州的旅馆，他们两人到底是怎么开口说第一句话的？

这件事，张允和是几十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已经结婚三十六年，住在北京。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张兆和则在《人民文学》杂志社。

“文//革”期间，两人先后下放到湖北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

张兆和先走，沈从文晚了好几个月才动身。

在他出发前一天，张允和去送行。

闲谈中，沈从文终于说起三十六年前的那一幕：

“那天我从九如巷无精打采地回到旅馆，往床上一躺，午饭也没心思吃。正发呆时，忽然听到两声很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朋友。一定是她！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心也跳得厉害。打开门，果然看见兆和站在门外，两手背在身后。

我请她进来，她却后退一步，脸涨得通红，低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原来，张兆和把二姐教的话，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1933年初春，苏州城里，张允和与张兆和两姐妹正住在一起。

有一天，张兆和把沈从文写给她的信拿给张允和看。信写得委婉含蓄，大意是希望张允和能代他向父母提亲。

信里还说，如果父母答应了，就请张兆和早点给他打个电报，好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允和去找父母一说，没想到一下子就谈成了。

那时候发电报兴用文言，不爱用大白话。字越少越好，意思要到，还能省钱。

苏州的电报局只有阊门外那一处。张家住在城中，去发电报，得坐人力车弯弯绕绕走好长一段。

张允和在车上就开始琢磨电报该怎么写。

想到最后要署名，她忽然灵机一动：自己的名字“允”，不就有“答应”、“同意”的意思吗？

一进电报局，她递上电报稿，写的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她本来还准备了一肚子话，怕报务员看不懂、要问。谁知对方匆匆瞥了一眼，就直接收下了——什么也没多问。

张允和得意洋洋地回到家，告诉三妹张兆和：一个“允”字，可有两重意思，既说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

张兆和在一旁听着，没吭声。

她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于是她悄悄一个人，又坐了趟人力车，赶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一份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报务员一看，愣了：这是什么？密码？不行，不肯收。他坚持要张兆和改用文言写，张兆和偏不。

她脸红红的，解释说是喜事电报，费了好一番口舌，报务员才勉强收下。

这份电报里，竟然用了一个“吧”字，在当时可真是破天荒。

只可惜电文还不算最完满——少了个感叹号。那杯甜酒该有多甜啊！真是一封“蜜”电。

天长地久会有时尽，但这封电报、这句白话的“蜜”电，却在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心中，酿成了永不消散的甜蜜记忆。

张允和曾回忆，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别看张兆和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

张兆和倒也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反而一封封都保存下来，还一一编上了号。

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一看，竟然是沈从文老师写来的。

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没有编号，如果编下去，也许是“十三号”。

张兆和当然没有回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就来了——要是从邮局寄，恐怕都得超重一倍。

据张兆和说，这些信都被她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

至于第四封以后的信，她没有多提，别人也不便多问，但大家都知道她依然没有回信，只是大概保管得非常仔细。

大概是因为信写得太频繁、太长、也太直白了。张兆和觉得，一位老师写这样失礼的、近乎发疯的信，实在让她有些受不了。

终于有一天，她找到张允和，对她说：

“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

张允和问：“去做什么？”

张兆和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总写这些信给我，实在不好！”

校长笑了笑，回答：“这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说说你们的事？”

张兆和一下子急了，脸涨得通红：“不要讲！”

校长却郑重地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些话，是张兆和亲口对张允和说的，张允和说她记得清清楚楚。

可等到两姐妹都当上奶奶、有了孙女之后，偶尔再聊起这段“顽固地爱”与“不爱”的往事，张兆和却一口否认自己曾对二姐说过这些话。

有一次，那是1969年的初冬，张允和去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从文。

他一个人生活，看上去怪可怜的。

屋子里乱得吓人，几乎没地方下脚——书、衣服、杂物堆在桌上、椅上、床上……到处都蒙着一层灰。

张允和问他：“沈二哥，怎么这样乱啊？”

沈从文说：“我就要下放了！在理东西。”

可他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并没有真的动手整理。

他只是站在床边，张允和也找不出一张能坐的椅子，只好站在桌旁。

张允和问：“下放？我能帮上忙吗？”

沈从文摇摇头。

她看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就转身打算告辞。

沈从文却说：“莫走，二姐，你看！”

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似哭似笑地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脸上的神情羞涩又温柔。

张允和问：“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稍稍放下，像是要递给她、又像是舍不得，只将信贴在胸前暖了一下，并没有真的交出来。

然后他又把信塞回口袋，用手紧紧攥着，再也不拿出来了。

张允和这才发觉自己有点傻，怎么想看人家的情书呢？

她正看着他觉得有些好笑，沈从文却忽然说：

“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啊。”

说着，他就吸溜吸溜地哭了起来。

一位快七十岁的老人，竟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张允和站在一旁，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她只好悄悄转身离开，留他一个人沉浸、陶醉在那份春天般的“甜涩”之中。

参考书籍：张允和《最后的闺秀》

来源：一枚小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