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小满，那年刚上初二。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八十年代的冬天格外漫长。煤炉子的温度不足以驱散角落里的寒意，但却是全家人围坐的中心。

深夜推开家门，那声脆响像刀子一样刺进我心里。＂跪下！＂奶奶手中的拐杖重重落在父亲腿上，母亲缩在墙角，脸上挂着泪痕。

那是1985年的冬天，一个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夜晚。

我叫李小满，那年刚上初二。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八十年代的冬天格外漫长。煤炉子的温度不足以驱散角落里的寒意，但却是全家人围坐的中心。

父亲李国强在县里的纺织厂当工人，从前是厂里的骄傲，墙上还挂着他戴着大红花的劳模照片。那时候家里的老式立柜里，还珍藏着父亲的几本奖状和一枚铜质的＂先进工作者＂奖章。

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国营厂子效益不好，开始大规模裁员。父亲那双曾经灵巧操作纺织机的手，突然之间失去了用武之地。

我清楚记得父亲拿着解雇通知书回家那天。他站在门口，神情恍惚，像是丢了魂。瘦高的身影在煤油灯的光影下显得格外单薄。＂国强，咋了？＂母亲赵桂香迎上去，看到那张通知书后，脸色瞬间变了。

父亲一言不发，把通知书重重拍在桌上，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母亲安慰他：＂没事，咱们不怕苦，我去街边摆个小摊，日子照样过。＂母亲说这话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坚定。

可父亲从那天起，人就变了。他开始频繁出入县城里的那家＂红星饭馆＂，以前父亲偶尔喝点小酒，下岗后酒量见涨，常常醉醺醺地回家，满身酒气，动不动就冲母亲发火。

＂一个大老爷们，连口饭都挣不来，还有什么脸面活着！＂这是父亲醉酒后经常说的一句话。每当这时，母亲从不顶嘴，只是默默擦泪。

母亲在菜市场旁摆了个小摊，卖些手工缝制的布鞋和袜子。清晨四点起床，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天不亮就拿着货担子去占位置。回家时，常常已是星光满天。几个月下来，她的腰弯得越来越低，手上的针茧厚得像老树皮。

我们家住的是单位分的筒子楼，邻居隔着薄墙都能听见家里的动静。父亲醉酒后的吼叫声和摔东西的声音，让我在学校都抬不起头来。同学们背后指指点点：＂那个李小满，他爸下岗了，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可怜他妈。＂

或许是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告了状，奶奶从乡下赶来了。奶奶叫李秀兰，是村里有名的＂铁面婆婆＂，年轻时带着父亲和叔父们守寡，硬是把一家人拉扯大。

奶奶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比任何人都直。满头的白发梳得一丝不苟，盘成一个发髻。她总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蓝布褂子，冬天套一件灰色的棉袄，走路带风，拐杖点地的声音像是在敲鼓。

＂月明星稀鸟归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再难也要好好过！＂这是奶奶常挂在嘴边的话。自从父亲开始酗酒，奶奶就从村里搬来和我们住。她常说：＂人穷志不穷，再难也不能丢了骨气。＂

虽说七十有余，但奶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全家人做早饭。一锅稀粥，几个咸菜，却在她手中变得有滋有味。她还会收拾屋子，洗衣服，照顾我的学习。街坊邻居都夸她：＂李大娘真是个好婆婆，这么大岁数了还操心家里的事。＂

那一晚之前，我从没见过父亲真正动手打人。那天父亲比平时回来得更晚，走路摇摇晃晃，一进门就对着灶台忙碌的母亲大吼大叫。

＂你那点小摊挣几个钱？装什么贤惠！＂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刺耳的尖酸。母亲轻声劝他：＂国强，你喝多了，先去休息吧，饭马上就好。＂

＂休息？我一个大男人在家休息，让你一个女人养家？＂父亲一把推开母亲，锅里的菜汤洒了一地。就在这时，父亲突然扬起了手。

我站在门口，吓得一动不敢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奶奶的拐杖横空而至，重重地打在父亲的腿上。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奶奶声音虽然苍老却有着刀一般的锋利，＂打女人算什么本事？你爹在世的时候，再穷也没让我挨过一巴掌！＂

父亲被这一棍子打得一个趔趄，跪在了地上。酒劲还未消，脸涨得通红：＂妈，我这不是喝多了嘛...＂

＂喝多了就能打人？那酒馆老板怎么不打你？＂奶奶的拐杖又在地上重重一顿，发出＂咚＂的一声响，＂你看看你媳妇，为这个家起早贪黑，你不感激也就算了，还动手打她！＂

我从没见过父亲这样无地自容。透过厨房的小窗，我看到北风卷着雪花，就像父亲眼中的泪水，又冷又硬。

屋里一时沉默得可怕，只有墙上那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格外清晰。＂小满，去睡觉。＂奶奶对我说，声音恢复了平静，但脸上的皱纹里依然藏着怒火。

那晚，我辗转难眠。隔壁房间里，奶奶的声音时高时低，像是在给父亲讲以前的事情。我依稀听到＂你爹＂＂责任＂＂男子汉＂这些词。

第二天清晨，父亲悄悄离家出走了，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去找工作，有出息了再回来。＂纸条放在饭桌上，用一个家里常用的搪瓷杯压着，那是父亲最爱用的杯子，上面有个小缺口。

母亲看到纸条，没说什么，照常去摆摊。只是从那天起，每天收摊后，她都会在纺织厂门口站上半小时，望着工人们三三两两走出来，大概是期待能在人群中看到父亲的身影。

夜深人静时，我常听见母亲在缝纫机前叹气。那台老式的＂蜜蜂牌＂缝纫机是他们结婚时的嫁妆，陪伴了家里十几年，踏板的声音沙哑却坚定。

奶奶表面上骂骂咧咧：＂这个不孝子，一走了之，有什么出息！＂可我发现她每晚都偷偷在房里抹眼泪，白天则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有时候，她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摆弄着那根拐杖，眼神飘向远方。

＂奶奶，您在想什么？＂我问。

＂想你爷爷。＂奶奶的眼睛里闪着光，＂你爷爷年轻时也犟得很，但他知道担当。＂

这段日子里，邻居们隔三差五来串门，名义上是来借盐借醋，实则是打探消息。＂李大娘，国强还没回来啊？＂＂这男人啊，受点挫折就撑不住，桂香可咋办哦！＂这些话里带着同情，也有些看热闹的意味。

奶奶每次都把腰杆挺得更直：＂我李家的男人自有出息，用不着你们操心！＂说完，还会塞给对方一把自己腌的咸菜，算是送客的信号。

一周后，隔壁的王叔告诉我们，他去县城办事时，看见父亲在火车站附近摆了个修鞋摊，住在站前的简易工棚里。

＂你爸手艺还不错，就是苦了点。那工棚冬天冷啊，就一层薄板墙。＂王叔递给奶奶一包烟，＂这是你儿子让我捎来的，说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奶奶接过香烟，眼圈顿时红了。那是她最爱的＂大前门＂，以前家里条件好时，父亲每月都给她买一条。自从下岗后，奶奶就再没抽过。

＂这臭小子，要孝敬我，回家来！买这烟干啥？＂奶奶嘴上埋怨着，却小心翼翼地把烟藏进了枕头底下。那晚，她坐在窗前，点燃一支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袅袅上升，仿佛思念的形状。

母亲听说父亲的消息后，又买了两尺厚实的棉布，连夜赶制了一件棉衣。＂这是给他的？＂我问。

母亲点点头：＂火车站那边风大，他受不了冻。＂她的手在灯下微微颤抖，针脚却一如既往地细密规整。

日子一天天过去，腊月二十九那天，天降大雪。母亲照例去工厂门口等，我和奶奶在家包饺子，准备过年。院子里，雪堆得厚厚的，几个邻居家的孩子在嬉戏，喊声和笑声此起彼伏。

老式录音机里播放着《敖包相会》，奶奶跟着哼唱，声音沙哑却透着欢快。＂今年包韭菜馅的多一些，你爸喜欢吃。＂奶奶对我说，仿佛笃定父亲会回来。

正包着，院门被推开，一个瘦削的身影踏着雪走进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雪花落在他的肩头和头发上，在昏黄的灯光下闪闪发亮。

是父亲。

他比离家时瘦了一大圈，脸晒得黝黑，手上满是茧子和伤痕。＂妈，小满，我回来了。＂他声音有些哑，像是被风沙磨过。

奶奶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她的手指紧握着拐杖，指节发白。屋内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有饺子锅的水在咕嘟咕嘟翻滚。

父亲放下东西，慢慢走近，从兜里摸出一个红纸包：＂这是我这两个月的积蓄，不多，一共一百二十块。＂那红纸包有些皱，像是揣了很久。

他又从袋子里拿出一条淡蓝色的羊绒围巾：＂这是给桂香的，她冬天摆摊冷。＂

围巾是母亲去年路过百货商店时，站在橱窗前看了好久的那条。当时标价四十五元，几乎是她一周的收入，母亲只叹了口气就走了。没想到父亲记在了心里。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父亲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颤抖，＂以前觉得男人没了工作就没了尊严，但现在明白了，逃避才是真没出息。＂

奶奶突然转身进了屋，留下我和父亲面面相觑。屋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片刻后，奶奶再出来时，手里拿着那根打过父亲的拐杖：＂拿着！＂

父亲愣住了：＂妈，您这是...＂

＂挂在你修鞋摊上，有人不给钱，就抽他！＂奶奶嘴角微微上扬，眼里闪着光。

就在这时，母亲推门进来，身上带着一阵寒气，看到父亲，手中的菜篮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两人隔着纷飞的雪花对视着，谁都没说话，只有那雪花在他们之间飘啊飘。

县城的广播喇叭远远传来《辞旧迎新》的歌声，混着邻居家电视里春晚的声音，在小院里交织回荡。

父亲迈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围巾给母亲戴上：＂桂香，对不起。＂他的手因为紧张而略微颤抖，却依然轻柔地将围巾的一端绕过母亲的脖子。

母亲摸着那柔软的围巾，眼泪夺眶而出。＂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的声音哽咽，却带着久违的喜悦。

奶奶急忙招呼我：＂愣着干啥，快去烧水，你爸冻了这么久，得喝碗热乎的！＂她的声音故意放大，掩饰着自己湿润的眼眶。

那晚，我们一家围坐在煤炉旁，吃着热腾腾的饺子。父亲讲述了这两个月的经历，如何从不会修鞋到成为站前小有名气的修鞋匠，如何省吃俭用攒钱，如何在寒风中想念家里的温暖。

母亲一直坐在父亲身边，时不时帮他夹一个饺子，眼神里满是心疼。奶奶则抽着父亲带回来的＂大前门＂，烟雾缭绕中，她的脸上写满了满足。

晚饭后，奶奶带着父亲去后院看那棵老梨树。那是父亲五岁时种下的，如今已经有两人多高，枝桠在雪中倔强地伸展着。

＂记得那年你种树时，摔了一跤，把膝盖磕出了血。＂奶奶的声音在夜色中飘散，像是一段久远的回忆被风吹开，＂你妈抱着你去医院，一路跑了五里地，鞋都跑破了。＂

父亲摸着粗糙的树干，低声说：＂我记得。＂他的手指描摹着树皮上的纹路，仿佛在触摸自己的童年。

＂你妈临走前对我说，＇婆婆，强子是个好孩子，就是脾气倔，您多教导他。＇＂奶奶叹了口气，＂你爹年轻时也爱喝酒，脾气比你还大。有次喝醉了，朝我摔碗，差点打着我。＂

＂那您怎么改变他的？＂父亲问，声音里带着好奇。

奶奶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用这根拐杖，还有一颗不放弃的心。我当时就跟他说，再这样，我就带着你和你弟弟回娘家！后来他改了，再没对我发过火。＂

夜深了，雪还在下。后院的梨树在月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像是一个守望的身影。父亲和奶奶的对话声低沉而温暖，偶尔传来几声笑语。

我和母亲在屋里收拾碗筷，透过窗户看着他们。＂妈，您不恨爸爸吗？＂我忍不住问。

母亲擦着手，望向窗外：＂傻孩子，家哪有那么多恨不恨的。你爸这人倔，认准一条路就一直走，吃亏的是他自己。＂她顿了顿，＂但他心里是好的，这次回来，就证明他还惦记着这个家。＂

春节那天，父亲主动提出要给全家人拍张照。他从包裹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台老式海鸥相机，是他用攒下来的钱买的。

＂以前我们家没有全家福，今年必须补上这一张。＂父亲说着，眼里闪着光。

我们站在那棵老梨树下，奶奶坐在中间，父母站在两侧，我蹲在前面。父亲让邻居王叔帮忙按下快门。＂笑一笑，来，一、二、三！＂王叔喊着，＂咔嚓＂一声，定格了这一刻。

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一个春节。院子里的雪地上，我们堆了个雪人，戴着父亲的旧棉帽，胳膊是两根树枝，鼻子是一个胡萝卜。邻居家的孩子们也来帮忙，嬉笑打闹，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院。

晚上，全家人围着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那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是父亲当劳模时厂里奖励的。虽然屏幕小，画面有时候还会跳动，但那晚的节目格外精彩。倪萍和赵忠祥的主持，姜昆的相声，蔡明的小品，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过完年，父亲用积蓄在县城租了个小铺面，正式开了修鞋店。那根拐杖被他挂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每当有顾客问起，他就说：＂这是我的＇醒棍＇，提醒我做人的底线。＂

店面不大，只有十来平米，但收拾得干净整洁。父亲给店起名叫＂李记补鞋坊＂，招牌是自己手写的，字迹遒劲有力。

慢慢地，父亲的手艺有了名气，县里不少人都知道火车站附近有个修鞋手艺好的李师傅。他每天早出晚归，天不亮就骑着那辆补过多次的＂凤凰＂牌自行车去开店，晚上回家还要给母亲捶背。

他彻底戒了酒，常说：＂喝酒误事，没出息！＂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像是在给自己立誓。母亲的小摊也不用摆了，在家帮父亲做些鞋面加工，偶尔去店里帮忙，两口子配合默契，日子红红火火。

奶奶最喜欢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梨树下忙碌的一家人，脸上满是欣慰。有时还会招呼邻居大娘们来下象棋，说起家里的变化，眼里满是自豪。她常对我说：＂小满啊，一个家不怕有风浪，就怕没人掌舵。＂

那段日子，我的学习也有了很大进步。以前因为家里的事总是心不在焉，如今心里踏实了，成绩蹭蹭往上涨。父亲每天晚上都会检查我的作业，虽然他文化不高，但那份认真让我倍感温暖。

1987年，我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喜极而泣。父亲郑重其事地从柜子里取出压箱底的存款：＂这是给你的学费和生活费，别担心，爸有手艺，不会让你在学校受苦。＂

母亲则偷偷塞给我一个小布包：＂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零钱，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那布包是用她嫁妆里的一块花布缝制的，针脚细密，包里的钱虽不多，却沉甸甸的。

奶奶送了我一个小木盒，里面是那根拐杖的一截：＂带着它，记住家里人的叮嘱。＂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假期回家总能看到家里的变化。父亲的修鞋店扩大了，还请了个帮手，专门做手工皮鞋，订单络绎不绝。母亲学会了用缝纫机做鞋面，手艺越发精巧。院子里的梨树也年年结果，奶奶常说那是＂福气树＂。

1991年，我大学毕业，在城里一所中学找到了教师的工作。那年，父亲用积蓄买了县城郊区的一套小楼房，全家搬了进去。新家宽敞明亮，有了自来水和煤气，奶奶终于不用再为烧柴做饭忙活了。

搬家那天，父亲特意从老院子里挖出那棵梨树，移植到新家的院子里。＂这树跟着咱家二十多年了，是见证。＂父亲小心翼翼地培土，给树根浇水，仿佛在照顾一个老朋友。

两年后，我谈了恋爱，对象是同校的语文老师张明。第一次带他回家见父母，父亲显得格外严肃，东瞧西看，问东问西，直把张明问得满头大汗。

晚上，父亲偷偷告诉我：＂他小伙子不错，踏实肯干。不过结婚前，你得让他知道，咱李家的女人是有人护着的。＂说这话时，父亲挺直了腰板，眼里满是担当。

1993年，我和张明结婚了。婚礼不大，但很温馨。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母亲戴着那条淡蓝色的羊绒围巾，奶奶则穿了一件崭新的蓝布旗袍，在胸前别了一朵小红花，像个小姑娘一样美。

婚礼上，父亲少见地喝了点酒，举着杯子对张明说：＂你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女儿，否则——＂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那根拐杖，引得满堂大笑。

新婚后的生活平稳而幸福，1995年，我怀孕了。父亲的修鞋店已经扩大成了一家小型制鞋厂，专门做手工皮鞋，聘请了十几个工人，生意做到了周边几个县。

父亲不再亲自做鞋，但每天都会去车间转转，检查一下产品质量。他常说：＂咱做的每双鞋，都得对得起穿的人。＂

那年冬天，我生下了女儿。抱着小生命的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奶奶的＂醒棍＂。那不仅仅是责备，更是一种爱的提醒，是对家人的守护。

＂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父亲问，眼里闪烁着慈祥的光芒。

我和张明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就叫李欣然吧。＂

＂好名字！＂奶奶拍手称赞，＂欣欣然然，喜气洋洋！＂

奶奶八十大寿那年，全家人又在老梨树下拍了张照。这次，我怀里多了个小生命——我的女儿欣然。父亲已经成了慈祥的外公，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他抱着外孙女，指着墙上挂着的那根已经有些褪色的拐杖对我说：

＂小满，记住奶奶的这根棍子。它不是惩罚，是爱的提醒。一个家，要靠每个人的担当才能撑起来。＂

欣然好奇地看着那根拐杖，伸出小手想摸摸它。父亲笑着说：＂等你长大了，奶奶会讲给你听，这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呢！＂

如今，那根拐杖已经传到了我手上。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那个雪夜，奶奶坚定的背影，父亲悔恨的泪水，和母亲宽容的笑容。

有时候，我也会拿出那台老式海鸥相机拍下的照片，泛黄的相纸上，是我们一家在梨树下的笑脸。那棵梨树，如今已经高过了房顶，每年春天依然开满洁白的花。

我的女儿欣然已经上小学了，她常常缠着奶奶讲＂拐杖的故事＂。每当这时，已过九旬的奶奶就会眼睛发亮，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雪夜。

生活从不缺少风雨，但正是这些风雨，才让我们懂得了家的珍贵。就像那棵老梨树，经历了数十年风霜，却依然在每个春天开出最美的花。

那根拐杖，见证了我们家的苦难和重生，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它告诉我们，爱有时需要勇气，需要坚持，甚至需要一点＂痛＂才能唤醒迷失的心。

每当我走进父亲的制鞋厂，看到墙上挂着的那根拐杖复制品，看到父亲认真教导年轻工人的身影，我都会感到一种踏实和温暖。那是家的力量，是长辈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小满，你发什么呆呢？＂父亲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他手里拿着一双新做的皮鞋，眼里带着期待，＂试试看合不合脚？＂

我接过鞋子，心里满是感动。这是父亲亲手做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爱的痕迹。

＂爸，您手艺真好。＂我笑着说。

父亲摸摸花白的头发，眼里闪着光：＂一个人，总得有点拿得出手的本事。＂

这话，我听了大半辈子，如今终于读懂了其中的分量。

来源：赫本的猫7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