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理性的迅猛发展，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精神世界空虚等 现代性问题”开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兴起了 东方文化救世论的 思潮。

道家思想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16至17世纪。那时，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逐渐开启，中国的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一同被译介到西方。

不过，由于传教士秉持亲儒排道的政策，道家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仅仅在有限的知识精英阶层中略有流传，犹如一颗被忽视的种子，悄然等待着破土的时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理性的迅猛发展，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精神世界空虚等 现代性问题”开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兴起了 东方文化救世论的 思潮。

道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科学和生存智慧，其倡导的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天人合一” 等理念，为西方文化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始被竞相采集和研究。一时间，道家思想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人类至高智慧的榜样，“道家热” 在西方悄然兴起，而德国则是这股热潮的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陷入精神迷茫，人们急需寻找心灵的慰藉。此时，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对中国经典，特别是老庄道家哲学进行了大量译介，如1911年的《道德经》、1912年的《庄子》、1922年的《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以及1925年的《老子与道家》等。这些译著一版再版，并被转译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为战后的西方人注入了精神养分，也为西方 “道家热”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时期，老子被西方思想界广泛接受，被视为伟大的先觉人物，众多西方思想家纷纷深入研究道家哲学。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深入探讨中国的宗教文化心理，认为道家思想中的 “清静无为” 等观念具有与儒教理性主义相反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其 “小国寡民” 的理想社会则与儒教的大同世界相似，两者都试图以一种价值理性来规范人们的现世行为。

这本书激发了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兴趣。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主张从 “道” 来把握中国文化，将 “道” 视为变化规律，认为世界因 “道” 而具有节奏、韵律和周期性，并将中国 “阴阳之道” 所包含的对立两极原理运用到自身对宇宙社会的分析中。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在 “贵无” 方面不谋而合，他不仅认真研读《道德经》《庄子》，还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道德经》，其著述部分行文与老庄思想高度相似，甚至被发现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挪用道家的主要观念。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则将道家思想引入 “集体无意识” 研究，中国道家经文的经验综合型思维方式为他的心理分析思想提供了佐证，他还从宣扬阴阳互补、与道合真的内丹之法中，找到与自己心理分析方法的契合处，对无意识现象 “同步原理” 的认识也源于《易经》中星相学与卦象吻合关系的启发 。

同一时期，道家思想在西方文学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许多作家的精神支柱和创作母题。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德布林的《王伦三跳》以道家哲学为依据，演绎主人公王伦经由命运跳转最终皈依 “无为” 的故事，展现无为哲学面对人世的无奈，以及道家清幽无为之境对现代人心灵的抚慰。

剧作家托勒尔的《群众与人》，主人公在 “无为” 和 “有为” 间的犹豫抉择，也深深契合老子 “无为” 与生命轮回的思想。

德国 “浪漫派骑士” 黑塞一生钟情东方文化，将《道德经》和《庄子》视为重要的中国文化内容，道家思想融入其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万物源道、对立统一、上善若水、生死循环等思想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呈现，成为其构建文学审美观的重要精神依据。

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深受道家思想润泽，长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借老子明志，其小说和诗歌作品生动演绎老子以弱胜强的辩证法思想，剧作《四川好人》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则体现庄子 “无用之用”“有用之患” 思想对其艺术思维的深刻启示 。

在法国，象征派诗人克洛岱尔迷恋中国道家哲学，以老庄解诗，其作品中频繁出现老子所言的 “辐毂” 与 “埏埴” 意象，借其中的 “空无” 之思表达自身基督神学理念。

象征主义诗人圣琼·佩斯在北京西郊道宇所作的长诗《阿纳巴斯》，在抒情形象、方式与内在结构上都有道家思想滋养的痕迹，“阿纳巴斯” 寓有道家 “内心登临” 之意。

亨利·米修游历中国后与道家思想结缘，其游记多次提及老子和道家，诗作空灵、飘逸，展示道家 “虚静”“守中” 的境界，充满 “佛” 味和 “道” 味，他一生的艺术探索寻道求虚，被看作是在20世纪法国诗坛上 “开启了西方的《道德经》” 。

在亚洲，道家思想的传播也有着悠久历史。

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道教影响深刻，“神道” 一词及涵义最初来自中国道教典籍，神道教所用的 “天皇”、“真人”、“惟神”、“神宫”、“神社” 等词语，也多取自中国道教文献。日本神道教的 “土御门神道”（又称 “阴阳道”）和 “修验道” 等教派，吸收中国道教与佛教密宗祭祀仪式的核心成分，注重占术、咒术、苦行、修炼、符法、咒语等，祭祀仪式运用道教的 “禹步”、“九字诀”、“照妖镜”、灵符、“急急如律令” 等 。

道教传入日本的时间最迟在唐朝，大约7世纪末编辑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就有关于道教书籍的记载，8世纪末日本僧人空海入唐求法后撰写《三教指归》比较儒、佛、道三教优劣，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运用道教哲学思想论述宇宙生成 。

越南高台教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是融合型宗教和越南本土宗教的典型代表。其宇宙观参考道家道教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思想，创教靠 “求仙降笔”（类似中国民间信仰、道教的 “扶乩”）获取神谕、编撰经书、创设教义教规，所供奉的 “天眼”（“玉皇上帝之眼”）以及神灵谱系，如 “玉皇上帝”、“太上道祖”、“瑶池金母”、“德合天大帝关圣帝君”“李太白” 等，都深受道教影响 。

时光流转至当下，道家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呈现出更加多元和深入的态势。

在欧美地区，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庄子》持续受到热捧。《道德经》已被翻译成94种语言，拥有2000多种译本，成为翻译语言种类最多的中国文化典籍之一，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其蕴含的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吸引着全球读者。许多西方人将《道德经》视为一本既能指导思考又能指引行动的智慧之书，其简短的篇幅和深邃的哲理，迎合了西方读者快速领悟道理的需求。

例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理念，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突破西方传统唯物主义将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维局限，开启了人与地球生命体建立关系的全新方式 。

在英国，伦敦欧维尔地铁站工作人员每天在地铁站口写下温暖话语，其中就有老子《道德经》中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鼓舞着往来乘客。

英国汉学家彭马田不仅翻译了《庄子》，其译本在全球连续印刷30年，还透露已故菲利普亲王经常与他探讨《庄子》，引发了英国上层社会对人在自然中位置的思考，《道德经》也深受英国青年欢迎，帮助年轻人探寻看世界的不同角度 。

在美国，道教的发展也颇具规模，目前有54座道观，超过34000名注册道士，还成立了官方修道组织全美气功协会。

此外，美国还出现了一些解读《道德经》的著作，如《基督是永恒的道》《耶稣与老子：平行理论》，虽对道德经进行了独特解读，但也反映出道家思想在美国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 。

在德国，老子和道家思想备受尊崇。前总理施罗德呼吁每个德国家庭购买一本《道德经》，认为它可以治疗思想上的病症。

德国汉学家魏理贤翻译的《道德经》译本重印4次，销量达1.9万册。德国小伙刘诚勇因对道教文化的热爱，2007年来到中国，拜入武当山成为道教龙门派第24代弟子，2019年回到德国创立德国道教协会并担任会长，建立道观与真观，他还将《道德经》翻译成德文版和英文版，在欧洲成为颇有声望的全真道长 。

在意大利，1993年成立了意大利道教协会，对众多普通民众进行精神引导，如今意大利有大量的道教跟随者。该协会网站点击量已突破一万，并且连续三年在意大利卡塞塔举办世界道教文化盛典，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欢迎 。

在亚洲，除了日本、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的华人社区，道教也有着深厚的根基。早期华人出洋谋生，将道教信仰带到异国他乡，他们供奉故土的神明，修建庙宇。

如新加坡最早兴建的 “顺天宫” 和 “福德祠” 供奉 “大伯公”（中国的 “土地神”），至今仍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人供奉最多的神明之一；

泰国有10座叫 “本头公庙” 的中国式庙宇，供奉的 “本头公” 即 “土地神”，泰国华人还建立 “协天上帝庙” 供奉关帝；

印度尼西亚华人道教庙宇所供奉的主神多为 “大伯公”，关帝信仰也很流行；

柬埔寨首都金边建有 “协天上帝庙”，每逢关圣帝君节日，华人举行敬拜仪式，热闹非凡 。

韩国的大巡真理会由 “无极道” 发展而来，属于甑山教的重要分支。其信仰对象是道教神系中的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教理以 “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 为宗旨，以 “安心、安身、敬天、修道” 为四纲领，以 “诚、敬、信” 为三要谛，与道教传统教义思想一脉相承。该教团规模庞大，在全国设有五大道场，还有众多会馆、会室、布道所，以及大学、高中、医院和老人福祉中心。大巡真理会积极吸取 “儒、道、释” 三教思想因素，对道教及其文化传统作出 “现代阐释”，成为 “富于现代气息的新型道教社团”，可称为 “现代韩国的新道教” 。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