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油腻腻的手机在工作台上震个不停,屏幕上亮着一串陌生的南方号码。我下意识地瞥了眼车间门口,还好,老婆张桂兰还没送饭过来。我赶紧用还能看的手指划开接听,压低了声音。
引子
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给那台老掉牙的德产车床换轴承。
油腻腻的手机在工作台上震个不停,屏幕上亮着一串陌生的南方号码。我下意识地瞥了眼车间门口,还好,老婆张桂兰还没送饭过来。我赶紧用还能看的手指划开接听,压低了声音。
“喂?”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带着点哭腔,很急切。
“是冯建国冯师傅吗?”
“我是,你哪位?”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声音太陌生了。
“我是……我是我爸让我给您打的电话。”她顿了顿,似乎在平复情绪,“我爸是李援朝。”
李援朝。
师父。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我师父,那个把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带成八级钳工的男人,退休回老家后,我们已经快十年没见了。
“师父他……他怎么了?”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爸他……不太好了。”女人的声音彻底变成了抽泣,“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了。他一直念叨您,还念叨厂里那台老伙计……”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那台德产车床,是师父手把手教我摸透的,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他……他有什么想头没有?”我追问。
“他就是想……想再听听那台机器的声音。”
挂了电话,我愣在原地,车间里机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此刻闻起来全是离别的味道。我心里乱成一团麻,师父病危,唯一的念想是听听机器响。可这台机器,因为耗电大、效率低,李主任早就下了文,下周就要当废铁处理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机器被拉走前,让它再响起来,录下声音给师父送去。
这念头像一棵疯长的藤,瞬间缠住了我所有的思绪。我知道这事难,要零件,要时间,还得瞒着所有人。
正想着,车间门口探进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桂兰,她提着保温饭盒,脸上带着惯常的、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微笑。
“建国,吃饭了。今天发呆想啥呢?”
我慌忙把手机揣进兜里,捡起地上的扳手,强装镇定地笑了笑。
“没啥,琢磨这老家伙呢。”
桂兰没多想,把饭盒放在干净的桌角上,“快吃吧,都快凉了。今天厂里发了奖金?”
“没呢,还早。”我含糊地应着,心里却盘算着另一件事:修好机器至少需要一笔钱,买那些停产的配件。家里的存折,是桂兰在管。
我扒拉着饭,却食不知味。一个秘密,就在这平淡的午饭时间,悄无声息地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家要起风波了。
第一章 那通电话
晚饭桌上,气氛有点闷。
桂兰给我盛了碗汤,状似无意地问:“今天下午,谁给你打的电话啊?看你那紧张样。”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筷子夹着的豆腐掉进了碗里,溅起一点汤汁。
“没谁,一个搞推销的。”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推销的?”桂兰的语调高了些,“推销的能让你把扳手都吓掉了?我可是在门口看见了。”
儿子小军扒着饭,头也不抬地插嘴:“爸,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妈?坦白从宽啊。”
我瞪了他一眼:“小孩子家家,吃你的饭。”
内心独白:我能说什么?说我师父快不行了?桂兰肯定会说,人都要走了,听个机器响有什么用。她不懂,那不是机器声,那是一个老工匠一辈子的念想,是我们的根。这事儿跟钱没关系,跟情义有关系。可这话,跟她说了,就像把一滴机油滴进清水里,只会弄得不清不楚。
桂兰没再追问,但那张脸,像是傍晚的天,一点点阴沉下来。她默默地收拾着碗筷,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我知道,这是她生气的预兆。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枕边,桂兰的呼吸平稳,但我知道她也没睡。夫妻二十多年,一个呼吸的轻重,我都能听出里面的情绪。
我悄悄起身,走到阳台,摸出一根烟点上。窗外,老小区的路灯昏黄,像一颗颗昏昏欲睡的眼珠。夜风吹在脸上,有点凉,却吹不散心里的燥热。
师父的脸,在烟雾里时隐时现。我想起刚进厂时,我笨手笨脚,是他手把手教我。夏天,他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嘴里还不停地给我讲图纸。冬天,他用冻得通红的手,一遍遍给我做示范。
“建国,做咱们这行,心要正,手要稳。对得起手里的活儿,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现在,他要走了,我这个当徒弟的,连他最后一个念想都满足不了吗?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不行,我必须办到。钱的事,我得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破天荒地起得比桂兰还早。我跟她说厂里要加班,让她把家里的存折给我,说李主任要集资搞个什么项目,能分红。
桂लाना着存折,满脸狐疑地看着我。
“李主任?他那人抠得跟铁公鸡似的,能有这好事?”
“哎呀,你就别管了,厂里的事你不懂。”我有些不耐烦,伸手去拿。
“冯建国,”桂兰把存折往身后一藏,眼神锐利得像把刀,“你到底要干什么?从昨天那个电话开始,你就不对劲。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都说了是厂里集资!”我拔高了声音,一半是心虚,一半是烦躁。
“好,集资是吧?那你让李主任给我打个电话,我亲自问他。”桂兰寸步不让。
我们俩就这么僵持着,像两只斗架的公鸡。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内心独白:我怎么就说不出口呢?我怕她不理解,怕她觉得我傻,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动用给儿子结婚的钱。在她眼里,存折上的数字,比我师父的情义重要得多。我不是怨她,我知道她是为了这个家。可这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就像钝刀子割肉,疼得无声无息。
最后,我败下阵来。我没再跟她吵,摔门出了家。
我没去上班,而是拐进了厂区后面的废品站。王老板正翘着二郎腿,在太阳底下看报纸。
“王老板,跟你打听个事。”我递上一根烟。
“哟,冯师傅,稀客啊。啥事?”
“你知道哪儿能淘到德产‘哈斯’车床的老配件吗?就是那种螺旋齿轮和传动轴。”
王老板吐了个烟圈,眯着眼想了想:“那玩意儿可不好找,都停产多少年了。你去南边,有个叫陈家村的旧货市场,兴许能碰碰运气。不过,那地方的东西,可不便宜。”
南边,陈家村。
我心里有了计较。钱,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了。
回到车间,李主任正背着手,围着那台老车床转悠。
“建国啊,这破烂玩意儿你还捣鼓它干嘛?下周就拉走了,省点力气吧。”
我没作声,只是用抹布更仔细地擦拭着车床冰凉的金属外壳。那上面,有我和师父留下的无数道划痕,每一道都是一个故事。
李主任见我没反应,撇撇嘴走了。
我看着车床,心里默默地说:老伙计,你再等等。我一定让你,再唱一回。
第二章 裂痕
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
我和桂兰已经两天没正经说话了。她把饭菜往桌上一放,就自顾自地看电视,连看我一眼都懒得。我知道,存折的事像一根刺,扎进了她心里。
这天晚上,我把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都翻了出来,藏在床垫下、旧书里、衣柜顶上,零零总总,凑了不到三千块。离买配件的钱,还差一大截。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堆皱巴巴的票子发愁。桂兰洗完碗,走进来,看了一眼那堆钱,冷笑了一声。
“冯建国,你行啊。藏得够深的。怎么,这是要去干什么大事啊?”
“我……”我一时语塞。
“说啊!”她突然爆发了,声音尖利,“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要拿钱去贴补哪个?”
“你胡说什么!”我气得站了起来,“张桂兰,我们二十多年夫妻,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
“不是这种人,那你倒是说啊!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那个电话是谁打的?这钱是要给谁?”她一步步逼近,眼圈红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内心独白:看着她通红的眼睛,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我想告诉她真相,想跟她说师父,说情义。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怕她不信,怕她觉得我是在编故事骗钱。这种不信任,比吵架更伤人。我们的婚姻,就像这台老车床,零件看着都还在,但里面的齿轮,已经开始咬合不上了。
“我没在外面有人。”我疲惫地坐回床边,声音沙哑,“这钱,我有急用。你信我一次,行吗?”
“信你?我怎么信你?”桂兰的眼泪掉了下来,“你什么都不肯说,让我怎么信?冯建国,咱们的日子,是不是过到头了?”
“过到头了”这四个字,像四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我没再说话,默默地把钱收好,塞进一个布袋里。
第二天,我跟李主任请了三天假,谎称家里有急事。李主任虽然不乐意,但看我脸色确实难看,还是批了。
我揣着那三千块钱,登上了去南方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方言。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一片茫然。
这次去,能不能找到配件还是个未知数。即使找到了,钱够不够也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家里的那道裂痕,我该怎么弥补?
我从没想过,我和桂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住在厂里分的十平米小屋里,冬天窗户漏风,夏天屋里像蒸笼。可那时候,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她会坐在灯下,给我缝补满是破洞的工作服,我呢,就给她讲车间里的趣事。日子虽苦,但心里是热的。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呢?大概是小军上了学,家里开销大了,我们每天谈的都是柴米油盐,是学费,是人情往来。生活就像一把砂纸,慢慢磨掉了我们之间的温情。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像是在敲打我混乱的心。
(第三人称视角)
冯建国走后的第一个晚上,张桂兰一夜没睡。
她躺在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身边是丈夫睡过的、已经冰凉的被窝。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在黑暗中模糊的轮廓,脑子里乱糟糟的。
那个陌生的电话,丈夫的反常,藏起来的私房钱,还有他那句“信我一次”。
信他?她多想信他啊。可他那躲闪的眼神,紧闭的嘴巴,像一堵墙,把她所有的信任都挡在了外面。
下午,对门的王婶过来串门,手里还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
“桂兰妹子,建国出差了?”王婶一脸关切地问。
“嗯,厂里有事。”张桂兰勉强笑了笑。
王婶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前两天,我买菜回来,好像看见你家建国在巷子口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女的挺年轻的,还拉着他的胳膊……”
王婶后面的话,张桂兰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她脑子里只剩下“年轻女的”、“拉着胳膊”这几个字。
心里的那点怀疑,就像发面的酵母,一夜之间就涨满了整个胸口,堵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想起冯建国这些日子的反常,想起他藏起来的钱,一个可怕的念头控制不住地冒了出来:他不是出差,他是去找那个女人了。
王婶走后,张桂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从黄昏坐到深夜。她没有开灯,任由黑暗将她吞没。
二十多年的夫妻,难道就这么散了?她不甘心。她想起两人刚结婚时的甜蜜,想起儿子出生时的喜悦,想起这些年风风雨雨一起扛过来的日子。眼泪,无声地滑落。
她拿出手机,翻出冯建国的号码,想打过去问个清楚。但手指悬在屏幕上,却怎么也按不下去。她怕,怕听到自己最不想听到的答案。
那晚,张桂兰做了一个梦。梦里,她回到了他们的小屋,冯建国正笑着跟她说话,可她怎么也听不清他说什么。她想走近一点,却发现两人之间隔着一条越来越宽的河。她急得在岸边大喊,可冯建国却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了对岸的迷雾里。
第三章 陈家村
南方的陈家村,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
这是一个巨大的城乡结合部,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金属切割的刺鼻气味。一条泥泞的主干道两旁,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铁皮棚子,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旧机器零件,像一座座金属的坟场。
我按照王老板给的地址,挨家挨户地找。每走进一个棚子,我都得先深吸一口气,才能忍受那股呛人的味道。老板们大多爱理不理,听说我要找几十年前的德产配件,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老师傅,那玩意儿早当废铁回炉了,谁还留着啊?”
“有那功夫,不如去买个新的。现在国产的也不差。”
我陪着笑脸,递着烟,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两天下来,跑遍了半个市场,还是一无所获。带来的三千块钱,花在住宿和吃饭上,也去了一小半。
我蹲在路边,吃着冰冷的馒头,看着来来往往拉着废铁的三轮车,心里一阵阵发凉。难道,我真的要空手而归吗?
内心独白:我这是图什么呢?为了一个承诺,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老婆在家误会我,儿子也不理解我。我像个傻子一样,在这里翻垃圾堆。也许桂兰说得对,我就是个老顽固,守着那些没用的东西不放。可一想到师父躺在病床上,期盼的眼神,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男人的承诺,有时候比命还重。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收废品的老大爷给我指了条路。
“你去市场最里头那个‘老拐’那看看。他那人脾气怪,但手里有些稀罕玩意儿。”
我找到了“老拐”的铺子。那是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铺子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面写着“怪人铺”。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条腿有点跛,正坐在一堆废铜烂铁里,专心致志地用砂纸打磨一个铜质的阀门。他就是老拐。
我说明了来意。
老拐头也没抬,声音沙哑:“哈斯车床的螺旋齿轮?有。”
我心里一喜,连忙问:“多少钱?”
“不卖。”
“啊?”我愣住了。
“这玩意儿,我不卖钱。”老拐终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你得拿东西来换。”
“换?我……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有些窘迫。
老拐指了指他旁边一台锈迹斑斑的苏式落地扇,“把它修好,齿轮就是你的。”
我看着那台比我还老的风扇,心里有了底。这正是我的老本行。
“行,我试试。”
我找老拐要了工具,当场就拆了起来。这风扇的毛病不小,线圈老化,轴承也磨损得厉害。我沉下心,一点点地检查,更换零件,重新绕线圈。
老拐就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阳光从铁皮棚的缝隙里照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空气里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又回到了厂里的车间,耳边只有零件碰撞的清脆声。
整整一个下午,我满头大汗,手上沾满了油污。当风扇的叶片“呼”地一下重新转起来,吹出凉爽的风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拐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虽然很淡。
“手艺不错。看来你也是个爱惜老物件的人。”
他从一个油乎乎的木箱子底下,翻出了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正是我苦苦寻找的螺旋齿轮和传动轴,崭新瓦亮,像是从来没用过。
“这……这太贵重了。”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拿着吧。”老拐摆摆手,“这东西放我这也只是块废铁,在你手里,它才能活过来。这叫物尽其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一个劲地道谢。
临走时,老拐突然叫住我:“小兄弟,看你也是个体面人,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落魄?”
我苦笑了一下,把师父的事,简单跟他说了。
老拐听完,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不容易啊。现在这世道,还讲情义的人,不多了。”
他转身从铺子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路费。算我给老哥哥的一点心意。”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信封不厚,但分量很重。
回程的火车上,我紧紧攥着那个油纸包,心里五味杂陈。我找到了希望,却也欠下了人情。
快到家的时候,我给桂兰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她的声音冷冰冰的。
“喂。”
“桂兰,我……我快到家了。”
“哦。”
“你……吃饭了吗?”
“没你我也饿不死。”
电话挂断了,听着“嘟嘟”的忙音,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我知道,真正的暴风雨,还在等着我。
第四章 暴风雨
我推开家门的时候,桂兰正坐在沙发上,客厅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的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小军也在,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低着头玩手机,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我回来了。”我把手里的布包放在鞋柜上,换了鞋。
没人理我。
我走到客厅,想开灯,桂兰冷冷地说:“别开,晃眼。”
我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坐到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这几天……家里还好吗?”我没话找话。
桂兰终于有了反应。她“啪”地一下关掉电视,客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冯建国,我们谈谈吧。”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我心里一紧,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你想谈什么?”
“我们离婚吧。”
这四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我猛地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离婚?为什么?”
“为什么?”桂兰也站了起来,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你拿着钱,一声不吭地跑出去三天,跟那个野女人鬼混,现在回来问我为什么?”
“野女人?我没有!”我急着辩解,“桂兰,你听我解释……”
“解释?”她冷笑起来,从沙发缝里摸出一张照片,狠狠地摔在我脸上,“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
照片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我捡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一看,顿时如遭雷击。
照片上,是我和一个年轻女人在陈家村的街边说话。那女人,是老拐的女儿,那天她正好来店里送饭,看我修好了风扇,就多聊了几句。不知道被哪个好事的人拍了下来。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百口莫辩,“她……她只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桂兰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陌生人能让你扔下老婆孩子,跑那么远去找她?冯建国,我真是瞎了眼,跟你过了半辈子!”
“妈,你别哭了。”一直沉默的小军站了起来,走到桂兰身边扶住她。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失望和责备,“爸,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妈的事?”
“我没有!”我冲着他吼道,“连你也不信我?”
“你让我们怎么信?”小军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你神神秘秘,问什么都不说,还被人拍到这种照片!你让我妈怎么想?”
内心独白:我看着他们母子俩,感觉自己像个外人。我最亲的两个人,一个要跟我离婚,一个说对我失望。我所有的解释,在他们眼里都成了狡辩。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困住了,越挣扎,勒得越紧。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为师父尽一点孝心,守住一份承诺,怎么就成了背叛家庭的罪人?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那钱,那次出门,都是为了我师父!”
“你师父?”桂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师父不是退休回老家了吗?他能有什么事让你花光积蓄,还背着我去找别的女人?”
“他病了,快不行了!”我终于吼了出来,“他想听听厂里那台老车床的声音!我出去是为了找零件修机器!照片上那个女的,是帮我找零件的人的女儿!我说的都是真的!”
客厅里一片寂静。
桂兰愣住了,小军也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桂兰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她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充满了怀疑。
“编,你接着编。冯建国,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编故事呢?为了骗我们,连你师父都拿出来当借口。”
我的心,彻底凉了。
原来,信任一旦崩塌,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我没编。”我一字一句地说,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你们要是不信,就算了。”
我转身走进卧室,关上了门。我靠在门上,身体顺着门板滑落在地。
我听见外面桂兰的哭声,还有小军的安慰声。这个我用半辈子心血建立起来的家,好像在这一刻,彻底散了。
我从布包里拿出那个用油纸包着的齿轮,冰凉的金属触感,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和天真。
第五章 四面楚歌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一个活在孤岛上的人。
在家里,桂兰不跟我说话,饭做好了就自己和小军吃,给我留一份在锅里,冷冰冰的。小军看我的眼神也总是躲躲闪闪,充满了疏离。这个家,明明三个人都在,却安静得像没有人。
在厂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请假回来后,立刻投入到修复那台老车床的工作中。我把新买的配件换上,一天到晚都泡在车间里,对着那堆铁疙瘩敲敲打打。工友们都觉得我魔怔了。
“老冯,你这是何苦呢?下周就要拉走了,你修好了给谁看啊?”
“就是,李主任看见了,又要说你浪费时间了。”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只能埋头干活。这台机器,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只要能让它响起来,我所受的一切委屈,好像都能找到一个出口。
这天下午,我正在调试电路,李主任黑着脸走了进来。
“冯建国!”他一嗓子,整个车间都安静了。
我停下手里的活,站直了身子。
“你这几天在干什么?不是让你别碰这堆废铁了吗?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李主任指着我的鼻子骂。
“主任,这机器还能用,我……”
“用什么用!”他粗暴地打断我,“厂里有规定,要淘汰落后产能!你这是在搞个人主义,对抗组织决定!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任?还有没有厂里的纪律?”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可惜……”
“可惜?”李主任冷笑,“你一个快退休的老工人,不想着站好最后一班岗,整天搞这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冯建国,你再敢碰它一下,就给我写检查!年终奖也别想要了!”
说完,他背着手,气冲冲地走了。
车间里,工友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但没人敢上来跟我说话。我一个人站在那台冰冷的机器旁,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内心独白:里外不是人,说的就是我现在的处境吧。家里,老婆儿子不信我;厂里,领导同事不理解我。我就像一个固执的傻瓜,守着一个没人相信的承诺,撞得头破血流。有时候我真想放弃,把这些零件扔了,回家跟桂兰好好道个歉,管他什么师父,什么情义。可是一闭上眼,就是师父那张苍老的脸,还有他那句“对得起手里的活儿”。我不能退。
晚上回到家,迎接我的是一张法院传票。
桂兰把它放在饭桌最显眼的位置。我拿起来一看,是离婚起诉书。理由是,夫妻感情破裂。
我的手抖得厉害,那几张纸,薄薄的,却重如千斤。
“桂兰,你非要这样吗?”我的声音沙哑。
桂兰坐在沙发上,没有看我,只是盯着电视上无声的画面。
“是你逼我的。”她说,“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就因为一张照片,一个误会?”
“误会?”她终于转过头,眼睛里全是血丝,“冯建国,这不是误会。是你根本没把这个家放在心上!你心里只有你的那些破铜烂铁,你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所谓‘情义’!你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想过小军?”
“我怎么没想!”我把传票拍在桌子上,“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们娘儿俩!我修那台机器,是为了我师父,那是我欠他的!这有错吗?”
“有错!”小军突然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眼睛通红地看着我,“爸,你没错吗?你为了你的‘情义’,就可以不顾我妈的感受吗?就可以让这个家散了吗?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你让我到时候怎么跟亲家解释,说我爸妈离婚了?”
儿子的话,像一把最锋利的刀,直直插进我的心脏。
我愣住了。是啊,我只想着师父的遗愿,却忘了儿子的婚事,忘了这个家即将面临的现实。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一个满脸泪痕,一个一脸愤懑。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坚持,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第六章 真相大白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给李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我病了,请一天假。电话里,李主任的声音很不耐烦,警告我别装病,否则后果自负。我没理他,挂了电话。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桂兰和小军都出去了,家里空荡荡的。
我反复地想,我到底错在哪儿了?
我想起师父李援朝。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一辈子都献给了厂里的机器。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钱财,却教会了我安身立命的手艺,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他说,人活着,得讲良心,讲情义。别人对你好一分,你要还他十分。
这份恩情,我不敢忘。
我又想起桂兰。她嫁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是她陪着我,从一间小屋,到现在的三居室。她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个家,给了我和儿子。她没什么文化,认死理,觉得钱最实在,日子安稳最重要。她没错。
还有小军。他是我和桂兰的希望。我们省吃俭用,供他读完大学,看着他找到好工作,马上要成家立业。他希望父母和睦,家庭圆满。他也没错。
错的,可能是我。我太固执,太想当然。我以为我扛下所有,就是对他们好。却忘了,家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沟通和信任。我用沉默,亲手在我和他们之间,砌起了一堵高墙。
天黑透了,桂兰和小军回来了。
看到我还坐在沙发上,桂兰愣了一下,眼神复杂。
“你怎么没去上班?”
“我……”我站起身,看着她,又看看儿子,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桂兰,小军,你们坐下。我有话跟你们说。”我的声音很平静。
他们对视一眼,迟疑地坐了下来。
我从卧室里,拿出了一个我珍藏多年的铁皮盒子。盒子已经锈迹斑斑,上面还有一个凹痕,是有一年厂里出事故,师父为了护住我,被掉下来的零件砸的。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我所有的宝贝:我的第一张上岗证,我和师父的合影,还有师父当年送我的一套德国进口的锉刀。
我把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递给桂兰。照片上,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搂着一个同样年轻的我,背景就是那台德产车床。
“这是我师父,李援朝。带我入行,教我手艺,救过我命的人。”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字不漏地,全都说了出来。从接到那个电话开始,到师父的病情,他的遗愿,我去陈家村找零件,遇到老拐,以及那张照片的来龙去脉。
我讲得很慢,很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和辩解。
客厅里,只有我的声音在回荡。
桂兰和小军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到惊讶,再到动容。
当我讲到,师父不让女儿告诉别人,是怕给徒弟添麻烦,怕被人说闲话,只想安安静静地走时,桂兰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委屈和愤怒,而是愧疚。
(第三人称视角)
张桂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跟她同床共枕了二十多年的男人,突然觉得很陌生。
她一直以为,他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有点闷,有点固执,每天就知道跟他的那些机器打交道。她从来不知道,在他那沉默的外表下,藏着这么深沉的情感,这么执着的坚守。
她想起自己这些天的猜忌、哭闹,想起那张冰冷的离婚起诉书,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一耳光。
她误会他了。她用自己狭隘的、市侩的想法,去揣度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的内心。
“建国,我……”她想道歉,却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冯小军也低下了头。他一直觉得父亲古板,跟不上时代,不懂得变通。他甚至有点看不起父亲那一身的油污和那份卑微的工作。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父亲身上有他所不具备的东西。那是一种叫作“风骨”的东西。为了一个承诺,可以不计得失,不畏人言。这种精神,比他办公室里那些精美的PPT,那些关于KPI和利润的报告,要厚重得多。
他想起自己对父亲的指责,脸上也是一阵燥热。
“爸,对不起。”他小声说。
冯建国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眼圈也红了。
“不怪你们。是我不好,我没早点跟你们说清楚。”他拿起那个油纸包,轻轻地放在桌上,“现在,零件找到了。但是,我可能没有时间了。李主任下了死命令,明天,那台机器就要被拉走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力和遗憾。
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李主任打来的。
冯建国接起电话,声音有气无力:“喂,主任。”
电话那头,李主任的声音却异常地激动和急切,完全没有了白天的嚣张。
“建国!冯建国!你快来厂里!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省里来了个德国专家,要考察我们厂的老设备。点名要看那台德产的哈斯车床!说是什么工业遗产,有重要价值!可那台机器,只有你会弄啊!你快来!你要是能让它动起来,你就是咱们厂的大功臣!”
第七章 淡暖生欢
我和桂兰、小军赶到厂里的时候,车间灯火通明,像过节一样。
李主任在门口急得团团转,看见我,像看见了救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我的好建国,我的冯师傅!你可算来了!”他那张平时板着的脸,此刻笑成了一朵菊花。
几个厂里的领导,簇拥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人,正站在那台老车床前指指点点。翻译在一旁紧张地解释着什么。
“怎么样,建国,有把握吗?”李主任压低声音问我,手心全是汗。
我走到车床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抚摸着它冰凉的机身,就像抚摸着一个久违的老朋友。
“我试试。”我说。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没有理会任何人,只是按照烂熟于心的步骤,开始最后的调试。
桂兰和小军站在人群外,紧张地看着我。小军的手,紧紧地扶着母亲的胳膊。那一刻,我感觉背后有两道温暖的光,支撑着我。
我换上从陈家村带回来的齿轮,接通电路,调整参数。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沉稳。车间里安静极了,只听得见零件发出的细微声响。
那个德国专家,名叫克劳斯,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的操作,不时地点头,跟翻译说着什么。
“他说,您的操作非常专业,是真正的‘工匠’。”翻译告诉我。
工匠。这个词,让我心里一热。
最后,我合上电闸,按下了启动按钮。
车间里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随即,一阵低沉而有力的“嗡嗡”声响了起来。那台沉睡了多年的老伙计,像一头被唤醒的雄狮,开始缓缓运转。
“动了!动了!”李主任激动地喊了起来。
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克劳斯先生走上前来,通过翻译,紧紧握住我的手。
“太了不起了!这台机器,在我们德国的博物馆里都只有一台!您让它重新活了过来!您是真正的英雄!”
我有些不好意思,只是笑了笑。
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把它放在车床边,让它静静地录下这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这是我给师父的,最后的礼物。
内心独白:当机器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委屈、不甘、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我看着运转的车床,仿佛看到了师父年轻时的样子,看到了我们这一代工人的青春和汗水。我守住了我的承诺,也守住了我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尊严。这就够了。
事情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那台老车床,因为德国专家的到来,被厂里当成了宝贝,专门建了一个陈列室保护起来。我也因此受到了厂里的嘉奖,李主任还特批了我一个星期的假,让我去送师父最后一程。
我带着桂兰,一起去了师父的老家。
那是一个江南的小镇,烟雨蒙蒙。我们到的时候,师父已经陷入了昏迷。
我把手机放在他的枕边,按下了播放键。
那熟悉而有力的机器轰鸣声,在安静的病房里响起。奇迹发生了,师父的眼角,竟然流下了一行清澈的泪水。他的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在说些什么。
师父的女儿告诉我,师父走得很安详。
从师父家回来后,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不,也不是完全一样。
桂兰的话变多了,她开始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会问我车间里的事,会提醒我注意安全。她还学会了用手机,查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零件。有一次,我看见她偷偷在网上,给陈家村的老拐,寄去了一箱我们本地的特产。
小军的婚礼如期举行。婚礼上,他特意加了一个环节。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大声地对所有来宾说:“这是我爸,冯建国。他是一个钳工,一个我最敬佩的工匠。”
我端着酒杯,手有点抖,眼眶湿了。
日子还是一样过。我每天上班,下班,和桂兰一起去菜市场讨价还价。只是,我的心里,比以前亮堂了许多。
我知道,生活就像那台老车床,总会有磨损和故障的时候。关键是,你要懂得如何去修复它,如何给那些冰冷的零件,注入温暖的情感。
缘起则聚,缘尽则散。师父走了,但他教给我的东西,留下了。
人生路远,淡暖生欢。家还在,爱还在,这就够了。
来源:梦幻可乐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