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调到35,不多不少,是新闻联播最标准的音量。父亲陈卫国雷打不动地坐在他那张磨出包浆的单人沙发里,手里攥着遥控器,像是攥着某种权杖。我妈在厨房里洗碗,水流声哗哗作响,试图与电视里字正腔圆的播报声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我,则陷在另一侧的沙发
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调到35,不多不少,是新闻联播最标准的音量。父亲陈卫国雷打不动地坐在他那张磨出包浆的单人沙发里,手里攥着遥控器,像是攥着某种权杖。我妈在厨房里洗碗,水流声哗哗作响,试图与电视里字正腔圆的播报声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我,则陷在另一侧的沙发里,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麻木的脸。
这样的场景,从我记事起,似乎就没变过。
“向阳,”父亲忽然开口,眼睛还盯着屏幕,“这个周末,跟我去一趟呼和浩特。”
我头都没抬,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回了一句:“没空,周末要加班。”
这是实话,也是借口。项目deadline迫在眉睫,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和他进行任何超过三天的独处。他的沉默像一堵墙,而我早已放弃了在那堵墙上凿出个洞的任何企图。
“把班推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感。这是他惯用的方式,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最不讲理的话。
我终于抬起头,皱眉看着他。他还是那样,一身半旧的灰色夹克,背挺得笔直,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有些刺眼。他的桌前,放着一个他从不离身的棕色皮质小包,今天却一反常态地没有放在他手边,而是被端正地摆在了茶几中央,像一件待审的证物。我妈恰好擦着手从厨房出来,听到我们的对话,脚步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我瞥见父亲书房的桌上,放着一封未拆的信,信封的角落印着我们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红色标识。
“去那干嘛?您那些老战友不是去年才来过吗?”我耐着性子问。
“有点事。”他言简意赅,目光没有丝毫偏移。
“什么事比我工作还重要?”我的火气有点上来了。
他终于转过头,那双浑浊但依旧锐利的眼睛看着我,嘴唇抿成一条坚硬的线。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这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让我感到窒息。
我妈赶紧走过来打圆场,“向阳,你爸他……他是想家了。你就陪他去一趟吧,啊?工作再重要,还能比你爸重要?”她一边说,一边对我使着眼色,那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恳求和慌乱。
我心里的烦躁越发汹涌。又是这样,一个发号施令,一个拼命往回找补。我们这个家,就像一台精密的哑剧机器,靠着我妈的润滑和我的妥协,年复一年地运转着。
“要去你们去,我真的走不开。”我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站起身准备回房。
“你必须去。”父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冷硬得像块石头。
我猛地转过身,积压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为什么?您总是什么都不说,就下决定!您尊重过我吗?这个家什么时候有过商量这两个字?”
父亲的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下,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攥得死紧,指节泛白。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为一声沉重的呼吸。他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就当,是爸求你。”
空气瞬间凝固了。
“求”这个字,从我父亲的字典里消失了至少三十年。我愣在原地,看着他微微泛红的眼眶,和他脸上那种混杂着固执、疲惫和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的神情。我妈站在一旁,已经扭过头去,肩膀在微微耸动。
那一刻,所有反抗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我忽然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去呼和浩特的决定,就这样被敲定了。没有解释,只有一种沉闷的、被胁迫的顺从。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只知道,那趟旅程之后,这个家,连同我过去三十年对父亲的认知,都将被彻底颠覆。
这就是呼和浩特后来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有时候,你以为的坚不可摧,只是因为裂痕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第一章:沉默的列车
开往呼和浩特的Z字头列车,像一条绿色的铁龙,在华北平原上沉稳地穿行。我们买的是软卧包厢,四人一间,但此刻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这让狭小的空间显得愈发空旷,也让沉默变得更加震耳欲聋。
父亲坐在靠窗的位置,从上车开始,就一直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北方的初冬,田野一片萧瑟,灰黄的底色上偶尔掠过一两抹顽固的绿色。他的背影依旧挺直,像一棵扎根在座位上的老松,但从我的角度,能看到他放在膝上的手,在不自觉地轻轻摩挲着那个棕色的小皮包。这个动作我见过无数次,每当他心事重重或者异常专注时,就会这样。
我妈则在忙碌地收拾。她把带来的水果洗好,用一个精致的小盘子装着,摆在小桌上。又拿出保温杯,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热水,水汽氤氲,在冰冷的车厢里带来一丝虚假的暖意。她做这一切时,动作轻柔,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响,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向阳,吃个苹果。”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不吃,没胃口。”我把头靠在铺位上,戴上耳机,假装听音乐。其实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隔绝这令人窒息的氛围。
我能感觉到我妈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是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她把苹果放在桌上,坐到父亲对面,轻声说:“卫国,你也吃点吧,坐这么久车,胃里空着不舒服。”
父亲没有回头,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嗯”。
我闭着眼,脑子里乱成一团。父亲的那个“求”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我从小到大,他对我最严厉,也最吝啬夸奖。我考上重点大学,他只说了一句“知道了”。我拿到第一份高薪offer,他看了一眼工资条,说的是“别乱花钱”。我结婚那天,他喝了很多酒,最后也只是拍着我的肩膀,反复说:“对人家好点。”
他的爱,就像藏在深海里的冰山,你只能感受到那刺骨的寒意,却永远看不到水面下那庞大的、沉默的实体。我曾努力过,试图靠近,试图理解,但每一次都被他的沉默和固执弹回来。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用沉默和疏远来武装自己。我们父子,成了同一屋檐下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爸呀,就是这个脾气,一辈子了,改不了。”耳机里,我妈的声音还是钻了进来,她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其实他心里有事,就是不爱说。你别跟他置气。”
我没作声。
“这次去呼市,是他战友老马的闺女要出嫁,他过去看看。”我妈继续解释着,但这理由听起来如此苍白无力。一个战友的女儿出嫁,需要他用“求”的方式让我陪他去?
列车有节奏地晃动着,像一个巨大的摇篮。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时,忽然听到父亲低沉的声音。
“水。”
我妈立刻起身,拿起他的杯子,“有点凉了,我再去给你续点热的。”
“不用。”父亲说着,接过了杯子,仰头一饮而尽。
就在他喝水的时候,我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小药瓶,倒出两粒药,就着冷水迅速咽了下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得像是在掩饰什么。我妈的身体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如常,仿佛什么都没看见。
我的心,却猛地沉了下去。
那不是普通的维生素,瓶身太小,样式我很熟悉,是处方药的包装。
下午,我找了个借口去餐车,想透透气。回来时,包厢门虚掩着,我妈和父亲的对话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
“……药带着吗?别忘了按时吃。”是我妈压低了的声音。
“带着。”
“要不,还是跟向阳说了吧?他早晚都得知道,这么瞒着,我心里……”
“说什么?让他跟着瞎操心?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行了,别再提了。”父亲的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那是他口头禅式的“行了”,每一次出现,都意味着话题的终结。
我站在门外,手脚冰凉。
原来,那封医院的信,那些反常的举动,这次莫名其妙的旅行,所有的一切,都串联了起来。一个可怕的猜测在我脑海中成形,像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推开门,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我妈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父亲则迅速恢复了那副古井无波的表情,只是眼神深处,有什么东西稍纵即逝。
我坐回自己的铺位,一言不发。
车厢里再次陷入沉默,但这一次,沉默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单纯的隔阂与疏远,而是掺杂了谎言、秘密和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未知。我看着窗外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第一次觉得,它像极了我父亲那片我从未能踏足的内心世界。
傍晚时分,列车员过来提醒,说前方即将到达呼和浩特站。
父亲一直紧绷的身体,似乎在那一刻有了一丝松动。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渐渐亮起的城市灯火,久久没有说话。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他的侧脸,一半在光明里,一半在阴影中。
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走过去,问他:爸,你到底怎么了?
但话到嘴边,却又被我咽了回去。我怕,怕听到那个我无法承受的答案。
我们之间的墙太厚了,厚到即使我预感到它即将崩塌,也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第二章:老街的故人
呼和浩特的风,比北京要硬朗许多。一出车站,凛冽的空气就灌满了肺,让人瞬间清醒。父亲似乎对这风很受用,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张在火车上一直紧绷的脸,线条似乎柔和了一些。
我们没有去酒店,而是在父亲的指挥下,打了一辆车,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了一条看起来颇有年头的老街前。街口的路灯昏黄,照着斑驳的墙壁和褪色的店铺招牌,时间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
“卫国哥!”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从街边一家小卖部里传来。
我们循声望去,一个头发花白、身材微胖的阿姨正从店里走出来,她脸上布满皱纹,但笑容很温暖。她看到我父亲,眼睛一亮,快步走了过来。
“刘嫂。”父亲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此行以来的第一个,虽然极其短暂的笑容。
“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快,家里都收拾好了,赶紧进去暖和暖和。”刘嫂热情地拉着我妈的手,又上下打量我,“这就是向阳吧?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一表人才。”
我礼貌地笑了笑,心里却全是问号。战友的遗孀?那为什么父亲从未提起过,他们之间看起来如此熟稔,仿佛是多年的老邻居。
刘嫂的家就在小卖部后面,一个很小的两居室,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军装,英气勃发,眉眼间竟和父亲有几分相似。他身边依偎着年轻时的刘嫂,怀里抱着一个女婴。
“快坐,快坐。”刘嫂忙着给我们倒水,嘴里不停地念叨,“你也是,来之前也不多说一声,就发个短信说要来,我还以为……”她说到一半,顿住了,看了一眼我父亲,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父亲没接话,只是走到那张黑白照片前,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拂过照片上男人的脸,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一个梦。
“三十年了。”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怅然。
“是啊,三十年了。”刘嫂的眼圈红了,“你要是再不来,我怕他都快不认识你了。”
我妈拉着我的胳膊,示意我不要说话。客厅里的气氛有些凝重,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者,旁观着一场不属于我的、尘封已久的往事。
晚饭是刘嫂准备的,很丰盛。她女儿马莉也回来了,一个很爽朗的姑娘,就是父亲口中那个要出嫁的新娘。饭桌上,马莉不停地给我们夹菜,叽叽喳喳地说着她和未婚夫的趣事,努力活跃着气氛。
父亲的话依然很少,但他喝了酒,一杯接一杯的白酒,脸颊泛起了不正常的潮红。
“卫国哥,你少喝点,医生不是说……”刘嫂想劝,被父亲一个眼神制止了。
“没事。”他说着,又给自己满上一杯,然后举杯对着那张黑白照片的方向,一饮而尽。酒液顺着他的嘴角滑落,他也不擦,只是重重地把杯子顿在桌上。
那顿饭,我吃得食不知味。
饭后,刘嫂和马莉拉着我妈去看准备好的嫁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电视开着,放着本地的新闻,声音不大不小。父亲坐在沙发上,从那个从不离身的皮包里,拿出了一沓东西,放在茶几上,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沓汇款单的存根,每一张都有些泛黄,最上面的一张日期是上个月,最下面的一张,我看不清年份,但纸张已经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收款人是刘嫂的名字,汇款人,是陈卫国。
“这是什么?”我明知故问,声音有些干涩。
“每个月,三百块。”父亲看着电视,没有看我,“从老马走的那年开始。后来涨到五百,再后来一千。不多,但够她们娘俩对付生活。”
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一个月一千,对于退休金并不高的他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想到他那件穿了快十年的夹克,想到我妈总抱怨他对自己太“抠”,想到他们为了省电,夏天很少开空调……
“为什么?”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然后,他缓缓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你马叔,是为我死的。”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三十年前,钢厂的浇筑车间。
夏夜,空气中弥漫着铁水的灼热和焦炭的气味。年轻的陈卫国和马东并排站在高炉前,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工装,在他们年轻而结实的脊背上画出一道道地图。他们是最好的兄弟,一起入伍,一起退役,又一起进了这家钢厂。
“卫国,等发了这个月奖金,我就跟小琴求婚。”马东用胳膊肘碰了碰陈卫国,黝黑的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小琴就是后来的刘嫂。
“行啊你小子,动作够快的。”陈卫国捶了他一拳。
“那可不,莉莉都快一岁了,再不给人家一个名分,说不过去。”马东憨厚地笑着,眼睛里闪着对未来的憧憬,“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当伴郎。”
“那必须的。”
就在这时,头顶的吊车发出一声刺耳的异响,巨大的钢水包在空中猛地一晃,固定缆绳的卡扣毫无征兆地崩断了。千度的铁水,像一条咆哮的火龙,朝着他们站立的位置倾泻而下。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陈卫国完全吓傻了,他眼睁睁地看着那片死亡的红色,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东嘶吼着,用尽全身力气,将他狠狠地推了出去。
“快跑!”
这是陈卫国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他滚出去好几米,后背被灼热的气浪烫得钻心疼。当他回过头时,只看到马东被那片火海瞬间吞噬。
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
陈卫国没有告诉儿子这些细节。他只是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任由烟雾缭绕,将自己的脸隐藏在阴影中。他只是说,马东是为了救他而死的。这个秘密,他背负了三十年。每个月寄出的汇款单,是他与死去兄弟唯一的连接,也是他给自己套上的、永不挣脱的枷锁。
他不知道,就在此刻,他的儿子陈向阳,正透过那片烟雾,第一次尝试着,去理解这份沉默背后,究竟是何等沉重的山峦。
【第一人称视角恢复】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很短,很平淡,没有渲染任何情绪。他就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我看着茶几上那沓厚厚的汇款单,忽然明白了那个棕色皮包的意义。那里面装的不是钱,而是一份长达三十年的承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最重的亏欠。
“所以,这次来……”我艰难地开口。
“莉莉要结婚了,我得来看看。也算了了你马叔一桩心愿。”父亲掐灭了烟,“也该……跟他做个了断了。”
“了断?”我没明白。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拿起那些汇款单,一张一张地,小心翼翼地收回皮包里。然后,他站起身,对刚从里屋走出来的刘嫂说:“刘嫂,明天,我想去看看老马。”
刘嫂的眼睛又红了,她点了点头:“我陪你们去。”
那一晚,我睡在马莉临时收拾出来的书房里,一夜无眠。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父亲那句“你马叔,是为我死的”。我试图想象三十年前那个惨烈的夜晚,试图去触摸父亲这三十年来内心的煎熬。
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墙,是他用冷漠和固执砌成的。直到今天我才发现,砌成那堵墙的,是他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独自背负的、重如泰山的责任。而我,那个自以为是的儿子,却一直在墙的另一边,抱怨着它的冰冷和坚硬。
我的鼻子一酸,猛地把脸埋进了被子里。
第三章:墓碑前的独白
马东的墓,在市郊的一片陵园里。
呼和浩特的冬天,天总是很高,很蓝,像一块巨大的、冷冽的玻璃。陵园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松柏的呜咽声。
墓碑是常见的样式,黑色大理石,上面嵌着马东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笑容灿烂,和刘嫂家墙上挂着的那张一模一样。
刘嫂提着一篮子祭品,我妈搀着她。父亲走在最前面,他的步伐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厚厚的积雪上,沉重而迟缓。我跟在最后,手里捧着一束白菊。
到了墓前,刘嫂把祭品一一摆好,点上香,眼泪就下来了。她絮絮叨叨地跟丈夫说着话,说女儿长大了,要嫁人了,对方是个好孩子,让他放心。我妈在一旁轻轻拍着她的背,无声地安慰。
父亲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他的目光落在墓碑上,仿佛要穿透那冰冷的石头,看到另一个世界的人。
过了很久,他对刘嫂说:“刘嫂,你和妈,带向阳先到下面等我。我想……单独跟老马待会儿。”
刘嫂点了点头,我妈拉着我,我们一起走下了台阶,在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停住了。从这里,可以远远地看到父亲的背影。
他一个人站在墓前,背脊依然挺直,却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
他没有点香,也没有烧纸,只是从那个皮包里,拿出了一瓶白酒和两个小杯子。他把其中一个杯子放在墓碑前,倒满,然后给自己也倒满。
他举起杯子,对着墓碑,像是在敬酒。然后,他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风把他的声音零零碎碎地吹了过来。
“老马……我来了。”
“三十年了……过得真快啊。你看,我头发都白了。你要是还在,估计也跟我一样,是个糟老头子了。”
“莉莉那丫头,长得真好,像小琴,性子像你。找了个好对象,下个月就结婚了。你……可以放心了。”
他顿了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这个伴郎……当得不称职啊。答应要照顾好她们娘俩,也没做到多好。就是每个月寄点钱,杯水车薪……你别怪我。”
“我儿子,向阳,也来了。长大了,比我高,比我有出息。就是……脾气倔,跟我一样。我们俩,说不上几句话。我这个当爹的……也挺失败的。”
他说得很慢,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聊天。我站在远处,听得心口发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如此坦诚地剖白自己,剖白他的愧疚,他的遗憾,甚至他的“失败”。
他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用手抚摸着墓碑上冰冷的照片。
“老马,我可能……要来陪你了。”
“前阵子查出来的,肝癌,晚期了。医生说,没几个月了。”
“我没告诉向阳和他妈。他们知道了,也只会跟着难受。没用。”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了。没干成什么大事,也没留下什么……就是觉得,对不住你。要不是我,你现在应该儿孙满堂了。”
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没怕过死,当年在战场上没怕过,现在也不怕。我就是……有点不甘心。我还没看到向阳的孩子,还没……还没跟他好好说过几句话。”
他忽然抬起手,重重地给了自己一拳,打在胸口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这个爹,当得真混蛋啊……”
那一刻,我再也站不住了。我猛地扭过头去,用力地眨了眨眼,想把涌上来的热意逼回去,但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哽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妈在我身边,早已泣不成声。
原来,这就是真相。
不是简单的战友情,不是普通的故地重游。这是一场长达三十年的赎罪,和一场蓄谋已久的告别。
他不是来给了断的,他是来交代的。交代他对兄弟的承诺已经完成,交代他即将踏上与他相同的旅程。
我一直以为他沉默的墙后面是冷漠,却不知道,那后面是炼狱。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蹒跚着从台阶上走了下来。他的眼眶是红的,但脸上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平静。他走到我们面前,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我,目光在我们脸上停留了很久。
“走吧,回去。”他说。
回去的路上,车里死一般的寂静。我坐在副驾驶,从后视镜里,能看到父亲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脸上是深深的疲惫。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的父亲,真的老了。而且,他正在以一种我无法阻止的方式,迅速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回到刘嫂家,父亲把自己关进了房间,说要休息一下。
客厅里,我妈拉着我的手,泪水无声地滑落。“向阳,你爸他……其实早就知道了。那封信,是复查报告。他一直不让我告诉你,他说你工作忙,压力大,不能再给你添乱。”
我看着我妈哭得通红的眼睛,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半年了。”
半年。整整半年,他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照常看新闻,照常散步,照常对我下达各种命令。他用他最坚硬的壳,包裹着那个最脆弱的秘密,独自一人,面对着死亡的倒计时。
就在这时,马莉回来了。她看到我们沉重的脸色,有些不知所措。
“阿姨,陈阳哥,怎么了?”
我妈擦了擦眼泪,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是……风大,眼睛不舒服。”
马莉没再多问,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请柬,递给我妈:“阿姨,这是我跟小峰的喜帖,下个月十八号,您和叔叔,还有陈阳哥,一定要来啊。”
我妈接过喜帖,手指有些颤抖。
我看着那张红得刺眼的喜帖,心里五味杂陈。一场婚礼,一场葬礼。生命的悲与喜,就这样毫无道理地交织在一起。
突然,房间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是重物倒地的声音。
我心里一紧,和我妈对视一眼,立刻冲了过去。
门被撞开,父亲倒在地上,手捂着腹部,额头上全是冷汗,脸色白得像纸。他手边,那个棕色的皮包掉在地上,拉链开了,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除了那沓汇款单,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爸!”我嘶吼着扑过去。
第四章:散落的皮包
医院的走廊,永远是白色和消毒水味的混合体,冰冷得让人绝望。
父亲被推进了急诊室,我和我妈,还有闻讯赶来的刘嫂和马莉,焦急地等在外面。我妈已经哭得快要虚脱,靠在我身上,身体不住地发抖。我搂着她,手心全是汗,脑子里一片空白。
刚才那一幕,反复在我眼前回放。父亲倒下的瞬间,他脸上那种痛苦而隐忍的表情,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记忆里。
刘嫂把那个散落一地的皮包收了起来,递给我。“向有,你爸最看重这个,你收好。”
我接过来,手指触碰到那粗糙的皮革,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的体温。我把它抱在怀里,像是抱着某种信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急诊室的门终于开了,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是疲惫的神情。
“谁是陈卫国的家属?”
“我是,我是他儿子。”我立刻迎了上去。
医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妈,语气很沉重:“病人是急性肝区疼痛,癌细胞扩散引起的。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止痛处理,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
他顿了顿,“情况很不乐观。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四个字,像四颗子丸,精准地击碎了我心中最后一丝侥G幸。我妈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幸好刘嫂和马莉扶住了她。
“医生,还有……还有多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医生摇了摇头:“不好说,快的话,可能就一两个月。慢的话,也许能撑过年。主要看病人的意志力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多陪陪他吧。”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留下我们,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被宣判的死刑。
父亲被转入了普通病房。他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挂着点滴,因为止痛药的缘故,已经睡着了。他的呼吸很微弱,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仿佛生命力正在被一点点抽走。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熟睡的脸。这张我看了三十多年的脸,此刻显得如此陌生。那些深刻的皱纹,每一道后面,都藏着我不知道的故事。他紧闭的嘴唇,那条总是抿着的坚硬的线,此刻也松弛了下来,透着孩童般的脆弱。
我妈趴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早已哭不出声,只有压抑的、断续的抽泣。
刘嫂让马莉先送我妈回去休息,她留下来陪我。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输液管里液体滴落的声音,滴答,滴答,像是生命倒计时的秒表。
“卫国哥他……他就是这个性子,什么苦都自己扛。”刘嫂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当年老马走了,厂里给了抚恤金,他硬是没要,全给了我们。他说,老马的命,不是钱能换的。他得替老马,把我们娘俩拉扯大。”
“这些年,他自己过得紧巴巴的,但给我们的钱,从来没断过。有一年过年,他厂里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他愣是去工地上扛了半个月的沙包,才把钱凑齐了给我寄过来。那年他来,我看到他手上全是冻疮和血口子,问他怎么了,他只说是干活不小心弄的。”
刘嫂说着,也抹起了眼泪。“他总说,这是他欠老马的。可我们都知道,他不欠任何人的。他就是……太重情义,也太苦了自己。”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我从不知道,我的父亲,那个在我眼中固执、专断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男人,曾为了一个承诺,在冰天雪地里去扛沙包。
我低下头,打开了那个皮包。
那沓汇款单,我一张张地翻看。每一张,都记录着一段岁月,也记录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汇款单下面,是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小伙子,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一个是年轻时的父亲,一个是年轻时的马东。他们的背后,是广阔的草原和蓝天。
照片的背后,有一行已经褪色但依然清晰的字:【赠我最好的兄弟,陈卫国。愿我们的友谊,像草原一样长青。——马东,1985年夏。】
我把照片翻过来,摩挲着父亲年轻时的脸。那时的他,眼神里还没有后来的沉重和沧桑,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一场意外,改变了所有。
在照片下面,是那个用红布包着的小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枚军功章。三等功。
“这是……”
“这是卫国哥的宝贝。”刘嫂说,“当年在边境上,他为了掩护战友,一个人引开了敌人,差点没回来。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他一直舍不得戴,说这功劳,也该有老马的一半。”
我握着那枚冰冷的军功章,感觉有千斤重。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把荣誉看作是兄弟共享,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把所有的痛苦和秘密都深埋心底的男人。
他用他的沉默,守护着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切:对兄弟的承诺,对家人的责任,和一个男人的尊严。
而我,却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去误解他,去反抗他,去远离他。
窗外,夜色渐深。呼和浩特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片遥远的星海。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一定要来这里。
这里,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过命的兄弟,有他背负了一生的债。他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这个开始的地方,做一次最彻底的告别。
父亲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目光落在我手中的军功章上。他想伸手去拿,却没什么力气。
“爸。”我叫了他一声,声音嘶哑。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我把军功章和照片都放回他手边,然后握住了他冰冷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此刻却像枯枝一样脆弱。
“爸,”我又叫了一声,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以前……是儿子不懂事。”
父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他张了张嘴,那句熟悉的“行了”似乎就要脱口而出,但这一次,他没有说。
他只是反手,用尽力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
一下,又一下。
没有言语,但我知道,那堵横亘在我们之间三十年的冰墙,在这一刻,无声地,开始消融。
第五章:草原的风
父亲的身体,在医院里将养了几天后,奇迹般地好转了一些。虽然医生说这只是回光返返照,但他至少能下床走动了。
出院那天,他提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要求。
“我想去趟草原。”
我妈和刘嫂都不同意,怕他身体吃不消。
“我的身体,我清楚。”他固执地看着我,“向阳,你带我去。”
我看着他眼中那种不容拒绝的、近乎乞求的光,我知道,我无法拒绝。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马莉帮我们联系了一辆车和一个熟悉路况的当地向导。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出发了。我妈不放心,也跟着一起去了。
车子驶出市区,窗外的景色渐渐开阔。高楼大厦被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广袤的草场取代。虽然是冬季,草原一片枯黄,但那种辽阔和苍茫,依旧震撼人心。
父亲一直靠在窗边,贪婪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宁静和释然。
“就是这里。”车子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父亲忽然说。
向导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下了车,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原。风很大,吹得人的衣角猎猎作响。
“爸,您来过这里?”我问。
“嗯。”他点了点头,“当年,我和老马,就是在这里拍的那张照片。”
他指着不远处一个小小的山丘,“那时候,我们俩就坐那上面,喝着马奶酒,吹牛。他说,等以后退役了,要在这里盖个蒙古包,娶个最漂亮的蒙古姑娘。结果……他娶了小琴,回了城,再也没回来过。”
我们陪着他,慢慢地往那个小山丘上走。他的体力显然不支,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我伸出手想扶他,他却摆了摆手,拒绝了。
他要自己走完这段路。
终于,我们爬上了那个小山包。站在这里,视野更加开阔,天与地仿佛连在了一起,让人感觉自己无比渺小。
父亲找了块石头坐下,从怀里拿出那张他和马东的合影,看了很久。
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他眯着眼睛,望着远方,仿佛在看另一个时空。
“向阳。”他忽然叫我。
“嗯。”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我摇了摇头。
“我后悔……跟你说的话太少了。”他转过头,看着我,目光很深,“我总觉得,男人嘛,把事做好就行了,说那么多干嘛。可我忘了,你不说,别人就不会懂。”
“我总想让你有出息,比我强。所以对你严厉,怕你学坏,怕你走弯路。你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没考好,我揍了你一顿。你一晚上没吃饭,把自己关在屋里。你妈让我去跟你道歉,我没去。其实那天晚上,我就在你门外站了半宿。我听见你在里面哭,我心里……比谁都难受。”
“还有你结婚的时候,我喝多了。我不是高兴,我是……是舍不得。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就这么成别人家的人了。可这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跟你说,要对人家好点。”
他说得很慢,很平静,像是在讲述一段遥远的历史。而我,却听得浑身颤抖。那些我早已遗忘的、或者说被我刻意用怨恨包裹起来的往事,此刻被他一一揭开,露出了里面我从未见过的、笨拙而深沉的父爱。
“爸,别说了。”我的喉咙哽住了。
“不,得说。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苦涩和无奈,“人啊,就是这么个东西。总要到快死了,才想起来,好多事没做,好多话没说。”
他把那张照片递给我:“这个,你留着。以后,想我了,就看看。”
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存折,塞到我妈手里:“秀琴,这是我攒的钱,不多,你留着养老。别再那么省了。该买的买,该吃的吃。”
我妈握着存折,早已泣不成声:“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好好的……”
父亲拍了拍她的手,然后转头,望向辽阔的草原深处。
“真好啊……”他喃喃地说,“老马,你看,这草原,还跟当年一样……”
他说完这句话,身体忽然一软,朝着旁边倒了下去。
“爸!”
我嘶喊着扑过去,抱住他。他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眼睛紧紧地闭着,呼吸已经停止了。
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那一天,草原上的风很大,很大。它带走了我父亲生命中最后一口气息,也带走了我心中,那座压抑了我三十年的冰山。
我抱着他渐渐冰冷的身体,跪在枯黄的草地上,第一次,为他放声大哭。
第六章:回不去的家
我们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北京。
呼和浩特,这座我们只待了不到一周的城市,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家尘封三十年的秘密,也永远地,留下了一部分的我。
家还是那个家,一切都没有变。客厅里,那张属于父亲的单人沙发空着,茶几上再也不会有那个磨得发亮的棕色皮包。电视机也沉默了,没有人再会把它雷打不动地调到35。
这个家里,处处都是他的影子,却又处处都没有他。
我妈一下子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人也瘦了一圈。她不再忙碌,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阳台上发呆,一看就是一下午。我知道,她在想他。
我请了长假,在家里陪她。我们很少说话,尤其是很少提起父亲。不是不想,是不敢。那个名字,成了一个开关,一按下去,就是汹涌而出的悲伤。
有一次,我整理父亲的遗物,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小木盒子。打开来,里面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而是一沓我从小到大的奖状,一张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一张我写的、早已被我遗忘的父亲节贺卡。贺卡上,用稚嫩的笔迹写着:祝爸爸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盒子的最下面,是一本很旧的日记本。
我颤抖着手翻开,里面是父亲的字,刚劲有力。记录的,却不是什么大事,全都是关于我的琐事。
“九月三日,晴。今天带向阳去公园,他第一次学会了叫爸爸。我很高兴。”
“五月十二日,雨。向阳发烧,我和秀琴在医院守了一夜。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宁愿生病的是我。”
“七月八日,晴。这小子,考试居然考了双百。没表扬他,怕他骄傲。晚上,偷偷在他碗里多加了个鸡腿。”
……
日记的最后一页,日期是去呼和浩特的前一天。
“明天,要带向阳去内蒙了。不知道我的身体,还能撑多久。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不是个好父亲。希望这次,能让他……稍微懂我一点点。就一点点,够了。”
我合上日记本,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一滴一滴,砸在那陈旧的封皮上。
我以为他从不关注我,原来我的每一次成长,他都珍藏在心底。我以为他吝啬表达,原来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沉默而笨拙地爱着我。
我懂了,爸。我全都懂了。可是,太晚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被说烂了的话,只有在亲身经历时,才知道是何等锥心刺骨的痛。
马莉的婚礼,我们最终还是没能去成。我用父亲的名义,给她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并且拜托刘嫂,以后她们家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
我知道,父亲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个皮包,更是那份持续了三十年的责任。现在,这责任,该由我来扛了。
生活还要继续。
我开始学着照顾我妈,学着买菜做饭,学着提醒她按时吃降压药。有一次,我教她用微信,她学得很慢,总是一个步骤反复问好几遍。我心里有些烦躁,刚想说“您怎么这么笨”,话到嘴边,却想起了在火车上,我教父亲用手机时的不耐烦。
我把火气压了下去,深吸一口气,耐心地又给她演示了一遍。
“妈,您看,是这样……”
我妈学会后,很高兴。她给我发的第一条语音是:“儿子,你现在,真像你爸了。”
我愣住了。
是啊,我开始变得沉默,开始把责任扛在肩上,开始用行动,而不是语言去表达关心。我活成了我曾经最不理解的,他的样子。
第七章:音量35
父亲走后的大半年,我和我妈渐渐走出了最初的悲痛,生活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我回到了公司上班,比以前更加努力。我知道,我不仅要为我的小家负责,也要为我妈的晚年负责。
我开始定期给刘嫂家寄钱,每个月一千。刘嫂几次在电话里推辞,说马莉已经结婚,生活好了,不需要了。
我说:“刘阿姨,这不是钱,这是我爸留下的念想。您就让我……替他继续守着这份情吧。”
刘嫂在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哽咽着说:“好孩子,你跟你爸一样,都是好人。”
又一个冬天来了。
北京下了第一场雪。那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气。我妈在厨房里忙碌,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
“今天你生日,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我三十二岁的生日。
晚饭后,我妈说:“向阳,把电视打开吧,好久没看了。”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屏幕亮起,正好是新闻联播的片头曲。我下意识地,按下了音量键。
一下,两下,三下……
当屏幕上的数字,跳到“35”的时候,我的手指,停住了。
那熟悉的、字正腔圆的播报声,瞬间充满了整个客厅。
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眼圈慢慢红了。
我也坐在沙发上,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我没有看电视,只是静静地听着那个声音。
在音量35的世界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他依然坐在那张单人沙发里,背脊挺得笔直,手里攥着遥控器,目光沉静地看着前方。他没有说话,但这一次,我读懂了他所有的沉默。
那沉默里,有对国家的关心,有对家庭的责任,有对儿子深沉的爱,还有一个男人,用一生去践行的,对兄弟的承诺。
我扭过头,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鼻子一酸。
爸,生日我收到了,谢谢你。
……
这就是呼和浩特告诉我的。
它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面镜子。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的父亲,也让我看到了那个曾经多么幼稚和浅薄的自己。它教会我,很多爱是沉默的,很多责任是无声的,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其实是另一个人用生命在守护的珍贵。
所以,我真心建议你:不要随便去呼和浩特。
除非,你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生活的真相。
除非,你已经有勇气,去拥抱那个,你从未真正读懂过的、沉默的父亲。
来源:梦幻可乐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