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里的四月,风里裹着水汽,早上出门总得披件旧棉袄。我戴着顶红色的劳保帽,踩着泥泞不堪的山路,手里提着装满树苗的蛇皮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后山走。
山里的四月,风里裹着水汽,早上出门总得披件旧棉袄。我戴着顶红色的劳保帽,踩着泥泞不堪的山路,手里提着装满树苗的蛇皮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后山走。
五十多了,腰还没开始弯,村里人叫我”老杨”。其实我姓梁,但是当年爷爷种了一大片杨树,久而久之,村里人就管我们家叫”杨家”。倒也没人纠正,随他们去了。
那是2009年,我刚从县城的电子厂下岗回来,攒的钱不多,老婆在镇上幼儿园看门,儿子在市里上大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村里人都说我傻,好好的厂子不待,非要回来种地,“城里的菜场又不缺你那几颗白菜”。
说这话的主要是王麻子,村里有名的闲汉。他比我大两岁,从来没正经干过活,家里几亩薄田也是让媳妇张罗,他整天抱着个保温杯,里面泡着枸杞,杯子上已经磕出了几道裂口,跟村里的几个老头在祠堂前的银杏树下下象棋,时不时骂上两句街。
那天我扛着树苗路过祠堂,王麻子坐在八仙桌旁,嘴里叼着根已经灭了的烟头,衣领上落着几片灰白的烟灰,看见我就扯着嗓子喊:“老杨,种那些果树干啥?咱们这山沟里的果子,城里人谁稀罕啊?”
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那后山九曲十八弯的,就算结了果子,运出来不得赔死啊?”
我头也没回,只是摆摆手。
山沟里有一条褪了色的水泥路,是九十年代村里统一修的。当时为了工期,大伙轮流上工,现在路的两旁还有烟头烧出的小坑,那是当时监工点烟休息时留下的。路边的木头电线杆上钉着个歪歪斜斜的小牌子,写着”后山二组”,字迹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了。
我家的后山在村子的最边上,全是梯田,只种过玉米和土豆。这几年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田野荒着,长满了杂草和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像是被人用绿色颜料泼过的画布。
我买的是梨树苗,县城苗圃的老板说是秋子梨,甜,水多。我这人没啥文化,不懂什么品种不品种的,但想着城里人就喜欢这口,就信了。五块钱一棵,我买了一百棵。卖苗的老板还送了我两棵,说是讨个吉利。
挖坑的时候,发现土壤里有很多小石子,像是被谁故意放在那里的。我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指拨开表层土,挖出一块青灰色的瓦片,上面有个残破的花纹,像是什么动物的尾巴。这山里几十年没人住过了,不知道这是谁家留下的。我把瓦片随手一丢,它骨碌碌滚下山坡,停在了一丛野草中。
种完一排,我直起腰,看看天色,已经黄昏了。山边的晚霞像是被谁泼了一层橘红色的颜料,连绵起伏的山脊线清晰可见。山下的村落里,几缕炊烟懒洋洋地升起,在风中扭曲变形,然后消散。张寡妇家的黄狗冲着山坡上的我汪汪叫了两声,大概是闻到了我带的咸菜包子的味道。
这时候,我裤兜里的老式翻盖手机响了起来,是我媳妇打来的。山里信号不好,她的声音时断时续。
“老梁…买菜…回来没?”
“没呢,我在后山种树呢。”
“又…树?上回…白梅李子…都没人要…”
“这次不一样,是梨树,县城苗圃的,保证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叹息。
“行吧…早点…回来…锅里…菜…”
挂了电话,我心里有点发堵。确实,去年种的那十几棵李子树,结果小小的,酸得很,送人都没人要。最后都给隔壁张大妈做了酸李子脯,酸得直咧嘴。
回家的路上,天彻底黑了。村口的那盏路灯早就坏了,镇上说要修,但一直没人来。我打着手电筒,照着脚下的路。经过祠堂的时候,王麻子他们还在,烟头的火光在暗处一明一灭。
“老杨回来了?树种完没?”王麻子的声音懒洋洋的,还带着点幸灾乐祸。
“种了一半,明天继续。”
“别种了,种那么多有啥用?你看村东头的刘大壮,种了一片桃树,到头来还不是烂在地里?”
我停下脚步,手电筒的光照在王麻子的脸上,他眯起眼睛,有点不自在地别过头去。
“种不种关你什么事?你儿子刚从技校出来,连个工作都找不到,还有脸说我?”
王麻子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你…你…”
我也不管他,继续往家走。
家里亮着昏黄的灯光,门口的三轮车上放着几个空啤酒瓶,是下午老李来串门喝的。媳妇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声音开得很小,似乎是怕吵到邻居。看见我进门,她起身去灶台上盛饭。
饭桌上,她问:“明天还种?”
我点点头:“再买一百棵,我想把整个后山都种上。”
她放下筷子,眼睛里有些担忧:“咱们的钱不多了,儿子马上毕业,还得找工作…”
“没事,我打听过了,梨子比李子好卖,城里人喜欢。再说,这后山荒着也是荒着,种上树总比长满杂草强。”
媳妇没再说什么,只是把碗里剩下的菜往我碗里夹了夹。
就这样,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后山种了整整六百棵梨树。王麻子他们天天嘲笑我,说我是”梁疯子”,把好好的田地都毁了。我不理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给树浇水,施肥,打药。
第一年,树苗长势不错,但没结果。村里人更加确信我是在做无用功。第二年,有了小小的花苞,但大部分都被春寒冻坏了。第三年,零零星星地结了一些果子,又小又酸,我自己都咬不下去。
到了第四年,2013年的春天,树上开满了白花,像是下了一场春雪。花谢后,结了不少青果子。我请教了县农业站的技术员,学会了疏果、套袋等技术。那年夏天,我的梨园里挂满了果袋,风一吹,哗啦啦作响,像是山里的风铃。
八月底,第一批梨子成熟了。我和媳妇一起摘下来,装了几筐,用三轮车拉到镇上的农贸市场去卖。没想到,这梨子真的不错,个头大,水分足,香甜可口。第一天就卖了七八百块钱。
随后,我联系了县城的几个水果批发商,他们来看了看我的梨园,当场就订了大半的果子。那年秋天,我卖梨子赚了将近两万块钱,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王麻子也来看过,站在山坡上,望着挂满梨子的果园,嘴巴张了又闭,闭了又张,最后悻悻地走了。
后来的事情,就像是做梦一样。我注册了商标,叫”老杨家的梨”,还用儿子教的方法在网上卖。城里人就喜欢山里的东西,说是生态、绿色、无公害。2015年,我扩大了种植面积,把邻近的几块荒地也租了过来,种上了不同品种的梨树。到2018年,我的梨园已经有上千棵树了,年收入超过十万。
村里人不再叫我”梁疯子”,改口叫”梁总”了。我也雇了几个村里的闲人帮忙管理果园,其中就包括王麻子的儿子小王。
小王是个实诚孩子,从技校毕业后在市里找过几份工作,都不长久。回村后,他主动来找我,说想学种果树。我想着当年他爹怎么笑话我,心里有点不痛快,但看他态度诚恳,也就答应了。
没想到,这孩子真有一套。他在网上学了不少果树管理的知识,还研究出了一套防虫害的新方法,比我用的农药效果还好。2020年,我正式聘请他做了果园管理员,工资不低,每月五千,还包吃住。
去年冬天,王麻子得了肺炎,住进了镇医院。我去看他,带了些我家自制的梨膏。病床上的王麻子已经瘦得脱了形,看见我进来,眼睛里有些复杂的神情。
“老杨…不,老梁,我当年…”
我摆摆手:“都过去了,别提了。”
他咳嗽了几声,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保温杯:“你看,还是那个杯子,用了二十多年了。”
我仔细一看,真是当年那个磕了口的保温杯,杯盖上的红漆已经掉了大半,露出了里面的铁皮。
“你儿子在我那干得不错,有想法,有干劲,比你强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王麻子苦笑了一下:“是啊,比我强多了。我这辈子,没干过啥正经事,就知道说别人。老梁,我错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岔开话题:“医生怎么说?什么时候能出院?”
“快了,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我点点头,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出院了来我果园坐坐,尝尝今年的新梨,挺甜的。”
他眼角有些湿润:“一定去。”
回去的路上,我开着儿子前年给我买的小面包车,车窗外是熟悉的山路。那些年我扛着树苗,踩过的足迹,如今已经被柏油路覆盖。路边的电线杆换成了水泥的,再也看不到当年那块写着”后山二组”的小木牌了。
村口新立了个牌坊,上面写着”民俗文化村”几个大字,这是县里搞乡村振兴的项目。我的梨园被列为示范基地,每年都有不少城里人来参观,顺便采摘梨子。
我把车停在家门口,屋里亮着灯。媳妇在院子里摘菜,看见我回来,招呼道:“回来啦?王麻子怎么样了?”
“好多了,快出院了。”
“哦,那就好。对了,儿媳妇打电话来,说月底带孙子回来住几天。”
我点点头,心里一阵暖意。儿子在市里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去年结了婚,前段时间添了个胖小子,我和媳妇成了爷爷奶奶。
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看着远处的山影。夜色渐深,山腰上点缀着几盏昏黄的灯光,那是果园的看守棚。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村的”摇钱树”。
媳妇端了碗热腾腾的梨汤出来:“喝点吧,刚煮的,加了冰糖。”
我接过碗,轻轻吹了几下,然后小口啜饮。甜甜的梨香在口腔里扩散开来,带着一丝清爽的余韵。这就是我种的梨,经过岁月的沉淀,终于绽放出了最美的滋味。
就在上个月,小王跟我提出了一个想法,说要在果园里开发采摘游,还要搞线上直播带货。我一开始有些犹豫,但看他信心满满的样子,也就答应了试试。没想到,第一场直播就卖出了五千多斤梨子,远比传统渠道效率高。
如今,我的梨园已经变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县里的领导来考察,镇上的干部请教经验,就连市里的电视台都来采访过我。但我始终记得,十几年前,当我扛着第一批树苗走上山坡时,心里那份忐忑和坚持。
坐在院子里,我看着天上的星星,想起了那句老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十几年前,我种下的不仅仅是梨树,还有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如今,这些希望和信念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村里人都说我有远见,能吃苦,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当初只是不甘心被生活打败,想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罢了。
夜深了,山风轻轻吹过,带来阵阵梨花的清香。这香气里,有泥土的芬芳,有汗水的咸涩,有时光的厚重,也有未来的甜蜜。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这香气充满胸腔,然后缓缓吐出,像是释放了所有的疲惫和满足。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果园里,那六百棵最初种下的梨树,依然在山坡上默默地生长,见证着一个固执农民的执着和梦想。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