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参战方分别是朝廷中央军和河北三镇地方军，双方投入兵力五十余万，时间持续八年，是唐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乱，也是由盛转衰的标志。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公元755年—763年）由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发动的战争。

参战方分别是朝廷中央军和河北三镇地方军，双方投入兵力五十余万，时间持续八年，是唐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乱，也是由盛转衰的标志。

经此事件，大唐王朝从中央集权的强大军事帝国沦落为藩镇割据的乱世王朝。

那么这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这其中经历了多少斗争和尔虞我诈？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这其中既有地主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也有统治者内部、民族之间的矛盾。

比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吏治腐败、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荒废朝政等。

但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均田制的破坏，均田制破坏导致府兵制崩溃，继而使得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长期驻守边疆的节度使拥有远超中原的军事力量，这就给了安禄山以可乘之机。

所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均田制？

均田制是北魏流传下来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即政府把无主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向政府缴纳租税，规定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以此保证国家财政有稳定的赋税收入。

均田制基础上，统治者建立府兵制，即兵农合一，农民平时耕种土地，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的折冲府。

唐朝初年，全国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保证朝廷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危机，故军力是外轻内重。

当然，府兵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均田制的存在，农民有了土地才能安稳的训练，才能为朝廷供给兵源。

不过国家形势的变化导致府兵制难以为继，首先，唐朝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武周之治”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已成为一个经济繁盛的强大帝国。

然而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唐朝面临与它的前一个大一统王朝汉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

地主官僚们通过各种巧取豪夺，将均田制下的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农民或纷纷逃亡成为流民，或出卖土地成为官僚地主的佃农。

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兵源被“釜底抽薪”般切断。

其次，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西域，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

因为扩张地理单元达到极限，到了玄宗时期，朝廷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开疆拓土，而是把打下来的疆土巩固下来。

府兵制在保卫边疆的问题上有极大短板，因为府兵不能耽误农时，要有一定的番休期限，而从向前线运兵，再到后勤供应等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待这些工作安排就绪后，周边蛮夷早在抢掠后跑得无影无踪，以至于边将征调府兵后长期扣押久戍不归。

再加上军营腐败，克扣军饷、敲诈勒索屡见不鲜，导致大量府兵逃亡，因此综合两方面原因，到了唐玄宗时期，折冲府已无兵可交。

在这种情况下，募兵制应运而生。募兵制，即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

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帝国战斗力。毫无疑问，玄宗的方法是有效的，它很好的维持帝国来之不易的疆域成果。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募兵制产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恶果。

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背景十分复杂，有流民、有逃犯还有生活所迫背井离乡之人，朝廷很难掌握各地所需兵力，便把士兵招募、税收、行政等权下放给节度使。

这些兵士受节度使的收买笼络，他们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与节度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牢不可分，逐渐形成“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尾大不掉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力85%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十五万，其兵力大多由契丹、奚族等胡人组成。

他们勇猛彪悍，能征善战，安禄山正是利用河北地区胡汉杂居的特点，拉拢这些少数民族组成叛军核心，并通过授予官职强化他们的支持。

而内地中央军仅有八万，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差，平时毫无作战训练，这样一来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地方势力隐隐凌驾于中央之上。

除了均田制的崩溃，唐玄宗本人和他的统治集团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玄宗在位前二十年是一位勤于政事、精明强干的卓越帝王。

开元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玄宗逐渐丧失了进取的精神，改元天宝后，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理念上由节俭朴素变为奢侈无度、挥金如土。

不过有一点玄宗始终未变，那就是对权力的控制。玄宗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即便是执政早期，姚崇、宋璟等开元贤相不过执政四五年即轮换。

因为他不希望臣下有积累资源，控制朝政的机会。宋璟之后，玄宗以群相议政实现权力制约。

比如当时的朝廷里有两派，一是文学集团，二是吏才集团，简单来说，就是科举上来的文人集团和士族门荫子弟通过政绩上来的干才集团。

最初，文学集团的首领是张说，吏才集团的代表就是宇文融，张说之后是张九龄，李林甫则接过宇文融的接力棒。

李林甫虽才能不及九龄，但工于心计，善于逢迎玄宗，而张九龄较为正直，忠直进言忤逆圣意，最终李林甫取代张九龄，成为玄宗最为宠信的宰相。

除了朝堂，玄宗在军队中也大搞平衡，让西北地区的哥舒翰和东北地区的安禄山互相制衡。

天宝以后，玄宗愈加懈怠政事，放弃了早年宰相互相制约的思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势的宰相来替他控制朝政，负责中枢政务。

当然，宰相不掌握军权，只要玄宗乐意可随时换人。而李林甫一方面讨好上意，另一方面排斥异己，巩固权势，他曾掀起多次政治大案清洗对手。

同时他还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在此之前，朝廷都是以汉人为节度使，有从节度使升为宰相的传统，比如开元年间的郭元振、张嘉贞、张说、李适之等人。

而李林甫担心儒臣既得战功，又获高位，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想杜绝这一条升官接近皇帝的路。

于是李林甫把边疆战区的节度使都换成胡人，给出的理由是文官为将，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蕃将天生雄健骁勇，任用定能效死，夷狄不愁不能剿灭。

玄宗同意他的说法，便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

在这之前追溯至贞观年间，蕃将强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不能独任上将，皆由大臣控制。而李林甫看中了胡人没有入朝当宰相的资格，才让他们掌管边疆军队。

各方权力博弈的结果导致安禄山能专控三个道的精锐部队，十四年不迁动，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河北三镇如同独立王国，只对安禄山负责，根本没把朝廷放在眼里。

对于这些蕴藏的危机，玄宗过于自负，丝毫没有察觉。

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的前一年，玄宗与高力士的一段对话颇有意味。

《资治通鉴》记载:

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

高力士虽是宦官，但他却是合格的政治家，政治上极其敏锐。但玄宗却迷之自信，自以为掌控一切。

此时远在范阳的安禄山秣马厉兵，修筑城墙，蓄养战马达到数万匹，并储备大量兵仗器械和粮草。

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熟悉边疆多民族环境的优势，豢养同罗、奚、契丹等族前来投降的人，将这些人严格挑选组成亲军，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

长安朝廷这边，权相李林甫已病逝，其党羽遭到杨国忠的清算。安禄山通过情报和眼线，对长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在安禄山看来，杨国忠本是市井无赖，因为善于为玄宗敛财以及宗亲杨贵妃的缘故才爬上宰相的位置，因此丝毫未把杨国忠放在眼里。

杨国忠对安禄山同样嗤之以鼻，坚定其早晚会反，不断在玄宗面前打小报告，但是玄宗始终不相信。

于是杨国忠把朝中依附安禄山的大臣全部贬谪出京，甚至派人查抄其在长安的家产。

双方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终于迎来矛盾总爆发。

755年12月，安禄山发动范阳、平卢、河东等三镇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大军，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清君侧为借口在范阳起兵，随即南下直扑洛阳和长安。

安禄山的胡骑军团长期在边关作战，勇猛彪悍，再加上准备充分，其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之声震地。

而当时中原承平日久，百姓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听闻内乱爆发，远近无不震惊。

由于河北本就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所过之处，各州县都望风瓦解，安禄山几乎兵不血刃控制河北。

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如雪片般传回长安，但老迈昏聩的玄宗始终不相信，以为是有人栽赃陷害。

直到安禄山席卷河北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只能在匆忙之中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回防。

然而一切都晚了，唐朝的精锐边军根本来不及赶回，高仙芝、封常清只能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多是市井子弟，既缺乏战斗经验，也无战斗能力，在久经沙场的安禄山叛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安禄山于755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中原大地陷入混乱，开元盛世从此梦碎，唐朝由盛转衰。

来源：小瑀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