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元元年（713 年）的大明宫含元殿，晨光穿透重重宫阙，洒在 28 岁的唐玄宗李隆基身上。他凝视着手中姚崇呈上的《十事要说》，纸页上 “请废除苛法、请禁止宦官干政” 等十条谏言墨迹未干，殿外传来姚崇略带沙哑的声音：“陛下若允此十事，臣敢奉命。” 这位历经武周、

姚崇拜相的开元初年，山东爆发大规模蝗灾。漫天蝗群遮蔽日月，百姓焚香祭拜，却不敢捕杀，唯恐触怒 “蝗神”。唐玄宗焦虑万分，姚崇却力排众议：“昔魏景仇视蝗为灾，下诏修德，遂致饥荒；陛下当任臣处置，蝗灾必不为患。” 他首创 “火攻 + 填埋” 之法，下令各州连夜点燃篝火，引蝗投火，再以深坑掩埋。

面对保守派 “蝗灾乃天谴” 的指责，姚崇直言：“庸儒执文，不识通变。事系国安，不可限以常礼！” 他亲自坐镇灾区，督促官员执行灭蝗令，仅开元三年（715 年）就捕杀蝗虫十四万担，“民免流殍，天下称贤”。这场与自然的硬仗，不仅拯救了百姓，更树立了新政权的务实作风。

姚崇之后，宋璟接任宰相。这位以 “守正不阿” 闻名的贤相，一上任就遇到棘手难题 —— 太平公主余党请求保留中宗时期的 “斜封官”（非正式任命的官员）。当时全国此类官员多达数千人，严重破坏官制。宋璟力主 “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竟在朝堂上与唐玄宗的宠臣崔湜当庭争执，最终罢黜斜封官千余人，朝野震动。

开元七年（719 年），广州都督裴伷先为讨好皇帝，提议为宋璟建造 “遗爱碑”，却被宋璟严词拒绝：“碑者，纪德述功，臣之治不足纪，恐天下谓陛下私臣。” 他任内严格执行 “非功不赏，非罪不刑”，就连唐玄宗想为宠妃武惠妃的父亲追封官职，也被他以 “官爵非陛下私有” 驳回。这种近乎苛刻的制度坚守，为开元初期的吏治清明奠定了基础。

开元十四年（726 年），张说拜相，带来了与姚崇、宋璟不同的治世风格。这位曾参与编撰《三教珠英》的文坛领袖，提议设立丽正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聚集贺知章、张九龄等文人，开创了 “天子好学，文人参政” 的风气。他主持修撰《开元五礼》，规范国家礼仪；改革府兵制为募兵制，解决了士兵逃亡问题。

张说的文治最动人处，在于对人才的培养。开元十三年（725 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张说力排众议，让九品小官张九龄参与祭典，此举被视为 “拔擢寒士” 的象征。当他在丽正书院与诸儒讨论经学时，殿外的梧桐正落满开元盛世的阳光，那是文人政治最璀璨的时刻。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宽达 150 米，波斯商队的驼铃声与新罗留学生的诵读声交织。西市的胡姬酒肆里，李白正挥毫写下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而波斯传来的琉璃瓶中，正插着来自大食的玫瑰。据《唐会要》记载，当时长安的西域商人超过十万，鸿胪寺每年接待的外国使节达四千余人。

唐玄宗在兴庆宫修建 “花萼相辉楼”，取 “兄弟相亲” 之意，却无意间成为多元文化的舞台。粟特的胡旋舞、印度的梵乐、日本的遣唐使，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当玄奘译经的大慈恩寺钟声响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 “天下中心” 的自信之中。

开元年间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一系列制度创新。宇文融推行的 “括户政策”，仅用三年就查出隐匿户口八十余万，增加赋税收入；江南的曲辕犁广泛使用，使水稻亩产提升至三石（约合 400 斤），“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的诗句，并非夸张。

丝绸之路的畅通让长安成为国际商都，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在市面流通，扬州、广州等港口停泊着阿拉伯商船。唐玄宗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仅广州一地的关税收入，就占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让大唐的 GDP 占当时世界的 60%，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

开元时期的文化成就，堪称中国古代的巅峰。诗坛上，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郁、王维的空灵，共同构成 “盛唐气象”。李白供奉翰林时，曾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这种文人的傲骨，正是开元包容的写照。书法界，张旭的狂草、颜真卿的楷书，将汉字艺术推向新高度；绘画上，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吴带当风”，开创中国人物画新纪元。

更重要的是，唐玄宗本人就是文化的推动者。他设立教坊、梨园，亲自教授乐舞，后世尊称戏曲演员为 “梨园弟子” 即源于此。当《霓裳羽衣曲》在长生殿响起，杨贵妃的舞姿与开元盛世的文化自信，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

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李林甫拜相，成为开元盛世的转折点。这位 “口有蜜，腹有剑” 的权臣，通过勾结宦官、嫔妃，掌握了唐玄宗的一举一动。他堵塞言路，将敢于谏言的张九龄罢相，开创了 “不任贤相，专任权术” 的先河。为巩固权力，他竟建议唐玄宗 “重用胡将”，理由是 “胡人勇决无异心”，亲手为安禄山的崛起铺平道路。

李林甫任内，曾发生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击败吐蕃，捷报传至长安，李林甫却压下不报，唯恐边将立功威胁自己。这种 “蔽塞主聪” 的行为，让唐玄宗逐渐沦为深宫的 “太平天子”，对朝政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

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凭借裙带关系登上相位，将开元初年的廉政传统破坏殆尽。他身兼四十余职，公开卖官鬻爵，“选官不论贤愚，只问财货”，甚至在自己家中大摆选官案，随意圈定官员。为讨好唐玄宗，他命各州县将粮食、布帛运往长安，导致 “百姓穷困，聚为盗贼”。

最致命的是，杨国忠与安禄山的权力斗争。两人互相倾轧，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断言 “安禄山必反”，却拿不出实据，反而逼得安禄山狗急跳墙。当安禄山以 “讨伐杨国忠” 为名起兵时，唐玄宗仍半信半疑，错失平叛良机。

安禄山的发迹，始于开元时期的边疆政策。唐玄宗为巩固边防，设立十大节度使，赋予其军、民、财三权，安禄山一人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五万，成为 “土皇帝”。他利用胡汉杂居的幽州，收编契丹、奚族等少数民族士兵，组建 “曳落河”（壮士）部队，战斗力冠绝天下。

安禄山的狡黠更在于伪装。他在唐玄宗面前装出憨厚模样，竟认杨贵妃为母，每次入朝都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称 “胡儿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这种表演让唐玄宗放松警惕，直到天宝十四年（755 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盛世的华美帷幕就此撕裂。

安禄山起兵后，河北各州望风而降，仅颜真卿镇守的平原郡坚守。唐玄宗仓促任命高仙芝、封常清率军平叛，却因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诬陷，斩杀这两位名将，自毁长城。天宝十五年（756 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同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

逃亡途中的马嵬坡，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逼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当白绫悬于佛堂梁上，杨贵妃的香囊飘落尘埃，那个 “一骑红尘妃子笑” 的时代彻底终结。唐玄宗望着禁军将领陈玄礼，突然想起开元初年与姚崇共商国是的清晨，恍若隔世。

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后，展开了血腥掠夺。《旧唐书》记载：“贼率回纥、奚、契丹、室韦等共十馀万众，蹂践河洛，杀人如刈草，焚庐舍，驱子女，所过赤地千里。” 大明宫的飞檐在火中崩塌，集贤殿的典籍付之一炬，曾经万国来朝的长安，变成人间地狱。

更严重的是，这场叛乱导致人口锐减。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 5300 万，至广德二年（763 年）叛乱平息，仅剩约 1700 万。黄河流域 “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大唐的元气再难恢复。

安史之乱虽被平定，但唐朝为换取叛将投降，不得不设立更多节度使，形成 “河朔三镇” 等割据势力。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朝廷再无权威。藩镇割据持续近百年，成为唐朝中后期的顽疾，直至宋朝建立才得以解决。

站在华清宫的遗址前，看着当年杨贵妃沐浴的汤池，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盛世的象征。开元盛世的崩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姚崇的务实、宋璟的守正、张说的文治，共同缔造了巅峰；而李林甫的权术、杨国忠的贪婪、唐玄宗的怠政，又亲手摧毁了这座大厦。

当我们复盘这段历史，会发现盛世的维系，远比开创更难。姚崇的灭蝗、宋璟的守制、张说的崇文，都是在为盛世打补丁，而唐玄宗晚年放弃了 “任贤纳谏” 的初心，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这警示后人：任何时代的繁荣，都需要清醒的危机意识、制度的持续革新，以及对初心的坚守。

下一期，我们将走进中唐乱世，目睹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传奇，感受杜甫 “国破山河在” 的悲怆，探寻唐德宗时期 “奉天之难” 的救赎与沉沦。在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的夹缝中，大唐如何艰难续命？敬请期待《中唐烽烟：在破碎中寻找救赎》，且看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如何在血与火中孕育新的希望。

文章通过唐玄宗与姚崇、宋璟等贤相的互动，展现开元盛世的兴衰。你若觉得某个历史事件的详略需要调整，或想补充更多人物细节，比如李白、杜甫在开元年间的经历，欢迎随时告诉我。

来源：话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