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公元 8、9 世纪，亚洲大陆上，大唐帝国与吐蕃王朝并立称雄，在两大势力的西南边缘，一个新兴的政权悄然崛起，这便是南诏。南诏以今云南洱海周边平原为核心，一度称雄西南，周旋于唐与吐蕃两大强权之间，在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崛起的历程，尤其是皮逻阁统
在公元 8、9 世纪，亚洲大陆上，大唐帝国与吐蕃王朝并立称雄，在两大势力的西南边缘，一个新兴的政权悄然崛起，这便是南诏。南诏以今云南洱海周边平原为核心，一度称雄西南，周旋于唐与吐蕃两大强权之间，在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崛起的历程，尤其是皮逻阁统一六诏及被册封云南王的历史事件，成为西南地区古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走向。
隋唐时期，今云南地区部落林立，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白蛮与乌蛮为主要族群。白蛮多居于坝间平原，从事农耕，受中原文化熏陶，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乌蛮则散处山地，畜牧为生，保留更多原始风俗，民风剽悍，武力强盛。
唐初，乌蛮中的六个部落逐渐发展壮大，各自称雄，形成 “六诏” 局面。蒙舍诏位于今巍山县境，地处最南，又称南诏；蒙巂诏在巍山县北部；越析诏占据今宾川、风仪一带；邆赕诏以今邓川县为中心；浪穹诏在今洱源县；施浪诏则在邆赕诏东北。各诏之间，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常因争夺资源、领土而兵戎相见，洱海地区局势错综复杂。
彼时，唐朝国力强盛，积极经营边疆，试图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稳固西南边陲；而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帝国也迅速崛起，向东、向南扩张势力，洱海区域成为唐与吐蕃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两大强权的地缘政治博弈下，六诏的命运被卷入更为宏大的历史漩涡之中，为南诏的崛起提供了特殊的时代背景。
南诏王族源于哀牢地区（今云南保山一带），始祖舍龙（龙伽独）为避仇家，率部众迁居巍山。此地土地肥沃，利于农牧发展，蒙舍诏在此休养生息，势力渐长。
648 年，唐朝将军梁建方南征，白崖诏（白蛮政权）受创，国势大衰。为求庇佑，白崖诏首领张乐进求与蒙舍诏首领细奴逻联姻，并归顺蒙舍诏。次年，细奴逻正式建国，号 “大蒙国”，自称 “奇王”，在巍山垅圩图山营建都城，开启蒙舍诏独立发展的征程。
细奴逻深知唐朝国力强盛，为保蒙舍诏安稳发展，653 年，派王子逻盛前往长安朝拜。唐朝为拉拢蒙舍诏制衡吐蕃，对其予以册封，此后蒙舍诏历代诏王多次遣使入唐，双方建立起稳定的臣属关系。在唐朝文化、技术的辐射影响下，蒙舍诏农业、手工业进步显著，实力不断增强，逐渐在六诏中崭露头角，为日后统一大业奠定基础。
713 年，蒙舍诏王子皮逻阁被唐朝封为台登郡王，此时的蒙舍诏在其治理下，已成为洱海地区不可小觑的力量。728 年，皮逻阁正式继位，他雄才大略，目光长远，将统一六诏、建立强大政权作为毕生志向。
当时，唐朝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吐蕃势力深入洱海湖区北部，对靠近其势力范围的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形成强大威慑，这三诏迫于压力，倒向吐蕃；而越析诏、蒙巂诏及蒙舍诏则因各种考量，仍与唐朝保持密切联系。唐朝为遏制吐蕃扩张，急需在洱海地区扶持一个强大且忠诚的势力，皮逻阁领导下的蒙舍诏，凭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较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对唐朝的恭顺态度，成为唐朝的最佳选择。
737 年，在唐朝御史严正诲、中使王承训协助下，皮逻阁指挥蒙舍诏军队向洱海西部的河蛮部落发起进攻。河蛮虽有一定实力，但在南诏与唐朝联军的夹击下，防线迅速崩溃，南诏顺利夺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太和街道）。太和城地处洱海平原核心位置，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战略意义重大。占领此地，使南诏在洱海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为后续统一战争赢得关键据点。
此后，皮逻阁以太和城为基地，制定各个击破的战略。738 年，在严正诲、王承训持续助力下，南诏军队兵锋直指蒙嶲诏。蒙嶲诏实力本就弱于南诏，又孤立无援，很快被南诏大军攻克。紧接着，越析诏也在南诏凌厉攻势下覆灭。其余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虽负隅顽抗，但在南诏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巧妙的政治分化下，相继败亡。短短一年内，皮逻阁成功兼并五诏，结束了洱海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实现区域统一，南诏国雏形初现。
738 年九月，统一六诏的皮逻阁迎来唐朝的重要册封。唐朝派遣中使李思敬持节前往南诏，重申此前赐予皮逻阁的 “蒙归义” 之名，并正式册封其为云南王。这一封号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唐朝对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功绩的认可，更是唐朝借助南诏稳定西南边疆的政治手段。通过册封，唐朝将南诏纳入自身的羁縻统治体系，期望南诏作为藩属，抵御吐蕃侵扰，维护西南地区的政治平衡。
对南诏而言，获得唐朝册封，意味着在政治上获得了正统地位，极大提升了南诏在西南各民族、部落中的威望。皮逻阁以此为契机，着手构建南诏的政治体系。他参照唐朝制度，设立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大军将等官职，负责处理国家政务与军事事务，构建起一套等级分明、职责明确的官僚体系，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上，推行 “赕” 制，将洱海地区划分为多个 “赕”，设官吏管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同时，积极吸收唐朝先进文化、技术，引进中原工匠，促进南诏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发展，使南诏社会迅速向封建化迈进。
739 年，皮逻阁将都城从巍山迁至太和城，进一步巩固对洱海地区的统治。新都城规模宏大，城防坚固，宫殿建筑气势恢宏，成为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见证了南诏走向强盛的辉煌历程。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迅速膨胀，野心也随之增长。此时，滇东爨部发生动乱，皮逻阁敏锐捕捉到扩张机遇，挥师东进。爨部长期以来受唐朝羁縻统治，内部部落众多，关系复杂。南诏利用爨部内乱，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怀柔相结合的策略，迅速兼并爨部大片土地，势力范围大幅拓展，与唐朝的利益冲突也由此加剧。
唐朝对南诏在滇东的扩张极为警惕，双方矛盾逐渐激化。750 年，阁罗凤（皮逻阁之子，南诏第二代国王）携妻子前往成都谒见唐剑南节度副大使鲜于仲通，途经姚州时，遭姚州太守张虔陀侮辱、勒索，张虔陀还上奏诬告阁罗凤谋反。阁罗凤怒不可遏，起兵攻陷姚州都督府，杀死张虔陀，占领周边三十二个小羁縻州，唐诏关系彻底破裂。
751 年，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进攻南诏，天宝战争爆发。阁罗凤起初试图求和，主动归还掳获与俘虏，解释冲突缘由，但遭鲜于仲通拒绝。唐军逼近洱海，南诏腹背受敌，无奈之下向吐蕃求援。在吐蕃支援下，南诏军趁夜突袭唐军，鲜于仲通大败，唐军六万余人阵亡。战后，阁罗凤为唐军修建万人冢，并立《南诏德化碑》，陈述叛唐非本意，而是被唐朝边吏逼迫。此后，南诏与吐蕃结为 “兄弟之国”，成为吐蕃盟国，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
天宝战争后不久，唐朝爆发安史之乱，陷入内乱，无暇顾及西南边陲。南诏与吐蕃联合，趁机多次入侵唐朝西南地区，占领越巂（今四川西昌市）、会同（今四川会理市）等地，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779 年，南诏国王阁罗凤去世，其孙异牟寻继位。同年，南诏与吐蕃联军入侵西川，却遭唐将李晟重创，联军全线溃退，南诏损失惨重。吐蕃将战败责任归咎于南诏，对南诏态度转为严苛，不仅降其封号，还在南诏征收重税、设营堡控制，要求南诏每年出兵协防，南诏不堪重负，对吐蕃日益不满。
南诏清平官郑回，原为唐朝官员，被俘至南诏后深受重用。他力劝异牟寻归附唐朝，摆脱吐蕃压迫。此时，唐朝也意识到西南局势严峻，剑南节度使韦皋积极开展对南诏的招抚工作。788 年，韦皋派判官崔佐时前往南诏，劝说异牟寻弃蕃归唐，异牟寻态度积极。793 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携重礼出访成都，正式表达归唐意愿。794 年初，崔佐时再次前往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异牟寻杀死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号，交出吐蕃金印，与唐朝使团在点苍山举行隆重盟誓，史称 “贞元会盟”。
唐朝随即册封异牟寻为 “南诏王”，赐 “南诏印”，并设置 “云南安抚使司”，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节制南诏。南诏弃蕃归唐后，摆脱吐蕃抑制，社会经济迎来长足发展。洱海地区作为南诏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各民族在长期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白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在此过程中逐渐成型。
贞元会盟后，南诏迎来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其建筑模仿唐制，大理崇圣寺塔便是南诏时期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由汉族工匠设计建造，巍峨壮观；纺织、冶炼技术在与唐朝交流中不断进步，所产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纺织技艺也达到唐朝水准。
然而，9 世纪 30 年代后，南诏与唐朝矛盾再度激化，双方战争不断。830 年，南诏攻陷成都，大肆掠夺人口、财物，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也消耗了自身国力。南诏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丛生，大臣专权现象严重。902 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发动政变，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建立大长和国，南诏宣告灭亡。
南诏作为中国云南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政治上，它建立封建集权体制，促进西南地区政治统一，为后世大理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经济上，推动农业、商业贸易发展，带动西南地区城镇兴起与经济繁荣；文化上，佛教在南诏广泛传播，对云南及东南亚北部地区文化塑造产生深远影响。南诏的崛起与发展，开启了持续五百年之久的南诏大理时代，成为西南地区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其兴衰历程为后世研究古代边疆民族政权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范例 。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
